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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川舊事‖高台西村憶南公

一切要從遙遠的宋代說起。千年的風雨,千年的月光,千年的故事還在流傳。我們所能做的,便是朝著他們所在的時代膜拜,小心翼翼地去翻開已經脆如蟬翼一般的歷史書頁,去探尋時光深處還沒有被破譯的密碼。

將近一千年前的北宋,建昌軍文星璀璨,誕生了李覯、曾鞏、王安石等思想家、文學家、政治家。彼時身為黎川前身的新城縣還沒有誕生,作為建昌軍南城縣的上五鄉而存在於武夷山的西麓。這裡山也磅礴,水也清潤,與東南沿海的閩地山水相連。在北宋一百六十多年的時間裡,小小的上五鄉卻湧現出一大批的文人世家佔據了建昌軍的半壁江山。「大學說書李公覯、直講王公無咎、尚書左丞鄧公潤甫、處士灌園呂先生南公已生於其鄉,有盛名於天下,一方之重,已隱然可見矣」,此外還有東岩先生傅權等,他們都佔據了歷史的一頁閃著熠熠的光輝。他們的名字,也隨著山川江河的永在而名垂史冊。

灌園先生呂南公(1047-1086),字次儒,號灌園、袞斧,北宋建昌軍南城縣豐義鄉人(今黎川),有《灌園集》傳世。一生的不得志與貧病交集似乎是他與生俱來的宿命。唐末宋初的兵亂中,呂南公的曾祖父帶家小從金陵流落到建昌南豐,因為顛沛流離中所攜帶的家世宗譜損毀殆盡,於此便自認為南豐人。沒幾年,曾祖父去世,長子是呂南公祖父,祖父生有兩個兒子,小兒子是呂南公的父親。呂南公父親還在襁褓中,祖父就去世了,南公祖母為了生存,迫不得已帶著南公的父親改嫁給了南城上五鄉沙溪(今黎川湖坊鄉營心村陂頭)傅家的傅可忠。南公父親長大後,自立戶從沙溪遷到了豐義鄉的石城西村(今潭溪鄉河溪村)。

有必要說說石城。在目前可查的確切資料上,明代已經有了較為完善的鄉都制度。豐義鄉石城為三都管轄的範圍,那時的三都含赤岸,沙村灣,寒村,馬村,石城,圩上,廣嚴寺前七個村。大致為今天的潭溪鄉團村、河溪、三都、蘆陂、新莊等行政村的範圍,「延綿三十里」,比現在的三都行政村所管轄的範圍大得多。石城因五代時黎汾聚兵於此地建有石城寨而得名,位置在現在三都老街中段,因處於現在的三都村委會駐地,名字現已不存。至今在三都老街還有一棟古宅上鐫有《石城義倉》之匾額。西村因位於石城西邊的河岸,被喊為河西,河西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和之初都歸屬於三都管轄,1958年從三都剝離出來成立河西大隊,後逐漸更名為河溪大隊,1984年啟用河溪村名。

作為歷史上石城的一個部分,西村在所有的官志上並沒有作為獨立的地名記錄,而屬於民間的俗稱。西村附近有一個高寨洲,相傳為五代時候黎汾與危全諷相持於此建有高寨而得名,目前仍存,為蘆陂村的一個小組。呂南公少時從這裡經鯉潭(今潭溪鄉政府附近河灣,宋時有鯉潭渡。)去沙溪拜訪祖母,往來中曾經進附近的寺院問僧人,欲探高寨洲來由,少有人能解答。

呂南公父親少時貧孤,寄人籬下,沒辦法讀書。他為人耿直,在西村以種田為生。但顯然他不是個治家的好手,所得不夠食用,也不仰仗他人。他對老三呂南公寄以厚望,常常對他說:「吾家父祖學儒,汝能紹之,勿墜。吾望塞矣,嗟乎,孰使馘集而帥亡乎。」但凡聽到哪兒有書就去借來給呂南公讀,並時常帶他去沙溪拜訪祖母和與傅氏家族學子交流。彼時沙溪傅氏已經成為建昌軍文學界的翹楚,進士比比皆是,傅權、傅野、傅翼、傅代言等都是李覯的得意門生。在這樣的熏陶下,呂南公博涉群書,文風簡潔不繁冗。「年幼即日記愈萬言」,「十五讀書,二十而思義,以為文者,言詞有大美」。而在此後並不長的生涯中,他與南豐的曾鞏、曾布、曾肇三兄弟交往頻繁,與本邑傅家的傅權、傅野等人也結下了深厚的情誼。

熙寧二年(1069),呂南公會試不第,此時他才22歲。但是他的文章引起了出自同邑南津鄧家的尚書左丞鄧潤甫的注意,鄧潤甫「奇之」,與之「日夕親與議論」,大為讚賞。而且想向禮部推薦他再參加選拔考試,但不知什麼原因而作罷。

曾鞏的弟弟曾布也邀請呂南公到自家小住幾天以互相探討學問,曾家為南豐望族,清高的呂南公「拂袖不謝而去」。呂南公回到西村,建造自己的宅子,並取名為「灌園」。為什麼叫灌園,已不可考,或許有涓涓溪流濯灌田園之意吧。

熙寧五年(1072),好兄弟傅權要去福建做官,呂南公寫了一首送別詩和一篇序。作為從小一起長大的好友,呂南公與傅權有著親如手足一般的情誼。傅權,字次道,又字濟道。與幾位族兄弟都是李覯的門生,因家居東岩山下,又被稱「東岩先生」。傅權比呂南公大四歲,宋熙寧三年(1070)進士。在呂南公的《灌園集》中,有多處寫給傅權的詩文,可見兩人情誼匪淺。

《送傅濟道之漳浦尉》:

河梁東度送征鞭,屈指閩荒路二千;

難向解攜無一語,再思重見尚三年;

高堂上壽今誰及,白屋青衫合自憐;

努力官箴莫輕墮,清時無善不登延。

閩地蠻荒遙遠,再見恐怕又得三年,此時傅權的父親已年過半百,所以呂南公才有了「高堂上壽今誰及,白屋青衫合自憐」的嘆息,同時他也希望好朋友能做一個清正有為的官員而不辜負家族的期望。

而南公自己卻「不復以進取為意」,在西村著書講學,與文友們互相唱和,過得也是清貧而歡樂。在他的文字中,關於西村,那是一個溪水繞流桑麻沃野,有軒有室無名利愁的地方。今天我們重讀他的《西村》,依然可以想見這一塊田園的優美和呂南公清高的心志。

《西村》

東村豈不佳,南村自清幽;

北村亦可居,俗悍不易投;

維此兌嶺曲,陂陀遶川流;

桑麻有清園,耕稼有緑疇;

雲峯十里外,足舉曠望頭;

本無車馬喧,豈有聲利愁;

伊我先君子,故家待增修;

還當起檐楹,此志敢不求;

開闢三處徑,疏通四前溝;

有軒列琴書,有室貯鋤耰;

厭曲擬長醉,藏芻待肥牛;

超然了餘生,不問萬戶侯;

我策久已決,我身強悠悠;

安能荷莜翁,不以意相收。

但他也是心有不甘的。在他諸多的文章中,經常有「請見某太守」諸類文字,字裡行間不僅有對時局的看法,更有著一展抱負的心懷。而他更大的願望是重寫一本《三國志》。他以為:

略蓋史之作,以才過人為主,其法必合於《春秋》然後當。司馬遷為史,不甚合《春秋》,然而號稱最良者,其才高也。班固之才不及遷,而措置謹密則過之,故亦配遷流傳。范曄以下卑乎陋矣。陳壽以史為志論者,或謂之善,以余觀之猶為未盡。

正因為覺得陳壽的《三國志》脫略無法度,他下了決心要寫一部新的《三國志》。於是他離開了安逸的西村,去了高台山,建了一座「袞斧齋」。古代賜袞衣為嘉獎,給斧鉞為懲罰,袞斧,褒貶時事之意,也正和著呂南公執意要修史書重寫《三國志》的決心。古人但凡立志著述者,無一不是到了懸樑刺股、廢寢忘食的境地。他們總要覓一孤絕之地,躲開塵世的紛擾,只要一室一案,滿屋書卷,日夜皓首窮經,憤筆疾書。而在物質需求上,有溫飽可續命足以。

衛星地圖中的高台山

一直以為高台山是座高山,以至於在尋找的時候進入了誤區。在不斷地抽絲剝繭的尋找過程中,更多的線索慢慢呈現出來。高台山,在縣南二十五里二十四都,其嶺有石高數丈闊如平台。高台山邊的西溪之水與福山七星澗下來的水在山的南邊合流到社岡(今社蘋)經竹山下栗塘過橫港橋與新豐橋下來的水匯合成黎灘河。直到在「川」一節看到西溪為社蘋水上游的時候,才有了恍然大悟的感覺。在這個條目下,有一行註解:「宋處士呂次儒所居,有呂家陂。」

我忽然想起老同事呂先生老家正出於這個地方,他姓呂,難道是一種巧合嗎?詢問過去,回復讓我喜出望外:北坑呂家便是南公後裔,以南公為一世祖。而北坑,正是二十四都的範圍,呂家陂也在此列。至此,功夫不負有心人。當我們來到曾經的二十四都地界,如今的社蘋鄉團星村的時候,眼前的山川地理仍與一千年前相似。

高台山,山不過高百餘米,突兀于田野中,四周為田,視野開闊,東南數里即為綿亘的福山。此日天氣晴好,福山主峰簫曲峰,山後的應感峰、會仙峰都躍然眼前。從福山七星澗逶迤下來的溪水和西溪在高台山的山腳下合圍北上。呂南公的《題福山詩》煌煌240字,起首就是「峨峨福船山,特起秀蟠勃;當前百十里,已見青突兀;……何由結廬舍,靜取蔬茹捽;夢想空洞靈,孤雲動颷?。」只有到了這裡,身臨其境,撫今追昔,才能感受到古人做學問的心志如山挺立,如水澄澈。才能理解他為什麼選了高台山作為潛心寫書的場所。

水質清澈的西溪

在初修於康熙年間的黎川北溪呂氏家譜上,清晰地記載著這一切的開始。「一世祖南公從豐義鄉遷居二十四都本地。南公袞斧齋座落本都高台山,明天啟間改為佛殿。支下子孫屢捐資修整。有羅漢松一棵為公當日手植,至今繁茂異常。」在明代正德《新城縣誌》「寺觀」一節,也有高台山的記載。當然古廟已經蕩然無存,後世族人屢毀屢修。現今高台山上的寺廟為上世紀末重修,也只剩空闊寥落的門庭。只是在門額上,墨書的「高台山」三個大字依然那麼清晰。北溪,即北坑。這座已經快荒廢的小村子裡,建於清代的的呂家祖屋仍在。從北坑到石窠有一條小路,老人家說,路邊曾經有呂南公鄉賢祠,上世紀七十年代被砸了,如今只有幾棵野生的板栗樹佇立在舊址上。

高台山的日子艱難而清苦。一棟破屋,幾縷斜陽,三面溝澗,四隅岡巒,山民偶爾能看見這個日日筆耕的書生下山來覓食。才三十幾歲的他,字裡行間就已自稱老病之身。這種苦行僧似的生活在他的《小港書事三首》中可見一斑:

破屋照山垧,山民問筆耕;

日無賓接戲,夜厭鼠橫行;

被服煙埃色,呻吟老病身;

不知齊魯士,甘此欲何成。

溝澗橫三面,岡巒匝四隅;

滿門牛宿留,刺耳鳥喧呼;

造請難通謁,經過易失途;

鋤犂有餘暇,歌鼓宴官奴。

夢想驚冠蓋,糟糠繼祖孫;

多財新得友,善訟舊成?;

策士吞併說,門風楚撻痕;

飲酣尤壯浪,潛聽亦消魂。

是呀,甘此欲何成呢?他如果放下身段,回到西村,日日呼朋引伴把酒而歡,或者是接受達官貴人的推薦做個一官半職,豈不是比在山上與青燈孤卷為伴要好?在孤寂的高台山,他應該是會想起並不遙遠的西村的。一首《憶西村》,說盡多少事:

東岡西下古墩頭,草木風煙事事幽;

畦壠彎環延果菜,笭箵參互獻魚鰍;

常開夜戶誇無寇,競撥香醅賀有秋;

願定此居猶未得;豈堪僥倖望公侯。

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壬戌歲,三十五歲的呂南公回了西村,見於他寫給好友傅權的《壬戌歲歸治西村居奉答次道見寄長句》詩中:

肅肅白虎殿,潭潭承明廬;

人皆通籍游,我獨老飯蔬;

譬彼獸啖土,豈其惡甘腴;

道窮吾何之,只得歸荷鋤;

盛夏督耘耔,先春理陂渠;

低徊居未寧,倏忽歲又除;

但怯簿有債,誰羞門少車;

載歌里飯辭,謁酒聊自娛;

念子早奮拔,聲華系名駒;

誰雲破青衫,罪謗更勃如;

朝野固異分,知安盡夷途;

牛衣與樵歌,各是對妻孥。

詩中不僅描繪了自己清苦的生涯,也寄託了對兒子的殷切期望,同時也表達了對在外做官的好友傅權的殷殷關切。

不遠處的福山和會仙峰清晰可見

也正是這樣清苦的治學日子摧毀了呂南公的身體,在他的《三國志》將成未成的時候,元祐元年(1086),呂南公與世長辭,終年不過三十九歲。呂南公苦心孤詣寫的《三國志》並沒有傳世下來。他去世之後,他的兒子呂郁將他存世的詩文結成《灌園集》刊行,後人才得以仰望他的光輝。

就在他去世前,朝廷聽從司馬光建議開「十科舉士」,翰林學士陳繹以「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向朝廷推薦呂南公入仕,中書舍人曾肇以「德行純固,可謂師表科」薦之,曾鞏稱讚他「讀書為文,不事俗學,安貧守道,志希古人」,蘇軾等諸名公都在宮中商議要取南公為官。而這一切。都來的太遲了。

呂南公去世後,朝廷敕贈了他正三品的資善大夫、右都御史的恩榮。南宋陳振孫所撰的《直齋書錄解題》第四卷有關《三國志》的記載中有呂南公曾經寫過《三國志》的這一記錄:元祐間,南豐呂南公銳意為之。題其齋曰「袞斧」,書垂成而死,遂弗傳。康熙《南城縣誌》記:宋紹興間,蔡延世建祀卿,先達陳彭年、李覯、曾鞏、曾布、曾肇、朱京、朱彥、鄧潤甫、王無咎、呂南公十人於仙都觀,名十賢堂。可惜的是「十賢堂」在朝代更迭中已不復存。

從村莊看高台山

南宋紹興八年(1138),析南城縣東南五鄉分置成新城縣。又過了將近200年,元代的新城縣豐義鄉石城已經有朱文正公朱熹的後代在這裡聚居。朱家出了一個朱何,字民表,為鄉間名紳,空有一身才華無處可報。他感嘆於科舉制度廢棄以來的數十年間,縣邑文風學風大不如前朝。於是在自己所居的地方石城修建了西村書室,以帶領家族少年才俊在這裡祭拜先賢和勤學苦讀。書室中建有先賢祠,祀宋代以來名賢(周子周敦頤,邵子邵雍,二程程顥程頤,張宣公張栻,呂成公呂祖謙、許文正公許衡)及鄉之呂南公。歲時率子弟學者在這裡祭拜和讀書講學。此後朱家人才輩出但多數沒有進入仕途。其子朱禮,中泰定四年(1327)鄉試,侄子朱彬登元統元年(1333)進士,朱倬登至正二年(1342)進士。

元天曆二年(1329)朱何請有「元四家」聲望的奎章閣學士虞集給朱家宗譜寫序,在序中,虞集對朱何祀名賢振家聲尊國勢的舉動給予非常高的評價。在同時所撰的《新城縣學碑記略》中,虞集盛讚新城「其山磅礴而清潤,其水通暢而淵沉。故其人物之生,多美質良材。」而呂南公能得後世建祠祭拜,列名賢堂,他若地下有知,當是萬分欣慰了。

有意思的是,在如今的黎川縣潭溪鄉長洋村距鯉潭約莫三公里的地方,有一個自然村名為「灌園裡」,至少在清代道光年左右就有人居住在此。此處北臨河水,南靠青山,西望沃野,東可去沙溪,可是明清縣誌上均無這個地名記載。這是鄉人為了紀念這位鄉賢而自發命名傳下來的呢還是一種無意的巧合?無論是什麼原因,這都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情了。

2018.6.25

感謝呂氏後裔呂建輝先生及族人、鄧少洲先生、徐美良先生的陪同尋訪。

END

他們僅僅存在著,呼吸著

各有各的天地,各有各的命運

蟲子在草木之間行走

偶爾碰頭,打過招呼,再見

這都是我喜歡的

我願意是這種安靜的樣子

我願意萬物都這樣活著

不悲不喜,不為所動

在小鎮,讀書寫字,走山走水走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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