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謎由盛而衰的余東旋家族
來源：《家族企業》雜誌
（微信公眾號ID:jiazuqiyezazhi）
作者： 鄭宏泰 高皓
綜合檢視余東旋家族謎一樣崛起致富，又謎一樣在高峰時滑落，又在崎嶇曲折中可以力保不失，仍能維持至今的核心生意——余仁生葯業，無疑令人大惑不解，也因為這個家族的風雲變化，難怪唯心主義所強調的「得力於風水」之說大有市場。
從「小甜甜」到「余仁生」
中國民間有一句流傳千古、歷久不衰的話：「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蔭德五讀書」，是指一個人或一個家族的起落盛衰，主要受先天的命、運、風水、蔭德因素制約，而後天的讀書——或是推而廣之的個人努力，則敬陪末座，只發揮著很小的作用。這句諺語雖屬唯心之論，但不少民眾卻將之奉若圭臬，深信不疑，尤其當面對困難挫折時，更會將種種不如意及諸多不能解釋的事情，推到命、運、風水與蔭德等充滿玄機的不由自身控制的因素上。
世家大族常被形容為「皇朝家族」 （dynastic families），原因當然是家族的擴大如同王朝之故。（香港般咸道余園。）
最常見的例子，是社會出現不同種類的奇蹟異象，揭示舊皇朝已瀕沒落敗亡，究其原因則是本身無能失德、氣數已盡之故，而新皇朝或新君的興起，則是天命使然、得道於天的自然規律。其中劉邦、王莽及朱元璋等故事，是常被引用且在民間最為耳熟能詳的例子。
回到家族企業的起落興衰問題上，不同家族的故事自然有其說法，有些是天命、運氣使然，有些只屬後天努力，而敗亡衰落又常與不積蔭德、多行不善相提並論，其中迷信風水者，更是大有人在。最轟動中外社會的例子，則非人稱「小甜甜」的女巨富龔如心莫屬，她竟然為風水之說不惜花費數十億元的費用，聘請風水師，想憑藉勘輿術數代尋遭綁架失蹤、生死未卜的丈夫。結果不但丈夫沒尋得，還引來更多麻煩，甚至間接賠上了生命（明報采編組，2010）。
令人不解的是，閱人無數且馳騁中外商場的龔如心，並非見識不廣的普羅婦女，她所處的年代更非民智未開的帝制時代，而是教育普及、科學昌明、人類早已登上太空、資訊無處不在的年代。
事實上，相信命理及風水之說者，古往今來歷久不衰，就算是在香港這個被冠以高度現代化和國際化，甚至是中西薈萃的商業社會。在香港，命理風水書籍據說是唯一能與「馬經」——專門報導和分析賽馬資訊的報紙─分庭抗禮的最賺錢印刷刊物。農曆新年前，人人爭相傳閱風水運程書，如同每逢「賽馬日」馬迷們為賭馬下注而人人一紙「馬經」，成為香港的特殊社會現象。
在香港富豪家族的起落興衰故事中，也有一些染上了命理風水傳聞。舉例說，被冠稱為 「李氏皇朝」的李國寶家族，在秦家驄筆下，便有發跡於始祖李家成死後葬在廣東鶴山「白銀山上」一個風水寶地之說，其這樣描述：根據中國人普遍信奉的「風水」，這座墳地的位置大吉大利，當地人稱之為「五鬼運財處」。李家後代的成功，更使得很多人相信，這裡真是風水寶地。（秦家驄， 2002）
香港另一名揚四方的巨富何東，其位於港島摩星嶺山麓的家族墓園「昭遠墳場」，據說同樣屬於不可多得的風水寶地，先人只要安葬其中，子孫後代便可大富大貴、名揚天下。
然而，更為吸引社會關注，過程又頗有波折，且尤其令人津津樂道的，則非本案例探討的余仁生（葯業）家族莫屬。因為這個家族的祖輩，據說乃功力深厚的風水師，是他把自己的先人葬於風水寶地，才有了余東旋日後的飛黃騰達、富甲一方。由此可見，在華人社會，命數、運氣、風水和蔭德等唯心論述，確實具有一定市場。
影響家族的內外部因素
當我們從科學客觀的角度出發，細心思考這些謎一樣發展歷程的背後時，卻可以從各種蛛絲馬跡中找到不少起落興衰的問題所在，並看到很多值得汲取教訓的地方。扼要地說，余東旋家族由盛而衰的轉折點，應該是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余氏家族在採礦和種植方面的盈利明顯大不如前，由於戰亂和時局不明朗等因素，又使其財源進一步收窄，限制其發展，這些因素導致了其家業發展陷入逆境。但是，余家迅速滑落，歸根究底，家族本身安排及處理上的缺失應承擔最大的責任。
首先，余家的領導核心餘東旋和余經鑄先後離世後，家族向心力隨即出現重大變化，明顯的是既有接班人力有不逮，家族中缺乏有號召力和以及具備團結家族後人能量和魅力的人才。其次，余東旋在遺產分配上又採取了過於寬鬆自由的安排，他生前尤其忽視了對家族團結、家族成員親人關係和情感等培養與維繫，結果是，各房寧可選擇套現，紛紛售出家族企業、投資和物業，令龐大的家族事業一夕瓦解。
本來家族有機會中興，關鍵人物則是余經緯，但他卻突然壯年去世，因此當眾多不利因素糾纏在一起，令一個本來富甲一方的顯赫家族在短時間內急速滑落，令人惋惜。（事業一帆風順的余經緯1976年因急病去世，年僅46歲。）
進一步說，余氏家族由盛而衰的問題，有外由與內因兩個部分。所謂外由，是指那些促進或窒礙家族及企業發展的外部因素，如政治環境變遷、戰爭天災、經濟結構變化等等；所謂內因，則是指那些左右家族和企業發展的親人關係、傳承安排、經營策略等。在外由方面，余家崛起及發跡於南洋，避過了清末及後來的戰禍，而當地的管治相對穩定，法制較完善，投資及私有產權受到保障，令經濟活動能蓬勃發展，這也是不少海外華人能發跡的重要因素。
而且，作為殖民地中「次等公民」的中國人，從根本上來說不可能在政治上大有作為，既然仕途無望，要光宗耀祖或賺錢養家只有另闢蹊徑，所以不少華僑都會專心打拚，余東旋也是其中一個成功的例子。
另外企業必然會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企業上了軌道後，仍然會受到外圍因素的諸多制約，舉例來說，比如國際市場的變化，甚至是戰爭的突發等等因素，都曾極為深刻地左右著家族和企業的運行軌跡，至於不少國家與地區的改朝易代、政局更替，也無可避免地影響著任何社會個體和社會組織的走向。
余東旋和其家族企業自然難以置身事外，必然對那些外在因素的變化感到有心無力、難以抗拒，唯一能夠做的，只能調整自身種種安排，作出適應。（新加坡「余仁生中心」內的歷史牆。）
余東旋和其家族企業自然難以置身事外，必然對那些外在因素的變化感到有心無力、難以抗拒，唯一能夠做的，只能調整自身種種安排，作出適應。從以上角度看，余氏家族企業能夠崛起和壯大，其實是克服了無數外圍政治經濟環境轉型和挑戰的結果，實在很不容易。可是，由於外圍因素並非個人與家族主觀意願和努力所能改變，因此不作為我們探討的方向，在此不作深入分析。
這就是說，面對世界滾滾洪流，外部因素實在並非個人或家族能夠迴避或改變，但是為何有的企業或家族能在風高浪急中站穩腳步，甚至能乘勢而起；有些家族卻被淹沒過頂？其中成敗的關鍵，除了唯心主義的命數、風水和運氣外，就要從家族的內部因素找出端倪了。換個角度說，相對於同樣面對外圍時局挑戰的其他家族，余氏家族能夠突圍而出，必然有其本身內部條件的優勢，前文講述的發展故事，清楚地揭示了它的與眾不同。
傳承中的中西文化對比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余仁生家族起落興衰的故事，都是充滿傳奇與迷幻的。但是通過我們深入地了解與觀察，則不難發現，其成敗起落實在事出有因，至於那些重要因素，概括而言不外乎經濟資本、人力資本、網路資本和道德資本四大層面的強弱高低問題（鄭宏泰、高皓，2017），至於導致問題出現或負有責任的一方，不只是傳授交班一代，承繼接班一代同樣不容推卸。
正因如此，在探討家族企業傳承問題時，不能只從某一層面上或某個角度入手，而須從多維度觀察和思考。作為本文的一個最後註腳，我們更想提出一些值得深思和推敲的問題，作為日後進行更深入探討的方向。
余東旋家族的個案，和早前已分析過的胡文虎家族個案（《四大致命傷導致胡氏家族沒落》，詳見《家族企業》雜誌1月刊及2/3月合刊），確實有很多相似之處。例如兩者的壯大，基本上都是在英國殖民統治地區由父輩先打下基礎，到他們這一代將家族企業發揚光大，令家族名聲隨著其經銷的中藥流傳到南洋與華南各地，進而創立跨國企業王國，在海內外可謂無出其右，極具影響力。
功成名就後，他們均按大清律例娶有一妻多妾，育有子女成群，並不惜大花金錢以興建家族大宅，雖然兩個家族大宅的建築風格喜好大為不同——余東旋喜好歐洲式城堡，胡文虎喜好中國式大宅。可惜，自他們身故後，代際傳承即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令家族在不同內外矛盾與競爭的挑戰下迅速滑落敗亡，其傳奇故事更是引來「富不過三代」的感慨。
至於他們家族的大宅，又同樣在原主人去世後難逃易手並被拆除重建的命運。（胡文虎的虎豹別墅以「虎塔」及「18層地獄」 最為聞名。浮雕、塑像等場景，取材自中國神話傳說和佛經故事，目的在於勸告世人行善積德，諸惡莫作 （Brandel and Turbeville， 1998）。）
且不深究這兩個家族為何會掉進「富不過三代」的陷阱中，單從他們同樣因為「賣葯」 聞名於世，對他們截然不同的遭遇與相似的結局進行比較和反思，則不難發現，華人葯業家族與歐洲或日本的葯業家族，明顯表現出巨大差異。最簡單的是，很多歐美和日本的葯業家族，都富過多代、延續不斷，而他們往往都擁有某些獨特生產技術或生產秘方，就如著名鐘錶企業所擁有的鐘錶製造工藝、名牌皮鞋擁有超凡手藝，以及著名酒庄與醬油寶號擁有特殊的釀酒或製造秘方等。更進一步而言，以上這些列舉的行業和企業中，工匠精神無疑被放到至高無上的位置上。
可是，相對而言，胡氏家族的永安堂虎標葯業和余氏家族的余仁生葯業等雖然名揚一時，但顯然葯業對兩個家族都只是一門生意，因此兩家都沒有將工匠精神置於至高無上的位置上。它們並沒有特別的秘方和技藝，尤其是後者並沒有製藥背景與經驗，他們只是將自己經營的葯業生產當作一門生意，更沒有本著 「工匠精神」，思考在製藥時強調產品或者服務如何盡善盡美，從而將家族的命運與榮辱和企業的發展連為一體。
家族成員卻明顯地表現出「企業去留沒太相干，賣得好價錢才最為重要」的態度。
所以胡氏家族的永安堂可以賣盤，余氏家族的余仁生葯業也曾落入外人之手，這種情況背後所反映的問題，可以說是中西「文化差異」的緣故。
從中可以看到，工匠精神以及企業延續去留問題，在大多數華人家族心目中並非神聖和不可褻瀆的，反而認為只是「身外之物」，但華人創業企業家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關鍵在於他們強烈的企業家精神——更具體地說，是那份為了建功立業，爭取有一番作為，從而證明自己有能力、有才幹、會力爭上遊的一股奮鬥心。
家族是他們奮鬥向上以爭取改善生活或榮耀祖先的核心與目標，同時家族又是他們最強大的後台，而這份以家為本的情懷，似乎又較其他文化所孕育的家族企業強烈，無論是胡文虎家族或是余東旋家族，其三、四代接班後迅速滑落的現象，明顯在於他們失去了企業家精神，揭示出他們缺乏那份如祖輩、父輩那樣一心要為家族發奮圖強的拼勁與鬥志，可見在華人社會，家族似乎成為滋生並孕育企業家精神的溫床和沃土。
（作者鄭宏泰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與政治研究中心聯席主任。高皓是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全球家族企業研究中心主任、戰略合作與發展辦公室主任。本文詳見於【《家族企業》雜誌2018年6月刊】 未經本刊授權，不得轉載；經本刊授權轉載的，請註明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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