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帖鑒賞│米芾《伯修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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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修帖 25.4×43.2厘米 北宋 米芾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伯修帖》又稱《致伯修老兄尺牘》，紙本，縱25.4厘米。橫43.2厘米，該帖為翰牘九帖之二，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徐邦達：「上款伯修，是陳師錫之字，師錫福建建陽人，歷官吏部考功員外郎、知宣州、蘇州。見《宋史本傳》卷三四六。吏郎員外郎屬文選司，所以稱他為『司長』。上一帖（面諭帖）可能也是給師錫的，其時師錫應在蘇州任，元章則在漣水軍使任上，此帖是元符初年所書，因帖中有『十月丁君過泗』之語，托辦《來戲帖》，則事在蘇州。考均見前帖。帖中所稱趙伯充，名叔盎，考見前《伯充台坐帖》按語。元符初年，米芾四十八、九歲。」筆者曾在考證《面諭帖》書寫時間中有說明此《伯修帖》書於元符二年（1099年）十月之後，未至元符三年。
帖中云：「十月丁君過泗，語與趙伯充，雲要與人，即是此物。」泗，應為泗州，今江蘇省盱眙縣境內。此丁君為《面諭帖》中所提及的丁承務，丁謂之孫丁景，《寶章待訪錄》記：「王右軍《來戲帖》右麻紙，六朝人所臨寫，旁註小真字數枚，復以雌黃覆之。在蘇州故相丁謂孫景處，後以一萬質於鄆州梁子志處，故相梁適孫也。」丁謂（966年—1037年），字謂之，北宋初年宰相，前後共在相位七年。丁氏先祖是河北人，五代時遷居蘇州。米芾與丁家往來較多，且多是關於古書畫的買賣之事，米芾所想要的《來戲帖》也是丁家的。趙叔盎，為宋朝宗室，善畫馬。「元豐二年（1079年）七月三日，賜右千牛衛將軍叔盎進士出身。」（清徐松《宋會要輯稿》選舉九）紹聖四年（1097年），趙叔盎撰並書《重修廣州凈慧寺塔碑記》，是時任康州刺史（王士禎《廣州遊覽小志》），米芾與趙叔盎有所往來，《書史》中有關於趙叔盎所藏書畫的記載。「丁君過泗，語與趙伯充，」可見元符二年趙叔盎正在泗州，在此期間米芾必然是和趙叔盎有通信或者走動。趙叔盎、丁景、米芾他們三人之間是有一定的書畫交往的，《書史》：「余昔購丁氏蜀人李升山水一幀，細秀而潤，上危峰下橋，涉中瀑泉，松有三十餘株，小字題松身曰：蜀人李升。以易劉涇古帖。劉颳去字。題曰李思訓，易與趙叔盎。」劉涇（約1043年—1100年）字巨濟，號前溪，簡州陽安（今四川簡陽）人。熙寧六年（1073年）進士，太學博士，官至職方郎中。看來當時不少人喜歡作偽，米芾說劉涇改款，米芾自己也做過多少這樣的事呢？所以米芾清楚《來戲帖》的情況，故意且反覆註明，他也是害怕不能到手，同時也是謹防他人從中動手腳，信札中還註明錢都準備好了，吳舍人有人考證為吳栻，米芾的親家，我未曾找到較為確信的材料，故不論。不過米芾著急交易是說明米芾對於《來戲帖》的重視程度，至於最終有沒有得到《來戲帖》也沒有材料說明此事。
《伯修帖》字多倚側，多沉厚之筆，寫得較為隨意，但無錯亂與漂浮之感。也許視覺審美是一種習慣，書寫更是一種習慣，米芾對於書法的認識並不是想在某種形式上怎麼樣的去探尋什麼，而應該是想追求他心目中的「心既貯之，隨意落筆，皆得自然，備其古雅。」（《海岳名言》）心中所貯就是「集古字」之說，「蓋取諸長處總而成之」，這應該是米芾所說的自然與古雅吧！但這並非是故作什麼樣的姿態，或者說死守某古法，終究是在米芾自己的審美意識下進行變化，因為「心既貯之」還是在於「隨意落筆」，其「意」便也是這自然與古雅的關鍵。我們今天大談形式設計，其實還不如學學米芾這般「集古字」，擴展眼見，多點見識，思想層次更高點，審美建立在一定思維高度，而不是局限於某種外在的視覺之上。其實我們縱觀古往出色的書家，鮮有將書法理論簡單的放在形式上的。當然我並不是想排斥書法對形式的追求，而是要說形式不是追求的主要目的。米芾《伯修帖》的形式感也非常好，但他的書論中有幾處談形式呢？我們說自然是一種形式，但是米芾的自然是建立在對古人探尋以及他自己的涵養之上的，是有種種條件以後隨「意」而現的，這種意味的顯現不是設計，更不是反覆苦思冥想去調整這封信！所以書學不能本末倒置。
（作者為《中國書法》雜誌社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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