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香港的金融大時代

文史 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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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水學是華夏民族的一門古老玄術，起源於先秦，定型於唐宋，鼎盛於明清，傳承至今已有幾千年歷史。但時至今日，全球華人圈中對這門堪輿相地之術最推崇的地方，早已不是其誕生的中原腹地，而是西化程度極高的香港。

香港的各個階層，上到高官巨富，下到販夫走卒，都已將風水納入港島商業文化的一部分。因此無論是置樓開業，還是起居陳設，都有風水上的微妙講究，甚至連維港兩岸天際線的高樓巨廈，也深諳風水學的掌故和理法，這裡面最為港人津津樂道的，當屬矗立於港島中環的滙豐銀行大廈和中國銀行大廈背後的風水交鋒[1]。

作為香港最重要的金融機構，滙豐銀行從1865年開始就在港島海邊購買地皮，興建雄偉的總部建築。其面朝九曲來水的維多利亞港，與九龍半島的尖沙咀隔海相望，聚水納財，一直都是香港風水最佳位置。在這塊寶地上，滙豐銀行先後建設了四代總部大樓，每一代都是香港乃至遠東地區的地標級建築。

最新的一代大廈於1981年7月重建，由普利茲克獎得主、著名建築大師Norman Foster操刀設計，擁有46層樓面和180米高度，耗資超過10億美元，成為當時全球最昂貴的建築物。這幢大樓是西方建築學界「高技派」的代表作，但大量細節卻遵循了中式風水規則，吸財避煞御氣，成為讓傳統風水圈交口稱讚的標杆佳作。

滙豐大廈代表的英資力量，主導了1980年代之前的香港金融版圖，但它們的地位就像這個精心謀劃的風水局一樣，隨著更強大力量的出現而遭到打破。

1982年9月，剛剛從馬島戰爭抽身出來的撒切爾夫人訪華，與總設計師就香港的前途問題展開談判。隨後，中國銀行香港分行以11億港幣的價格，拿到了滙豐大廈旁邊的一塊土地，用於建設總部大樓。這個價格遠低於當時的市價，被認為是港英政府向大陸示好的行為。於是，在中英兩國緊鑼密鼓的談判期間，這棟極具政治意義的大樓開始規劃建設。

中國銀行香港分行並非等閑機構。1950年1月，時任分行經理的鄭鐵如頂住了孔祥熙的命令和毛人鳳的威脅，通電宣布歸屬中央領導，為新中國保住了珍貴的海外金融資產，並在日後突破禁運籌措外匯等方面發揮了核心作用。鄭鐵如也因此受到中央領導的尊敬和器重，1973年他在香港逝世，總理直接派專機接回國並安葬八寶山。

不過儘管港英政府打折送人情，中銀香港拿到手的土地面積僅有8400平米，且三面被高架道路環繞，設計難度非常大。

為此，中銀香港聘請了華裔建築大師，同為普利策克獲得者的貝聿銘。貝聿銘的另一重身份是中銀香港的「職工子弟」：早在他出生的1917年，他的父親貝祖詒便奉命來到香港，擔任中國銀行香港分號第一任經理，是這家銀行名符其實的創始人。這塊彈丸之地的設計任務，不僅僅是貝聿銘父親老單位的重託，也暗含著中央對香港前途的信心和抱負。

1985年，在Norman Foster的滙豐銀行大樓落成並廣受讚譽之時，預算只有前者七分之一的香港中銀大廈在幾百米外破土動工，並以每4天蓋一層樓的速度拔地而起。在大樓最終落成之前，貝聿銘的設計方案便在香港引發了軒然大波：設計定稿中的中銀大廈，宛如一柄寒光閃閃的鋼刀，擁有三面鋒利無匹的刀棱，將中環穩固的風水氣場攪得天翻地覆。

這三面刀棱，一面指向隔壁的滙豐銀行大廈，一面指向遠處的香港總督府，一面指向英國駐紮在港島的軍營。客觀來說，貝聿銘的設計方案首要考慮的是建築的外形和結構，攪亂風水局顯然不是有意為之，但對周邊那些對風水篤信不疑的金融機構來說，這棟新大樓帶來的鋒銳和寒意已經開始籠罩港島中環。

最先反擊的是滙豐銀行。在中銀大廈正式交付使用的1990年，滙豐銀行出現了少見的業績滑坡，似乎印證了刀鋒煞氣的強大威力。於是，滙豐在其大樓的樓頂上加裝了四架用來清洗玻璃幕牆的吊車，其中的兩架正對著中銀大廈，宛如兩尊火炮，形成了對峙之局：憑藉重炮的火，剋制刀鋒的金。

港督府也做出相應行動。1986年12月，時任港英政府總督心臟病突發逝世，有好事者將此事與正在施工的中銀大廈聯繫在一起，成為「刀鋒煞」發威的例證。後來港督府在面朝中銀大廈的方向上種植了一批柳樹，用來阻攔煞氣，但效果如何無法得知，不過在97回歸之後，第一任香港特首董建華拒絕搬入港督府。這幢改名為「禮賓府」的大型建築，一直空置到八年後曾蔭權的上任。

1995年，李嘉誠的長實集團也準備在港島中環興建總部大廈，拿到的土地位置恰巧在中銀和滙豐之間。在建築大師Cesar Pelli（其作品包括吉隆坡雙子塔和上海陸家嘴國金中心）謀劃之下，長江集團中心形狀方方正正，外立面覆蓋金屬網，宛如四面套上鎖子甲的盾牌。在風水師的眼裡，這樣的設計既能擋住中銀大廈的刀鋒，又能抗住滙豐大廈的炮火。

就這樣，三幢由全球建築大師設計的高樓，在香港中環依次排開，從左到右依次是315米的中國銀行大廈、283米的長江集團中心、180米的滙豐銀行大廈，它們分別代表著刀鋒的金，拙盾的土，重炮的火，火生土，土生金，環環相扣，港島天際線上的風水局暫時獲得了平衡。

中銀、長實和滙豐，不僅僅是天際線上的影子，同樣也代表了香港金融市場的三股力量：陸資、港資、英資。百年香港金融史，就是一個這三股力量輪流主導你起我伏的大時代，而三幢高度依次降低的大廈，背後的寓意也耐人尋味：陸資強勢，港資逢源，英資式微。

這個因風水交鋒而形成的三樓鼎立之局，是香港金融行業的一個縮影，既展現了它昨日的來路，又隱含了它明天的去處。

自香港開埠以來，矗立在港島中區皇后大道中1號的滙豐銀行，就是香港金融業的課代表。

1842年《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之後，英資銀行開始陸續進駐香港，如東藩屬匯理（1845年），有利銀行（1857年），渣打銀行（1857年）等。而滙豐則不同，它於1865年成立於香港本土，全稱為「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簡稱HSBC」，即「香港上海滙豐銀行」，顯示了滙豐一開始就是以香港和上海為主要業務基地，專註中國業務。

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九龍半島和新界地區也陸續納入香港版圖，香港人口增加至30萬人，從一個小漁村變成了遠東重要的貿易港，大批外資銀行赴港開業，並集中在港島中環維多利亞城東，以昃臣道為界，西至畢打街的一片區域設址蓋樓，這片區域逐漸形成了香港著名的中環銀行區。

中環皇后碼頭，香港島，1925年

在英資入港的同時，華資金融機構也如雨後春筍湧現。最早在香港落地的是大量傳統的中式銀號，它們聚集在港島文咸街永樂街區域，這裡面最有名的當屬1933年成立的恒生銀號。在傳統銀號之後，新興的華資銀號也陸續設立，如1919年成立的東亞銀行，它們跟從內地進入香港的陸資銀行一道，成為香港金融行業最早的華人勢力。

1941年日軍侵佔香港前夕，香港的銀行總數已經達到40多家。而當時的內地烽火連天政局動蕩，大量的資金湧入香港，香港金融業一片繁榮，保險、外匯、金銀等業務無不盛極一時。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被日本佔據長達三年時間，這期間百業凋敝，但抗戰結束之後，國共在大陸不斷升溫的對峙之勢，又使香港金融業迎來了新的井噴期。

1946年，中國內戰烽火再起，隨著國共軍事力量的逆轉，大陸不少富裕人家和大商號紛紛將家眷安排在香港，香港再度成為「中國知識分子、在野政客和富有商人在亞洲最佳庇護所」[2]。港島中環告羅士打大酒店和其他高級大飯店的餐廳里，一到「飲茶時間」，就擠滿了從上海逃難過來的富商大賈。

新中國成立之後，香港依託於大陸的貿易和外匯業務大規模萎縮，同時香港經濟結構開始轉型。從上海和內地移居香港的企業家，給香港帶來了超過5億美金的資金，和大批從海外訂購沒來得及北運的設備，加上湧入香港的200萬廉價工人，香港的製造業和房地產業迅速崛起，為銀行業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業務。

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後，香港的政局逐漸穩定，工業化迅速推進，帶動了整個經濟的起飛，同時大量熱錢流入。從1954年到1972年間，香港銀行體系存款總額從10.68億飆升到246億，18年增長了22倍之多，而貸款總額也從5.1億增長到177億。在銀行業的助推下，香港的一代企業家，如李嘉誠、鄭裕彤、包玉剛等人強勢崛起。

依靠金融來給實業加速，這套方法論香港巨富們玩的爐火純青，香港船王包玉剛就是其中典型的一個。

在香港四大船王（董浩雲、包玉剛、趙從衍、曹文錦）之中，包玉剛是入行最晚的一個，但曾經在銀行從業過的他深諳金融的力量。他採取的策略是：不直接參与船運經營，而是專註輪船出租，降低航運風險，同時放棄旺季的高額利潤，採取長租策略，定製出一種容易獲得銀行貸款的穩定現金流業務。

這種改良過的業務，獲得了滙豐銀行的青睞，滙豐打破了「不借貸給輪船公司」的禁令，把大量貸款源源不斷地放給包玉剛，航運帝國由此起飛。

但船王包玉剛和香港金融業的故事還遠未結束，70年代，包玉剛決定逐步退出周期波動極大的船運業，把重心轉移到地產業和酒店業，這種「棄舟登陸」的戰略轉型，得到了香港金融行業另外一個子枝的幫助，那就是60年代開始崛起的香港股市。

銀行業只是香港商業巨子們財富的「加速器」，而證券業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財富「加零機」，香港金融真正的「大時代」，是由全民瘋狂的股市所開啟。

去年TVB剛剛迎來了50周年台慶，在不少媒體評選的TVB十大金劇中，《大時代》總位列榜首。

這部講述香港股市風雲的神劇，記錄了港人與股市的休戚相關、榮辱與共，深深的影響了兩岸三地的一代人。有趣的是，風流瀟洒的鄭少秋在劇中扮演了一位通過做空股市大發橫財的偏執狂，這個角色是如此的傳神，以至於恒生指數都深為忌憚。後來每逢鄭少秋主演的電視劇播出甚至重播，恆指都會迎來不同程度的下跌。里昂證券還專門為這個不甚著調的傳言進行了分析，並發表研報。

里昂證券針對丁蟹效應的研究報告，2004

香港的股市交易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股票轉讓主要在英國商人之間私下進行。1891年香港股票經濟協會正式成立，並在1914年改名為香港交易所。但早期的股票經紀人們其實都是在馬路邊完成交易，一群帶著黑色高禮帽、身著灰色燕尾服、拄著精緻文明棍的英國股票經紀人們，在香港還沒鋪上柏油路的街頭兜售股票，奠定了香港股市的百年基業。

最早參與股票交易的主要是英國資本，成交不多，上市公司也主要是英資公司如滙豐、置地等。這一時期的香港股票市場發展比較緩慢，遠遠落後於當時中國的金融中心上海。1930-40年代，上海的資本力量紛紛湧入香港，香港的民間財富陡增。更加重要的則是上海移民改變了香港的社會結構，華人在經濟上逐漸能夠與英國資本分庭抗禮。十里洋場上海灘沉寂了，東方之珠香港開始閃耀。

整個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香港經濟飛速發展，由英國資本主導的香港交易所逐漸不能滿足華人社會對於股票市場的需求，出現了IPO堰塞湖、投資門檻過高等問題。1969年，6歲就會炒股、遊學美國歸來的香港名門子弟李福兆與合作夥伴們成立了第一家華人主導的證券交易所：遠東會。

遠東會的成立打破了香港交易所對證券市場的壟斷，將企業融資和股票投資從一小撮英國人手裡解放了出來。遠東會向香港市民提供粵語交易、個人投資等諸多便利，迅速成為了香港成交額最大的交易所。而隨著金銀會、九龍會的成立和政府立法限制成立交易所，香港股票市場迎來了四會並立時代。

華人證券交易所的成立使得香港上市公司如雨後春筍般飆升，1969年至1973年是華資企業的香港上市潮，其中的佼佼者長江實業、新鴻基地產後來都成為了香港經濟的中流砥柱。而與此同時，股市的氣氛逐漸熱烈了起來，1968年12月底收市時，恒生指數是107.55點，到了1971年11月第25任港督上任時，恆指已經漲至341點。炒股票能賺大錢成為了這一階段香港社會的共識。

香港經濟那個時候還是以服裝、塑料花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航運為主，蓬勃發展的經濟和華人重視儲蓄的傳統使得社會通脹居高不下，居民迫切的需要投資來抵消通脹的損失。海派文化邂逅潮汕傳統，形成了一種似雅又俗的本土雅痞精神，而上世紀的大逃港，更是使香港迎來了人口爆炸。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轉化為香港小人物們不竭的動力，整個城市生機勃勃慾望滿身。

而這一切投射到尚未成熟的香港股市上，就成了充滿賭性和欺詐的悲劇。

踏入1972年，利好頻出，先是美國總統尼克松正式訪華，隨後九龍和香港島之間的紅磡過海隧道正式通車。報紙用當時流行的武俠小說形容香港經濟是「打通任督兩脈後武功大進」，股票市場開始熱火朝天、突飆猛進。恆指在1972年底升至843點，到1973年則進入了最後的癲狂，到3月9日已經到了1775點，三個月翻了一倍。

2017年融創、恆大一年5倍的地產行情，在香港地產老前輩眼裡算不上什麼，七十年代初的地產股動輒都是要漲30倍的。

上至富豪商賈下至保姆阿婆都視股市如金礦，任何新股上市都會獲得二三十倍的資金認購，交易所門外排隊搶新股的人龍可以跟如今全國上下搶購新房隊伍一較長短。火熱背後就是一出出荒誕劇，海鮮的價格和股市掛鉤，置地集團高送轉10送50遭爆炒，香港天線等空殼公司大量上市……「魚翅撈飯」、「鮑魚煲粥」、「消防員到股市救火」成為了這個瘋狂年代的註腳。

凡是泡沫就會炸的，在市場爆出有假股票的消息後，引起港民不計成本的拋售潮，而股價急跌則又觸發了孖展（融資）爆倉潮，到了1973年9月中旬，恆指已經跌去1200點。股市急跌初期股民前仆後繼地「趁低吸納」但後來卻「反手被困」，被港媒稱作是「大閘蟹」（套牢者）。隨著加息和第一次石油危機的到來，1974年12月恆指創下新低150點。

從1775點，跌到150點，總共跌去了90%多，相比之下，大陸股市幾十年後那點兒波動，只能說是小打小鬧。

這次大股災成為了香港股票市場揮之不去的記憶，股民投資知識薄弱、上市公司質量參差不齊、監管制度混亂等問題暴露無遺。隨著香港廉政風暴過後法制社會雛形漸成，投資者逐漸理性，政府也亡羊補牢出台了《證券條例》和《保障投資者條例》，而經歷了這場風暴的香港本土企業在今後的經營中則更加穩健奮進。香港股市在廢墟中，醞釀著涅槃重生。

七十年代中期，房地產的繁榮使香港社會逐漸走出了股災的陰霾。而此時席捲全球的「自由化」浪潮，讓香港全面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中，放開了金融和貿易管制的香港成為了名副其實的自由港。此時香港的璀璨迎來了畫龍點睛之筆：1978年12月大陸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改革開放。

香港由於特殊的歷史身份和地理位置，長期扮演著中國大陸與西方世界的中介人身份。在改革開放後，大量對中國經濟前景看好的西方資本進入香港落腳，希望借道香港打開中國這個擁有十億人口的超級市場。而中國大陸的國有企業也紛紛南下香港設立據點，希望借著香港的區位優勢加強與西方世界的貿易往來，香港逐漸成為了亞太地區的金融貿易中心。

沉寂已久的香港股市也隨著經濟的好轉再次活躍起來，李嘉誠和船王包玉剛的「九龍倉換和記黃埔奇謀」成為這個時代股市的傳奇故事。1986年，香港會、遠東會、金銀會、九龍會合併成香港聯交所，香港股票市場結束了四會時代。同年9月，聯交所成為國際證券交易所聯合會的正式會員，香港恒生指數成為全球最重要的股指之一。

1992年總設計師南巡，鼓勵中資企業向外拓展，香港股市迎來了紅籌股、H股熱潮。

所謂紅籌股是指在香港註冊和上市但控股權在內地的上市公司；H股又稱國企股，是指那些直接在香港招股上市的中國國營企業。簡單的說就是：內地民營企業多採用紅籌股的形式登陸港股，而內地國有企業則通常通過H股的形式IPO。

大陸從70年代末開放改革以後，大批企業經過10多年的摸爬滾打，已經初具規模，想要進一步發展，到香港這樣的國際金融市場上來募資和接受機構投資者的建議是一條捷徑。而對於香港證券市場來說，紅籌股和H股來港上市豐富了投資者選擇，也強化了與內地的聯繫。港交所甚至主動出擊，組團北上北京，建議中央推行國企在香港上市的方案。

隨著第一隻紅籌股「海虹集團」和第一隻H股「青島啤酒」在香港成功上市，大批內地優質企業赴港融資，中資企業自此成為香港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

九十年代香港影視明星紅遍祖國大江南北，天安門廣場東側樹立起了白底紅字的香港回歸倒計時牌，歷史很快就要來到1997年。

1994年，香港股市也走出政制爭議引起的低迷，開始從7300點位置回升，恆指開啟了一段為期3年的大牛市。

盛大隆重的回歸典禮於1997年6月30日下午開始，晚上零點，中國國旗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在香港升起，《義勇軍進行曲》在香港奏響。香港各界和祖國上下歡慶香港順利回歸，就在這歡天喜地之中，金融海嘯正在逼近。7月2日，泰銖受到以索羅斯為首的國際對沖基金的狙擊，誘發了一場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機。

索羅斯的量子基金從1997年10月開始，先後三次對香港聯繫匯率制度發起狙擊。恒生指數從1997年8月高點16673點開始瘋狂下跌，到1998年8月時已經跌至6545點。短短一年時間，指數跌去6成。當時市場謠言甚囂塵上，傳聞索羅斯持有10萬張恆指期貨淡倉合約，恆指每跌1點，他都可以爆賺500萬元。絕望中，不少輿論聲稱應該放棄聯繫匯率。

非常之時有非常之人，時任香港財政司司長的曾蔭權決定放手一搏，動用外匯儲備干預市場。

1997年8月14日，香港金融管理局開始進入股市，大筆買入超級藍籌股，當天拉漲恆指8%。隨後雙方你來我往，圍繞恆指7800點一線展開攻防戰。決戰在8月28日爆發，當天市場創下790億元的成交記錄，最後恆指僅微跌93點，收市之後，香港政府宣布擊敗國際炒家，獲得了金融保衛戰的勝利。

恆指在金融保衛戰後重新走牛，而香港回歸後，內地與香港證券市場的融合呈現出愈加活躍的態勢，「H股」與「紅籌股」公司占股票總市值的比例從13.84%（1998年）上升至29.23%（2003年）。

2004年1月1日，內地與香港簽訂《內地與港澳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內地企業赴港上市的步伐加快了，建設銀行、中國銀行、工商銀行、騰訊控股等中國企業陸續在香港聯交所上市，「H股」與「紅籌股」企業在香港資本市場從「關鍵少數」成長為「絕對多數」。

2009年改革派李小加成為港交所總裁。上任伊始，李小加就宣布了新的發展規劃，推動了港交所交易時間改革，將香港股市開盤時間和內地同步。2012年李小加和時任上交所理事長桂敏傑在深圳一個小茶館裡，在一張紙條上畫出了滬港通的構思。於是2014年滬港通啟動、2016年深港通啟動，至此中國的三大交易所連通。

隨後李小加還推動了香港上市制度的改革，錯失阿里巴巴的香港市場有針對性的提出了「同股不同權」方案，給尚未盈利的新經濟企業提供上市機會。美圖、閱文等獨角獸如今也紛紛投入港股的懷抱，更不用說即將登陸港股的巨無霸小米。

2017年12月，騰訊控股成為香港第一大市值上市公司，一度佔據港交所市值的12%，它代表的陸資勢力，已經超越了港資和英資，成為香港金融版圖上的絕對主導。

幾十年前，香港因大陸的戰爭動亂而興盛；幾十年後，香港又因大陸的崛起繁榮而興盛。從這個角度來看，九曲來水的香港的確是中國地理版圖上的風水絕佳之地。

1992年，《大時代》在香港熱播，萬人空巷；在同一年，總設計師在深圳河對岸畫了一個圈。

在香港上演金融大時代的同時，深圳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高速發展。到了2017年，深圳的GDP已經達到2.2萬億，逼近香港的水平，超過它只是時間問題。昔日深圳河對岸的小漁村，已成長為中國矽谷，是名副其實的中國新興產業高地，擁有無數高科技上市公司，人口更是超過2000萬。

深圳的高新技術產業，是中國幾十年經濟發展的標杆級作品，湧現出諸如華為、騰訊、大疆等一批全球頂尖企業。與香港的繁榮離不開大陸一樣，深圳企業的崛起，同樣離不開一河之隔的香港。

比如電信和消費電子領域巨擘華為，在創立伊始，就以代理香港鴻年公司的電信設備為主營業務，積累了第一桶金之後，才轉向自主研發，最終將華為的紅旗插遍全球。2012年，華為更是在香港科技園設立了「諾亞方舟實驗室」，實驗室主任由香港當地大學教授出任，並聘用了全球各地區科研人員從事基礎研究工作。

中國最大的互聯網公司騰訊的崛起也離不開香港的支持。2004年6月，騰訊控股就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主板正式掛牌，股份代號700，得到了香港資本市場的資金支持。在成長的過程中，騰訊借鑒了香港眾多成熟上市公司的管理制度和治理經驗，而目前擔任騰訊總裁的劉熾平，也曾在香港工作生活多年。騰訊負責金融科技業務的副總裁賴智明則是地道的香港人，當年他曾以全優的成績進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就讀大學。

號稱「全球最佳新興硬體公司」的大疆創新，也是深港兩地創業典範。大疆的創始人汪滔在香港科技大學攻讀電子及計算機工程學位期間，與兩位同學開始研究無人駕駛飛行技術，成功讓飛機起飛。2006年，在香港科技大學攻讀碩士學位的他創辦了大疆創新，隨後逐步變成估值超百億美金的獨角獸。

所以，正如香港金融的繁榮離不開內地產業的崛起，深圳科技企業的發展也離不開香港金融的支持。粵港澳的相互協調相互配合，早於官方規劃之前，就已經萌芽生根蓬勃發展了。

作為世界級金融中心的香港，毗鄰世界級科技中心深圳，自然會在「金融+科技」方面擁有其他城市無法比擬的優勢。近年來，香港政府也越來越重視金融科技的發展，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在去年的施政報告里多次提到發展「金融科技」的重要性。為了能夠讓香港傳統金融行業更多地享受到金融科技的助力，香港金管局特意成立了「金融科技促進司」，在移動支付、智能投顧、數字貨幣、區塊鏈應用等領域催化出很多創業公司。香港交易所也正在籌備設立創新實驗室，加快交易所應用金融科技。與此同時，去年5月份，中國人民銀行成立金融科技委員會，旨在加強金融科技工作的研究規劃和統籌協調，中國人民銀行深圳市中心支行也在前不久成立金融研究（粵港澳大灣區）辦公室。

香港的百年金融史，有過蠻荒拓業的誕生階段，也有獨領風騷的鼎盛時期。在中國大陸崛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背景之下，香港的更多角色，應該是融入粵港澳的一體化之中，充分利用香港沉澱的資金、制度、人才優勢，來更好地服務內地這輛高速飛奔的時代列車。

從大國的版圖來看，南中國地區的粵港澳大灣區，橫跨珠江入海口，鍾靈毓秀俊采星馳，是中國經濟列車的強大引擎。這片熱土上，既有深圳的科技，也有香港的金融，更是共存了兩種不同的經濟制度。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粵港澳的相互協調的發展，對世界級城市群都具有重大的借鑒和參考意義。

2018年6月6日，騰訊以「金融科技」為立足點，聯合香港科技園公司在香港舉辦了粵港澳大灣區金融科技論壇。

在這個論壇上，深圳證券交易所聯合騰訊啟動——《粵港澳大灣區金融科技發展報告》項目，報告回顧了大灣區戰略提出的背景，指出對標世界著名灣區下的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戰略定位，提出「金融科技」將成為灣區建設的重要抓手，為灣區建設探索方向。

一百年前，香港金融行業依靠貿易和匯兌；

六十年前，香港金融行業依靠地產和製造；

四十年前，香港金融行業依靠內地的開放；

當下今朝，香港金融行業有了粵港澳的助力……

深圳河兩岸在全球科技和金融版圖上的地位，還遠未到達頂點，東方之珠的風采，仍舊會浪漫依然。

參考資料：

[1]. 維多利亞港風水之戰，神棍局，2017年

[2]. 香港金融業百年，馮邦彥，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