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主義」與「天地良心」——中西文化的思想底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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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屬於兩種異質文化，這是盡人皆知的普通常識。如果說「路向」相異，意思是說，中西兩種文化在各自的「路向」的行進中，對自然界和對人類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形成各自的思維模式，並且成為各自的文化屬性。人們一望便知，某一概念是屬於東方的，或西方的。

例如，中國有先秦諸子、漢儒宋儒，有儒道釋三合一，等等。其內容無論多麼龐雜，多麼學派林立，但使用的概念（或範疇）一望便知是中國的。西方從希臘迄於今，內容無論多麼繁複，學派林立，各有主義，但使用的概念（或範疇）也一望而知是西方的。

張東蓀先生有一段話，我以為講得很中肯：

「中國與西洋，思想上學說上的不同必有些是出於思想的底格有不同。思想的底格所以如此而又必是出於民族的心性。中國人所用的範疇便是代表中國人做思想時的布局。就是中國人思想根底下所伏存的格局，這種格局不是一二個思想家所自由創造的，乃是代表全民族、即是由全民族在其悠久的歷史上把其經驗積累而成的。思想家對於概念可以創造新的，而其所使用的範疇則必是那一個文化中所久有的，所公同的。」

那麼，中國和西方的「思想底格」定在哪裡呢？我的簡單概括是，西方的「思想底格」是「理性主義」，從古希臘起就講「理性」，基督教神學統治時期，上帝是「理性」的化身，人文主義使「理性」重新屬於人。近代科學技術的哲學文化基礎毫無疑問是以理性為指導的自然哲學。

中國的「思想底格」，我想可以通俗地用「天地良心」四個字來概括。這四個字是從李慎之先生在北京的一次演講題目借用過來的（那次演講我沒有去聽，所以這裡的解釋是我自己的）。

「天地」是「天道」，「良心」是「人情」。「天地」裡面有自然哲學的成分，但很少，語焉不詳，如墨、荀、張載、王夫之等。

「良心」指的是處理人與人關係的道德標準，這在傳統文化里是大量的，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點。「天人合一」里的自然觀含糊，而且很快就與道德結合起來了；敬天、畏天，開始或是對自然界因不解而生敬畏的感情，然而等到提出「仁與天地一物也」，「有道有理，天人一也」等的時候，那「天」便成為「體仁」的道德化身，而不是物質的和自然意義的「天」了。

如果按照康德的「理性」構架，凡哲學都是含自然哲學和道德哲學兩類的。前者解決「是什麼」的問題，後者解決「應當是什麼」的問題。在中國，宋儒也有所謂「尊德性」和「道問學」：陸九淵側重「尊德性」，朱熹偏重「道問學」。後來朱熹說他的「道問學」是為了更好地「尊德性」。所以在中國道德哲學終是重於自然哲學的。而西方則較為側重自然哲學。

康德和費希特都把道德看得很重，但那是知性和理性發展、升華的必然結果，不是只靠人的行為規範可致的。因此，西方是「理」重於「情」，注意力側重在對自然的探索上，重「理」必重「知」。中國是「情」重於「理」，注意力放在人際關係的「平衡」上，重「情」必重「德」，重視道德的約束和情操修養。

「思想底格」的不同，延續下來，就形成了不同的傳統。在雙方相互隔絕的漫長歷史時期，彼此不發生誰影響誰的問題，只各走各的路，形成了各自的一重自然、一重道德的文化形態。

圖片源自網路 侵刪

《中西之交》

作者：陳樂民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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