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參與戊戌維新，旨在借刀殺人嗎？

文 | 羽戈

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公曆1898年6月13日），即戊戌變法開幕後兩天，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上《國是既定，用人宜先，謹保維新救時之才，請特旨委任折》，俗稱《密保人才折》（據孔祥吉考證，此折由康有為、梁啟超等草擬），舉薦工部主事康有為、湖南鹽法長寶道黃遵憲、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刑部主事張元濟、廣東舉人梁啟超等五人。

其中稱讚譚嗣同：

「天才卓犖，學識絕倫。忠於愛國，勇於任事。不避艱險，不畏謗疑。內可以為論思之官，外可以備折衝之選」。

是日，光緒皇帝發布上諭，命康有為、張元濟於二十八日預備召見，黃遵憲、譚嗣同由當地督撫送部引見，梁啟超由總理衙門察看。

當時譚嗣同正在湖南，至於到底在省城長沙還是家鄉瀏陽，各種年譜、回憶錄等並無明確記載。其孫譚訓聰《清譚復生先生嗣同年譜》有「公於春夏間返瀏陽原籍一行」「公在瀏陽時，已知徐學士保薦事」等語，判定譚嗣同在瀏陽收到光緒的諭旨。不過，五月初二日（6月20日）譚嗣同致其妻李閨的書信，似乎不能支持譚訓聰的說法。

這封信寫於長沙，約三百字，茲錄如下：

夫人如見：

正欲起程往鄂，忽然記出一件至要之事：我既保舉進京，而功名保札、部照及一切公文，均未帶來，茲特專人來取。請詳細撿出來，並捐道員之實收，一一點清，封作一包，外加油紙，即交送信人帶下，萬不致誤。

又單紗蟒袍各一件，挖雲抓地虎新快靴一雙，伽楠十八子香珠及鑲金伽楠扳指（去年所買者）各一個，天球、地球、圓扇各一柄（並紙盒），香末數珠一串，好紅燒料鼻煙壺二個，均請撿作一包，一同寄來為要。

我此行真出人意外，絕處逢生，皆平日虔修之力，故得我佛慈悲也。

夫人益當自勉，視榮華如夢幻，視死辱為常事，無喜無悲，聽其自然，惟必須節儉，免得人說嫌話。至要至要！

二十九日信收到，諸事即照辦。

此請德安！

譚復生手草五月初二日

此信相當瑣碎，不過信息量極大。前兩段請求在瀏陽的妻子把公文、衣物等打包寄來，由此可推論兩點：

第一，譚嗣同接旨不會在瀏陽，他為人雖然桀傲，思想雖然激烈，行事卻不魯莽，而以深沉、縝密著稱，若在瀏陽接旨，準備保舉進京，斷無可能遺落「功名保札、部照及一切公文」等種種重要物件。

第二，從第二段所列舉的香珠、扳指、鼻煙壺等，可見其籌劃之精心，對北行之看重。

圖：譚嗣同

以此來說譚嗣同在戊戌年的北上之行。

關於他何以選擇應徵北上，歷來有些爭議。對其動機或意圖的揣測，大致可分兩種。

一種預先判定譚嗣同是革命派，從而認為他參與維新只是權宜之計，虛與委蛇，借刀殺人。

如歐陽予倩（譚嗣同的老師歐陽中鵠的孫子）在其所編《譚嗣同書簡》序中云：譚嗣同嚴重不滿於清政府，「對於利用光緒行新政，不過認為是一時的手段。」肖汝霖《譚嗣同傳》載有譚嗣同之言：「與其奔走呼號，而莫之或應，何如假政治以牖進我民也。」牖即窗戶，此處亦有手段之意，即借君權以行民權。唐才質（唐才常之弟）《戊戌聞見錄》的記述更為詳盡：

「復生七丈（譚嗣同在族中排行第七，故稱七丈）奉電旨，同心者皆慶之。然七丈忽忽若不懌者，殆遇泰思否而情不能已歟？伯兄（唐才常）與之擘畫聯絡哥老會事，七丈囑縝密結納之，毋為仇我者偵知。……伯兄謂復生雖役其身於清廷，從事維新，而其心實未嘗須臾忘革命。其北上也，伯兄為餞行。酒酣，復生七丈口佔一絕，有云：『三戶亡秦緣敵愾，勛成犁掃兩崑崙。』蓋勉伯兄結納哥老會，而復於京師倚重王五，助其謀大舉也。」

懌，悅也。譚嗣同接旨之後為什麼不開心呢？未必是「遇泰思否」，更可能在改革與革命之間進退兩難。最後他選擇投身改革而不忘革命（「三戶亡秦」一句，出自「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反清之意，昭然若揭），貌似兩全其美，實則還是兩難。

章士釗的詮釋更為大膽。他以筆名黃中黃所撰《沈藎》一書雲，沈藎與譚嗣同、唐才常這三個湖南人：

「談天下前局，其旨趣雖有出入，而手段無不相同。故嗣同先為北京之行，意覆其首都以號召天下。迨凶耗至，才常投袂而起，誓為復仇，藎亦隨之而東下……以嗣同天縱之才，豈能為愛新覺羅主所買，志不能逮，而空送頭顱，有識者莫不慨之。」

照此說來，譚嗣同如余則成，打入清廷，意在潛伏。這未免有點聳人聽聞。不過後來有一位革命黨人程家檉，為同盟會規劃三策，上策即「以遊說中央軍隊及大政治家，冀一舉以推倒政府」，並身體力行，投入肅親王善耆府中作卧底和說客，正與章士釗詮釋的譚嗣同「意覆其首都以號召天下」相通。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譚嗣同應徵北上，意味著從革命轉向改革。

流傳最廣的是康有為的說法。光緒二十七年夏（1901年8月），康有為複信趙曰生，談起自己這些年來何以從革命轉向改革，且引譚嗣同為同道。話說譚嗣同奉旨北上，在武漢中轉，拜會湖廣總督張之洞，張之洞問道：「君非倡自立民權乎？今何赴征？」他答道：「民權以救國耳。若上有權，能變法，豈不更勝？」意思是，只要能救國，民權也可，君權也可，革命也可，改革也可，現在皇上願意改革，不是更好么？

如果說康有為的話不可盡信，再看譚嗣同接旨之後，唐才常寫給其師歐陽中鵠的書信：

「連奉兩諭，敬知皇上神聖天縱，遠邁唐虞，為之距躍三百，曲踴三百！黃（黃遵憲）、譚（譚嗣同）奉旨敦促，新黨之氣益張，湘事雖小壞，不足為憂。合地球全局觀之，變之自上者順而易，變之自下者逆而難。今適得順而易者，誠我四萬萬人無疆之幸也。」（光緒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1898年8月9日）

唐才常與譚嗣同乃是知己之交，肝膽相照，生死與共。如果說這世間哪個人最了解譚嗣同，則非唐才常莫屬。他既然說「今適得順而易者」，正可視作譚嗣同轉向改革的有力證據。

這兩種相反的論斷，似乎都有道理，我們該相信哪一個呢？

正理則是，與其聽他人怎麼說，不如聽譚嗣同怎麼說，尤其是他對妻子怎麼說——他與妻子感情至篤，「十五年來同學道」，與妻書無疑是其最真實的心聲。

由此再來看《譚嗣同全集》（增訂本）所收錄的三封與妻書。

五月初二日書信第三段云：

「我此行真出人意外，絕處逢生，皆平日虔修之力，故得我佛慈悲也。」

圖：譚嗣同戊戌年五月初二日給妻子的家書（部分）

所謂絕處逢生，絕處指湖南新政已經陷入絕境，在守舊派的反撲與維新派漸進一系（以湖南巡撫陳寶箴為代表）的妥協之下，譚嗣同、唐才常等人苦心經營的時務學堂和南學會被停辦，《湘學報》被嚴加管束等——唐才常信中雲「湘事雖小壞」亦指此事，其實這不是小壞，而是大壞；逢生之生機，則指光緒的諭旨。從「絕處逢生」四字，足見譚嗣同對北行的期待。

有人會說，譚嗣同的期待未必在改革，「意覆其首都以號召天下」不也需要北上來進行么？

我們繼續往後看。彼時京漢鐵路尚未開通，譚嗣同北上路線相當曲折：從湖南到湖北，乘船東下到江蘇南京，去兩江總督府領取咨文，再到上海，從水路到天津，再到北京。不料他剛到湖北，便大病一場，幾不能行。六月十二日（7月30日），急不可待的光緒發上諭催促道：「湖南鹽法長寶道黃遵憲、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前經諭令該督撫送部引見，著劉坤一、張之洞、陳寶箴即行飭令二員，迅速來京，毋稍延遲，欽此。」譚嗣同無奈，只得抱病北上，「此生猶贅，當力疾一行」（致歐陽中鵠）。六月十三日（7月31日）給妻子寫信云：

「總理衙門有文書（系奉旨，又有電報）來，催我入都引見，可見需人甚急。雖不值錢之候補官，亦珍貴如此！聖恩高厚，蓋可見矣。」

連「聖恩高厚」都喊了出來，此刻之譚嗣同，轉向「變之自上者」，再無疑義。

譚嗣同於七月初五日（8月21日）抵京，七月十一日（8月27日）給妻子寫信云：

「朝廷毅然變法，國事大有可為。我因此益加奮勉，不欲自暇自逸。幸體氣尚好，精神極健，一切可以放心。此後太忙，萬難常寫家信，請勿挂念。」

就他與妻子的通信而言，這似是絕筆。從這封信來看，他對改革不僅樂觀，而且投入。只是他卻不知，此時距離他的生命之終止，僅有一月光陰。

圖：譚嗣同戊戌年七月十一日給妻子的家書

這番鉤沉，敗壞了譚嗣同的英雄形象么？我卻以為，這反而使他的形象愈發鮮明。革命途中，有過糾結，有過妥協，有過轉向，遠遠談不上什麼恥辱。一來政治一向講究從權，二來在改革與革命之間徘徊、周旋，乃是轉型時代的常態。何況，譚嗣同進京不久，發現改革一無可冀，立馬回歸革命本色，最終寧死不逃，更顯革命氣節。他何以泰然赴死，乃是一個開放性議題，改革者可以說他為改革而死，革命者可以說他為革命而死。

相比這一爭端，有一點事實不容否認：他的死，喚醒的不是改革，而是革命；他的頭顱凋零的地方，正默默孕育一個暴風驟雨的革命時代。

注釋

《康有為變法奏章輯考》，孔祥吉編著，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版，第230-232頁

譚訓聰《清譚復生先生嗣同年譜》，見《譚嗣同研究資料彙編》（此書無出版社，1988年9月印行），第26頁

《致李閨》，見《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530-532頁

《譚嗣同書簡》，歐陽予倩輯，文化供應社1948年版，第2頁

肖汝霖《譚嗣同傳》，轉引自賈維《譚嗣同與晚清士人交往研究》，湖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17頁

唐才質《戊戌聞見錄》，見《譚嗣同研究資料彙編》，第272頁

《與趙曰生書》，見《康有為全集》（第五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400頁

唐才常《上歐陽中鵠》之十，見《唐才常集》，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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