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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長聲、傅月庵:知日作家的「東瀛孤燈」之旅

導讀:我們常常是在不知不覺當中,因為喜歡某一個作家,就跟著他,就被他馴化了,被他牽著鼻子走路了。

6月16日,李長聲先生和傅月庵先生在北京SKP的RENDEZ-VOUS書店做了一次「東瀛孤燈」之旅,來到現場的還有《我的日本作家們》的出版方——東美出版總編輯李靜宜女士等。

騰訊·大家沙龍活動現場

以下是這次「東瀛孤燈」之旅的精彩回顧:

李靜宜:讀者朋友大家好,很高興能夠在初夏的午後,來到北京跟大家分享這麼充滿閱讀品位的下午。首先我要感謝騰訊大家以及RENDEZ-VOUS書店書店給我們這麼好的一個機會。我這次專程從台北飛來,特地為這場沙龍而來。

對我來說,能夠出版《我的日本作家們》這本書真的是非常大的榮幸!

東美出版我想不只是北京的朋友覺得陌生,其實在台灣也是一個非常新的出版社,因為我們運作才一年多。但是我覺得我運氣非常地好,我在沒有做出版之前,是一個非常資深的讀者,我非常想把一些我喜歡的作者,他的好的作品,來跟更多的朋友分享。

這一年多以來,我運氣真的非常好,認識了很多位華文創作了的知名老師,包括金宇澄老師、路內老師等等,他們在東美都有一系列的作品出版,也讓台灣很多的讀者進一步認識在大陸文壇上面有這麼好的一些作品。

我尤其高興的是去年,我們能夠出版李長聲老師的這一部《我的日本作家們》。出版李老師的書是我長期以來的一個心愿,遠在我沒有開出版社之前,就已經跟李老師說了,我說我一定要開一個出版社,我說那你一定要給我一本書(出)。李老師他大概沒把我的話當真吧,他覺得這個年頭誰還會開出版社?所以他就隨便地答應,他說你要開出版社,我一定給你一本書。結果沒想到有一天我就跟他說,我真的開了一家出版社,快快把你的書寫出來吧。接下來他就開始煩惱了,他說他這麼多的作品,該怎麼樣把它呈現出一個不同的風貌來?

我運氣也非常好,是因為我有很資深的這位編輯朋友,是傅月庵老師。傅老師跟李老師兩位都是多年的好朋友。李老師在台灣出版的書一直都是傅老師主編的,這次東美出版李老師這部作品時,我們就在考慮,如何能夠讓台灣的讀者重新認識李長聲老師的作品?

李老師的很多作品大家都很熟悉,就是關於日本生活的一些隨筆。這一次我們經過很長期的討論之後,決定以日本文學作為一個主題,選編李老師介紹日本作家的文章,有五十篇,以《我的日本作家們》作為書名,出版了。

所以這本書我一直認為是長聲老師的另外一個轉折點,他從以前寫隨筆、漫談,然後慢慢轉成了一個主題性的作品。在收錄這些文章的過程,因為篇幅實在是太大,沒有辦法把所有文章完全被收錄在其中,所以我們也很期待《我的日本作家們》還有下集。

今天在這裡我非常地開心。《我的日本作家們》這本書在台灣得到很多的迴響,我們也希望借這個機會,讓大陸的朋友們也能夠進一步地理解李老師跟傅老師,他們對日本文學、日本作家的一些看法,分享一些閱讀的心得。

我不要佔用大家太多的時間,還是希望大家能夠盡情地享受這個充滿文學氣氛的下午,謝謝。

李靜宜女士

李長聲:大家好,今天能在這麼漂亮的書店裡做活動,來了這麼多朋友,心裡非常高興。

我去日本三十年,僑居日本三十年,所以到這裡做活動心裡有點激動,談一點自己的心得,和大家切磋一下。這本書寫的是作家,其實整個這本書最大的功勞是傅月庵傅先生,他來搞的,我是十多年前進入台灣的,就是傅月庵把我引進台灣的,編了我的第一本書,那個時候是《居酒屋閑話》,一直到現在這本書,我在台灣出了有七八本書,都是傅月庵,即使他不親手編,也會給我出主意。所以,在台灣如果有一點小小的影響的話,還是歸功於月庵兄。

傅月庵:我必須要站著講,因為我怕我不站著講氣不順,會一下子講不出話。

我到每一個城市總是要去看書店。昨天到了這裡來,我第一次到這裡來,看到書店開成這個樣子,非常好的一個書店。而且最重要的是,書店如果買不到你要的書,那書店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我在書店裡面買到了一本書非常好,因為那本書我找了好多年了,那本書叫做《意外的旅客》,是安·泰勒的書,是他的代表作,可是在台灣很奇怪,其他的書都翻譯了,就那本沒有翻譯到。人生都是有意外的。

其實我這一次到北京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來看北京的拍賣,因為我現在基本上已經不太做編輯的事情。但是因為我要來北京,大哥就跟我講,說那我也回去,我回去那邊我們來做個講座吧,我就覺得這好像也不錯,那就來做個講座吧,然後騰訊這邊,因為我們兩個都是騰訊大家在那邊寫專欄的,這樣就開始交流了,一交流的話,事情越搞越大,搞到總編輯要從台灣飛過來,真的非常地不好意思。

因為事情搞大了我就緊張了。今天早上很早就起床,趕快想說我今天要說什麼?我記了個筆記,然後就忘帶來了。所以剛才我匆匆忙忙趕快想,我到底講一些什麼?我最主要要講的是人生其實是一個緣分,我之所以會幫長聲大哥,他一直叫我月庵兄,是不對,我就是個小老弟,他是大哥。我先是他的作家,然後因為有了一個很好的緣分,所以就成為了他的編輯,那是我有幸,因為他的作品,他寫了很多東西,那些東西要怎麼編?那是有一個學習的過程。所以我就跟大家報告一下,我從最早的時候怎麼會認識這個作家,後來我又是怎麼編,到最後為什麼要這樣編他的書?

我大概在1990年代的時候,我還在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讀書的時候,我很喜歡看一個雜誌,那個雜誌在台灣不容易找到,那就是北京三聯他們出的《讀書》,我看《讀書》專門看幾個專欄,我對於外國文學的理解,主要都是從那邊來的。那時候有一個吳岳添,吳岳添先生他寫《遠眺巴黎》,講法國文學,長聲大哥他是講日本文學,另外馮亦代先生,他是講美國文學的,我幾乎能夠找到的《讀書》我都找了,讀一讀,這些人都變成是我的偶像了。

可是李長聲,我是不會知道他是誰,我搞不清楚,我只從文章裡面知道說他就是在日本,但是我越讀的話越佩服,我也偷了很多他的東西,我會知道說怎麼寫文章?都是偷學的,多看多學。

後來2000年以後,有一家出版社來問我,因為他知道我對日本的劍客小說,就是日本的時代小說懂一點點,他來問我說,他們想要出一系列的時代小說,問我有沒有什麼意見?我一聽說就趕快跟他們講說,如果你們能夠做到一件事,那大概就成功了一大半,他們說什麼事?我跟他講,你們去找一個人,網路上去搜尋,去聯絡一個叫做李長聲的人,如果你們找到他了,叫他幫你們寫這個書的導讀,那你們當然沒問題了。我其實是想要知道這個人在哪裡,就叫他們去找,我也沒有想到會找到,他們真的就找到了。找到了就寫了,那一個時代小說的系列,那個導讀寫得非常好,可是那個系列好像沒出成功,沒有出很多本。

出了七八本,結果就這樣,通過他們聯絡上李長聲大哥了。長聲大哥他出的哪本書我都知道,所以我是他的書迷,我是他的讀者,他的每本書我幾乎都想方設法都在台灣都要買到,然後買到之後,我認識了他。那時候我在台灣的遠流出版公司工作,我就直接提出,我說我幫你編本書吧,我跟他說我們編得跟別人不一樣,而且我有自信,因為我讀了你的書已經讀了那麼久了,我覺得我有把握編出來的會比別人好,你自己要有自信,做什麼事情如果自己沒有自信,就很難搞得好。

他也就答應了,答應了我就編了,那時候我記得第一次編他的書的時候,是很緊張的,那緊張不是說他的書我沒把握,很有把握的!緊張的原因是因為那時候同時上還有一本書在編,香港也有一本在編,同時編他的書,要出版的,同時三本是要比賽的。所以我就使出了渾身解數,我要編得比他們好,至少你不能第三名。

那一本就是這一本,大家遠遠地看這個封面,應該不會太差吧?!而且我比他們強的是,長聲大哥的文章裡面,我很清楚地知道,他裡面有很多的文化資料,我讀了他的專欄我讀了十幾年了我當然知道,我讀了之後,我很想要看他講的那些東西到底在哪裡?是什麼樣子?所以我把它做成圖文書。找一張大一點的照片給大家看,比如他講到日本的城,我就去找到日本的城的照片,幫他配了很多很多的圖,而且是彩色的。又怕成本太高,我就用了一個方法,什麼辦法?讓它彩色的,但是成本又不會很高,那叫做正色反印的做法,在座如果有編輯大概知道,就幫它編出來,這本書是這個樣子。

編出來之後,這本書很快就再版了,而且我也看到上海跟香港編的書,我自己就覺得可以,我沒有輸給他們,我不敢講說我一定贏他們,但是我至少沒輸。而且第一本在編的時候,我跟他們比較大的不一樣是,他們在編的是用類來分,比如說這一類的作家的範圍,飲食的範圍類,什麼的範圍類。我編的時候不是這樣子的編的,我直接去抓俳句表,俳句有所謂的季語,就是季節的語言,我就照著季節的一年12個月,就照著那個季語去排的。所以有些人如果看到這個目錄的話,他會搞不太清楚的,因為有一類的東西叫做不知果,不知果是什麼?那是它們的季語。然後會有一個一人靜,一個人靜靜的,我就把他的文章弄進去了。其實中間我自己都有一個編輯的模式,那就這樣出出來了。

《居酒屋閑話》與《風來坊閑話》封面

但是這一本的封面雖然好,可是我覺得這一本封面更好,這個紫陽花我找了好久好久,這個紫陽花不是一幅畫,它是一個瓷器上面的東西,從瓷器上面拍下來,然後再設法把它做出來的。

這兩本書我就覺得,大概在台灣的話,開了一個日文書,從文字書變成圖文書的一個風氣。後來很多的日文書,通通都變成是他必須要找到一個場合。後來似乎也感覺到,長聲大哥很多書就變成都要有插圖了,我給他添了很多麻煩,因為那些編輯不一定找得到那些圖,所以就要求作者提供,長聲大哥就要到處去找圖了。因為圖是很麻煩的,圖有版權問題,你要怎麼樣才能找到不用版權的,不用買的,那是一門編輯的學問。

好了,我就這樣子出了,出了很多本,後來我也離開出版社,跑去做二手書的編輯。我跟長聲大哥還是很熟的,熟到後來我們是結拜兄弟了,他是我的大哥。我們常常喝酒,有一次喝酒我們就聊天,我說這個世界實在是很不公平啊,為什麼不公平呢?我喜歡的作家都不賣,人生的一大憾,你喜歡的作家賣不起,因為賣不起,出版社出個一兩本就沒了。他就舉說藤澤周平,在台灣藤澤周平的書沒幾本,賣不好就沒再出了。我就舉說我喜歡的英國的推理作家約翰·哈威,也是出了幾本賣不好,大家就不再出了。

可是我總是覺得說,這些作家他們應該是要慢慢慢慢出,然後慢慢慢慢累計的,他總是會讓人家知道他的好,而且應該有人去替他們說話,替他們申冤。所以我就講,大哥,我們應該來開一種出版社,那種出版社叫做作家出版社,不是北京的作家出版社,譬如說我們就開一個出版社,然後我就來編,那家出版社就叫藤澤周平出版社,然後我們把藤澤周平的書全部都出完了之後,就改名字,換成約翰·哈威出版社,再把約翰·哈威全部出完了,我們再改一個名字,專門就出作家的書,我們喜歡的作家,但是賣不好的作家。所以照道理,應該也有村上春樹出版社,可是這個輪不到我們的。

那麼他聽了之後覺得這是個好主意,後來跟人家喝酒,就講這件事。有一個人就跟我們喝酒,那個人今天也在座,剛才也講過話了,她就說她覺得這個是好主意,她那個時候還在上班,她就說等我退休了,我們就來開。那她退休了,她真的就去開一家出版社,東美出版社,東美出版社是因為她想要去開出版社的時候,我就知道事情不對了,她真的要搞了,我說千萬不要再來做出版社,你怎麼會那麼傻,好不容易有些退休金,怎麼會把它拿來做這件事呢?我說出版社不能來的,我們要做那種不賣錢的書,但最後她還是要做,我說那不能這麼叫哈維出版社,要換一個出版社,你總是要做點其他的來補這個。但她真的就把約翰·哈威所有的書全部都買下來,版權已經全部買下來,而且她決定自己翻譯自己編,然後自己出版,這是多麼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然後她開了那個出版社,變得我有責任了,我不能夠置身事外了,所以她跟長聲大哥也熟了,剛剛跟長聲大哥說給我一本書,那你給她一本書了之後,大哥說那你要編的,我不止要編,我還要寫導讀。我要編的時候,因為像那個雜文式的,然後有圖文式的,在台灣大概已經出了六七本了,可是在這同時,這中間的話過了十幾年了,在大陸這邊也編了好多了,包括三聯書店也都幫長聲大哥編了選集有好幾冊。那到底應該怎麼樣編?尤其是一家新出的出版社,我要怎麼編才能讓它有一個新的面貌?這又是一個考驗。

這時候我想了很久,最後的決定是,我決定從圖文回到文字,我不要用圖來吸引讀者了,我要用文字,這個文字是什麼樣的文字呢?我發現在台灣的出版界裡面,日本作家的作品很多,大大小小,有名的沒名氣的幾乎都有出了。可是有關於作家的論述很少,你看到村上春樹在台灣已經三十多年了,出了那麼多書,可是有關於村上春樹的論述沒有,那更不用談其他的作家。長聲大哥在旅日的三十年裡面,他大概寫了三百萬字,他的東西我非常地熟了,所以我把這個也不要,那個也不要!在我的想像裡面是,我們不能讓東美賠錢,我們就要想一個方式說,讓有些人非要來買這本書不可,那就是大學裡面念日文系的學生,他們學日本文學,要有一本書來知道日本文學的作家。我至少我要出一本這樣的書,我有基本的讀者,這樣子東美就虧少一點點,晚上也比較好睡覺,不會睡不著。

所以就決定了,我們要出《我的日本作家們》!為什麼要特別講說是「我的日本作家」,而不是日本作家論、你至少要讀的十個日本作家或者是近代日本作家怎麼樣呢?因為我覺得長聲大哥他在講日本作家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跟其他人講日本作家有很大的不同,他不是在仰視日本作家,我們對於日本作家這種動物,常常都會這樣子看他,以為他像星星一樣。你看星星你要仰視,你講三島由紀夫,講川端康成,是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你會被他籠罩住。尤其是像日本這種資料很多的地方,你被他籠罩住之後,就變得不敢跟他對話,你只能聽他訓話,他講什麼你都以為說他就是對的,他想的就是這個樣子的。因此,我們常常是被不知不覺當中因為你喜歡某一個作家,那你就跟著他,就被他馴化了,被他牽著鼻子走路了。長聲大哥他在講日本作家,跟其他人一個大的不同是,他是用平視。他說我看你的話,我們兩個是站在平等的地位,所以你的悲觀我能夠理解,最重要是你有一些想法是我不以為然的。他都寫出來了。

最明顯的兩個例子,就是三島由紀夫跟司馬遼太郎。很多人如果講到三島由紀夫,覺得了不起得要命,可是他們把他的問題就忽略掉了,比如說有關於他的軍國主義思想,比如說有關於他小說的裝腔作勢。那個人很會秀,包括他的身體去鍛煉,包括那時候東京奧運,他就自己一個人要去跑,他要去搭104的戰鬥機他要去開那個,他很喜歡作秀!我沒有看過批評過他的,就算寫的人都覺得他是一個很浪漫的、多元的、多才的一個作家。我看只有長聲大哥,他講說大刀砍向三島由紀夫的頭上去,他在講的時候都點出了這些問題,說三島由紀夫的軍國思想,講到他切腹自殺的時候,後來他的愛人要幫他介錯,要砍他的腦袋,一砍再砍,砍了好多次,最後那篇文章有一句話,如果是切腹自殺那麼困難的話,乾脆就不要自殺算了。他常常會講講講,在背後都有他的深意,值得大家深思的,那種深思是站在自己的立場,不是被日本人所籠罩的,因為這樣的對話才有意義,才能夠顯現出中國人的觀點和立場。

為什麼要顯示出這個?我特別要講的題目就是,《我的日本作家們》,那是「我的」!這個「我的」話,不僅僅是李長聲的,這個「我的」裡面是有深意,我作為一個華人,我是怎麼看待這些日本作家的?另外一個,長聲大哥他在講日本作家,他不迷信大牌,有那種很大牌的,他必須要講,也有很小的,不是那麼理解的,像林真理子,大家不是那麼理解的,他也能夠寫。

另外一個,這些作家裡面也不是只有寫純文學作家,譬如說我們在講日本作家,我們總是會講三島由紀夫,講川端康城,講這些人。可是他在寫的時候就講到了松本清張,講到了山岡庄八,這種一般人不想讀的大眾文學的作家。整個這樣看起來的話,才是真實的日本文壇的活動,那也是因為它的多元性。所以我在編的時候,這些作家裡,你不曉得要怎麼擺?你難道能夠因為他名氣大就擺在前面,名氣小的就擺到後面嗎?也不能夠這樣子。

後來我想到一個方式,按照他們的生辰年月日,誰生得早就排在前面。這樣有一個好處就是說,我們在閱讀的過程裡面,不知不覺也理解到了日本近代文學的一個流變的過程,因為這些人基本上就代表了文壇裡面的某一個時期裡面的一個重要的點,這個人出生了,這個人是什麼,所以它的排列關係是按照他們的誕生的年月日,也不是按照他們姓名筆劃。

所以從第一本書一直編編編,越編的話,我越會覺得說,其實在編這一套書收穫最多的也許不僅僅是讀者,編者的收穫其實才是最大的,因為在這個過程裡面,願意讓我這樣子練習,把他的作品當作練習,而且只要我跟他講我這樣子編,他從來沒有講說不行。因此,要特別感謝他。

騰訊·大家沙龍活動現場

李長聲:因為我是到日本之後就開始寫作,在去日本之前基本沒有寫作,我去日本之前是編輯,我是在一家出版社編輯一本雜誌叫《日本文學》,因為這個關係,我後來去了日本。所以到日本之後才開始寫作,我在日本基本是一個旁觀者,既沒有進入主流社會,也沒有太沒落,作為一個旁觀者一直在觀察日本。

其實作為寫作者,跟編輯的關係非常重要,比如說月庵兄編了這本書,我才重新換一個角度來看我自己的文章,因為他把它歸納出來,我才發現我三十年來已經寫了這麼多的作家,他編在書里是他選出來的一部分,應該還有更多。

剛才也說了,挺巧的,因為是我去日本三十年,我也並沒有對文學進行研究,我只是泛泛的,作為我個人,我這個人學無所專,又慢性,所以比較雜。他把這些文學的東西提出來之後,我才發現我自己居然在這方面還寫了那麼多東西。

這三十年想說一說對日本的認識,對日本的了解,因為我當然沒有什麼使命說要了解日本,認識日本,並把日本介紹給中國,並沒有這個使命,這只是自己的一個興趣。我自己對日本的認識也是比較泛泛的,作為旁觀者,但是我覺得認識一種文化,認識一個民族,是比較難的,包括我們自己作為中國人,對自己中國文化,對於中國這個民族有多大的認識,其實都是值得懷疑的。更何況我們到了日本之後,好像就有一個明確的意識,要了解日本,要認識日本,其實這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在那裡就是過日子罷了。

當然對於日本,畢竟一開始是陌生的,一點點的到熟悉,舉一個例子,談一談怎麼認識日本?我曾經看過有一個人舉這麼一個例子,就說道路的鋪裝,就是把道路建成柏油馬路,或者建成瀝青的,道路鋪裝問題,他提出一個問題就是,在亞洲,哪個國家道路鋪裝率最高,他是給日本人提出的問題,當然日本人立刻會想到日本在亞洲是第一個近代化的,明治維新,第一個學習歐美,走近代化的道路,誰都會認為是亞洲道路鋪裝率最高的應該是日本。但其實並不是,根據日本道路協會統計的數字,鋪裝率最高的在亞洲是泰國,第二是韓國,第三是中國,日本遠遠在後面,日本的道路鋪裝率並不高。

這時候大家就想,日本怎麼會鋪裝率不高啊?這時候我們會去追索原因,去看歷史,為什麼道路不鋪裝?日本有個最大的特色,它沒有馬車,日本在歷史上從沒有過馬車,日本坐的是牛車,日本的馬大概五世紀的時候才傳去,所以馬一直不發達,所以也沒有馬車。後來學歐美的時候,有一段馬拉的像火車式的軌道車,也很早就結束了,所以馬車在日本從來沒有發展過,一直坐的是牛車。

比如我們看到日本的電視劇,或者你到日本去旅遊會發現,日本有的酒館外掛一個大車輪子,那個車輪子是牛車的輪子,而且這個牛車的輪子它並不是表現田園風光,它要表現的是一種貴族文化,因為是貴族要坐牛車的。所以你要注意日本的和服,非常漂亮的和服,它上面會綉一個大車輪子,因為這是一種貴族文化,跟我們中國的想像是不一樣的,我們可能覺得是田園風光,但那個車輪子代表一種貴族文化。因為馬車不發達,所以道路就沒有鋪裝,所以它道路鋪裝率並不高。

但作為中國人就會想到,中國早就就馬車,因為我在農村經常見到馬車,但是好像中國的馬車並沒有對馬車有鋪裝道路,我們過去都是土路,好像因為有了汽車之後才有了鋪裝,好像我覺得原因就是不大一樣了,認識到日本的原因,在中國可能就未必是這個原因,因為中國的道路近代才開始有了鋪裝,我在的時候都是土路,所以這個原因可能在中國是不能說服人的。

我想說的問題就是認識日本,一個是日本人自己是怎麼說的,再一個,我們自己思考的時候,我們自己應該是怎麼判斷。我寫書寫的很多一方面是日本人怎麼說的,另一方面是我怎麼看的,所以像月庵兄說的那樣,最後有一點我自己的想法,這些想法當然並不是深入的研究,只是膚淺的一看,我有個自己的想法,其實有這個想法有時候也說不出道理來。

傅月庵:接下來我們要來講八卦了,八卦總是比較愛聽的,講八卦可以不用站起來,沒關係。這本書,在台灣出版過沒多久,就有人來講政治不正確了,為什麼政治不正確呢?因為我們選的37個作家裡面,居然只有一個女生作家就是林真理子,其他的通通沒有。有人來問了,你們為什麼是這樣編的呢?其實我沒有想到,因為我就這樣選,我選出來我後面就覺得那就是這個樣子了,我覺得寫得最好的,然後寫得最多篇的就是這37個。所以今天在這邊我直接問了:可能對男作家比較熟,對女作家比較不喜歡?

李長聲:其實也不是不喜歡。美女作家,一邊看著書,一邊想像,也還是更豐富一點。其實日本有自己的文學傳統,它的文學傳統就是女性文學非常發達,因為日本古代《源氏物語》的紫式部和《枕草子》的清少納言,她們都是女作家。因為日本文學源頭其實是女作家,所以我們現在看日本,女作家特別多。因為最古老的用的假名開始創造日本文學,而不是用漢字,以假名為主,所以天然就形成了日本文學女性化一種比較陰柔的感覺。

到了後來呢,日本女性又不上班,在家相夫教子,她有空了之後,就可以開始創作了,確實很多日本女作家,她的經歷都是生了孩子之後,在家沒有事,開始寫一些作品,上上網學習班,學學寫小說的學習班。日本的學習班多得不得了,很多作家都是從些這學習班出來的。

我覺得日本的女作家確實比較多,但是說一句老實話,我不大喜歡陰柔之美,雖然男作家的作品也很陰柔,畢竟文學上的審美是這樣的。所以我看的還是男作家的作品多一點,自然寫得也就會多一點,但其實向田邦子之類的也寫過。

李長聲先生與傅月庵先生

傅月庵:後來人家問了這個問題之後,我就開始反省,我到底在編的時候是不是有漏掉還是怎麼樣的?我整個想下來,我覺得我問心無愧,但只對一個人有愧。問心無愧是因為我覺得長聲大哥在寫那一個的時候,都沒有寫這36個男的那麼精彩,林真理子是比較特別的一個。但有一個人,我覺得我應該把她選進來的,但是就給她忽略掉了,我還是覺得向田邦子是可以選進來的。我很喜歡向田邦子,她東西寫得真的很好,不管小說或者隨筆。可是有一個日本的用中文寫作的專欄作家叫做新井一二三,她曾經在一篇文章裡面講過,說向田邦子就相當於中國的張愛玲,我就怎麼想都想不通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她就覺得她是日本的張愛玲,就直接這樣講的,是這樣嗎?

李長聲:我覺得她絕對算不上張愛玲,我讀過一些向田邦子的東西。可是向田邦子我覺得她主要寫劇本的,特別那種家庭電視劇,她文學水平我認為並不高,她就寫了一些隨筆,比如說寫父親的道歉信,而且道歉信是她一開始比較早的,給銀座的一個小雜誌寫的小隨筆。後來她特意改了很多,專門為了迎合讀者,轉向以寫她父親為主。我覺得她的文學在日本恐怕也只能說是二流,更不可能跟跟張愛玲相比。但是她的家庭電視劇非常好。

傅月庵:我一直在琢磨新井她講這句話的意思,她會不會覺得說張愛玲在中國很多人讀,向田邦子在日本也很多人讀,她覺得她們兩個應該都是國民作家。可是我覺得張愛玲怎麼會是國民作家?國民作家應該是瓊瑤,我覺得張愛玲她的文學性是很強的,而且張愛玲跟向田邦子最大的不同,我覺得張愛玲她是一個很陰鬱的人,她心裏面不曉得有多麼曲折的東西,所以她寫出來的東西你不能夠照著她的文字看的。向田邦子是什麼就在上面了,是很明白的,很開朗的,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新井他講這句話,日本人她講了就算了,我們就不能夠質疑。

李長聲:也許她對張愛玲不了解吧!

傅月庵:也有可能。她講到張愛玲很陰鬱,上一次我們做活動的時候,有很多人都不太以為然,他們好像不太那麼喜歡三島由紀夫,你對三島由紀夫有沒有一些獨特的看法?

李長聲:三島由紀夫他的文學價值當然很高了,比如他的《金閣寺》,此前的四部曲。

文如其人,這一點在三島由紀夫的身上表現得很明顯,比如鍛煉身體,鍛煉肌肉。他自己非常有自卑感,他覺得他長得很矮小,他一米七幾,反正他的身高是假的數字。

他的文學作品,我自己讀的感覺,也特別裝,他整個是裝,他跟太宰治形成一個對比:三島由紀夫是裝強,我把自己做大做強,肌肉發達,文章寫得也很有氣勢。而太宰治是裝弱,他覺得自己像總是被欺負的感覺,其實太宰治一點也不弱,太宰治是很欺負別人的,動不動拉他女人是投河什麼的,他是以弱來作為他強大的一種武器。

所以這兩人非常有可比性,一個裝強,一個裝弱,這兩個人的特點就是日本民族的特點。

傅月庵:我對三島由紀夫有比較不同的看法。我一直不覺得他最後要死之前的《豐饒之海》好,我一直也不覺得他的四部曲好,因為我年輕的時候是非常崇拜三島由紀夫的,我幾乎把他的作品,台灣能夠找到的作品都找光了,我覺得最好最好的還是他《金閣寺》,《金閣寺》是他的傑作。

另外我還覺得他有一部能夠比較看得出他的才情的,大家一般都不太把它當作是他的代表作,《潮騷》其實是不錯的,那寫一個偶像劇的小說能夠寫成那個樣子的話,山口百惠跟三浦友和兩個人拍一拍都結婚了,演的人自己都會感動,覺得他們兩個人應該要結婚的,所以那個小說我也覺得不錯。

《假面的告白》可以看一看,我覺得講他自己,但是後來,我不曉得是不是他很想要得到諾貝爾文學獎,所以他開始裝了,他到後期的作品都是裝腔作勢。

李長聲:他很多作品都太觀念化,他自己想的一種思想,一個主題之後,就拚命往裡裝。日本很多人對三島由紀夫的評價是,他最好的是戲劇,第二是評論,第三是小說,所以一般這麼來說他。而我最喜歡的是他的評論,所謂隨筆吧,他的見識,或者他的隨筆的風格,都是我比較喜歡的。這與我不太喜歡看小說有關,比如村上春樹小說我一點都不喜歡,我喜歡看他的隨筆,村上春樹隨筆寫得真的好,但小說我真的不願意看。

傅月庵:這個是我們兩個共同點,我在台灣,台灣很多人都知道我不讀村上春樹的小說,所以出版社他們出了村上春樹的小說也從來不寄給我的,因為他們知道寄給我也不讀的。可是我非常喜歡村上春樹的隨筆,尤其他《遠方的鼓聲》,那個是非常好的隨筆。

這裡又牽扯到一個問題,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呢?難道你不喜歡他的東西就是不好的嗎?這個牽涉到一個閱讀這個事情,閱讀這個事情是很主觀的,我的感覺裡面,閱讀跟人與人交往是一樣的,有些人跟你就是有緣,有些人跟你就是無緣,那是跟你合不合適,跟你起共鳴的那就是有緣,對你來講就是絕對的好書,跟你無緣的人你就是進不去的,進不去的不是書不好,也不是我不好,就是我們兩個無緣。

舉一個例子,《紅樓夢》誰敢講它不好?我也不敢講它不好,《紅樓夢》我大概讀了五次,最後一次是在2005年還是2006年,因為我幫蔣勛老師編書,編他的一個叫做《舞動紅樓夢》的書,他就一直跟我講,你如果不讀《紅樓夢》的話,你這輩子不是有點遺憾嗎?我一聽,對了,老師講得有道理,看他給人寫得那麼好,所以我又再拿起來讀。讀到寶玉初試雲雨情之後,讀不下去了,它很好,可是跟我不合適。

這個我要講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在讀書的時候,因為我們總是覺得讀書是一件很高貴的事情,如果你讀不下去的話,不要覺得自己就是不對,或者是自己是什麼,你跟它只不過是無緣而已。只有在這樣的前提之下,你才能夠確立你的主體性,才不會被書牽著鼻子走,要不然很容易被牽著鼻子走。所以我很尊敬村上春樹,只是散文這半而已,小說我不覺得好。

騰訊·大家沙龍活動現場

李長聲:對,我從小就是喜歡讀散文,我一般把自己的東西叫隨筆,不叫散文,我覺得散文好像更有情懷,我沒那種情懷,有一點小知識,有一點小八卦,一點小趣味吧,我比較喜歡這樣。就像剛才講題詞寫「開卷有趣」,首先開卷要有趣,然後再有益。我讀小說的時候,我比較喜歡讀一流作家的二三流作品,他們的代表作,說句老實話,很多我都沒讀過,但是道聽途說也大概知道它什麼內容了,但他二三流的你必須自己看,否則沒人去給你講他這些作品。評價家都不去評論的,只是評論一些代表作。

所以,有的作品,後來我覺得我讀了,但我突然仔細想,我根本沒讀過,讀的也都是聽別人說的。有些暢銷書也是這樣,我也不追暢銷書,因為暢銷書等過了那一陣,大家都讀了,你也就知道什麼內容了,然後過去了就拉倒了,不讀也就不讀了。畢竟想從中得到一點樂趣,得到一點知識,所以讀隨筆,三島由紀夫的隨筆,他的隨筆寫得特別好。比如我喜歡的《舊書店》,裡面有個作家叫出久根達郎,本來是開舊書店的老闆,後來去當作家,他隨筆寫舊書店寫得特別好。比如像司馬遼太郎,我也愛讀他的歷史隨筆,我並不太喜歡讀他的小說,對他的史觀我也不是很感興趣。比如像加藤中一,他的東西比較有政治性,但是他自己對文化的理解非常深。就是比較願意讀這些隨筆,讀小說浪費時間,看他對話來對話去的。可能因為我自己也願意寫,所以特別偏重看這些隨筆。

傅月庵:可是有一個小說家我是很佩服的,這個小說家也有收到這本書裡面,這個小說家是跟村上春樹是同輩的,他們大概同時出道,他叫宮本輝,我覺得宮本輝是日本當代裡面大概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個小說家,我不敢講說是最好的,他跟村上春樹剛好成為一個很特別的對比。村上春樹是脫日作家,脫離日本的作家,他寫的東西很多因素其實不那麼日本,他很多都是在寫都市裡面的人的生活的那種疏離,那種也許翻譯成外國語言,外國人比較能夠理解,就意指村上春樹是可以往外發展的。

可是宮本輝的話,一直就是日本的作家,他始終緊守他們日本特殊的一些文化因素,譬如說他那種細膩的人情,那一種人跟人之間微妙的那種感覺,我是覺得他是一個非常好的作家。最近有一個跟宮本輝有點像的作家,她叫櫻木紫乃,我覺得她是宮本輝這一路下來的,也是寫得非常好,她是北海道那邊的。

李長聲:宮本輝我也喜歡,一個原因是跟我同歲,另一個原因是我當日本文學雜誌編輯的時候,見過的作家之一,我可以說我見過宮本輝。我沒太讀他的東西,但我一直關注過,因為在當編輯的時候,就出過他好幾個作品,所以對他算是比較了解,但一直關注他,因為他就在關西,後來我去日本以後也沒有再見過他。他是日本中堅的作家,他過去很暢銷,現在變弱一點了,現在在日本不是很暢銷了,但作為中堅作家,他每年也不斷地出作品,只是不像村上春樹那麼暢銷。但村上春樹這次出的《刺殺騎士團長》,在日本賣得好像聽說也不是很好,印多了好像是。

傅月庵:我覺得所有的作家都會碰到這個問題,暢銷作家現在這個時候所碰到,你越暢銷的話,這個問題會越嚴重,你的讀者在流失嘛,因為你有一個敵人,那個叫臉書或者叫微博,手機是所有作家的敵人,因為我們花了太多的時間是在看手機了,不是在手機裡面讀小說,而是在那邊一直晃,到處跑的。任何一個作家碰到這個問題,恐怕他都沒辦法解決,村上春樹的小說賣不好,不是只有日本,在中國這邊,上次特別問了上海的出版人,也是這樣,而且那個版稅太高了。

李長聲:對,在版稅上,村上春樹不站在雞蛋這一面,站在牆的這一面,要錢太多!

《我的日本作家們》

(以上照片由李黎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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