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世界遺產與土司遺址的制度價值
原標題：文史｜世界遺產與土司遺址的制度價值
201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把中國的土司遺址（貴州播州海龍屯遺址、湖南永順老司城遺址、湖北唐崖土司城遺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入選「世界遺產名錄」，意味著該處文物遺址從原來的國家級升格為國際級（能夠申請世界遺產的中國遺址，無一不是國內的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目前，名錄中的全部世界遺產也僅有一千餘處，土司遺址能夠位列其中足夠說明其獨有、獨特、獨家之處，已得到世界的共識。另一方面，遺產名錄也有一層衍生價值：目前國際社會把遺產名錄視為國際權威組織（聯合國）欽定的一本國際旅行的官方景點指南，這一千多處世界遺產完整地囊括了全球已為人熟知的旅遊景點，能夠躋進這個名錄，能夠獲得聯合國的背書，將極大提升該景點的旅遊價值。
從1987年開始，中國的代表性旅遊景點：故宮、長城、兵馬俑、泰山、周口店遺址、莫高窟成為首批世界遺產。時至今日（2016年），中國已成功申請了50個世界遺產，僅次於義大利的51個，排名世界第二。
播州海龍屯遺址是貴州省的第三處世界遺產。之前，荔波在2007年以「中國南方喀斯特」之名，和雲南石林、重慶武隆一起成為世界自然遺產。2014年，施秉和廣西環江與桂林、重慶南川一起，成為「中國南方喀斯特二期」的世界自然遺產。但播州海龍屯遺址，是貴州省的首個世界文化遺產。
根據官方標準，世界遺產分為四種：世界文化遺產、世界自然遺產、世界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和世界文化景觀（遺產）。我國現有50處世界遺產，其中世界文化遺產30處、世界文化景觀遺產5處、世界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4處、世界自然遺產11處。文化遺產在其中佔據優勢。
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成為這個公約的締約國之後，就可以在國內先列選世界遺產的預備名單。但凡要申請世界遺產的文物單位或自然景觀，首先要進入國內的預備名單，然後必須是該國政府在預備名單中挑選出有價值的項目，再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目前「申遺」在世界範圍內競爭空前激烈，所以每個國家每年只能提名兩個項目（自然類和人文類各一個），以保證世界遺產項目的含金量。
提名之後，有兩個專業的諮詢機構，對各國提名進行專業性的審核。文化遺產由國際古迹遺址理事會（ICOMOS）審核，自然遺產由國際自然與自然資源保護聯盟（IUCN）審核。他們提出的審核建議通常分四種：1.直接列入；2.補充材料再議；3.推遲列入；4.直接否決。然後再把審核建議交世界遺產委員會（WHC）投票表決。世界遺產委員會由21個委員國組成，這些委員國每兩年替換七個。
那麼土司遺址項目的哪些特性獲得了世界遺產委員會的認可呢？國際古迹遺址理事會提供的專業報告中這樣認為：「中國土司遺址展現了中央政權與地方族群在民族文化傳承和國家認同方面的人類價值觀交流，聯合申遺的三處遺址是中國西南部地區土司管理制度的特殊見證。」
所謂「中央政權與地方族群在民族文化傳承和國家認同方面的人類價值觀交流」，實質就是13至20世紀初中國國家職官體系中的土司制度，也就是由中央政權委任西南多族群聚居地區族群首領世襲管理其轄區的職官制度。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李世愉表示，土司制度體現了「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思想。中央賦予土司統治合法性，不使用暴力和行政強制手段改變其管理模式、文化傳承；土司則承認與中央政府的隸屬關係。
土司遺址「申遺」成功，在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建築歷史研究所所長陳同濱看來，有這麼一個特點：土司遺址在建築技術和藝術上的形象並不是很突出，不像西湖山水或其他名山大川有突出的形象。但是土司遺址承載著當年一種管理模式的信息。這種管理模式，給當時的中央政權和地方民族帶來了一個和諧相處的可能。
的確，地處黔、湘、鄂三地偏僻山區的土司遺址，無論如何也代表不了中國古建築在技術和藝術上的最高水平，但土司遺址能成為世界遺產，是成功凸顯了它背後的軟文化，也就是陳同濱所長指出的土司制度這一特殊的行政「管理模式」。
三處土司遺址集中反映了元明清三朝、持續近700年中央王朝針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特殊制度遺產。主持播州土司海龍屯遺址挖掘工作的貴州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李飛認為，海龍屯遺址充分體現了「羈縻——土司」制度的相對獨立性及其與華夏核心的一體性，是我國歷史上曾推行的「一國多制」的生動說明。這種制度在一定的歷史時期有利於多民族的交流與融合，促進了國家在多元格局下的進一步統一。
在民族與文化衝突依舊激烈的當今世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土司遺址為世界文化遺產，認可土司遺址背後的土司管理制度，說明這種特殊管理制度，於當今社會亦有現實的價值與借鑒的意義。另一方面，這也是中國古代國家管理體系中充滿智慧的制度設計，通過「申遺」得到了世界的認可和承認，是中國文化軟實力走向世界的一個成功實例。
【作者系歷史學者，自由撰稿人】
責任編輯/王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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