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話四大名著，它們各有何特點

中國人不擅長寫小說，敘事不是強項，一直讓詩（此處指廣義詩歌）和散文統治了幾千年，直到元末明初，小說才帶著驚艷和沉吟姍姍出現在人們視野中，誕生了令後人為之仰慕的四大名著：《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

然而,檢點中國古典小說，四著再加《金瓶梅》《儒林外史》外，可以咀嚼再三的小說已然不多。充斥鄉間閭巷的多是千篇一律的才子佳人型小說。所以，這一點連曹雪芹也看不下去了，他在《紅樓夢》不忘吐槽道：「至於才子佳人等書，則又開口『文君』，滿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終不能不涉淫濫。」

四大名著不愧是四大名著，是經過時間檢驗、真正放心的產品。其對人類命運的終極關懷，對歷史人生的思索，達到的高度確實前無古人，至於有來者否，反正我們看不到。

《紅樓夢》從家庭的瑣碎中，描寫了人生的大智慧。喝茶、宴遊、痴男怨女的愛情、偷雞摸狗的齷齪事……懷著最崇敬的心情佩服曹老先生，把這一切寫得紆徐不迫，不急不躁。這還只是表面，紅樓夢的貢獻還在於在瑣屑中寫出了人生。一曲《好了歌》，被揭得沒有底牌，再多筆墨也是廢話。當賈寶玉出走昭示著理想世界破滅後，不知雪芹先生的信念中，還有什麼可供支撐的東西。一直很不想常看《紅樓夢》，總覺它太悲了。偉大的藝術是要給人以光明的，而讀《紅樓夢》看到的是一片黑壓壓的悲涼，縱如此，仍不影響它在我心中是中國最偉大小說也是世界最偉大小說之一的地位。

《水滸》則描述了江湖間男人生存的遊戲規則，這些規則仍繼續生存於中國的各個角落。比如說黑道的生存規則，打家劫舍的梁山風範，一到兵荒馬亂之年更為明顯。義氣，是最重要的。為了兄弟，別說金錢，女人都可以不顧。《水滸》中，女人總是處於一種尷尬的境地，從對女人的稱謂就可以看出：如「婆娘」，有的前面還要加個臭字。或者稱騷貨，如潘金蓮、閻婆惜。並且，水滸里沒有一個正經過家居生活的女人，林沖的妻子除外，但也是剛出場就成了犧牲品。百零八將中三個偉大的女性，也被男人化失去了女人的魅力，扈三娘和王矮虎的結合，勿寧說是雙方各自的悲劇。那麼強悍的女人，王英駕馭得住嗎？前者屈於男人間強勢的潛規則，後者得到一個比男人還男人的女人。而潘金蓮想得到自己的幸福，沒有正常的途徑，只有靠勾引，首先是武松，潘金蓮那一套伎倆失去作用，因為他面對的是梁山好漢。所以潘金蓮一碰上風流倜儻的西門慶，就像乾柴見烈火，潘氏的遭遇也著實有值得同情之處。

從家庭走入了社會後，那我們現在來問鼎政治。《三國演義》通過形形色色的政治事件和人物描寫，給我們展現出一副副波瀾壯闊的政治博弈畫面。這些名著對比來看比，紅是小故事，寫大智慧；三是大故事，寫小智慧。閱讀《三國演義》，驚心動魄之處甚多。書中的人物們，稍有不遜，一句話，一個小計謀，便被拉出去砍了頭。假如把你換成當年的楊修，你會怎樣。這個時候，我體會到生命的意義。勾心鬥角，互相壓軋，猜忌，算計，在政治的天平上，大家都在小心地增大自己的砝碼，幾乎是以生命做賭注來換取成功，連諸葛亮都不能倖免，空城計即是一例。眾多的小智慧，卻關乎幾萬人的生命、歷史的發展走向，讀之而膽寒。

從紅到水到三，作者選材的背景越來越廣闊，敘事越來越宏大，但無論思想還是藝術上卻都是前者勝過後者，或許是時間的原因，使小說發展越來越成熟。

與之不同的是，《西遊記》以浪漫的筆調和豐富傳說，給我們構造了一個離奇的想像世界。然而，這個想像世界，依然是我們現實生活的折射。有百姓的市井生活，豬八戒以及一群小鬼小妖不妨可以看作一群活生生的人。也有安享現有統治秩序的玉皇大帝及他的一班臣子，故孫悟空拖著金箍棒前來挑戰這種秩序時，引得上下一片慌亂。其實，無所不能的金箍棒，不僅僅小孩子樂此不疲，連翩翩白首也能沉浸其中，真正成為老少皆宜的讀物。因此，可以說，《西遊記》講述了一個美麗的成人童話，寄寓了讀者的感情和信仰。

四本奇書分別從各個角度卻又全方位地描述了家庭、社會、政治間的生存遊戲規則，至於四著之外的《儒林外史》則刻畫了一群靈魂扭曲了的知識分子形象，它從文化的高度對中國思想、制度上進行了反思，反思時加以諷刺和批判，尤其是對知識分子群像刻畫方面，是《圍城》的先聲。《儒林外史》，是對四著未能涉及到的文化領域的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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