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經洞的性質及其封閉原因
清末莫高窟
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發現的藏經洞，為學術界提供了大量的寫本和美術品。近一個世紀以來，對於這些資料的研究成果，已經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中古時代東西方文明的理解。
敦煌藏經洞的封閉年代和原因，關係著我們對藏經洞出土資料的正確理解和分析，是敦煌學研究者長期關心的問題。然而，由於這一問題涉及到我們對藏經洞資料的總體認識，也離不開我們對大約十一到十三世紀（宋元時代）西北地區的重大歷史事件的全面了解，因而迄今還沒有十分令人滿意的解說。
早期藏經洞周圍環境
一、敦煌藏經洞封閉原因的幾種假說
關於敦煌藏經洞的封閉，爭論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封存的原因，一是封存的年代，二者又是相互關聯的。迄今為止，學者們從各自的立場出發，對這兩點提出種種解說，歸納起來，影響最大的說法仍然是最早討論這個問題的斯坦因和伯希和。
斯坦因根據他在洞中所藏一些包裹皮中發現的一批相當數量的漢文碎紙塊、帶有木軸的殘經尾、木軸、絲帶、布包皮、絲織品做的還願物、絹畫殘片、畫幡木網架等等，認為這些東西是從敦煌各寺院中收集來的神聖廢棄物，藏經洞就是堆放它們的處所。他還根據所見寫本和絹畫題記最晚者為十世紀末的情況，推測洞窟的封閉是在十一世紀初葉【1】。其觀點可以作為「廢棄說」的代表。
伯希和根據洞中無西夏文書，而藏漢文本及絹畫、壁衣、佛像、石碑雜沓堆置，因而認為是1035年西夏入侵敦煌時為避外寇而倉皇封閉的【2】。有人稱之為「避難說」。
此後，藤枝晃教授採用「廢棄說」，他認為廢棄的主要原因是中國印本佛典取代了捲軸裝佛典，圖書館書架的重新布置導致原來的捲軸佛典的廢棄，時間在1002年以後不久【3】。
方廣錩博士也主張「廢棄說」，他提出的假設是在曹氏政權的某一年，敦煌各寺院進行了一次寺院藏書大清點，結果將一大批殘破無用的經卷、過時的文書、廢紙、幡畫、多餘的佛像等等，統統集中封存在藏經洞中【4】。而另一些學者則沿著伯希和的思路，又提出1008－1010年備戰西夏而封存說【5】、1094－1098年黑韓王朝威脅說【6】，以及在更晚的年代中找尋封閉原因，甚者認為晚到元朝【7】。
本文對這兩種看法提出質疑，並闡明自己的看法，目地是拋磚引玉，使有關藏經洞的討論立足於通盤考慮敦煌藏經洞文獻、文物以及當時歷史背景的基礎上。
今日藏經洞外觀
二、藏經洞的原始面貌及後人擾動
探討藏經洞的封閉原因和年代，首先應當儘可能地明了藏經洞所藏文獻和文物的原貌。遺憾的是在斯坦因到來之前，沒有詳細的關於藏經洞發現時情形的記錄保存下來，我們只是從1942－1943年逗留敦煌的謝稚柳先生所撰《敦煌石室記》（無出版地，署民國三十八年四月）中，得到一些簡略的報道：
王道士夜半與楊某擊破壁，則內有一門，高不足容一人，泥塊封塞。更發泥塊，則為一小洞，約丈余大，有白布包等無數，充塞其中，裝置極整齊，每一白布包裹經十卷。復有佛幀繡像等則平鋪於白布包之下，此光緒二十五年歲庚子四月二十七日事，蓋宋時避西夏之亂秘藏於此，即世所傳藏經洞也。
這裡描述的藏經洞中經卷與經帙完好保存的情形雖較簡單，但與斯坦因所述大體相同，或為謝氏得自當地民眾中流傳下來的說法，因此應予充分重視。
在藏經洞發現以後，王道士曾將其中一些精品作為標本，經肅州道台廷棟送給蘭州的甘肅藩台，甘肅藩台根本不懂得這些寫經的價值，命令將經卷原處封存，由王道士看管【8】。但王道士並沒有全部封存，而是常常取出一些書法精美的寫卷，送給達官貴人，以換取修繕莫高窟所需的費用。
1903－1904年，金石學家葉昌熾任甘肅學台，敦煌縣令汪宗翰曾送上藏經洞出土的《大中五年（851）洪辯告身牒碑》拓本、《乾德六年（968）繪水月觀音像》、絹本《水陸道場圖》、《大般涅槃經》四卷、梵文寫經三十一頁等【9】。不久，葉氏又從敦煌文人王宗海處，獲得《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百一、《開益經》殘帙、《于闐國公主供養地藏菩薩畫像》等【10】。葉昌熾建議甘肅藩台將所有古物運到省垣保存，但因運費無著，仍令敦煌地方官府原地封存。
《于闐國公主供養地藏菩薩畫像》
1904年，汪宗翰奉甘肅藩台衙門之命，將藏經洞文獻和文物檢點封存【11】。但這次封存也不徹底，仍陸續有寫卷或絹畫流出。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千佛洞藏族小僧人手中初見敦煌經卷【12】；1908年，陸季良曾從汪宗翰手獲得後唐天成四年樊宜信造絹本《藥師琉璃光如來像》【13】；同年，伯希和在烏魯木齊清朝官員載瀾處得到二件敦煌唐人寫經【14】。
斯坦因是第一位留下詳盡記載的考古學家，他根據洞中包裹的放置情形，認為在他到來之前，藏經洞上層的原貌已被打亂，有許多包裹中的分類也已混淆【15】。但是，從斯坦因的描述的情況來看，斯坦因所見到的藏經洞情形，仍然大體上保存了原本的一些狀態。因此，我認為斯坦因第二次中亞探險的正式考古報告《西域考古圖記》所記錄的情形，應當是討論藏經洞封閉原因的出發點。
《西域考古圖記》第22章，集中記載了斯坦因在蔣孝琬幫助下考察藏經洞的詳細過程。斯坦因的報告大體上是按照時間先後加以敘述的，但他又做了某些歸類。這裡只能非常簡要地按原書順序概述一下他的報告的主要內容。
第1節《藏經洞的首次開啟》，記斯坦因先是看到一捆蔣孝琬偷偷拿到他帳蓬中的漢文佛經包裹，然後是他見到的藏經洞情形，寫本包裹塞滿了洞窟，只能容下兩個人站在裡面。因此不可能在洞中檢尋這些包裹，所以在藏經洞外的大窟（16窟）中進行。最初見到的包裹中的漢文經卷保存得十分完好，由於數量太多，斯坦因放棄了讓蔣孝琬編目的計劃。接著記藏文卷子、于闐文寫本、雜紙包裹、大的幡畫包裹等等。第2節《多種語言藏書室中的發現物》，敘述斯坦因接著看到的包有他認為是廢物的一些包裹、梵文和于闐文的貝葉寫本包裹、藏文貝葉寫本包裹、回鶻文和粟特文寫卷，以及這類雜包裹中發現的如尼突厥文摩尼教懺悔詞，其中許多是完本。第3節《寫本和藝術品的獲得》，記他翻檢藏經洞最裡層的漢藏文卷子包裹的過程，並描寫了擋在寫本絹畫包裹後面的壁畫和洪辯碑的原來位置。最後是他與王道士談判而攫取寶藏的經過。第4節《對藏經洞的進一步考察》，主要是講述伯希和的收穫以及他所聽說的運送北京時的情況【16】。
根據斯坦因的記載，藏經洞中的幾乎所有的材料原來都是分類包在兩種包裹皮中的，一類是所謂「雜包裹」（mixed bundles或miscellaneousbundles），梵文、于闐文、藏文的貝葉形寫本、回鶻文或粟特文寫本捲軸及絹紙繪畫、絲織品和上面提到過的各種斯坦因認為是廢棄物的東西都裝在這類包裹皮中；另一類是所謂「正規的圖書包裹」（regular library bundles），總共有1050個裝漢文卷子的包裹，每包平均裝卷子12個左右；還有80個包裹裝藏文卷子，此外還有11個較大的藏文貝葉夾本包。
分卷經帙
斯坦因是在對藏經洞做完徹底的翻檢以後做出上述統計的，反映了他所見到的藏經洞的實貌。但斯坦因開始時是靠王道士和蔣孝琬夜間偷運來一步步接觸藏經洞材料的，而且他的分類敘述也有礙於我們精確了解藏經洞的原貌。幸運的是斯坦因《西域考古圖記》插圖200和他第二次中亞探險的旅行記《沙埋契丹廢址記》插圖194，有兩張漢文寫卷剛剛移出藏經洞的照片【17】，可以讓人們一眼就看出這些漢文卷子是整齊地一捆捆包著的，其中一個包裹皮上還可以看見「摩訶般若 海」五個字，這正是依《開元錄·入藏錄》所寫的經名和帙號，這個包裹所包的應當就是「海」字型大小的佛典四十卷本《摩訶般若經》第二帙【18】。這兩張照片確證了這些所謂「正規的圖書包裹」正是分帙存放的佛經。
然而，斯坦因當時不懂得漢文佛典在中古時代的圖書館中是分帙存放的，也未詳究為什麼許多保存完好的文獻或繪畫都包好了放置在一起，如他所列舉的69葉的梵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Ch.0079.a）、44葉的于闐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Ch.00275）（圖3）、長1108行的于闐文佛典合集（Ch.c.001）（圖4）、十五英尺長的回鶻文摩尼教讚美詩（Ch.0015）等精品【19】，他在討論藏經洞封閉時片面地強調了藏經洞中的一些殘品，而忽視了他本人所看到和介紹給讀者的大量完整的資料，從而得出廢棄說的看法。
經帙形態
斯坦因作為一個不懂漢文的西方考古學家，他當然不懂得中國古代的經帙制度，因而影響到他的結論的可靠性。但他以嚴謹的考古學方法，將他所獲得的材料一一給以了以Ch.（「千佛洞」的縮寫）為字頭的原始編號；他還用小羅馬數字作為「正規包裹」的編號，可以使人得知藏品的原貌【20】。由於王道士對漢文寫卷的興趣較非漢文寫卷及美術品要大，所以，斯坦因儘可能多地取走了「雜包裹」，而只獲得了270個裝有漢藏文卷子的「正規包裹」【21】，這樣就使得原本由1130個包裹所構成的正規藏書分散開來。
遺憾的是，斯坦因為了儘快攫取藏經洞寶藏，放棄了讓蔣孝琬隨地編製漢文寫本目錄的計劃，在《西域考古圖記》中有厚達150頁的「千佛洞所獲繪畫、木刻品、絲織品及其他各種古物登記目錄」和粟特文、回鶻文、于闐文、梵文、龜茲文的登記目錄，唯獨沒有所獲漢文寫本目錄【22】。而且，當斯坦因敦煌收集品送達倫敦後，由於資助他此次探險的是印度政府和英國博物館，所以收集品又分散入藏英國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印度事務部圖書館（IndiaOffice Library）、新德里中亞古物博物館（CentralAsian Antiquities Museum）。
更為不幸的是，入藏英博的美術品和入藏印度事務部圖書館的非漢文文獻仍保留了Ch.起首的原始編號，而原本可以反映經帙情況的漢文卷子包裹的原始編號，卻被英博在編目整理時廢棄了，代之以S.編號【23】。
今天，在倫敦，漢文佛經寫卷作為圖書資料保存在英國圖書館，而包裹這些經卷的經帙，由於大都用絲錦製成，則被作為美術品收藏在英國博物館，使帙與經卷進一步分離，目前想恢復藏經洞漢文佛典經帙合一的狀態已經不可能了。
斯坦因記錄的藏經洞情形，基本上反映了藏經洞的大體面貌。漢藏文佛典是分帙整齊地存放的，其他文字材料和繪畫也都分類包在一起。這些主體內容很難被看作是廢棄物，如完整的包在帙中的經卷，寫於十世紀末葉首尾完整的一大批于闐文佛典，983年繪製的精美觀音像（Ch.lvii.004），一大批完整的菩薩畫幡（Ch.0025等）【24】，若籠統地被當作是廢棄物，是很難理解的。
藏經洞經過斯坦因的一番折騰，在伯希和到來時已非原貌。伯希和說他所見到的情況是「洞中所棄，至為凌亂」，實是斯坦因等人翻檢的結果，而伯希和卻以此為藏經洞原狀，因而得出是西夏來侵時僧人倉皇出逃時的樣子。從這一點來看，伯希和提出的藏經洞封閉原因和年代是不足憑信的。
伯希和的文字記錄遠較斯坦因簡略，我們從中得知斯坦因記載過的那11大夾藏文佛典仍然原樣未動，而其他各種文字的卷子和貝葉寫本，大多殘缺，但也不乏精品【25】。事實上，雖然伯希和的漢文水平遠遠高於斯坦因，但他也不懂中國古代圖書分帙收藏的制度。
伯希和在藏經洞
伯希和初入藏經洞時，洞中大多數寫本仍然是分帙放置的，這可以從伯希和那張著名的藏經洞留影中看出，即在他身後堆積的寫本還包在帙中，而經他翻檢後放置在一邊的部分，則已經沒有次序可言【26】。最遺憾的是伯希和將全部藏品翻檢一遍時，明知不可能將所有藏品帶走，故訂立了幾條選擇標準，即只取背面有非漢語的卷子和帶有題記的卷子，而一般他估計已入藏的普通漢藏文寫經，則棄置未收。
從大多數研究者的角度來講，伯希和的撿選受到了很高的評價【27】，巴黎所存敦煌文書的確在許多方面優於倫敦藏卷。但是，正是這些普通的佛典，才能反映藏經洞原本的經帙合一的情形，經過伯希和這遍全面無遺漏的撿選，藏經洞中的主體藏書佛典部分，就再也不能恢復原貌了。
伯希和確是個行家，他不僅拿走了藏經洞留給今天研究者的文獻精華，而且把斯坦因所遺的幾乎所有美術品和普通藏文佛典之外的非漢語文獻，都帶回到巴黎，其中包括他在最初的報告中就已提到的一件竹製經帙【28】。1909年，伯希和曾帶這件經帙和其他一些文獻精品來到北京，出示給中國的士大夫們。羅振玉等人不僅抄錄了大量文獻材料，也記下了這件經帙【29】。
伯希和收集品和斯坦因收集品的收藏有些類似，即六千餘件寫本全歸巴黎國立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收藏，而二百多幅繪畫、二十餘件木雕、一大批絹幡、經帙以及各類絲織品，先是入藏羅浮宮，最後在1947年，全部美術品都入藏集美博物館（Musée Guimet）【30】。因此，研究文獻的人很少注意收藏在集美的原本與文獻混為一體的經帙或其他美術品，以致上面提到的那件竹製經帙裡面裱糊的一件唐代告身文書，迄今似仍不為研究唐代官文書者所知。
據宣統二年（1910）十月二十三日到的敦煌縣檔案記載，在光緒三十四年（1908），王道士已將一些經卷，裝成兩個木桶，封釘堅固，中立木柱，安於佛殿，名曰轉經桶。1910年，清朝學部電令甘督，將所余經卷悉數運到北京收藏。但敦煌縣政府雖稱「盡其洞中所存者一律搜買護解省垣」，但敦煌縣官府草率從事，經桶原封未動，而且大量藏文卷子和夾板貝葉寫經也不在取限。此次官府收取未盡，大量寫本流散於當地民眾手中【31】。而所謂轉經桶，不過是王道士欺騙官府的把戲，我們可以想見他一定還窩藏了不少寫經和絹畫，以致於1911－1912年到敦煌的大谷探險隊、1914年的斯坦因，都從王道士那裡買到數百件敦煌寫卷和一些絹畫【32】。
1914－1915年的奧登堡，也從當地收集了大量殘卷【33】。因此，真正入藏北京圖書館的藏經洞材料，主要是些漢文寫經，它們本是斯坦因、伯希和、王道士的「劫餘」之物【34】，進而，這部分寫卷在途中和進京後又經人為截取精華，而將普通佛典斷為數段充數【35】。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北京圖書館藏卷往往一件寫經斷為十五、六截的殘狀【36】。這種人為造成的殘損不完的情形，不是藏經洞藏卷的原貌，也不能作為所謂「廢棄說」的根據【37】。
以上簡要地概述了藏經洞寶藏流散的大致過程，力圖從斯坦因最原始的考察報告中找尋藏經洞的原貌，由此確認藏經洞原本是分帙封藏著的大批佛典，同時也精心保存著許多信士供養的佛畫，還有一些殘紙和絲織品殘片等。
斯坦因以後，藏經洞原貌已亂，藏品經過多次分割，形成今天我們在各個收藏單位見到的敦煌殘卷的樣子。然而，這種今天的保存狀態不是藏經洞的原貌，據此聲稱藏經洞中的材料都是廢棄物，是難以使人信服的。
三、唐五代敦煌經藏的缺經情況
我們在批評持「廢棄說」者忽視藏經洞內較為完整的經卷和美術品的同時，也不否認其中也有相當數量的佛典殘片和絲織品殘塊等今天人看來應當廢棄的東西。這些東西是否是廢棄物，這關係到我們對五代宋初敦煌地區各寺院的收藏情形的認識。
斯坦因提出「廢棄說」的時候，對唐宋時代敦煌佛教寺院的情況可以說所知甚少，因為那時大多數漢文文書尚未作過研究。今天，經過學者們半個多世紀的努力，我們可以大致窺知當時寺院藏經以及其他供養具的收藏情況，從而可以對藏經洞中的這些殘件給以一個比較圓滿的解說。
唐代前期，敦煌佛教已很興盛。武周時，莫高窟有千窟之多。吐蕃佔領敦煌後，大力扶持佛教，寺院及僧尼數量大增。歸義軍繼續了吐蕃時期崇佛的作法，佛教處於獨尊的地位，敦煌佛寺也從吐蕃時期的十六座增加到十七、八座【38】。在這十餘座寺院中，以龍興寺最大，它是唐朝以來敦煌的官寺，位於沙州城內，臨近州衙。不論吐蕃時期的都教授，還是歸義軍的河西都僧統，其治所都在龍興寺中【39】。設立於莫高窟前的三界寺遠離州城，是五代時期敦煌十七寺中較小的一個，它的創立遠較龍興、開元、靈圖等大寺為晚，其藏經和其他供養具也無法與大寺相比。但無論是敦煌的大寺還是小寺，佛藏和供養佛像的殘缺都是十分普遍的情況。
我們舉大寺龍興寺為例。P.3432是《吐蕃時期敦煌龍興寺供養佛像佛經等歷》，其中登錄了龍興寺所藏的佛像、佛經、衣物和法器等【40】。其中登錄的一部大藏經，是按《大唐內典錄·入藏錄》的順序排列的，依《內典錄》，可知這部藏經有些帙不具足，有缺經情況【41】。
更值得注意的是有關佛像畫幡和經巾的記載，如「又小珠幡貳，不堪受用；又故金花幡叄，不堪受用」；「緋絹經巾，色絹裹，白練畫緣，長兩箭，闊壹箭半，不堪受用；又經巾壹，花羅表，紅絹里，長壹箭半，闊叄尺伍，不堪受用；故黃絹額，長壹丈叄尺，不堪受用」【42】。這些已經不堪使用的佛像和經巾，仍然保存在龍興寺中而不被廢棄，根據下引敦煌文書和藏經洞出土幡畫和經帙的古人修裱情形，它們等待的是修復，而不是廢棄。
龍興寺的缺經情況以後並未見好轉，P.3852背記：「戊辰年九月七日，奉處分龍興寺大藏經，准《入藏錄》點勘經律論集傳等，除見在，無者謹具數目如後：見欠經四百七十二卷；律共欠八十卷；論共欠三百一卷；集共欠一十四卷；賢聖傳共欠二十一卷。經律論傳集等都共欠八百八十八卷。」戊辰可能是大中二年（848）【43】，反映了吐蕃末年敦煌龍興寺所欠佛典並未補足。
P.2613《唐咸通十四年（873）正月四日沙州某寺交割常住什物歷》所記該寺佛像等供養具的情況也與龍興寺類同：「又破碎珠幡貳，不勘受用。故破碎高離（麗）錦經巾壹，麴塵絹里，每面各長壹箭半。」「故破黃綾鐧經巾壹，長叄箭，不勘受用。」「故破花羅經巾壹，不勘用。」「破碎生絹菩薩旛貳拾肆口。」【44】在這份什物歷中，最不勘受用者，標明「次籍除」，即下次登錄時除掉。所除者多為一般寺用日常生活什物，而大多數破碎的供養具從未廢除。這反映了當年敦煌各寺對供養具的珍視，也說明不勘使用的佛像存於寺中是當時普遍的現象。
佛典的缺失直到宋初仍未改變，S.2142《佛典目錄》題記云：「大唐（宋）乾德二年（964）歲次甲子四月二十三日，經司僧政惠晏、法律會慈等點檢《大般若經》兩部，欠數較多，未得成就。同日，法律海詮請藏《大佛頂略咒本》一卷，法律會慈請藏細字《最勝王經》兩卷，計一部。」此時敦煌佛教教團所屬的經司都無法配全藏經，更不用說一些一般的寺院了。
從吐蕃時期（867－848）到五代宋初，敦煌各寺佛典的缺欠是普遍的現象，在敦煌文書中有許多的這一時期的欠經目錄、缺帙錄、補寫佛經目錄、向中原乞經狀等等【45】，說明了這種情況的持續存在。
相比而言，較小的三界寺所藏佛典和幡畫的情況更差。敦煌研究院藏0345號《三界寺見一切入藏經目錄》有如下題記：「長興五年歲次甲午（934）六月十五日，弟子三界寺比丘道真乃見當寺藏內經論部〔袟〕不全，遂乃啟顙虔誠，誓發弘願，謹於諸家函藏，尋訪古壞經文，收入寺〔中〕，修補頭尾，流傳於世，光飾玄門，萬代千秋，永充供養……應有藏內經論，見為目錄。」據施萍婷先生研究，此卷是道真清理三界寺藏經目錄，北京圖書館新0329號《見一切入藏經目錄》則是收集修補佛經後的登錄，其中也有同上題記，只是最後一句改為「應有所得經論，見為目錄」；而S.3624是該目錄的繕清本，惜僅存24行【46】。
三界寺藏經
從記載較全的新0329所登錄的藏經來看【47】，補充後的三界寺經藏仍然是部帙不全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道真修補的這部不全的藏經中，有一些正統佛藏排斥的三階教經典、疑偽經和禪籍，如《大乘無盡藏法》、《閻羅王受記》、《八陽神咒經》、《父母恩重經》、《無量大慈教經》、《善惡因果經》、《歷代法寶記》等。這個目錄有助對於我們理解藏經洞所含佛典的情況，即部帙不全，疑偽混雜【48】，如果用按《開元錄》組織的唐五代寺院中完整規範的藏經來要求藏經洞藏品，當然就會認為它們是廢棄物【49】，但當年的三界寺藏經本來就是如此地殘缺不全和真偽混亂。敦煌佛教發展到五代，疑偽經大行，這是民俗佛教盛行的結果。道真並非學問很深的義學法師，S.3147就是「三界比丘道真受持」的偽經《閻羅王授記經》【50】，可見他將疑偽經入藏在當時是理所當然的，我們不能用唐五代長安、洛陽一些皇家官藏的情形來要求處於窮鄉僻壤的敦煌三界寺藏經。
敦煌疑偽經
道真的修補佛典工作在934年以後並未終止，S.5663《中論》第二題記：「乙未年（935）正月十五日，三界寺修《大般若經》兼內道場課念沙門道真，兼條修諸經十一部，兼寫《報恩經》一部，兼寫《大佛名經》一部。道真發心造《大般若》〔袟〕六十個，並是錦緋綾具全，造銀番伍拾口，並施入三界寺；銅令（鈴）香盧（爐）壹，香兼壹，施入三界寺。道真造劉薩訶和尚，施入番二七口，銅令（鈴）香盧（爐）壹，香兼花氈壹，已上施入和尚，永為供養。道真修《大般若》壹部，修諸經十三部、番二七口、銅令（鈴）香盧（爐）壹、香兼壹、經案壹、經藏一口、經布一條、花氈壹，以上施入經藏供養。」【51】可見道真不僅修補諸經，還造經帙，繪寫佛像【52】。
敦煌文書中有關道真的材料以S.4915《雍熙四年（987）沙州三界寺授菩薩戒牒》最晚，可以推知他的收集修補佛經的工作持續進行。S.6225一面寫「三界寺比丘道真諸方求覓諸經隨得雜經錄記」，另一面也是道真手跡，寫「集《大般若經》一部六百卷，具全；又集《大般若經》一部，未全；《大涅槃經》三部，《大悲經》三卷，具全；《經錄》一本」，這是道真收集佛經的簡單隨記，意思是說他集成了一部完正的《大般若經》，還有一部不全的《大般若經》及《大涅槃經》三部，《大悲經》三卷等。又S.6191也是道真所寫：「雜《大般若經》，或有施主及官家缺袟號處，取添袟內，計十卷。」【53】這是說他續得的十卷《大般若經》已是多餘的本子，如其他施主或官家藏經有缺，可以此補充。
這些成果應是934年以後陸續取得的，說明了道真收集佛經的成績，也告知我們他這樣集合的佛典必然會有大量的副本。三界寺是個小寺，無法僱用大量寫經生來抄寫佛典，所以道真採用從各寺收集古舊佛典抄本，修補集成的作法，藏經洞出土的一些非三界寺的寫卷，應當就是這樣從各處收羅來的結果，而現在我們所見到的敦煌佛經寫本，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出自不同時代、不同抄書手、有不同寺院的藏書印，其原因就是它們原本是集成的。
另外，因為莫高窟是敦煌民眾供養佛像和佛經的主要場所之一，所以，在三界寺中應當有相當數量的供養經和畫。而且，我認為道真從各寺收羅來的古壞經文，也作為有待修補的材料保存在三界寺，並最終進入藏經洞。
斯坦因所見藏經洞中的殘經廢紙、木軸引首、經帙殘片及絲帶等，是作為修補佛經、經帙、絹畫的材料而保存在那裡的，它們對於敦煌的一些大寺可以說是廢物，但對於三界寺來說，卻不能說是廢品。
在倫敦和巴黎所藏的敦煌寫本中，還有相當一批殘片實際上是揭自一些絹紙繪畫和經帙經卷的，在倫敦，館方把這些殘片放在總編號的後面順序給號，使得倫敦殘卷的數量不斷增加；而巴黎國立圖書館則將這些殘片放在所揭自的卷子後面，編作bis或piece1，2，3……這些殘片本是古代僧人修復絹紙繪畫和經帙經卷的，在藏經洞開啟時並不存在，它們是一些完整文物的組成部分【54】。遺憾的是，揭出的這些材料越來越多，給人以藏經洞文獻十分零亂殘碎的印象，甚至成為「廢棄說」的證據。
四、藏經洞的主體佛典和絹畫原本應是三界寺的藏經和供養具
道真曾以沙州釋門僧政的身份簽發《辛亥年（951）臘八燃燈分配窟龕名數》【55】，似可證明道真所在的三界寺位於莫高窟前。除了上面提到的藏經洞文獻和文物與三界寺藏經和供養具之間的種種聯繫外，敦煌寫經中帶有寺院標記（包括藏書印、寺名縮寫等等）的寫本，無疑以三界寺最多【56】。斯坦因推測三界寺藏書室的藏書應是藏經洞文獻的主要來源【57】，藤枝晃也持這種看法【58】。
藏經洞原本是歸義軍初期的河西都僧統洪辯的影窟【59】，大概是因為距三界寺寺址較近，故此在十世紀中葉漸漸成為道真收羅古壞經卷修補佛典的儲藏所，放置佛典殘卷和一些供養具。其中既有完整的藏經，也有絹畫、法器乃至殘經。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它一直是由道真管理的。
佛典和佛畫無疑是藏經洞所存文獻和文物的主體，它們原本是屬於三界寺的財產。這裡有五世紀初葉以來寫的各種佛教典籍，有些雖然殘缺，但在十世紀的道真眼裡，它們無疑是珍貴的文獻，就象今天北京圖書館所藏的宋版書一樣，雖然大都殘缺不完，但卻被精心地保存著。而許多十世紀末期所寫的佛典和所繪的絹畫，則更難說是廢棄物了。這些文獻和文物全都包好一起整齊地存放在洞中的情形，也不能使我們認為是一堆廢棄物。如果說印刷術的發明帶來的書籍形制的變化導致了寫卷的廢棄，則無法解釋絹畫和刻本本身的存在。
況且，雖然有北宋頒給沙州刻本藏經的可能【60】，但即使這部藏經運到了沙州，也不會入藏三界寺。俄藏F.32A記有：「施主敦煌王曹宗壽與濟北郡夫人氾氏，同發信心，命當府匠人，編造帙子及添寫捲軸，入報恩寺藏訖，維大宋咸平五年壬寅歲五月十五日記。」【61】說明遲至1002年，沙州官府仍在抄寫捲軸式佛經，所以，藤枝晃教授的廢棄說理由也是不充分的。
人們根據現在在各國圖書館中所見到的情景，都籠統地說敦煌寫本多為殘卷，但事實上並非完全如此。韋陀（R. Whitfield）教授在《西域美術》一書的前面，刊布了南北朝隋唐寫經的一些精品：S.4367《道行般若經》、S.81梁天監五年（506）寫《大般涅槃經》、S.1427北魏永平四年（511）寫《成實論》、S.2154隋開皇九年（589）寫《佛說甚深大迴向經》、S.2295隋大業八年（612）寫《老子變化經》、S.4209唐咸亨三年（672）寫《妙法蓮華經》【62】。在倫敦藏品中，有許多長達十米以上的佛經寫卷（圖8），不少是首尾完整的（圖9）【63】。
從當時三界寺的藏經情況看，要想奢望根據藏經洞出土寫卷復原一部完整的《開元錄》大藏似乎是不可能的，但《開元錄》是當時三界寺藏經的主要依據，所以按《開元錄》來點勘藏經洞寫卷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敦煌大藏經》編輯委員會編纂的《敦煌大藏經》，是這種點勘藏經洞寫經的一項成果【64】，使我們多少能夠看出當年三界寺藏經的一些情況，但由於俄藏文獻尚未全部影印出版【65】，而許多散藏文書還未公布，目前我們還無法全面明了藏經洞反映的三界寺藏經的詳情。
由於大多數經帙被當作美術品放在博物館中，已經發表的一些精品都是作為研究花紋圖案、經緯線等方面而公布的【66】，所以我們尚難了解經帙的全貌。保存在英國圖書館的一些紙質或麻布經帙，為了揭出粘在上面的文書材料，大都已經拆開，只保留了幾件作為標本【67】。據稱，北京圖書館藏有經帙34件【68】。這些經帙的存在，證明了藏經洞所藏寫經是按帙存放的。但這些經帙到底有多少，尚有待我們去作系統的整理。
大多數研究藏經洞封閉的學者，往往忽視了大量絹紙繪畫和絲織、刺繡等美術品的存在。上面已經提到過，在這些美術品中，不乏精美完整之作，今人看了都愛惜不已，當年敦煌的信士僧人怎麼會將其廢棄? 據美術史家的考察，這些繪畫品的年代大都為九、十世紀的作品，有些是接近十世紀末才完成的，它們作為三界寺的供養具尚未到「不勘受用」的時期。
今天，我們很容易地從韋陀編三卷本《西域美術》（The Art of Central Asia）彩色圖錄中看到斯坦因收集品中的精美繪畫【69】，也可以在即將出版的秋山光和先生等編二卷本《西域美術》彩色圖錄中看到集美博物館藏的伯希和同類收集品【70】，這是持「廢棄說」者不應迴避的藏經洞文物。依我的看法，如果沒有反佛的外力的促使，這些絹畫是不會封存的。
還有一個要考慮的因素是非漢語文獻，一般認為藏經洞中的藏文寫本一定是廢物，因為藏人對敦煌的統治早在848年就結束了。但是，吐蕃對敦煌的長期統治，對敦煌佛教有著決定性的影響，象吐蕃高僧法成在吐蕃統治結束時，並未隨吐蕃勢力退走，而是聽從曾跟從他念經的弟子張議潮的勸請，留在敦煌講經【71】，法成所使用的藏文經典不會馬上就被廢掉【72】。而且，烏瑞（G. Uray）和武內紹人兩位先生的研究成果表明，直到十世紀末，藏文仍然是河西地區的通用語言之一【73】。考慮到大量吐蕃、退渾、通頰等部落在敦煌的存在，似不能說在藏經洞封閉時這些藏文文獻都已成為廢棄物了。
敦煌是絲綢之路上的一個重要城市，其他語言在這裡流行的情況也是一樣。在敦煌，八世紀時曾有一個人數頗多的粟特人聚落【74】，吐蕃統治以後，由粟特人組成的從化鄉已不復存在，但粟特人還要經過一段漫長的時間才可能消失，所以，藏經洞里出有十世紀的粟特語文獻是不足為奇的。回鶻、于闐文獻的保存更容易理解，因為曹氏與甘州回鶻和于闐王國有姻親關係，終十世紀，敦煌與甘州回鶻、西州回鶻和于闐王國間的往來不斷，許多回鶻和于闐人長時期留在敦煌，許多回鶻、于闐文佛典或文書就出自這些人的手筆【75】。
同時，歸義軍的僧俗民眾也不乏懂得回鶻、于闐文者，我們舉幾條屬於十世紀曹氏歸義軍時期的材料。S.5448《渾子盈邈真贊》云：「明閑禮則，傳戎音，得順君情；美舌甜唇，譯蕃語，羌渾嘆美。」渾子盈死於925年。P.2991《張靈俊邈真贊》云：「杏壇流訓，梵漢翻傳。」靈俊卒於936年前後【76】。又敦煌研究院藏001號+董希文舊藏+P.2629《歸義軍官府酒破歷》（964年）中，記有「孔目官修西州文字」，「案司修甘州文字」，「供修甘州文字孔目官」，「案司修西川（州）文字」，「供修于闐文字孔目官」等【77】，沙州案司孔目官所修西州或甘州文字，即指回鶻文無疑，于闐文字則指于闐語。
總之，不論是漢文佛典，還是藏文文書，也不論是絹紙繪畫，還是回鶻、于闐文獻，我們如果把它們放在公元十世紀，而不是今天已被局限的目光里，我想藏經洞的主體材料不應是廢棄物。根據以上的論說，我認為藏經洞的主體文獻佛典和供養具，原是三界寺的藏經和資產。
五、藏經洞封閉原因之蠡測
佛教教團將殘經破像廢棄掩藏起來，的確是佛教的傳統作法。我們難以接受「廢棄說」的原因之一，是藏經洞作為這樣一種廢棄方法的掩埋處所似乎太大了些，因為如果自五世紀以來的寫經早已是廢物的話，不應一總放在這個窟中，而是早就放在佛像中或其他什麼地方了。1965年在莫高窟第125－126窟前地袱和第130窟底層壁畫下岩洞等處發現的北魏唐代殘刺繡、絹繪佛像和雕板捺印佛像等【78】，是屬於這種廢棄方式的廢棄物。而敦煌藏經洞的封閉，應當另有原因。
上引俄藏F.32號1002年的施入記是目前所知最晚的一件藏經洞出土文書，此前的紀年寫本大體上持續不斷，而此後有年代的寫本迄今尚未發現。從現存寫本年代的累計，可知藏經洞的封閉應在1002年以後不久，不應晚到伯希和提出的1035年西夏的到來【79】。
伯希和時代，人們對西北歷史的了解還比較有限，因此找了一些較晚的歷史事件來解釋藏經洞的封閉原因和年代。在經過多年來對唐宋時期西北歷史的探討之後，我以為最有可能促成藏經洞封閉的事件，是1006年于闐王國滅於黑韓王朝一事。
從1002年往後，西北地區最重要的歷史事件，首先就是1006年于闐佛教王國滅於信奉伊斯蘭教的黑韓王朝【80】。因為于闐與沙州的姻親關係，970年于闐國王曾致函其舅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請求發兵援助抵抗黑韓王朝【81】。當于闐陷沒後，大批于闐人東逃沙州，甚至遠到青海【82】。在藏經洞中有一批相當完整的于闐文佛典，許多是Vi?a』 ?ura（966－977）和Vi?a』Dharma（978年以後在位）時寫成的，如Ch.00274《佛本生贊》、Ch.i.0021b《金剛乘文獻》等，他們或許是寫後不久，就在佛教像法滅盡思想的影響下帶到敦煌保存起來的，也可能就是逃難的于闐佛教僧人帶來的【83】。
于闐僧人所帶來的伊斯蘭東進的消息，要比信佛的西夏人到來的消息可怕得多，因為黑韓王朝是經過近四十年的血戰才攻下於闐的，他們對於闐佛教毀滅性的打擊【84】，應當是促使三界寺將所得經卷、絹畫等神聖的物品封存洞中的直接原因。而由於黑韓王朝並未馬上東進，所以，封存活動是主動而有秩序地進行的，並且在封好的門前用壁畫做了必要的掩飾【85】，以致當事者離開人世後被人們長期遺忘。
在敦煌藏經洞封閉年代的研究中，時常有人提出一些材料，來說明藏經洞的封閉要晚於伯希和提出的的1035年。通觀這些材料，可分為兩類。一類是與西藏、回鶻、西夏相關的材料，如羅斯（E. D. Ross）提到的元至正十年（1350）所寫回鶻文佛典【86】，韓廷頓（J. C. Huntington）舉出的西藏風格的絹畫【87】。這些材料應當出自莫高窟北區的第464窟（伯希和編號181窟）。斯坦因、伯希和已經指出，在他們到來之前，王道士曾將別處發現的晚期材料放入藏經洞，伯希和還特別指出他在洞中見到的清光緒年間刊印的小本道經，它們不能作為藏經洞封閉年代的證據【88】。雖然這一事實累經羅斯、羅那塔斯（A. Rona-Tas）、韋陀等人強調【89】，但仍有人時而忘掉這一點。
另一類則是確為出自藏經洞的漢文文書。譚真先生認為P.3810《養生神仙粥食方》中，有「山藥」一名，應是避宋英宗（1064年即位）諱而改「薯蕷」為山藥【90】。畢素娟先生認為P.2159背遼僧詮明著《妙法蓮華經玄贊科文》是1006－1020年間傳入敦煌的【91】。陳祚龍先生以為S.4358《李相公嘆真身》系抄自宋仁宗1031年所撰的《佛牙贊》（《佛祖統記》卷四五）【92】，李正宇先生持同樣看法【93】。
相對於數萬件屬於1002年以前的藏經洞文獻，這幾條證據顯得十分孤單，而且，我們也可以作另一種解釋。關於P.3810中的「山藥」，雖然說者查閱了大量文獻，認定即「薯蕷」的諱改，但宋以前的醫書許多已殘缺不全，不能肯定山藥不是「薯蕷」之外的另一種藥材【94】。把遼僧詮明著作的傳入敦煌放在1006－1020年間的根據，僅僅是因為史料記載統和開泰年間遼與沙州之間往來不絕，並無實證。據考，詮明此書完成於965－1002年間，995年經敦煌往西天取經的僧道猷，曾把北京石壁沙門傳奧的《梵網經記》帶到敦煌【95】，也不排除他把詮明著作於此時一併攜來的可能性。宋仁宗的《佛牙贊》與《李相公嘆真身》文字基本相同，當出一源，但《佛牙贊》的文字似更典雅，我以為其傳抄關係正相反，即先有《李相公嘆真身》，輾轉又由佛教徒安在了宋仁宗身上了，如果先有宋仁宗《佛牙贊》，則敦煌抄本必然標明為宋仁宗詩，這樣更具影響力，稱《李相公嘆真身》，反映了它來自民間，而且早於所謂宋仁宗《佛牙贊》的蛛絲馬跡。
敦煌本《景德傳燈錄》之一種
此外，還應指出的是，俄藏敦煌寫本目錄中著錄了兩件《景德傳燈錄》【96】，此書是1004年編成，敦煌學界也常有人以此為藏經洞最晚的寫本之一【97】。按這兩件寫本，一件編號F.229b（M.897），確為《景德傳燈錄》。這件寫本的正背內容和行款格式，都與馬伯樂著錄的斯坦因在黑城（哈拉浩特）所獲KK.II.0238（K）號寫本相同【98】，根據最近英國圖書館寄來的照片，我發現英俄分藏的兩件寫本實為同一寫本所撕裂的散葉【99】。故此件可排除於敦煌寫本之外。另一件編號Dx.1728（M.2686），殘存一紙下半十行文字，俄藏目錄在《景德傳燈錄》一名後加了問號【100】，1991年訪聖彼得堡時，我也曾見到此件原物，確為敦煌文書，然審其內容，實為唐開元間成書的早期燈史《楞伽師資記》凈覺序的殘文，與《景德傳燈錄》毫無關涉【101】。
總之，某些被認為是藏經洞出土的晚於1002年的材料，大多可以指出它們的其它來源或誤解之處。
藏經洞的封閉問題涉及到歷史、宗教、美術、語言、文學、考古等各個方面，本文試圖對藏經洞的封閉原因和年代提出一種解說，但決不敢說這一問題已經解決。相反，筆者的目的是提出問題，希望相關學科的專家能從各自的立場出發，對自己所熟悉的材料作出具體的分析，以期通過藏經洞問題的研究，加深我們對藏經洞寶藏的認識。
[1] A. Stein, Serindia, II, Oxford 1921, p.820. 按Serindia（西域考古圖記）全稱Serindia. Detailed report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共五卷，是斯坦因第二次中亞探險的正式考古報告，有關斯坦因獲取敦煌藏經洞寶藏的記錄以此書最詳。此外，斯坦因第二次中亞探險的個人旅行記Ruins of Desert Cathay:Personal narrative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兩卷本，倫敦1912年出版，也有內容大致一樣的記錄。可惜以上兩書尚無中譯本，國內學者常常引用的向達先生譯《斯坦因西域考古記》（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版）或王竹書先生譯《斯坦因千佛洞取經始末記》（《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9卷第5期，1935年），所據原本為On Ancient Central-AsianTracks. Brief narrative of three expeditions in Innermost Asia andNorth-Western China，1933年倫敦出版。這是斯坦因在美國所作關於他三次中亞探險的概要講演稿，有關藏經洞的記載較上述兩書要簡單得多。Jeannet Mirsky, Sir AurelStein: Archaeological Explorer（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一書第14章，摘錄了Ruinsof Desert Cathay所記斯坦因得到藏經洞寶藏的主要段落。此書已有田衛疆等人的中譯本，題《斯坦因：考古與探險》，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1992年版，雖有些地方有所誤譯（如將「貝葉本」譯作「菩提」），但可供參考。本文主要利用斯坦因的正式報告Serindia，輔以Ruins of Desert Cathay。
[2] P. Pelliot, 「Une bibliothèque médiévale retrouvée au Kan-sou」, Bulletin de l』Ecole Fran?aise d』Extrême-Orient,VIII, 1908, p.506；陸翔譯《敦煌石室訪書記》，《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9卷第5期，1935年，7－8頁。持伯希和說者有，L. Giles, Six Centuries at Tunhuang, London 1944,p.5；蘇瑩輝《跋黑城所出西夏時寫本佛教偈名卷子》，《敦煌論集續編》，台灣學生書局，1983年，231－240頁；閻文儒《莫高窟的創建與藏經洞的開鑿及其封閉》，《文物》1980年第6期，61－62頁。
[3] Akira Fujieda, 「The Tun-huang Manuscripts」, Essays on the Sources for Chinese History, Canberra 1973, p.128; 「Une reconstruction dela 『bibliothèque』 de Touen-houang」, JournalAsiatique, CCLXIX, 1981, pp.65-68；魏英邦譯《敦煌「藏經洞」的一次復原》，《敦煌學研究》（《西北師範學院學報》增刊），1984年10月，96－97頁。
[4]方廣錩《敦煌藏經洞封閉原因之我見》，《中國社會科學》1991年第5期，213－223頁。
[5]白濱《試論敦煌藏經洞的封閉年代》，《一九八三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文集石窟藝術編》上，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340－357頁。
[6]殷晴《敦煌藏經洞為什麼要封閉?》，《文物》1979年第9期，6頁。
[7]陳垣《敦煌劫餘錄》序主宋皇祐五年以後說，見同書，北平，1931年，3－4頁；張維《隴右金石錄》卷五主元末說；關百益《敦煌石室考略》主成吉思汗西征時說，見《河南博物館館刊》第1集，葉13；石璋如《關於藏經洞的幾個問題》舉莫高窟有慶曆六年題記，以支持陳垣說，見《大陸雜誌》特刊第2輯。
[8] Serindia, II, pp.802,803-804.
[9]葉昌熾《緣督廬日記》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三十年八月二十二日條。
[10]《緣督廬日記》光緒三十年九月初五日條。
[11]見汪宗翰在送給葉昌熾的絹畫上所寫的題記：「光緒三十年四月朔，奉檄檢點經卷畫像。」後此畫歸烏程蔣氏，並印入《藝術叢編》第三冊。參看衛聚賢《敦煌石室》，《說文月刊》第3卷第10期，1946年，24頁。
[12] Serindia, II, p.802.
[13]曹元忠《沙州石室文字記》序，收入《敦煌石室遺書》，1909年刊。
[14]秋山光和《伯希和調查團的中亞旅程及其考古學的成果》，《佛教藝術》第20號，1953年，64頁。
[15] Serindia, II, p.813.
[16] Serindia, II, pp.807-830.
[17]這兩張照片不難見到，前者又見於Ruins of Desert Cathay, fig.188；《斯坦因西域考古記》第86圖；後者又見於P. Hopkirk, Foreign Devils on the Silk Road (OxfordUniversity Press 1980), pl.11；楊漢章漢譯本《絲綢路上的外國魔鬼》（甘肅人民出版社，1982年），圖版第4頁。199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英藏敦煌文獻》第1卷也收載了這兩張照片。
[18]方廣錩《八－十世紀佛教大藏經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351頁據《敦煌吐魯番文物》（香港中文大學博物館，1987年）一書轉載的這幅照片，正確地指出了「圖面上是一帙帙包卷的經卷」，並確定了「照片上的那帙是《摩訶般若經》第二帙」。遺憾的是他把這幅照片當作是伯希和所攝，見所撰《敦煌經帙》（1992年敦煌學術研討會論文，北京房山）第4頁，從而忽視了它在研究敦煌藏經洞封閉問題上的價值。
[19]後來各種語言專家對這些文獻的解讀，進一步肯定了斯坦因從外觀所確認的價值。Ch.0079.a見E. Conze, 「Preliminary Note on aPraj?āpāramitāManuscript」, Journal of theRoyal Asiatic Society, 1950, pp.32-36; Ch.00275見S. Konow, 「The Vajracchedikā in the old Khotanese version of Eastern Turkestan」, 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 vol.I, ed. by A. F. R. Hoernle (Oxford 1916),pp.214-288, pls.V-XIV; Ch.c.001是由六種文獻組成的密教經典集，見田久保周譽《敦煌出土于闐語秘密經典集之研究》（東京，1975年）及R.Emmerick, A Guide to the Literature ofKhotan (Tokyo 1992), pp.21-22; Ch.0015見A. von Le Coq, 「Dr. Stein』s Turkish Khuastuanift from Tunhuang」,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11, pp.277-314；李經緯《古代維吾爾文獻〈摩尼教懺悔詞〉譯釋》，《世界宗教研究》1980年第3期，57－78頁。
[20] Serindia, II, p.814，n.2; p.836, n.13.
[21] Serindia, II, pp.824-825.
[22] Serindia, II, pp.937-1088「List of paintings, woodcuts, textiles, and miscellaneous antiques recoveredfrom Ch』ien-fo-tung」, pp.924-925 「List of Sogdian and Turkish manuscripts fromCh』ien-fo-tung」; III, pp.1432-1459是Hoernle編的「Inventory list of manuscripts in Sanskrit, Khotanese, and Kuchean」.
[23] Serindia, II, p.814, n.2.
[24]這些精美的繪畫，大部分發表在Serindia, IV, pls.LVI-XCIX; A. Stein, TheThousand Buddhas: ancient Buddhist paintings from the cave-temples of Tun-huangon the western frontier ofChina,2 vols., London 1921; R. Whitfield, The Art of Central Asia: the Steincollection in the British Museum. 3 vols., Tokyo 1982-1984.
[25] Pelliot, 「Une bibliothèque médiévale retrouvée au Kan-sou」,pp.509-529；陸翔譯《敦煌石室訪書記》，6－27頁。
[26]圖見P. Pelliot, 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 tome 6,Paris 1924.
[27]藤枝晃教授曾對伯希和這種簡選寫本的方法提出批評，見所撰「The Tunhuang Manuscripts: a general description, I」, Zinbun 9, 1966, pp.8-10.
[28]《敦煌石室訪書記》，26頁。
[29]羅振玉《敦煌石室秘錄》，《考古學零簡》，商務印書館，1923年，40頁。王仁俊曾將此告身錄入他編的《敦煌石室真跡錄》，1909年刊。
[30]參看L. Fergère, 「ThePelliot Collection from Dunhuang」, Orientations, March 1989, pp.41-42；楊漢璋漢譯文《伯希和在敦煌收集的文物》，載《敦煌研究》1990年第4期，46頁，圖版29－30。
[31]見衛聚賢《敦煌石室》一文及其所附敦煌縣檔案，載《說文月刊》第3卷第10期，1946年，24－25，37－39頁。當時，那些藏文寫本已被移到另一個洞窟，遲到1919年才作出妥善保管，見上文40頁所附敦煌縣檔案，這些藏文本後來主要歸敦煌市博物館、甘肅省圖書館、敦煌研究院收藏，見敦煌縣博物館（榮恩奇整理）編《敦煌縣博物館藏敦煌遺書目錄》，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編《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3輯，1986年，541－542頁；黃文煥《河西吐蕃文書簡述》，《文物》1978年第12期，59－63頁。
[32]吉川小一郎《支那旅行》（《新西域記》下卷所收）的有關記載，已摘入井之口泰淳《龍谷大學圖書館藏大谷探檢隊將來敦煌古寫經》，《佛教學研究》第39、40號，1984年，181－183頁；賀小平漢譯文載《敦煌研究》1991年4期，58－66頁。Stein, Serindia, II, p.830.
[33]斯卡奇科夫《1914－1915年俄國西域（新疆）考察團記》，《中華文史論叢》第50輯，1992年，109－117頁；孟列夫《1914－1915年俄國西域（新疆）考察團資料研究》，同上雜誌，119－128頁。
[34]借用陳垣《敦煌劫餘錄》的用語。
[35]斯坦因記載了在路上遺失的情形，見Serindia, II, pp.829-830；進京後的情況，見饒宗頤《京都藤井氏有鄰館藏敦煌殘卷紀略》，《選堂集林·史林》，香港中華書局，1982年，1000－1001頁。
[36]中田篤郎編《北京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總目錄》（京都朋友書店，1989年）53－155頁有綴合文書一覽；又，《敦煌大藏經》編輯委員會編纂的《敦煌大藏經》（台北，1989－1991年）各卷的校勘記，也有一些寫本的綴合記錄，可以看出北圖藏卷被撕裂的情形。
[37]北圖藏卷的全貌，可參看方廣錩《北京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勘查初記》，《敦煌學輯刊》1991年第2期，1－12頁。
[38]參看藤枝晃《敦煌的僧尼籍》，《東方學報》（京都）第29冊，1959年，287－290頁；土肥義和《莫高窟千佛洞與大寺和蘭若》，《敦煌的社會》（《講座敦煌》第3卷），東京，1980年，355－ 362頁。
[39]龍興寺應是唐中宗時奉敕設立的官寺，其位於子城，見S.1438書儀；其在敦煌佛教教團中的首要地位，可於S.1947, P.2879等文書中看出。
[40]全卷錄文見池田溫《中國古代籍帳研究》，東京，1979年，514－516頁。
[41]方廣錩研究了此卷所記佛經部分，見所著《八—十世紀佛教大藏經史》，96－106，309－310頁。
[42]侯錦郎研究了此卷所記佛像部分，他注意到了這些不堪使用的佛像，並且提醒人們這份寺院財產帳與藏經洞中的文物的相似性，見Hou Ching-lang, 「Tresors du monastère Long-hing à Touen-houang」, Norvelles 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deTouen-houang, Paris 1981, pp.149-168；耿升漢譯文《敦煌龍興寺的器物歷》，《法國學者敦煌學論文選萃》，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77－95頁。
[43]方廣錩《八－十世紀佛教大藏經史》129頁。
[44]全卷錄文見池田溫《中國古代籍帳研究》，59－582頁。
[45]土肥義和編《斯坦因敦煌文獻及研究文獻中業經引用介紹的西域出土漢文文獻分類目錄初稿》非佛教文獻之部·古文書類II，東洋文庫，1966年，33－55頁著錄了當時見到的這類文書；梅應運《唐代敦煌寺院藏經之情形及其管理》（《新亞書院學術年刊》第12期，1970年，173－179頁）、岡部和雄《敦煌藏經目錄》（《敦煌與中國佛教》，《講座敦煌》第7卷，1984年，297－317頁）、J. Kyoto, 「AStudy of the Buddhist Manuscripts of Dunhuang: classification and method」,（《壬生台舜博士頌壽記念佛教的歷史與思想論集》，東京，1985年，17－70頁）、方廣錩《八 ―十世紀佛教大藏經史》等對此類文書都有稱引論說，可以參看。
[46]施萍婷《三界寺·道真·敦煌藏經》，1990年敦煌學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敦煌研究院藏卷的部分圖版刊佈於敦煌研究院編《敦煌》，江蘇美術出版社與甘肅人民出版社合刊， 1991年。
[47]新0329號寫本原為大谷探險隊收集品，其全卷照片載井之口泰淳等編《旅順博物館舊藏大谷探險隊將來敦煌古寫經目錄》圖版編，龍谷大學西域出土佛典研究班，1989年刊，圖56－76；錄文並研究見小田義久《敦煌三界寺的〈見一切入藏經目錄〉考》，《龍谷大學論集》第434·435合併號，1989年，555－576頁。
[48]此目所列的三階教經典、疑偽經和禪籍，大都已在藏經洞出土文獻中找到，參看矢吹慶輝《三階教之研究》，東京，1927年；牧田諦亮《疑經研究》，京都，1976；篠原壽雄與田中良昭編《敦煌佛典與禪》東京，1980年。
[49]按方廣錩博士的「廢棄說」正是用「在藏經洞內並不具足一部完整的《開元大藏》」為出發點的，而且他認為疑偽經「無論如何不應被視作珍寶」而收藏，見《敦煌藏經洞封閉原因之我見》217頁，但這些看法與當時敦煌的佛教實情不相符合。
[50]參看拙稿《九、十世紀歸義軍時代的敦煌佛教》，《清華漢學研究》創刊號，1994年。
[51]錄文參看施萍婷《三界寺·道真·敦煌藏經》。
[52]題記中提到道真曾造劉薩訶和尚像，藏經洞所出即有絹本劉薩訶像，參看史葦湘《劉薩訶與敦煌莫高窟》，《文物》1983年第6期，5－13頁； R.Whitfield, 「The Monk Liu Sahe and the Dunhuang Paintings」, Orientations, March 1989, pp.64-70.
[53]這兩件文書之屬於道真，系據施萍婷《三界寺·道真·敦煌藏經》。
[54]關於這一點，參看拙稿《英國圖書館藏敦煌漢文非佛教文獻殘卷目錄》前言，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4年。
[55]金維諾《敦煌窟龕名數考》，《文物》1959年第5期，收入《中國美術史論集》，人民美術出版社，1981年，326－343頁；孫修身《敦煌石室〈臘八燃燈分配窟龕名數〉寫作年代考》，《絲路訪古》，甘肅人民出版社，1981年，209－215頁。
[56]戴仁（J.-P. Drège）編製了帶有這些印記的敦煌各寺寫經一覽表，見所著Les bibliothèquesen chine au temps des manuscrits (Paris 1991),pp.238-245. 三界寺的件數佔壓倒的多數。
[57] Serindia, II, p.822.
[58] Akira Fujieda, 「Une reconstruction de la 『bibliothèque』 deTouen-houang」, p.67；藤枝晃《敦煌學導論》，南開大學歷史系，1981年，78－79頁。戴仁上引書據他所統計的各寺印記，認為並非來自一個寺院。但他所舉的帶有印記的材料多是一些引首殘片，這些似乎是屬於道真收羅來的古壞經文，尚未用於修補其他經卷的材料。方廣錩《敦煌藏經洞封閉原因之我見》則認為「在曹氏政權的某一年，敦煌各寺院進行了一次寺院藏書大清點。清點後，將一大批殘破無用的經卷、積存多年的過時文書與廢紙以及用舊的幡畫、多餘的佛像等等，統統集中起來，封存到第17窟中。」從上節所舉敦煌各寺什物的情形看，若把十七寺的殘經和不勘使用的供養具全部封存在藏經洞，恐怕第17窟是裝不下的，所以這一假說很難自圓其說。
[59]馬世長《關於敦煌藏經洞的幾個問題》，《文物》1978年12期，21－33頁。
[60]按史籍只記有寫本藏經賜給沙州，見《宋會要》蕃夷五瓜沙二州條：景德四年閏五月，「詔益州寫金銀字經一藏賜之。」尚未見頒賜刻本的記載。
[61]此件清晰的圖版見《俄藏敦煌文獻》第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321－322頁。
[62] R. Whitfield, The Art ofCentral Asia: the Stein collection in the British Museum.vol.I, Tokyo1982, pls.1-6.
[63]翟林奈（L. Giles）的目錄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the British Museum（London 1957）著錄了寫本的長度和首尾完整情況，可惜常常被人們忽略。
[64]《敦煌大藏經》，共63冊，前60冊是漢文部分，台北前景出版社1989－1991年出版。
[65]《俄藏敦煌文獻》迄今出版了五冊。
[66]英國所藏已經發表的經帙見R.Whitfield, The Art of Central Asia,vol.III, Tokyo 1985, pls.6-7, pp.286-288（Ch.xlviii. 001, Ch.xx.006）；法國所藏，見K. Riboud et G. Vial, Tissusde Touen-houang conservées auMusée Guimet et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Mission Paul Pelliot XIII), Paris 1970, pls.1, 3, 4, 12, 30, 39, 43, 45,87, pp.3-26, 69-71, 145-155, 201-207, 221-228, 231-235, 369-370, 編號為EO.1200, EO1208, EO1209/1, EO3664, EO.1199, EO.1207, EO.3663,MG.23082, MG.23083.
[67]英圖所藏經帙，參看方廣錩《敦煌經帙》一文的簡介。
[68]方廣錩《北京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勘查初記》10頁。又：1994年8月，筆者借參加敦煌學國際研討會的機會，得以瀏覽一些敦煌研究院所藏文獻和文物，其中包括兩件麻布經帙。一件長寬為50×50cm，一角題「寶女所問經等袟 殷」；一件為48×49cm，一角題「正法念處經第三袟 美」。據《開元釋教錄略出》，《寶女所問經》正是千字文編號「殷」字型大小的第一部經；而「美」字型大小應是《正法念處經》第四帙，或系佛僧誤寫「四」為「三」。這兩件經帙因為沒有什麼藝術價值而被斯坦因和伯希和所棄，輾轉流傳而最後為敦煌研究院收藏。我們也可以由此想到，一些被認為是無用的麻布經帙，或許早已不存在了。
[69] R. Whitfield, The Art ofCentral Asia, 3 vols., Tokyo1982-1984. 又R. Whitfieldand A. Farrer, Caves of the ThousandBuddhas: Chinese art from the Silk Route（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s 1990）也收錄了部分精美彩照。
[70]《西域美術——集美博物館藏伯希和收集品》，東京講談社，1994年。該館藏畫的黑白圖版及解說，見Bannières et peintures deTouen-houang conservées au MuséeGuimet (Mission Paul Pelliot, XIV-XV), Paris 1974,1976.
[71]參看拙稿《九、十世紀歸義軍時代的敦煌佛教》，《清華漢學研究》創刊號，1994年，88－101頁。
[72]參看同上拙稿；方廣釒昌《關於敦煌遺書北新八七六號》，《九州學刊》第6卷第4期敦煌專號，1991年，71－87頁。
[73] G. Uray, 「L』emploi du tibétain dans les chancelleries des états duKan-sou et de Khotan postérieurs à la domination tibéaine」, Journal Asiatique, CCLXIX, 1981, pp.81-90l; idem, 「New Contributions to TibetanDocuments from the post-Tibetan Tun-huang」, Tibetan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4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Tibetan Studies, SchlosseHohenkammer-Munich 1985, München1988, pp.515-528; T. Takeuchi, 「A Group of old Tibetan Letters Written underKuei-i-chun: a preliminary study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old Tibetan letters」,Acta Orientalia (Hung.), XLIV, 1990,pp.175-190.
[74]池田溫《八世紀中葉敦煌的粟特人聚落》，《歐亞文化研究》1，1965年，49－92頁。
[75]拙稿《公元十世紀沙州歸義軍與西州回鶻的文化交往》，《第二屆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漢學研究中心，1991年，583－603頁；又《甘州回鶻與曹氏歸義軍》，《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60－72頁；又《于闐王國與瓜沙曹氏》，《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111－119頁；張廣達、榮新江《關於敦煌出土于闐文獻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編《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284－306頁。
[76]以上邈真贊文見饒宗頤編《敦煌邈真贊校錄並研究》，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4年。
[77]施萍婷《本所藏〈酒帳〉研究》，《敦煌研究》創刊號，1983年，142－155頁。
[78]敦煌文物研究所《新發現的北魏刺繡》，《文物》1972年第2期，54－59頁；又《莫高窟發現的唐代絲織物及其它》，《文物》1972年第12期，55－67頁。
[79]斯坦因在寫《西域考古圖記》時，更強調公元十一世紀初葉封存說，見Serindia, II, pp.820, 827.在封閉年代問題上，藤枝晃「Une reconstruction de la 『bibliothèque』 de Touen-houang」, 姜亮夫《莫高窟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610頁，方廣錩《敦煌藏經洞封閉年代之我見》（第34屆亞非研究國際會議論文，香港，1993年8月），也都主張十一世紀初葉說。白濱《試論敦煌藏經洞的封閉年代》一文對伯希和的說法反駁最有力。
[80]參看華濤《喀喇汗朝王室族屬問題研究》，《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2－13期，1989年，107－116頁；又《薩圖克布格拉汗與天山地區伊斯蘭化的開始》，《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第3期，10－23頁。
[81] H. W. Bailey, 「Srī Vi?a ?ūra and the Ta-Uang」, Asia Major, New series, XI.2, 1964, pp.17-26.
[82]北宋元豐元間的青唐羌首領阿里骨，原本是于闐人，見《宋史》卷四九二《外國傳》。推測也是屬於東逃的于闐人後裔。參看鈴木隆一《青唐阿里古政權的成立與契丹公主》，《史滴》第4號，1983年，35－50頁。
[83]參看拙稿《于闐王國與瓜沙曹氏》118頁。
[84]關於這場殘酷的戰爭對於闐的毀滅，參看殷晴《關於大寶于闐國的若干問題》，《新疆歷史論文續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241－258頁。
[85]藏經洞門所在的第16窟甬道北壁壁畫的年代，有宋初和西夏早期的不同說法。原畫見《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文物出版社，1987年，圖118。賀世哲《從一條新資料談藏經洞的封閉》（《西北史地》1984年第3期，83－86頁）考訂為1002－1014年所繪，與本文結論略合。同時請參看西夏說的代表性觀點：劉玉權《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敦煌研究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2年，294－295頁。我傾向於前者的看法。根據一般的看法，西夏早期壁畫與宋代曹氏晚期壁畫有許多相似點，參看劉玉權上引文294頁。
[86] E. D. Ross』 Note to Legge, 「Western Manichaeism and the TurfanDiscoveries」, Journal of the RoyalAsiatic Society, 1913, p.81.
[87] J. C. Huntington, 「A Note on Dunhuang Cave 17, 『The Library,』 orHong Bian』s Reliquary Chamber」, ArsOrientalis 16, 1986, pp.93-101.
[88] Stein, Serindia, II,pp.828-829; P. Pelliot, 「Une bibliothèque mediévale retrouvée au Kan-sou」,pp.506，529；陸翔譯《敦煌石室訪書記》，8，27頁；白濱《試論敦煌藏經洞的封閉年代》，351－353頁；劉永增《回鶻文寫本與莫高窟第二藏經洞》，《敦煌研究》1988年第4期，40－44頁。最近出版的耿升譯《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380－390頁，詳細記載了伯希和在這所元代窟及相鄰的伯編182窟中進一步發現的元代文書。
[89] E. D. Ross, 「The Caves of the Thousand Buddha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13, pp.434-436; A. Rona-Tas, 「ABrief Note on the Chronology of the Tun-huang Collections」, Acta Orientalia (Hung.), XXI, 1968,pp.313-316; R. Whitfield, The Art ofCentral Asia, II, pl.83, p.347.
[90]譚真《從一份資料談藏經洞的封閉》，《敦煌研究》1988年第4期，36－39頁。
[91]畢素娟《遼代名僧詮明著作在敦煌藏經洞出現及有關問題》，《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第18－19期，1992年，133－139頁。
[92]陳祚龍《敦煌學園零拾》上冊，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65－68頁；又《敦煌學林札記》上冊，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247－248頁。
[93]李正宇《敦煌遺書宋人詩輯校》，《敦煌研究》1992年第2期，47頁。
[94] Catalogue des Manuscritschinois de Touen-houang, IV, Paris 1991, p.297於此件年代未作考訂。鄭阿財《敦煌寫本〈呼吸靜功妙訣〉試論》（《敦煌學》第19輯，1992年）111頁雲，此件抄寫年代「恐怕為晚唐五代，甚至晚到北宋初期。」
[95]北京圖書館藏收字4號寫本正面為北京石壁沙門傳奧述《梵網經記》，背面為《至道元年（995）道猷狀》，參看拙稿《敦煌文獻所見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印文化交往》，《季羨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961－962頁。
[96]孟列夫等編《亞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漢文寫本註記目錄》第1卷，353－354頁；第2卷，409－410頁。前者原捲圖版載《俄藏敦煌文獻》第四冊，299－305頁。
[97]如A. Cadonna, 「Ilframmento manoscritto del Jigde chuandeng lu nel fondodi Dunhuang a Leningrado」, Cina, 17, 1981,pp.7-33；田中良昭《敦煌禪宗文獻之研究》，東京，1983年，637－638頁。
[98] H. Maspéro, Les documentschinois de la troisieme expedition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e Centrale, London 1953, p.230.
[99]拙稿《俄藏〈景德傳燈錄〉非敦煌寫本辨》，《段文傑敦煌研究五十年紀念論集》，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1996年，250－253頁，圖版XVIII－XIX。
[100]戴密微對此卷比定已表是懷疑，但他未見原件文字，故不知為何書斷片，見P. Demiéville, 「Recents travaux su Touen-houang」, T』oung Pao, LVI, 1970, p.2, n.1；耿升譯《敦煌學近作》，《敦煌譯叢》第1輯，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2頁，注①。
[101]拙稿《敦煌本禪宗燈史殘卷拾遺》，《周紹良先生欣開九秩慶壽文集》，中華書局，1997年，232－235頁。
原刊《敦煌吐魯番研究》第2卷，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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