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田紫陽書院文化

最新 06-26

第一節書院文化簡介

書院，又稱書屋、精舍，出現於我國封建社會後期，作為一種新型的教育組織，本質而言它既不屬於私學也不屬於官學，以儒家經義為主要內容，多修理學和傳統語文教育，是科舉時代地方教育的主體。其中以「紫陽」為號的紫陽書院，是功研程朱理學和諸子百家、讀書講學和進修舉業之所，為地方科舉人才的培養和繁榮全國學術起到了重大作用。

書院最早產生於唐初，隨著科舉考試的興起逐漸出現。起初它只是士人的讀書之所，後來從私家專有走向公眾服務，輔之以傳道授業的教學活動。唐玄宗時期，中央在長安和洛陽創建的麗正，集賢書院，集藏書、刊書、講書等於一體，使得書院名聲大振，由此書院為更多士人所接受而開始大量出現於民間。到了五代十國時期，書院的三大基本功能——教學、讀書、藏書初具雛形，兩宋隨著門閥制度的徹底瓦解和活字印刷術的發明與傳播，書院事業進入了空前的發展時期。與科舉的密切關係決定了後世書院的主要發展方向為招生授徒。南宋時期因為理學的興盛，書院的教育內容主要以理學為主，從此時開始，理學家不僅通過講學促進了學術與書院結合的完成，而且致力於書院的建設，使得書院進入了制度化的階段。縱觀書院的整個發展歷史可將書院大致分為三類：

第一、生員和士紳集會讀書之所；

第二、著重選拔「鄉之俊秀者』，聘請名師加以教誨；

第三、書院和宗族組織密切結合，專收組中子弟；

培田紫陽書院最初為房派子弟的讀書之所，因為吳氏宗族的強大勢力，應該兼具第三種性質，早於紫陽書院的石頭丘草堂比紫陽書院簡陋得多依然聘請了名士教學，所以紫陽書院也應該有不錯的師資。由此可見，紫陽書院與村中其他在明朝興起的書院並不完全相同，它不屬於基礎教育而屬於「高等教育」，供已有一定儒學根底的人討論問題、交流學習以及備考，學生應以少數房派子弟為主。

書院的教學方式及其內容有其特殊性，尤其紫陽書院更是如此。因為培田紫陽書院已經明確以紫陽為號，且在時代上不會早於明代中期，下文將列出明代中後期的書院教學情況以作借鑒。此時的紫陽書院教學內容分為德、業兩大部分，主張學生進德和修業。進德是指在日常教育教學中，對學子進行儒家倫理道德的教育及鄉土情感的培養，強調忠孝節義。修業指主講者對在院學子進行儒家經義的闡釋與傳授，目的在於以義理之學、修養之道為中心，通過講學以正人心，育成偉大人格；

在理學盛行的時代，「日月不滅，萬古六經，囊括萬有，韜孕經綸」，經朱熹編定作注的《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以及《詩》、《書》、《禮》、《易》、《樂》、《春秋》經傳及其先人註解等，便是教師講解、學生鑽研之所本，因為理學影響而注重經典義理闡發。具體的教學內容主要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強調倫理道德教育和鄉土情感教育，講究義利之辨，講究忠孝仁禮，化民成俗，為善其鄉，因此書院所在地往往是地區的文化中心和地方文化傳播的重鎮。書院往往與鄉俗教化相結合，對所在地的士其民風的改善以及文化的普及起到了特殊作用。

第二、奉行開放性的教育教學方針，強調教育教學與學術研究緊密結合。傳播文化知識的同時重視學術研究，藏書廣泛，自行刊刻印刷書籍，組織講會、塾講和各種文會，傳播學術思想，集教、學、研為一體，是學術流派的活動中心，教育和培養人才的基地。

第三，在教育實踐中，有的提倡自學、重視讀書、自由講學、獨立研討；有的提倡誦讀和涵詠體味，強調學生的博覽和積累，有的提倡悠遊學習，有力山川名勝，詩文酬唱，陶冶情操。師生之間，相互砥礪切磋。

培田紫陽書院除了體量較小不太可能藏書之外，其他類似講究義利之辨、講會交流、獨立研討、遊學頌詩等這些都在吳氏族譜中出現過，尤其以紫陽書院還是孔聖會、朱子惜字社的所在，加上章的部分史料，這些活動極有可能在培田紫陽書院也有。

第二節紫陽書院的歷史

以紫陽為號的書院，從整體趨勢上來說都是初創於北宋，興盛於宋至清代初年，在清代後期因為國家危難被指責為空談誤國，被重視實業的新學所取代。朱熹作為理學的集大成者，在書院與理學的一體化以及書院制度確立的過程中影響深遠。由於理學的崇高地位，所以自成立之後歷朝歷代皆有改動，以下僅列出改動較大的幾次。宋太守孟公、趙公在新安設立朱子祠堂，建立紫陽書院並以紫陽為名是從宋代太守韓公開始，而把書院修建在紫陽山中則是從明代太守張公開始。

紫陽書院中的紫陽指徽州歙縣南五里外的紫陽山，「其山豐郁秀麗，端凝若堂，東向而峙。每將曉日未出，紫氣照耀，閃光顯爍，類赤城霞，故曰紫陽」。朱熹之父朱松曾就讀於徽州州學，州治城南有紫陽山，他曾往遊憩。「獻靖公游而樂之，為堂以居，肄業於中。後入閩，猶以「紫陽書堂」鐫為印章。」（《新安文獻志·卷十二，頁191》）。

朱熹住為武夷山幽靜優美的風光所吸引，在淳熙十年1183年辭官歸來後親自設計營建的書院於武夷山五曲隱屏峰下，為繼承父志，以示不忘，他在舊樓廳室榜刻「紫陽書堂」四字，並開始以「紫陽」自號，故世人亦謂朱熹為「紫陽夫子」。

根據《武夷精舍雜詠詩序》記載，精舍建成之初布局是：隱屏峰下兩麓之間有三間房屋，名為仁智堂。堂的左右各有兩間卧室，左為朱自己居住的，名隱求室；右邊是接待朋友的，名止宿寮。左麓之外，有一處幽深的山塢，塢口累石為門，稱石門塢。塢內別有一排房屋，為學者群居之所，名為觀善齋。石門西邊，又一間房屋，以供道流居住，名為寒棲館。觀善齋前有兩座亭子，名晚對亭和鐵笛亭。寒棲館外繞一圈籬笆，截斷兩麓之間的空隙，當、中安一扇柴門，掛有「武夷精舍』橫匾。朱熹再次著述講學前後8年，許多著名學者如蔡元定、詹體仁等都曾就學於此。朱熹在此完成了《四書章句集注》等理學著作。朱熹去世以後，武夷精舍備受官方重視，歷代都曾加以修建。

嘉定元年，太守孟公作晦庵祠堂，七年，郡守趙公依託郡學改為祠堂，建成文公祠，十五年，縣令彭公別立祠堂於歲寒亭旁。理宗淳祐六年（1246），太守韓朴在歙縣南門的臨河並面向紫陽山的地方，建立書院以祀朱熹，並請理宗御書「紫陽書院」，成為徽州紫陽書院，也是祭祀朱熹的紫陽書院中最早建立的一個。宋理宗對理學情有獨鍾，對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讀之不釋手，恨不能與之同時」，便詔令賜朱熹為太師，封為信國公，後改為徽國公，之後又下令將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與朱熹一起從祀學官。其布局為：

「倚山瞰溪，中為明明德堂祀文公，以勉齋、元定侑之。植碑亭於門之左，設宸奎閣於堂之陰……兩廡畢具，六齋並設。書樓立其前，披雲閣峙其後。閣之後最穹為大成殿，旁為風泉雲壑軒，庖湢廩廄夾置。」

寶祐二年1254，知州魏克愚度置學田「以為來學士子廩食」，同時也為書院刻版刊書。

到了元代，朝廷給予書院學田，並指派山長任職，包括紫陽書院在內全國書院在這一時期成長迅速。正因為政府支持，紫陽書院逐漸向官學靠攏。這時候的紫陽書院，「額為明明德堂……門前門後，殿各三楹，而從祀之廡各倍之。講堂東西齋廡之數視朝制。而在其西又西偏，足舊重屋為三以大其門。又別為小重屋三，面水西，以防披雲之舊」。

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紫陽書院曾被併入徽州歙縣縣學，十二年後才得以恢復重建。後來隨著歷史變遷，書院多次變動。明正統十三年1448，朱熹八世孫朱洵、朱澍出資重建，徽州人在州學立「文公祠」，改稱「朱文公祠」，祭祀朱熹，即朱子祠，培田紫陽書院在村中也被稱為「朱子祠」。該書院後來毀於兵災，明洪武初建於歙縣縣學右之射圃。正德七年，郡守熊桂重修紫陽書院，他買下旁邊佛寺用地，徙佛撤寺改為朱子祠，兩年後建成書院。書院面貌為：

「中像文公，左則勉齋黃公配，右則西山蔡公。勉齋之後定宇陳公、林隱程公、環谷汪公。西山之後雲峰胡公、道川倪公、東山趙公。堂之前為兩廡，其東廡祀生於徽之賢者，曰「企德之堂」，堂後有講堂，曰「尊德性」，南向；其西廡祀仕於徽之賢者，曰「遺愛之堂」；堂後有講堂，曰「道問學」，亦南向。凡講堂四周，皆棲士之舍」，「祠階之前為道，矩為三廉，拓中為台，台下為方台塘，雙泉灌之，名曰「活水」，以石樑之貫於道，以屬於內門之外。這是紫陽書院自宋以來，建制最為完備、又不乏美觀的一次，之後書院祠堂、講座等設置皆以此為藍本。

另一郡守張芹，在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另建書院在紫陽山中。他認為紫陽書院既以紫陽為名，就應處在紫陽山。當時紫陽山上有老子宮，宮中建有馮虛閣，閣中設有朱松與朱熹的牌位，並有黃冠負責管理。張太守將書院遷往紫陽山。紫陽書院建成，「為堂若干，楹中肖文公像，列配食從祀遺愛企德之賢，舉循其舊。旁為兩齋，東曰「求志」，西曰「懷德」，以居學徒。其後為文會堂，使昕夕講肄期間。其正建堂祀朱熹，並以黃干、蔡元定從祀，側列徽州道學人士。堂北建一祠祀韋齋先生朱松。」從此歙縣有兩個紫陽書院。

到了清代，作為少數民族政權，為壓制輿論加強思想控制，以順治為代表的早期統治者對書院採取抑制政策。到了康熙年間，清政府平定了三藩之亂，收復台灣，鎮壓准格爾叛亂等，國家統一，社會穩定，清政府採取較為寬鬆的書院政策，並在教育上大力倡導程朱理學。「欽定紫陽全書，以教天下萬世，其論遂歸於一。始知學者之所以為學，與教之所以為教，當以紫陽為宗，而俗學、異學，有不得而參焉者矣」。紫陽書院再次走向繁榮，規模較之明正德時更大，建制最為完備。康熙、乾隆先後御題「學達性天」、「道脈薪傳」兩匾額。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歙人鮑志道等於縣學後朱文公祠建「古紫陽書院」，重振講學之風。這時候的紫陽書院：

「前堂奉文公，增置配食神位，以朱子新安門人及新安先儒分列左右，中改文會堂為道原堂，後為獻靖公祠，鉤勒朱子「舊時山月」字以顏之。左右置兩齋，曰「衛道』。祀長貳之有功書院者；曰」衍緒」，祀倡復紫陽講會諸先哲……大堂後為階，入道原堂，復穿垣，層級上獻靖公祠，周通四達，就山勢高下繚以垣，如雉堞焉，更於院左葺庖湢之所，器用具備。

乾隆五十五年，重建了縣學後書院，名曰「古紫陽書院」：中為朱子堂，以蔡黃二公配享。近北東西兩舍，以為山長紳士棲息之所。後堂為韋齋祠，祠旁兩舍分奉「衛道」、「衍緒」。神主堂上堂下兩旁分作四舍，曰「志道」、曰「據德」、曰「依仁』、曰」遊藝」，以為生童肄業寢食房間。大門南向外圍有圍牆，以標榜之地，嗣又於牆圍之下，作一考棚，分上下堂以為會課之區。」

徽州紫陽書院在清代乾隆之前，經費主要來自於地方官的捐贈以及學田的田租；乾隆以後，徽商開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為主要的經費來源；後由於徽商的衰落和太平天國戰爭的影響，紫陽書院走向了衰落。

「紫陽學術，既為世所重，故後世之創立書院，遂多以祠祀紫陽先賢，闡揚紫陽之學為其宗旨，凡朱子誦習游過之地，無補立有書院以標榜之，此種現象，尤以皖閩蘇浙，最為顯著。」自宋元至明清，全國大小逾百所紫陽書院，不論規模大小皆祭祀朱熹。根據白新良《中國古代書院發展史》一書統計，中國古代史上確定曾以「紫陽」為名的書院有27所，遍及安徽、浙江、江蘇、湖北等11省。

第三節紫陽書院的功能

一般而言，中國古代書院有三個基本功能：祭祀、講學和藏書。紫陽書院在兼具這三種功能的基礎還因其與理學的聯繫而具有兩點特殊性，一是以朱文公為主祀，祭祀內容多具有理學特徵。二是在課藝讀書之外，還舉行講會等大型的學術活動。明清時期的徽章書院特點是「講會與課藝並行，學術與功利並舉」。紫陽書院在當時已經形成了成熟的講會制度。

一、祭祀

紫陽書院時為紀念朱熹而建的，其最早最主要的祭祀對象是文公。紫陽書院作為新安理學的陣地，其學術性質也決定了它的祭祀對象。有關於或有功於理學的人物也逐漸被納入到紫陽書院文公祠的祭祀對象中，已從祀文公。淳祐六年，韓補以黃勉齋（干）、蔡西山（元定）左右侑文公，二者皆為朱熹在閩的高徒。正德七年重建書院，又在勉齋之後增定宇陳公（櫟）、林隱程公（復心）、環谷汪公（克寬），西山之後雲峰胡公（炳文）、道川倪公（士毅）、東山趙公（汸），皆為南宋以來新安有名之儒士。清代康熙年間，朱子三次回鄉時受學於他的三十幾人也多被加進來。文公祠的具體祀位安排如下：大堂正中一位，子朱子徽國文公；左右配享先賢八位，即黃勉齋先生、李敬子先生、張元德先生、陳安卿先生、李公晦先生、黃商伯先生、蔡九峰先生、朱叔敬先生；

朱熹的生辰是九月十五日，所以紫陽書院建立之後這天會舉行祭祀儀式。紫陽書院的祭祀典禮分為「釋菜」和「釋奠」兩種。一般有外地官員進入書院，就舉行「釋菜」禮。釋菜於朱子之前，與諸宿儒講學，這是臨時性的。釋奠主要在春秋兩季固定舉行，在文公誕辰舉行，十分隆重，主要祭祀所用之物有簋、簠、籩、豆、登、鉶、雲雷尊、龍勺、巾冪、爵、俎、篚、洗、祝版等。祭品也因主從祀位而是有所區別的。一般正位的祀品有：篚一，盛制帛；爵三；登一，盛太羹；鉶二，盛和羹；簋二，盛稻、粱；籩八，盛行鹽、薨魚、棗、栗、榛、菱、芡、柿；豆八，盛韭葅、（酉央皿，酉右皿）菁葅、芹葅、魚（酉右皿）、筍葅、糝食；俎二，盛羊、豕；酒尊一。配位祀品的數量相對較少，除篚、爵、鉶、俎數量相同外，只有簋二、籩六、豆六，無登與酒尊的陳設。

祭祀儀式比較講究，分為迎深——初獻——亞獻——終獻——受福胙——送神焚祝五個部分。首先，主祭者、陪祀者、執事者穿好祀服以待，黎明時開始，三者鞠躬四次迎「神』。然後由主祭者行初獻禮，」司尊者舉冪酌酒、司爵者捧爵、司饌者捧饌、司帛者捧帛」。主祭者在朱子神位前跪，將奠帛進爵進饌，之後主祭者起身，讀祝；再一次跪拜左配神位、右配神位後，初獻禮完成。接著由陪祭者行亞獻禮，再行終獻禮，這就是「三獻禮」。禮後，先飲福位，跪飲福酒並受胙，接著撤饌，再四鞠躬送神，最後焚祝，典禮正式完畢。整個過程按通贊、引贊的呼吟進行，並安排有歌生八人或六人左右對立吟唱。

這樣，紫陽書院不僅表明了傳承理學的學術派別和群體，還成為教化的一部分。

二、講會

講會是指宋明理學家學術辯論的集會，開始於南宋時期朱熹、陸九淵進行論戰的鵝湖之會，其特點是以講為學、以會為學，作為一種學術集會討論的活動，發明學術，這種傳統將書院教育與官學教育、科舉教育獨立開來。紫陽書院最早的將會開始於明代，新學開創者陳白沙曾拜訪紫陽，匯聚六邑人士每歲一會。明正德十年，知府熊桂主講朱子之學，學者躬教之，質疑問南，娓娓不倦。講會分為大會和小會。小會在每月初八、二十三，大會在九月十三日至九月十六日，每年一至兩次。旨在尊朱宗孔、闡揚理學、延續道統。統治者為強化思想控制，在康熙中期以後，講會制度日益廢止。

徽州書院講會制度的正式建立在明代，績溪人周紳《穎濱書院講會會序》中記載：明代新學開創者陳獻章曾親臨紫陽書院，聚匯徽州六邑人士，每歲一會，並定下講會的規條，使徽州書院講會出現制度化的雛形。院是每月舉行兩次、坊鄉之會每月季一次，還有邑中之會、四郡之會等。由書院內部的教學形式演變為具有社會性、區域性特徵的學術研討性質的聚會。到了明末清初，成為一整套完整的制度，宗旨明確、會規詳盡、組織嚴密、日期固定、程序嚴格和儀式隆重。紫陽講會。月會為兩次，分別在每月的初八和二十三日舉行，巳時聚會開講，申時散會。大會在每年九月十五日朱子誕辰日舉行，間或在三月九日朱子忌日舉行，每年一至兩次不定，會期三天。徽州紫陽書院的學生，春以三月，秋以九月，皆於十三日集院中講學，三日十五日黎明釋奠。

講會時先由會贊設朱子神位於堂上，並設得香案，會友如期而至，要「先升堂揖先師，次揖會宗，次揖會長以下，後交實錄於先師，前就做，待齊排班，向上四拜，分班揖就坐」。接著「供香案，宣講義一章，就坐，歌一詩少選，再進進，歌詩少選。查實錄並家居善過賞罰，訖登考履之紀，布席飯訖，徹席復坐，質疑問難，議事辨禮，至申，揖先師，揖會宗，分班揖，歌詩而散。

許多士子在會講結束之後，意猶未盡，便接著塾講，這逐漸演化成為一種由鄉黨同志、近地塾師、遠方友朋等自發組織而形成的一種集會形式。到了清初，在紫陽書院的塾講已經形成制度化，大大有利於開拓學子視野，提高書院教學水平，同時擴大了書院的影響，提高了書院的位置。

在這兩種之外，還有一些知名學者及地方宗族組織的各種文會，如斗山文會、崇文文會等。以言規行矩、講學明道、砥礪明傑、布宣教化、調節爭執等為其主要功能。參加者有致仕者，休假在鄉的官僚、舉人、秀才以及未有功名的讀書人等；討論範圍廣。間或充當鄉里價值評判和民事調解的民間組織，對促進書院教育教學、學術研究、倡導社會重教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三、肄業講學

肄業講學是紫陽書院的基本功能，在講堂旁邊設置齋房，用來居住講學之人與肄業諸生。明初紫陽書院被收入縣學之內，頗似官學；熊太守之後幾任知府也照此選士入書院修業，使得紫陽書院可以說變成了比官學更高一級的地方學校；明中葉後，儘管書院從形式上獨立出來，但只是成為訓練生員參加科舉開始的高級場所。整個明代，紫陽書院既重視講朱子學又重視人才培養。一般還設考棚，作為書院課考之用。

四、其它功能

紫陽書院還有藏書與刊刻印刷典籍的功能。書院藏書是作為書院教學的工具，創造便利的學習條件和濃厚的學術氛圍，激發學子學習興緻、拓寬視野。

（四）紫陽書院為加強管理制定了相關紀律要求。最初由朱熹秉承白鹿洞書院的學規，後來為適應紫陽書院各類的活動的需求增加了若干組織固定，現將較為重要的列出如下

白鹿洞學規：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於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