中國式市長、現實版達康——耿彥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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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這篇文章，是風雲之聲少有的中國政治人物小記——耿彥波，他被許多人認為是李達康的現實原型。2008-2013年，耿彥波就職大同市長，憑藉一己之力在短短數年時間裡強力扭轉大同的發展方向，較好的避免了其他資源型城市的重重困境，人民群眾也對他報以「青天」的美名。
塞冬並不止步於這個個案，而是向讀者發問：自古以來「青天」有幾個？中國的經濟轉型、深化改革是繼續依靠碰運氣碰到這樣的好市長，還是需要更多制度化的約束人民？
2017年的春天，《人民的名義》橫空出世，成為一部多年難得的現象級電視劇，劇里最火的，當屬達康書記。
劇中的李達康是一位執行力爆表的工作狂，不貪不腐，不近人情，沒有家庭生活，治理城市思路清晰，能力超強，做官做人的唯一目標就是經濟增長，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可以不惜一切。
在大多數百姓看來，這是一位絕頂的好市長，原因也很簡單：官員只要肯辦事、能促進經濟增長，哪怕貪點吃點也正常，更何況這位書記私德甚佳、拒絕貪腐。
過去的十餘年裡，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城鎮化的速度和規模在人類史上可以說獨一無二，也正是達康書記這樣的一位位」中國式」書記、市長，憑藉著中國獨特製度的強大執行力，讓中國的一座座城鎮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這其中的典型代表，當屬一位明星市長——耿彥波，他也被許多人認為是李達康在現實中的原型。這位市長甚至還有一部紀錄片——《大同》，該片獲得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豆瓣評分高達9.1。
筆者在2010年左右就開始關注這位爭議極大的耿市長，過去數年一直在追蹤他的新聞和消息，今天就借著達康書記的東風，跟隨著這部紀錄片，來談談筆者對「中國式市長」的理解。
「脫煤向文」的大同
《名義》劇中，李達康最為得意的政績，就是將林城廢棄的煤炭基地改造為了高新技術產業園，把廢棄的礦坑變成了人工湖，引得省委沙瑞金書記親自調研考察。
現實中的大同，被稱為「中國煤都」，長期以來是中國最重要的煤炭基地，著名的「大秦鐵路」源源不斷將晉北的煤炭運輸到北中國大港，再流轉到全國各地。
和北中國的眾多資源型城市一樣，大同雖然坐擁煤海，但城市面貌極其落後，大面積的連片棚戶區，毫無生機活力。筆者幾年前曾深入「遊覽」過大同老城棚戶區，狀況和北京的城中村類似，污水遍地、泥土飛揚、居住條件極差，和北京不同的是，大同棚戶區大都是老年人，而北京城中村則住滿了有活力的北漂。
我們首先來看看耿彥波市長在位5年，大同所發生的變化：
下圖為2008年底的大同地圖，耿彥波上任剛半年。
下圖為2012年底耿彥波即將離任時的大同地圖，和上圖相差4年。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4年間，大同在御河東岸再造了一個新城——御東新區。和達康書記一樣，大同的新城也開發出一個大湖——文瀛湖。細心的讀者會發現，大同的老城區里出現了一塊正方形的區域。這便是耿市長的最大手筆，也是最具爭議的工程——修復大同城牆。
耿彥波的思路是：「一軸雙城，分開發展；古今兼顧，新舊兩利」，也就是說，將老城的棚戶區搬遷到新城，然後將老城打造成一座傳統文化古城，從而實現大同從煤炭到文化的產業轉型。
下圖為2009年的大同老城區，大部分為城中村和棚戶區，一副典型北方資源型中小城市的面貌。圖中可以模糊的看到大同殘存的一圈城牆遺迹。
對於棚戶區，《大同》紀錄片里，耿彥波在幹部會議上這樣說道：
下面是如今的大同老城區，城牆已經被完整的重建和修復。護城河、環城綠地公園取代了環城牆棚戶區，老城裡建築密度顯著降低，新建了許多仿古建築群。
修復後的大同城牆及護城河
新建仿古建築一例——華嚴寺普光明殿：
許多批評聲音認為，耿彥波修城牆、造仿古建築，是在批量製造假古董，並不能解決大同的問題，耿彥波的回答是：
耿彥波對大同文化牌如此有自信，一方面來源於他主政晉中靈石縣時修復王家大院所帶來的巨大效益，另一方面也來源於大同的歷史底氣：
除了「煤都」以外，大同還有另一個身份——全國首批24座歷史文化名城、北魏首都、遼/金陪都，明代北方守邊重鎮。一個很少被世人所知的事實是：全國現存的元代以前的古建築，70%都在山西，而其中建築規格最大的，就在大同。
梁思成在《大同古建築調查報告》中記述到：「大同古雁門地，北魏時號平城，自道武帝宅都於此，迄孝文帝南遷洛陽，凡九十餘載，為南北朝佛教藝術中心之一。隋唐間稍中落。石晉天福初，地入契丹，遂為遼金二代陪都，稱西京者前後二百餘年，梵剎名藍，遺留至今，有華嚴善化二寺，馳名遐邇」
下圖為大同上華嚴寺大雄寶殿，建於遼金時期，面寬53.8米、進深29米（故宮太和殿面寬64米、進深35.5米） ，其建築面積可以排名中國現存古建築top5，且唯有此殿是元代以前的。
熟悉明朝歷史的都知道，大同在明朝時期是北中國最重要的要塞之一，大同擁有規模龐大的城牆及防禦工事。
1930年代的大同城南門（圖片來源：博坤文化傳媒）如下。
後來由於戰爭破壞和解放後經濟建設，大同城牆被破壞嚴重，僅剩下不完整的土坯。大量違建棚戶區沿城牆而建，城牆成為了窯洞、停車場和建材來源。
「指哪倒哪」的市長
了解了大同的基本面，耿彥波在2008年初到大同後的思路也就清晰起來：
大同以煤炭為主的經濟結構難以為繼——近兩年資源型城市的慘狀應驗了
大同有豐富的歷史遺迹，需要將煤炭支柱轉化為歷史文化支柱
要通過歷史文化來賺錢，就得保護老城、修復城牆、再造古城
再造古城需要大面積拆遷，拆遷的經費要靠開發新區、「經營城市」來提供
因此大同的任務就是：一邊大拆老城、一邊大建新城
下圖中，耿彥波向兄弟城市領導介紹大同的拆遷工程，外市領導震驚於16萬戶的拆遷量。
耿彥波在大同的5年，被市民們形象的稱為「耿指倒」——指到哪裡，哪裡就倒。
《大同》的開頭，就是耿彥波在工地上責難工程進度。
面對拆遷任務沒完成的基層領導，耿市長直接讓其寫辭職報告。
這不禁讓人想起了李達康對待光明峰工程的態度——1周之內必須拆掉大風廠，親自守在拆遷一線，哪怕燒傷38人也要繼續推進，面對工人的安置費任務，讓基層想辦法解決，「錢不到位，主動辭職」。
對於耿式速度，耿市長是這樣解釋的：
這讓人想到李達康和高育良在呂州搭班子的時期，李達康完全推翻了高育良的城市規劃，想要實現一套自己更激進的方案，但卻被調離呂州去了林城，最終在林城實現了自己的設想。現實中，像高育良那樣求穩妥、不冒進，按部就班完成政績的領導想必也是不少，他們不像李達康和耿彥波，也一樣可以實現一些政績，一步步往上走。
耿式拆遷和耿式速度，必然也會像大風廠拆遷那樣，造成民怨。就像《大同》紀錄片里描述的那樣，許多被拆遷家庭是沒有合法手續的違建房，但一家老小已經住了三四十年，政府給予的補償達不到他們的要求，只能採取強制措施。
當然，如同全國各地所有的拆遷一樣，各種要求都是可能見到的。有的拿著病例跪求市長要一套房子，而且要離女兒單位近。
有的拿著殘疾證說6樓太高上不去，要求再多分一套房子：
對於各類情況導致的難拆遷，耿市長這樣回答：
當然，正如人們所知的那樣，耿彥波在大同得到了大多數群眾的盛讚，他們看到的是一位遠強於此前歷任市領導的好市長，這位市長4點起床，半夜回家，時常泡在工地一線，親自解決市民遇到的各種問題，「見到市長的次數比見到局長還多」。
和李達康一樣，耿彥波也是一位不顧家的市長，每天四五點起床，半夜才回家，逼得妻子跑到招商會上把他拉回家睡覺。
從「煤都」到「大同藍」
在耿彥波的領導下，大同從煤都轉變為了一座和傳統北方城市截然不同的，大氣、美麗、整潔、富有歷史文化氣息的嶄新城市。
「數據顯示，2016年大同市空氣質量二級以上良好天數達到314天，比2015年的292天，增加了22天。大同連續四年在山西省11個地市中排名第一。」
「十年前，大同的天就像扣了個黑鍋蓋，一年見不上幾天太陽，那時天灰地黑，淺色衣服不能穿，道路塵土飛揚，窗戶縫貼上膠布家裡依然一天一層灰。」
「數據顯示，2003年大同二級以上良好天數為145天，是全國空氣污染最重的十大城市之一，全國113個重點監控城市中環境質量排名倒數第三。」
——《大同藍，怎麼來的？》
http://www.sx.xinhuanet.com/2017-03/27/c_1120698158.htm
再來看看山西各市過去幾年的經濟增長情況：
近兩三年，受到煤炭價格下跌以及「塌方式腐敗」的影響，山西的經濟增長在全國都屬於倒數。在全省里拖後腿最嚴重的，負增長最厲害的，當屬長治、呂梁、朔州三市，而能保持正增長的，只有太原和大同。要知道，08-13年，耿彥波在大同當市長，13年至今，耿彥波調到了省會太原當市長。
為什麼長治、呂梁、朔州三市的GDP在近兩年負增長如此嚴重，這和他們過度依賴煤炭的經濟結構是分不開的。
下表是2014年全國各城市煤炭產量排名，第一、二位是大名鼎鼎的鄂爾多斯和榆林。接下來三位，便是朔州、長治、呂梁，然後就是大同。以朔州為例，人口170多萬，是大同的一半，但煤炭產量接近大同的2倍，其對煤炭的依賴程度自然就遠高於大同。
2015年第三產業佔GDP比重：
大同57.70%
長治37.20%
呂梁37.40%
朔州48.70%
萬民請願的「青天」
大同在短時間內從煤城變為三產比重接近60%，全年300多個藍天的「非主流北方資源型城市」，在許多大同人民眼裡，是和耿彥波密不可分的。於是，2013年初，當耿彥波在被調離大同的時候，曾經出現過數萬人遊行挽留的場景。
離職時能得到萬民請願，是自古以來中國官員都想得到的殊榮。這對於耿彥波而言，可能意義會更加重大。因為耿市長內心裡所嚮往的，是中國的古代文化，他畢生所追求的，則是古代士大夫的高尚情操。
由此可以看出，耿彥波每到一處，都致力於修復城牆、新建古城，從王家大院，到大同古城，再到現在的太原縣城復建工程。一方面來自於他對未來第三產業、特別是文化產業潮流的判斷，另一方面，則恐怕來自於他骨子裡深處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愛。
那麼問題來了，一位市長，憑藉著自己的某種信仰和熱愛、自己對某個方向判斷，就可以調動全市的資源來為自己的目的服務。
這正如高育良書記所說的：「中國目前的政治生態，就是一把手有絕對的權力」。如果碰巧這個市長執行力很強，像李達康、耿彥波那樣，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將所有政治資源、經濟資源、公檢法資源，全部為自己所用，佛擋殺佛、神擋殺神。那一個地方的好壞，就非常取決於該地是否能有一個靠譜的一把手了。運氣好，就像耿彥波那樣造福於一方，運氣不好，就如同耿彥波的山西同僚們那樣，出現塌方式腐敗。
當然了，耿彥波不是市委書記，他只是大同和太原的市長。但看得出來，這位市長和曾經還是市長的李達康一樣，深受書記支持，能夠順利的讓四大班子為自己的目標服務。
結語
2008年，耿彥波就職大同市長，2013年被調離。而2013年，對於中國經濟而言，也是個重要的年份——中國經濟結束了高速增長，大宗商品價格開始崩塌，中國的人口紅利結束，中小城市面臨著經濟下行和年輕人口減少的雙重困境。而耿彥波，提前數年預見到了這一趨勢，憑藉一己之力，在短短數年時間裡，強力扭轉大同的發展方向，提前將大同轉入下一個新的發展軌道，較好的避免了其他類似城市近年來出現的重重困境。
這樣一位典型的「中國市長」，就像《名義》里的李達康一樣，哪個城市遇到這樣的領導，都可以算是這個城市的「福分」，人民群眾也對他們報以「青天」的美名。但自古以來「青天」有幾個？沒有私心、能力還強、同時判斷力也很正確的領導是多數還是少數？中國的經濟轉型、深化改革是繼續依靠碰運氣碰到這樣的好市長，還是需要更多制度化的約束？
這是我近年來思考的一個問題，期待讀者們能和我分享您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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