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雪釧：試析黃宗羲筆下專制君權之生存空間
黃雪釧餘姚市高風中學的高中語文老師。讀書和旅行是她人生中的兩大樂事。讀書是旅行，還心靈一片安靜；旅行亦是讀書，認識不一樣的自己。天地浩瀚，人生須臾，身體和靈魂須有一個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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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黃雪釧老師）
明末清初的中國，中西文化碰撞、交流、交融。此時的世界已經不是封閉隔絕的狀態，各國在陸路和海路上保持著頻繁的交往。即使明朝採取閉關鎖國以自戕，也擋不住歷史洪流滾滾向前，制不住國人覺醒自立。尤其是蘇、皖、浙、贛一帶，商品經濟的發展和信息的交流使人的思想日益活躍，人民要求打破封建專制統治，求得個人獨立自由、平等的呼聲越來越高。真真一個「天崩地解」的年代，孕育了一代民主啟蒙思想家，其中便有黃宗羲。讀畢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我感慨良多，不能懂近代中國竟何以發展成如此。
《明夷待訪錄》博大精深，若要一一道來，實在倍感吃力，且談談黃宗羲如何限制君權的構想。
君權民授
董仲舒雜糅諸子百家，提出「天人感應，君權神授」，使得君主的權威絕對神聖化，維護了統治，也固化了思想。君主們無一例外地以此蒙蔽百姓，而儒家思想與封建制度的完美融合，使得君主的絕對權威合法而穩固。黃宗羲在《原君》篇中對君權的基礎進行了推論：「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正是由於人有「自私」、「自利」的一面，人從眾產生了「公利」或「公害」，因而需要公共權力。由是觀之，君權來自人民，戳穿了「君權神授」的謊言，從理論上推翻了封建君權的根基。但黃宗羲也沒有提出類似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我以為中國傳統文化沒有適合其成長的土壤，國人更傾近於即便末路也要維穩的狂歡，魯迅稱之為奴性的劣根性，並分析中國人有兩個時期——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和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可見，民主萌發的艱難，當然這一劣根性自然也局限了黃宗羲。黃宗羲從始至終都在封建帝制君權的框架下「亡羊補牢」，雖然他將批判的矛頭直指君主，在歷舉君主罪狀之後，憤然斷言：「為天下之在害者，君而已矣！」但我以為這種批判是一種儒學作風。儒家一直標榜「為政以德」，看中君主的道德品質對其職能發揮的影響，而傳統作風也常常將帝王的孱弱或昏聵視為王朝興亡重要的一項。這種對優秀君主的希冀也是黃宗羲認可康熙皇帝的一個原因吧。但是，不可否認，黃宗羲對封建君主作淋漓盡致的抨擊應該說是激烈而深刻的，他滌盪了君權的神聖性和神秘感，撕開謊言的外衣使其惶惶然露於天下。
天下之法束君德
中國的讀書人常常懷念上古治世，認為其昌明和諧；而我以為畢竟「小國寡民」，管理自然相對簡單，更何況書籍散失或社會情貌未書，對上古知之甚少而產生的一種近於幻想的朦朧之美感自能理解。然而「小國寡民」只是一時，隨著人口增長、疆域擴大，社會體系變得錯綜複雜，僅憑一人之勤勞來治理天下，實在難以想像。所以一個行之有效的制度或者社會成員相互協約而成的共識必然應運而生。有制度，便有特權。特權，易滋生私權。社會發展帶來了文明攀爬，開化了人心，而人心是複雜的，善惡美醜相輔相生。正如西方世界爆發文藝復興，中世紀走向工業文明，人從無知禁慾開始重視個人價值。中國由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再到封建社會，人民也在不斷地進化，性善、性惡並存開工塑形，能遊刃有餘地控制自己並不斷培育自身成為一代君子甚至聖人的畢竟寥寥，其餘的畢竟普通人。否定「君權神授」，便說明帝王不是神，也不是神的代言人，興許只是一個普通人，而人難免能力不足，難免內心喧嘩，難免利弊評判失衡。如此，對一個有特權的人，便是要嚴加防範，因為他的危害性也異乎尋常。黃宗羲在《原法》中寫到「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無法」。三代以上的法律「未嘗為一己而立也」；「後人之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長也，子孫之不能保有也，思患於未然以為之法」，此後人之法為「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自禪讓到世襲，國成了家，國法也即為家法。法成了君主實現個人慾望的工具，慾望是沒有界限的，那麼沒有約束的絕對權力其危害也是無界限的。譬如，秦以法強，亦以法亡。秦變法而強國，掃蕩六合；但秦破壞了一部分古代聖王出於惻隱之心、為了愛護人民而制定的法度，然後傳了二世便亡了國。「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國已亡不可復，後人當以此為鑒。黃宗羲提出要效法古聖人的「天下之法」，又不拘於古法，隨時而化，與時俱進。尊重天下人的意志辦事，而不隨君主個人喜怒好惡行事。自此，黃宗羲為專制君主縫製了新的「套裝」。
恢復相制分君權
「有明之無善治，自高君主罷丞相始也」。在黃宗羲看來，明太祖朱元璋取消相制實為一大弊端，在《置相》篇中認為「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則設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設官的目的是分擔君的職權，非君主個人專權。那麼為什麼強調要恢復相制呢？我認為原因有二：其一，宰相是中國古代君主之下的最高行政長官，朝廷制度的領軍人物，能夠制約帝王專權。朱元璋撤銷了宰相，仿宋制設置華蓋殿、武英殿、文淵閣等大學士構成內閣學士，為君主顧問，其後幾經變更，但是人多而權散，決定權完全掌握在君主手中。如果明朝的內閣制能演化成英國國王亞瑟發明的「圓桌會議」，君主與各大學士能夠保持一種平等對話的協商形式治理天下，也未為不可，可惜僅存於我的幻想。其二，宰相制歷史悠久，且確有其效。況且時至明朝，宰相演變得較為成熟，也許符合黃宗羲的構想——「宰相一人，參知政事無常員。每日便殿議政，天子南面，宰相、六卿、諫官東西面以次坐。其執事者皆用士人。凡章奏進呈，六科給事中主之，給事中以白宰相，宰相以白天子，同議可否，天子批紅。」然而，明朝唯有洪熙、宣德時期的三楊以及萬曆前期的張居正的「票擬」差不多都轉化為「硃批」的藍本，此時內閣權力有相媲美於相權，但這樣的時期置身於整個明朝實在短暫，更多時候「大權自宮奴出也」。
君分權與臣，「緣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魏徵在《諫太宗十思疏》中提到「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慧，信者效其忠。」那些集權的君主「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為之大道」。可以說合理分權，使臣子各司其職，對君主利大於弊。況且，我認為在黃宗羲的構想中「君主易做，為臣則難」。臣子不僅要控制住自身的私慾，又要不懼君主的無理生殺。臣的權力要為天下服務，「故我之出而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這樣客觀上抑制了君權的膨脹，范仲淹這等以天下為己任的臣子大抵非常合黃宗羲的心意，且多多益善吧！
學校議政督君政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愚民政策是封建君主的慣用伎倆，在後代君主的心中，民是奴隸，而非服務對象，使得「許由、務光」絕了種，都拼了命爭奪帝位，甚至不惜手足相殘，愚民而自愚之，可怕可嘆可惜。古之讀書人雖然有社會地位，但其參政議政的機會卻甚少，曾經舉孝廉，後來科舉制下，讀書人想發聲需入仕，所謂「學而優則仕」。而官場深似海，溺水而亡的讀書人不計其數，於國於家無用，反丟了卿卿性命。黃宗羲認為學校不僅是培養官員、移風易俗的地方，還需有參政議政的功能，「蓋使朝廷之上，閭閻之細，漸摩濡染，莫不有詩書寬大之氣，天子之所是未必是，無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學校」。相對於君主和朝廷，學校是獨立的，由公眾推舉，對公眾負責，對天下大事自主議論、評判。君權來自人民，比對人民負責，也由民眾監督。明朝萬曆年間，顧憲成等人聚眾講學於東林書院。在講課之餘，他們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指陳時弊，銳意圖新；主張志在世道，躬行實踐，反對空發議論，脫離實際。一時傾動朝野，盛況空前。
可以說黃宗羲構建了一個完整的政治設想，對國家的方方面面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在軍事上，黃宗羲提出恢復方鎮。方鎮具有一定的自主權，在邊疆防務上確有其效，革除了「封建之弊，強弱吞併，天子之政教有所不加；郡縣之弊，疆場之害苦無已時。」方鎮，有利於天下的穩定和統一。但我卻想到了唐朝設置節度使，後來安祿山擁兵作亂，以致唐亡。如何防止方鎮過強而威脅到中央朝廷的安危問題不得不考慮。在經濟發展上，黃宗羲建議將一部分經濟權力放給地方。想到大力扶植髮展工商業和海外貿易的宋朝之富裕和閉關鎖國的明朝之勢弱；日本開關創造對琉球、台灣、東南亞地區可能性的搶佔和幕府閉關鎖國的倒退；西方從貧困荒蠻到奪得世界霸權的案例，種種跡象顯示：經濟政策對君權施展有深度影響。
黃宗羲從理論上否定了「君權神授」，提出「君權民授」的思想，又在法制、相制、監察組織、軍事、經濟等方面提出了優化君權的措施，其設想很多都超出了時代的發展。當然，中國傳統的文化根深蒂固，黃宗羲本人不可能脫離當時文化傳統的影響。想方設法限制君權的生存空間，即表示其承認君權存在的必要，不曾想推翻帝制君權。黃宗羲的君權設想，從某種角度上講，類似西方的君主立憲制，所以我認為黃宗羲的政治構想是以肯定專制君權存在為基礎的民主政治構想。在黃宗羲的筆下，君權被層層裹挾，專權的施展空間變得甚是狹小，可以說接近理想了；但我認為，特權只要一息尚存，便有隱患附生。
圖片 ▏黃雪釧提供
圖文編輯 ▏任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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