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書生，延續了明朝兩百年的壽命，卻死於皇權更替之爭

明朝的文人，是一把雙刃劍，可以說明朝興於文人，也亡於文人；在明朝於危難之際，拯救明朝的也是文人，如袁崇煥、孫傳庭、盧象升等人就曾經是文人，在國家危難之際，投筆從戎，成為一代名將，尤其是孫承宗，更是明末的文壇領袖。

但其實早在明朝1449年的時候，明朝就有過一次滅國之危，1449年，對明朝很特殊，當時明朝第六任皇帝明英宗朱祁鎮在當時總覽朝政的宦官王振慫恿下，剛剛親政的年輕皇帝不顧朝中大臣勸阻，執意御駕親征。

當時，朝廷的軍隊主力都在外地，倉促之間難以集結。於是皇帝從京師附近，臨時拼湊二十萬人，號稱五十萬大軍，御駕親征。為了說服自己的母親孫太后，他把年僅兩歲的皇子朱見深立為皇太子，並讓異母弟郕王朱祁鈺監國。

軍政事務皆由王振專斷，行軍路線屢變，士兵疲憊不堪。兵部尚書鄺埜一再要求入居庸關，以保安全，但王振不準。後勤不續退至土木堡時王振下令移營，饑渴難忍的軍士一哄而起，人馬失序，瓦剌軍趁機進攻。

明軍倉促應戰，所以兵敗，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等66名大臣戰死。當時京師精銳都已在土木堡失陷，剩下老弱士卒不到十萬。就連明英宗朱祁鎮都被俘虜了，瓦剌大軍乘勢南下，明朝朝野大驚，眾臣紛紛提議南遷。

這時時任兵部右侍郎的于謙挺身而出，力排南遷之議，堅請固守，升任兵部尚書。之後又擁立明代宗即位，整飭兵備，部署要害，親自督戰，率師二十二萬，列陣北京九門外，抵禦瓦剌大軍。

瓦剌太師也先挾英宗逼和，他以「社稷為重，君為輕」，不許。也先無隙可乘，被迫釋放英宗。和議後，于謙仍積極備戰，挑選京軍精銳分十團營操練，又遣兵出關屯守，邊境得以安寧。

當時朝務繁雜，于謙獨運徵調，合乎機宜。其號令明審，令行政達。他憂國忘身，口不言功，平素儉約，居所僅能遮蔽風雨。但因個性剛直，招致眾人忌恨。

關於朱祁鎮、朱祁鈺兄弟的會面，歷史上說法不一。《明史紀事本末》渲染說二人噓寒問暖，彼此謙讓了一番。《明實錄》則只有一句「帝迎見於東安門，駕入南宮，文武百官行朝見禮。」

不管是噓寒問暖，還是冷眼相對，事實上是，景泰元年回京的太上皇，從此被鎖在南宮，整整七年。七年里，景泰帝不但將南宮大門上鎖灌鉛，甚至加派錦衣衛嚴密看管，連食物都只能通過小洞遞入。

有時候，吃穿不足，導致太上皇的原配錢皇后不得不自己做些女紅，託人帶出去變賣，以補家用。為免有人聯絡被軟禁的太上皇，景泰帝甚至把南宮附近的樹木砍伐殆盡，讓人無法藏匿。

景泰帝在位年間，重用大臣于謙等人，治理國政，頗為有序。然而為了讓自己一脈世代為君，他不但軟禁兄長，甚至於景泰三年執意廢掉皇太子朱見深，換上自己的兒子朱見濟。種種作為，頗讓後人詬病。

結果朱見濟夭折，皇儲之位空置。到了景泰八年，景泰帝突然病重，卧床不起。一時之間，人心惶惶。不知道這偌大的帝國，將要由何人接掌。彼時，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輒，太常卿許彬、左副都御史徐有貞以及原王振門下太監曹吉祥等人開始密謀擁立太上皇。

經過奪門之變後，明英宗朱祁鎮再次登基為帝，複位當日，他傳旨逮捕兵部尚書于謙、吏部尚書王文。都御史蕭惟禎建議以謀逆罪，處死二人。皇帝猶豫，說當年抵禦瓦剌，于謙是有功勞的。徐有貞說，不殺了于謙，您複位無名。

皇帝最終同意，二十二日以謀逆罪處死於謙、王文，籍沒其家。隨之，于謙所推薦的文武官員都被波及。于謙為官清廉，在明英宗派人去于謙家抄家的時候，家裡沒有多餘的錢財，只有正屋關鎖得嚴嚴實實。打開來看，只有朱祁鈺賜給的蟒袍、劍器。

一代文人，在國家危難之際，挺身而出，力挽狂瀾；卻死於朝廷皇權之爭，也的確可惜，但是于謙的所作所為，比明朝後來的諸多搖尾乞憐的文人要強的太多，令人佩服，于謙的死，是明朝的一大損失，令後人惋惜不已，甚至清朝乾隆皇帝南巡的時候，還特地為于謙題寫匾額「丹心抗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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