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新四軍的北移路線問題研究（二）
原標題：皖南新四軍的北移路線問題研究（二）
《宣城歷史文化研究》微信版第279期
皖南新四軍的
北移路線問題研究
蔡長雁
關於皖南新四軍的北移路線問題，關係皖南新四軍失敗的原因與責任由誰來負，因此引起研究者的濃厚興趣，學術界一直有著爭論。筆者根據自己掌握的史料，提出一點淺見，就正於方家。
二、關於皖南新四軍北移路線的歷史事實
實際上上述六個觀點涉及兩大問題，一是從共產黨方面來說，北移路線是誰決策的？中央是否同意？二是從國民黨方面來說，北移路線是否由國民黨指定？
（一）北移路線的選擇，從共產黨方面來說，決定權有一個從中央決策到新四軍自主決策的演變過程。新四軍自主決策走「南線」的北移路線後，應當立即向中央報告，但項英延遲到5日才報告
中共中央對新四軍北移路線所持態度的決策變化有一個變化過程。
早期，皖南新四軍北移路線的決策權在中共中央手中，中央指定皖南新四軍的北移路線為東移蘇南。1940年3月29日，中共中央軍委指示，在華中新四軍磨擦日益尖銳的條件下，頑方有可能利用其優勢兵力向新四軍軍部地區進攻，因此軍部及皖南部隊應預先有所準備，以免襲擊，萬不得已時可向蘇南陳支隊靠攏，再向蘇北轉移。4月26日，中共中央又指示，「皖南軍部以速移蘇南為宜。」 5月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項英、陳毅：「新四軍江南部隊發展方向是蘇南蘇北敵後地區，直到海邊，主要是江北地區，按此方針分配兵力」。 中共中央說得很明白，軍部移蘇南是與江南新四軍的發展戰略聯繫在一起的。
項英在接到中央的指示後，立即著手準備東移蘇南。首先在新四軍幹部中傳達東移決定，並派軍部作戰科長李志高、軍法處科長揚帆率領「參謀旅行團」先行到蘇南，沿途偵察規划行軍路線和宿營地點。 5月29日，項英和袁國平聯名致電中共中央報告說：「決先組一先遣隊到郎溪、廣德開展工作，及移動輜重（印刷修械及衛生材料）。」「皖南仍留一個團（第五團）在銅繁地區，第一團（傅）、第三團（王）隨同軍部到郎溪工作。輜重運輸工作完成後，即東移。」「請陳支隊派參謀副官到郎溪以南、廣德以西，規定後方地點（有戰術意義而便於防守的），派少數部隊掩護，以便輜重先運，並可特出向郎溪縣政府及廣德縣政府接洽。」
但在國民黨頑固派蓄意阻撓下，東移行動被迫停止。6月12日，項英致電中共中央，報告說，此間情況無大變，但友軍正積極作軍事準備，布置與調動，以圖分別擊破蘇南、皖南新四軍；因由皖南至蘇南中間地區在兩河之間，彼方軍隊已布置，須兩日半行程才能通過，這一帶．作戰極不利，故目前只有作待機移動。 至此，東移蘇南的事告一段落。
中期，鑒於走東線北移困難，中共中央對皖南新四軍北移究竟走哪條路線（東線還是北線）持猶豫態度。中共中央隨著華中形勢的變化，對新四軍北移究竟是走北線還是走東線態度猶豫，有所反覆。
1940年9月19日，毛澤東同朱德、王稼祥致電彭德懷等，指出，據西安消息，李仙洲三個師準備東進援助韓德勤，桂軍增加了進攻皖東的兵力，湯恩伯部準備進入豫東皖西，因此，蔣桂軍對華中的進攻是有決心的。我們的對策是：以打擊李仙洲為目的，望彭德懷、左權令楊得志率部南下，須於一個半月內到達彭雪楓地區；望陳光、羅榮桓令第五旅迅即南下，不可再推遲，應於半個月到達張愛萍地區；望葉挺、項英率部迅即渡江，應於兩星期內渡畢，增援皖東。 這裡中央明確指示走北線北移，即從銅繁直接渡江北移。10月8日，毛澤東同朱德、王稼祥致電新四軍葉挺、項英：蔣介石令顧祝同、韓德勤掃蕩大江南北新四軍，大江南北比較大的武裝磨擦是可能的；主力戰將在蘇北；最困難的是皖南的戰爭與軍部；我們意見，新四軍軍部應移動到第三支隊地區，如頑軍來攻，不易長期抵抗時則北渡長江，如移蘇南，尚有可能，也可移蘇南；向南深入黃山山脈游擊，無論在政治上、軍事上是最不利的。應決心移皖北，由四支派一部到無為接應。 這裡東線和北線一併提出來了；10月12日，中共中央再次指示：「軍部應乘此時速速渡江，以皖東為根據地，絕對不要再遲延。皖南戰鬥部隊，亦應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堅持游擊戰爭。」 又明確提出北移路線為北線。11月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項英，指出：「一、希夷及一部工作人員必須過江北指揮江北大部隊。二、你及皖南部隊或整個移蘇南再渡江北，或整個留皖南準備於國民党進攻時向南突圍，二者應擇其一，這一點可以確定。如移蘇南須得顧祝同許可，如顧不許可則只好留皖南（因據來電直過皖北已無可能)，但須準備打內戰，並蒙受政治上不利（蔣介石『進剿』新四軍的計劃是決定了的）。」 中共中央這個指示除了提出了北移的二條路線（北線和東線）外，還提出了潛在的第三條路線，即向南突圍，儘管「向南突圍不一定指北移的路線，但指出了新四軍皖南部隊行動的第三個方向。這樣頻繁的變動，固然與當時的局勢和項英的建議有關，但也可看出中央在這個問題上的猶豫。時局瞬息萬變，遠離皖南的中共中央對皖南局勢的掌握畢竟不是那麼及時而準確的，所以中央在處理北移路線問題時還不敢斷然下決心。
後期，中共中央把北移路線的選擇權交給了新四軍軍部。進入11月後，反共危機空前加重，中共中央反覆研究了局勢，決心在皖南讓步，想以此爭取中間勢力的同情。11月3日，中共中央致電項英，最後決定放棄皖南，徵求項英意見，項英和新四軍其他領導人完全同意中共中央對局勢的分析和作出的決定，準備走東線北移。因皖南、蘇南同屬第三戰區，從皖南到蘇南，要經過國民黨軍隊的駐區，因此東移蘇南需經顧祝同同意。11月11日，葉挺去上饒，開始和顧祝同談判北移路線問題，中共中央完全同意經蘇南北移的路線，並對葉挺去談判作了具體的指示。但是，顧祝同僅原則同意新四軍經蘇南北移，其他一概否定，並和上官雲相唱雙簧，上官雲相否定了新四軍經東線北移的方案，又提出了一個從銅繁北渡的路線。
鑒於這種情況，項英等研究決定明走東線、暗走北線，分頭北移。11月27日，項英與葉挺聯名致電毛澤東、朱德報告說，經我們多方研究與考慮，由蘇南北移路線途中困難多，危險性較大，反不如由三支地區兼程北移皖北較利（僅有一道封鎖與長江），既時間經濟又直接增援皖東。因此，我們決心將大批工作人員即可化裝過封鎖線與部分資材先經蘇南至蘇北，同時以迷惑各方，再以突擊方式，將部隊由現地區突過長江至皖北，目前在積極布置中。29日，毛澤東等複電：「一、同意直接移皖東分批渡江，一部分資材經蘇南。二、頭幾批可派得力幹部率領，希夷可隨中間幾批渡江，項英行動中央另有電示。」 正在這時（29日），華中八路軍新四軍總指揮部為了打通蘇北和皖東根據地的聯繫，隔斷韓德勤部和東北軍霍守義部的聯絡，集中10個主力團，分三路向運河以東的淮(安)寶(應)地帶發起攻擊，打響了曹甸戰役，至12月16日撤出戰鬥，共殲韓頑8000餘人，但未達戰役目的。
此戰一開，蔣介石於12月10日下令，皖南新四軍北移不得經蘇南，改道銅繁渡江，走北線北移。改道令下後，大批桂軍到皖北堵截，日軍又加強了對長江的封鎖。在這種情形下，項英的渡江計劃落空，不得已又提出了一個補救方案：要求國民黨在皖北讓路，同意將皖南新四軍北渡的期限再延長一個月，以便若斷若續分批偷渡。中央立即同意項英的方案，於12月25日致電周恩來，要求他按項英的意見和蔣介石交涉北移路線。
這時，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插曲。中共中央對將近兩個月來項英在新四軍北移問題上（當然包括在北移路線上的反覆）的猶豫不定失去了耐心，12月26日致電項英給予嚴厲指責。就是在這份指責電中，中共中央明確表示，「至於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動中的困難，要你們自己想辦法，有決心。」 項英等接受了中共中央的嚴肅批評，於12月28日召開新四軍軍分會會議，專門研究了北移路線問題，經過反覆比較，決定走南線北移，但沒有立即行動，看來項英是在等待重慶交涉的結果。
12月30日，毛澤東朱德致電葉挺、項英，轉達周恩來29日來電的意見：「據恩來電稱，江南部隊分地渡江有危險，皖北讓路蔣雖口頭答應，但讓出巢、無、和、含四縣恐不易，李品仙已在布置襲擊我的陰謀，仍以分批走蘇南為好等語。我們同意恩來意見，分批走蘇南為好。」 這樣，中共中央和項英的考慮不謀而合。12月31日，項英致電華中指揮部，決定全部經蘇南北移，」1月4日出發。1月1日，項英又致電中共中央，報告全部移蘇南，但沒說具體路線。 1月3日，毛澤東朱德複電葉挺、項英：「你們全部堅決開蘇南，並立即開動，是完全正確的。」 儘管這時中共中央還不知道新四軍北移具體走的是什麼路線，但是沒有問，或許是以為走東線，因為一直以來走蘇南都是這條線，或許是因為決策權已經交給新四軍了，沒有必要管得太死。
大約在1月5日晨，中共中央才知道新四軍北移是先向南走的，至於什麼具體線路，中央還是不清楚的，毛澤東在致劉少奇的電中說「得葉、項微辰電，他們支夜開動，微晨到太平、涇縣間，此後即不明了。」 雖然對新四軍北移具體線路一直了了，但對先向南行，毛澤東極度不安，立即急電葉挺、項英：「你們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寧國一帶情況明了後即宜東進，乘頑軍布置未就突過其包圍線為有利。」 正是因為已經放權葉、項，所以不便立即批評他們的決擇。綜上所述，中共中央對新四軍北移路線的態度顯然經歷了一個發展過程，先是指定路線，然後逐漸過渡到猶豫不決再到由新四軍軍部自己選擇的過程。
（二）蔣介石集團對皖南新四軍北移路線一直試圖加以指定，先指定為走蘇南，曹甸戰役發生後，立即決定皖南新四軍北移路線為走銅陵繁昌，從來沒有指定走南線的意思。但中共中央和新四軍在皖南新四軍北移路線問題上一直是自己決策的
1940年下半年，在國共兩黨談判中，國民黨方面擬定了最後的方案，即《中央提示案》，其要點有四：一、限區。「取消冀察戰區，將冀察兩省及魯省黃河以北併入第二戰區，閻錫山仍任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朱德仍分任副司令長官。」第十八集團軍（即八路軍）和新四軍全部「應掃數調赴朱副長官所負責之區域內。（即冀察兩省及魯北晉北）並將新四軍加入第十八集團軍戰鬥序列，歸朱副長官指揮。」二、限編。第十八集團軍（即八路軍）「除編為三個軍六個師三個補充團外，再加兩個補充團，不準有支隊。」「新四軍編為兩個師。」「師之編製為整理師兩旅四團制」。三、取消民眾武裝。第十八集團軍和新四軍「不得變更名義留置部隊或武器彈藥於原地，更不得借抗日民眾力量為掩護，秘密武裝，在原地活動」。四、取消中共政權。「冀察兩省主席，由中央遴選任命。」這是國民黨方面一個從政治上解決中共及其軍隊問題的理想方案，按照這個方案共產黨的活動範圍和軍事力量都是十去七八了，所以蔣介石很快就批准了。不管中共方面是否願意，10月19日，參謀總長何應欽及副總長白崇禧聯名致電第十八集團軍朱德總司令、彭德懷副總司令與新四軍軍長葉挺（「皓電」），將《中央提示案》作為命令下達。在國民黨的強硬威脅面前，中共中央認真分析了局勢，確定了對策，即「對於蔣介石此次反共進攻，決對皖南取讓步政策（即北移），對華中取自衛政策，而在全國則發動大規模反投降反內戰運動」。 11月9日，中共便以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名義發出了致何應欽、白崇禧「佳電」，對他們的「皓電」作出公開答覆，表示為了顧全大局可以將皖南新四軍移至長江以北。從此時開始，皖南新四軍移至長江以北就是國共雙方的共識。北移至長江以北的時限，最後蔣介石同意由1940年11月19日延遲至12月31日，但具體路線問題則經歷了一個複雜的變化過程。
1、曹甸戰役前，國民黨方面規定，皖南新四軍移動路線為從新四軍軍部駐地直接向東經蘇南北渡長江，是為東線
中共方面由新四軍提出走東線北移方案，國民黨方面同意。自從1940年11月初，中共中央決定「放棄皖南」，新四軍軍部及皖南部隊北移後，新四軍軍部就在認真考慮北移路線問題了（此時北移具體路線的決策權，中央已經授予新四軍）。當時情況下，軍部考慮最理想的就是走東線北移。因為東線相對北線（從新四軍軍部駐地直接北上，在銅陵繁昌地區渡長江北上）而言比較安全，皖南蘇南聯繫比較多，在兩邊聯繫時還沒有發生過和國民黨方面的衝突。而皖南和江北的聯繫就很不順了，原因就在新四軍發展華中的方針與桂系的利益起了衝突。新四軍江北部隊在桂系盤據的大別山根據地東、西地區發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給正準備依據大別山向安徽敵後滲透的桂系以極大的不安。因而桂系在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後，開始對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新四軍的態度發生明顯右轉，所以在新四軍北渡問題上，桂系總想製造點麻煩。白崇禧在1940年10－11月間曾電令一七六、一三八、一七二師和李品仙等，防堵皖南新四軍北渡。桂系軍隊害怕新四軍軍部直接北渡，與其境內新四軍會合，會造成強弱易手的嚴峻局面。鑒於以上情勢，軍部決定走東線北移，於是派葉挺去上饒與顧祝同談判，11月11日，葉挺起程赴上饒，向顧祝同提出的北移路線為東線，要求：「由江蘇南岸北渡」。18日，談判結束後，葉挺回到軍部，項英報告中央說，談判「無具體解決，僅要我軍北移，允經蘇南，不批准駐地。」「顧對希夷所帶去之北渡所提條件，」「僅以參謀處簽名一件，作為備忘錄式交我。」要葉挺對北移的細則問題，就近請示陸軍第三二集團軍總司令上官雲相辦理。至到11月26日，顧祝同才將參謀處簽名件作為命令下達。28日，顧祝同命令新四軍「務須如限北渡完畢」，「交通線准增改為二線，一為涇縣、楊柳鋪、孫家鋪[埠]、姚村、誓節渡、壽[濤]城、梅渚鎮、南渡鎮、竹簀橋道。一為南陵、宣城、畢橋鎮、飛鯉橋、郎溪、安興、上沛埠道。」同時還劃定了集結地區。29日，新四軍將這一情況報告了中共中央。這樣皖南新四軍北移走東線的方案最終得到了第三戰區的同意。蔣介石、顧祝同這樣爽快地同意皖南新四軍從蘇南北渡長江進入蘇北，目的並不是想讓皖南和蘇北的兩支新四軍合為一股，擴大新四軍在江北的根據地，而是想要讓新四軍按照《中央提示案》的要求，下一步於1941年1月底前全部從蘇北北移，越過舊黃河河道，到冀察地區去，從而達到根本解決華中問題的目的。
但是，在與顧祝同談判結束到顧祝同下達有關北移路線命令的8天（11月18日—11月26日）時間裡，新四軍領導人又研究出了一個「明走東線，暗走北線，分頭北移」的方案並開始悄然實施。11月27日，葉挺項英致電毛澤東等報告說：「我們決心將大批工作人員即可化裝過封鎖線與部分資材先經蘇南至蘇北，同時以迷惑各方，將部隊由現地區突過長江至皖北，目前在積極布置中。」當日，在另一份報告中，葉挺、項英還說：「工作人員及資材先行北上，大部過蘇南走，小部由皖南渡皖北。」部隊集中後，「或全部走蘇南或把一部就原地至皖北。」29日，葉挺、項英又致電毛澤東、朱德並報周恩來、葉劍英：「我們決心目前公開走蘇南，兵力留後結集，大部密渡皖南，一切完畢仍在年底。」中共中央很快就批准了這一行動方案，於11月29日和30日分別指示項英：「你們29日的布置很對」。「同意直接移皖東分批渡江，一部分資材經蘇南。」當月，皖南新四軍軍部就派員北移，項英12月13日在向毛澤東等報告北移工作時，曾專門報告了軍部安排部分資材走東線北移（從蘇南北移）的情況：「軍部之重要資材一千三百擔，工作人員千餘，自寢日[指11月26日]起分開蘇南。」至12月下旬新四軍北移先遣隊l700餘人攜重要資材1300多擔，分三批移到蘇南準備北渡。
2、曹甸戰役開始後，蔣介石集團下令變更皖南新四軍北移路線，即從經過蘇南北渡改為走銅陵、繁昌北渡。新四軍不能實施秘渡江北方案，向國民黨方面提出了分批渡江的要求
國民黨中央委員、江蘇省政府主席韓德勤是一位反共急先鋒，曹甸戰役前，他率所轄部隊和新四軍有過多次武裝衝突。1940年9月30日，韓德勤不顧抗戰大局集中其大部兵力，由海安、泰州等地分三路向新四軍駐防地黃橋進犯。為了贏得一舉解決蘇北問題的時間，陳毅、粟裕決心以劣勢兵力在黃橋地區獨立同韓部決戰。戰役自10月3日起至6日勝利結束，共殲滅韓部第八十九軍軍長以下1.1萬餘人。新四軍乘勝追擊，進佔海安、東台等地。10月10日，新四軍蘇北部隊前鋒與南下的八路軍先頭部隊會師於東台縣之白駒鎮。黃橋戰役後，韓德勤率部退守興化、曹甸一線，深溝高壘，堅固工事，以圖再起。黃橋戰役重創了國民黨堅持蘇北敵後的主力，極大地刺激了蔣介石和國民黨軍事高層領導人。但因戰役是彼方發動的，政治上很被動，蔣介石集團無話可說。加之，新四軍提出經蘇南北移時，戰役已經結束，所以為了順利把皖南新四軍趕過長江，蔣介石也沒有必要禁止皖南新四軍走東線北移。但是，11月底至12月上旬，蘇北八路軍新四軍聯合發起的曹甸戰役，對蔣介石集團的影響則根本不同了。1940年11月，國民黨駐皖東第二一集團軍7個團佔領了津浦鐵路以西新四軍活動地區周家崗、界牌集等地。國民黨江蘇省政府主席兼魯蘇戰區副總司令韓德勤所部會同由山東南下的第一一二師霍守義部，先後攻佔了阜寧縣西南的鳳谷村、益林、東溝等地，企圖接應第二一集團軍繼續向東擴張。為保衛蘇北抗日根據地，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於11月29日集中新四軍蘇北指揮部第一、第二縱隊和八路軍第五縱隊第一支隊共10個團，對江蘇寶應縣曹甸地區的韓德勤部發起了攻擊，在先掃清外圍予其以重大殺傷後，12月13日對曹甸發起總攻，由於缺乏水網地區攻堅作戰經驗，而且協同不夠，攻而未克，戰役歷時18天不得不宣告結束，此役殲其8000餘人，新四軍、八洛軍傷亡2000餘人。雖說曹甸戰役是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在蘇北打破國民黨頑固派軍隊東西夾擊企圖的重要戰役，但畢竟是先發制人，政治上被動。
曹甸戰役一打響（11月29日），何應欽就急忙於12月3日親筆致函給軍令部長徐永昌，提出：為了解救韓德勤，「可令湯恩伯東進」，「對在江南之N4A不準由鎮江北渡，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或另予規定路線，以免該部直接參加對韓德勤部之攻擊。」並要求將本意見「速簽呈委座核示」。12月10日，蔣介石同意了軍何的提議，並下令顧祝同：「查蘇北匪偽不斷進攻韓部，為使該軍江南部隊不致直接參加對韓部之攻擊，應不準其由鎮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或由該長官另予規定路線亦可。」顧祝同當然沒有其他路線可供選擇，故只能要求皖南新四軍就地直接北進，從銅陵、繁昌間渡江，經皖北北上。21日，葉挺、項英將顧祝同命令改道北線北移的情況上報中共中央。從電報內容來看，葉挺、項英並不知道顧祝同下令改道的原因。他們也沒去深究。
蔣介石要新四軍軍部及皖南部隊北移時改走北線，即經銅繁間直接北渡，純粹是曹甸戰役刺激的結果，如果沒有曹甸戰役危及韓主席，蔣介石不會出此下策，因為蔣介石的目的是要新四軍北移，中途改道，只會給新四軍的拖延帶來借口。從軍部駐地直接走銅繁北渡確有相當危險，一是有日軍的截擊。「銅、繁由我駐地到江邊，須穿插封鎖線，約經五十里之河網敵區始抵江邊，如遇兩軍（敵人）發覺後即不能渡，大軍不能穿插，只能分批偷渡，如被敵發覺，極危險，特別在江中遇敵艇，毫無辦法，只要一艘軍艦停泊江中，便無法偷渡。」「因國民黨到處密[散]布我軍北移，已使敵注意，到處增加兵力嚴密封鎖。」因而部隊「有被截斷或遭腰擊之危險。」二是新四軍認為有桂軍在江北阻攔。1940年12月21日，葉挺、項英報告毛澤東等：「據孫仲德來電，捉獲一七六師師部陳子如一個開小差士兵。據供稱該師近日由立熙鎮開來。兩個團到銅[桐]城，一個團到牛埠（無為西南），準備攻無為東鄉我軍」，國民黨「要我從銅繁北渡，而大批桂軍突然向無為進攻，佔領沿江口岸以堵我。顯系故意使我不能北渡」。23日，項英又一次報告說：「現桂軍已有兩個師到桐廬無一帶，在士兵中宣布任務，堵我軍北渡。」
實際上，這個時候國民黨命令新四軍改道北線北移，最大的問題是對新四軍北移突然性的毀滅性衝擊。北移路線被公開後，日軍和桂軍都有計劃地做了堵截部署，這樣新四軍暗地裡實際準備的「明走東線，暗走北線，分頭北移」的北移方案突然間失去了突然性，新四軍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北移部署被打亂了。葉挺、項英見無法以突然性達成北移目的，於是又提出一北移方案：要求國民黨方面在皖北讓路，即桂系部隊要讓道，讓出沿江渡口，如江北桂軍進攻無為佔據沿江渡口，「我軍即不北渡。」要求國民黨方面同意新四軍部隊北移時間再展期1個月，以便若斷若續「分小批北渡」。隨即，項英又請示中共中央，目前形勢危急，北渡路線上困難重重，「我們的行動應如何？」
3、在準備北移的最後時段，新四軍方面提出須走蘇南北移的意見，但顧祝同最後只同意可以「1個團」部隊經蘇南走東線，主力仍經銅、繁走北線北移
中共中央在了解了新四軍北渡路線上的危險和困難後，除了指示項英自己想辦法有決心外，於12月25日致電周恩來，要求與蔣介石交涉，皖南新四軍「須分蘇南，銅、繁兩路北移。」26日，周恩來即向中共中央報告了他與蔣介石談話的情況，關於北移路線問題，蔣介石是這樣說的：「你們過，從皖北一樣可過，只要你們說出一條北上的路，我可擔保絕對不會妨礙你們通過（周註：靠不住）。」30日，毛澤東等致電葉挺項英，轉述了周恩來電報的內容：「江南部隊分地渡江有危險，皖北讓路，蔣雖口頭答應，但讓出巢、無、和、含四縣恐不易，李品仙已在布置襲擊我的陰謀，仍以分批走蘇南為好。」並表示：「我們同意恩來意見。」根據當時實際情況和中共中央的意見，新四軍軍部去電三戰區和顧祝同交涉，要求走「東線」北移。12月30日下午，顧祝同「准以一個團取道蘇南北渡」。為了達到讓皖南新四軍早日北移的目的，顧祝同是儘可能地予以安撫與妥協，但他得按蔣介石的意思辦，也就是說，皖南新四軍主力部隊還是要從原地直接北移的（走北線）。此時雖說曹甸戰役早已結束，但蔣介石集團也許還心有餘悸，害怕皖南新四軍走東線北移後，增加蘇北力量，對韓德勤生存不利，所以蔣介石不允主力經蘇南。1941年1月3日，蔣介石在致葉挺的電報中命令：「該軍應在無為地區集結。爾後沿巢縣、定遠、懷遠、渦河以東睢州之線北渡黃河，遵照前令進入指定地區，沿途已令各軍掩護。」蔣介石堅持新四軍皖南部隊走北線北移，可能還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那就是萬一新四軍過江後不北進時，必然要和桂系發生衝突，假桂系之手消滅新四軍，是蔣介石很樂意的事。這也是蔣介石堅持新四軍北移走北線的思想動機之一。
從1940年11月初中共中央決定在皖南取讓步政策，決定皖南新四軍全部北移開始，在皖南新四軍北移路線問題上，國共雙方進行了兩個月的博弈，但蔣介石國民黨方面始終掌握話語權，12月10日之前，第三戰區指定新四軍皖南部隊走「東線」到蘇南北渡長江，12月10日之後，第三戰區奉蔣介石旨意令新四軍改道銅陵、繁昌渡江。1941年1月3日，蔣介石親自下令，只准新四軍直接北渡長江。與國民黨所處地位相反，皖南新四軍總是處於被動適應的局面。開始先根據國民黨走東線的規定進行公開走東線秘密走北線的種種準備，當國民黨不準走東線，只准走北線後，新四軍又判斷從銅陵、繁昌北渡長江已不可能，故堅請允許取道蘇南北渡，而顧祝同於12月30日「准以一個團取道蘇南北渡」。手忙腳亂無所適從的新四軍，最後選擇了一條最不適宜的南線，一是走南線沒有合法的依據，且明顯違反了蔣介石走北線的命令，也違反了顧祝同大部走北線，准以一個團走東線的命令；蔣介石、何應欽、顧祝同最害怕的就是新四軍向南到其後方游擊。蔣介石在1940年12月13日致顧祝同急電中說:「新四軍最後計劃，必如兄5日電所報，其在黃山、天目山與涇縣雲嶺一帶化整為零，在我後方對我游擊。故我軍對匪必須先妥籌對策，作一網打盡之計，謀定後動為要，切勿輕易動手，反被其所制也。」 二是走南線是向第三戰區腹地深入，一旦遇阻，非打不可；三是真打起來，政治上是被動的。但現實太殘酷了，12月底和1月初時，新四軍領導人已經很清楚地看到上官雲相正在加緊調動部隊，向雲嶺推進，準備完成對新四軍軍部的包圍。軍部領導認為，在其包圍圈未成之際，立即迅速南下茂林，繞道三溪，經天目山腳下之寧國、郎溪到達溧陽，然後再伺機北渡，應有相當成功幾率，所以才做出了冒險走南線的最後決定。
綜上所述，新四軍軍部及皖南部隊走南線北移的決定，是新四軍軍部決定的，而這個決定已經中共中央授權，無需再向中共中央請示，當然不存在中共中央是否同意的問題。從國民黨方面來說，新四軍北移所走的路線並不是由國民黨方面指定的，事先自然不知道。
（作者系宣城市檔案局局長，方誌辦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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