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運觀察】「我們要吃飯」：食物中的激進政治 | 政見CNPolitics

原標題：【社運觀察】「我們要吃飯」：食物中的激進政治 | 政見CNPolitics

這些富含著食物氣息的當代社會運動，是怎麼組織起來的？究竟意味著什麼？

趙蒙暘/

食物和水是對人類生存最為根本的東西，圍繞食物發生的集體行動，曾在社會運動歷史上扮演重要的角色：麵包價格上漲間接促成法國大革命；穀物法的出台導致英國城市的大規模騷亂；對食物短缺的恐懼，影響到殖民時期東南亞的農民運動。

然而，以蒂利為代表的一波經典理論家認為，糧食騷亂等等關於食物和水的政治抗爭雖然普遍，卻往往是本地化、曇花一現的，無法向其他地區擴散。那種更系統、與權力持續互動的現代社會運動，恰恰是在食物抗爭退潮之後誕生的。

然而，歷史並非線性前行。過去的幾十年間，以食物為主題的社會運動依然構成了發展中國家重要的政治景觀：上世紀90年代後，阿根廷多次出現嚴重的食物騷亂和抗議潮；2016和2017年委內瑞拉的反政府抗議，也和長期的食物和藥品短缺有關。

更有甚者，在許多運動主題與食物並不直接相關的社會運動中，食物元素也常常出現在示威道具中：埃及的抗議者擅長把法棍製成頭盔，美國的運動家經常用批薩盒做標語牌，希臘的年輕人則有著投擲（希臘）酸奶的優良傳統。

這些富含著食物氣息的當代集體行動，究竟意味著什麼？關於食物和水的政治抗爭究竟是一個早已遠去的時代的零星迴響，還是足以塑造當代政治進程的重要力量？

任教於威斯康星大學的政治學家Erica Simmons，在2016年出版新書《富有意義的抵抗：市場改革和拉丁美洲社會抗議的根源》（Meaningful Resistance: Market Reforms and the Roots of Social Protest in Latin America），將研究焦點對準當代政治中關於食物和水的抗爭。通過深入的田野調查和歷史社會學研究，她描繪了過去二十年中兩場發生在拉美的反市場化運動：玻利維亞的「水之戰」，和墨西哥的玉米抗議。

她的研究表明，這些圍繞水源和食物等基本生活品的抗爭，並不是食物和水的短缺自然而然導致的。短缺本身不足以激發社會運動，只有特定文化編織出的社會網路，才可以承載鬥爭的動力。在這些抗爭中，人們不僅僅是在抗議市場化所造成的水源和食物短缺，更是在捍衛他們所生活的社會中原有的關係網路、組織方式、文化意義。

玻利維亞的「水之戰」：跨越階層的統一戰線

1999年末到2000年上旬，結束軍管十多年的玻利維亞第三大城市科恰班巴爆發了被稱為「水之戰」的社會運動。在其他領域的自由化改革進行了多年後，供水公司的私有化導致水價翻倍，終於引發了全國範圍的抗議。公民團體在半年多的時間內不斷發起遊行、設置路障、癱瘓城市，最終促使當局撤回了供水私有化的方案。

與其他圍繞食物議題的社會運動不同，水之戰的特殊之處在於城鄉之間、各個社會階層之間的高度聯合。加入抗議的，甚至包括那些幾乎完全沒受水價上漲影響的中上階層，乃至那些從來不用自己交水費的人。事實上，受到價格衝擊最小的知識階層反而恰恰是最先組織起來發起抗議的。

在Simmons看來，水之戰的成功動員，源於水在玻利維亞社會生活和文化意義中的核心地位。由於長期面臨水源短缺的威脅，本地方言中有大量與水相關的概念，不僅指代管理水源的方式，也常常泛指一整套當地人的生活方式。

水在日常話語中的核心地位，不僅推動著圍繞傳統的「想像的共同體」的建立，也間接促進了社區網路和公民組織的發育。

1825年玻利維亞從西班牙獨立，之後的幾十年，新成立的共和國疏於管理殖民時期的公地，許多產權不明的土地紛紛歸個人所有。但雖然土地歸了個人，科恰班巴的大量土地卻依然依賴集體灌溉。出於集體灌溉的需求，大量地區自發形成了本地化的團隊協作網路和合作社，一直經久不衰。這些歷史悠久的地方網路不只是一個個象徵性的聯盟，而是存在高度的強制力：加入的成員必須繳納會費，選舉負責人，參與討論會，還被要求定期輪流參與社區勞動，不遵守的成員則會被處以罰款。

長期的社區協作，使得一種超越「國有-私有」二元對立的公共產權觀念逐漸形成。中央和地方政府公共服務的缺位，又進一步強化了地方合作社的重要性。1999年，15-20%的科恰班巴居民直接依賴合作社而非官方機構來獲取水源。在一些地方，合作社負責挖井來提供額外的水源；在另一些地方，合作社統一從水務署「團購」水，再通過自己的組織渠道定期分發給居民。每周兩次的集體取水日，也常常成為居民之間溝通政治信息的機會。

除了每個社區組織內部的高度團結，一個城市內的組織之間還通過區域協會聯結起來。1997年，3000多個社區灌溉組織的負責人創辦了科恰班巴的灌溉者協會FEDECOR。通過召開區域大會，不同組織間有了構建政治聯盟的可能性。這樣一種依靠組織內強聯繫和組織間弱聯繫的動員模式，也成為水之戰的組織骨架。

最終，FEDECOR不僅自身參與到水之戰中，還呼籲發起了一個更大的運動聯盟Coordinadora。這個聯盟的覆蓋面極廣，包含工程師、教師、建築師、律師等中產專業人士，多個行業的工會、農民協會，更草根的社區組織和零散的非正式勞工。雖然代表不同階級和社區的參與者對可行的水源政策有著截然不同的設想，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參與者也互不信任，但是私有化方案作為大家「共同的敵人」，構建了抗爭的統一戰線。 2000年1月初，Coordinadora幫助發起了最大規模的總罷工，科恰班巴全城停擺，主要道路和機場被切斷，全國的交通運輸都受到重挫。多日的罷工將政府逼上談判桌，4月，官方正式撤回了私有化方案。

墨西哥的玉米抗爭：家庭婦女「打響第一槍」

玉米和玉米餅在墨西哥文化中的地位已勿庸贅言。快餐工業中的玉米餅，幾乎成為了墨西哥菜的代名詞。2007年初，玉米價格的突然上漲引發了一系列全國性抗議。1月31日，各界別政治組織發動全國大遊行，墨西哥城標誌性的憲法廣場被人群填滿。政府被迫邀請反對力量加入協商，採用一系列收買和分化策略後，建制派才暫時控制了局面。

與墨西哥歷次食物抗議相比，這次玉米抗爭的動員規模更大：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參與抗議，不隸屬於任何政治組織的獨立參與者比例也高過以往。這場玉米運動又是如何被動員起來的？

Simmons認為，抗議的爆發和傳播，同樣不只依靠對食物短缺的憤慨，更和玉米所激發的政治想像與社會網路密切相關。從20世紀初開始，出於扶貧和推進現代化的需要，墨西哥政治精英曾經多次試圖用單位產量更高、營養價值更好的小麥替代玉米的地位，但由於有限的國家能力，玉米從未退出大眾文化生活。時至今日，日常方言中依然包含無數玉米相關的辭彙，城鄉的節慶日，不論是農產品豐收節還是文娛活動，都經常以玉米作為主題。墨西哥菜肴食譜的傳播、商業印刷的發展，又進一步促成了圍繞玉米文化的「想像共同體」。在作者的訪談中，所有的抗爭參與者都提到了玉米在他們心目中的象徵性地位。

相比之下，牛奶的價格也在同一時期出現了明顯上漲，但因為牛奶在社會文化中並非佔據什麼關鍵地位，所以對參與者來說，他們只會對牛奶漲價感到「不安」，而不會有所行動。

2007年的這波抗議，也依託了2000年前墨西哥革命制度黨（PRI）威權統治的政治遺產。PRI對民間社會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對工會等體制化社會組織的收買和間接控制。而正是這些「官方」組織的強大，給了反對派可乘之機。很多獨立工會和非政府組織正是靠著在官方組織內部招募成員，才得以逐步成長壯大。這些發展壯大的墨西哥的獨立工會——比如全國鄉村商業聯盟（ANEC）——給成員提供玉米生產和銷售上的指導，定期在首都召開的會議，也幫助建立起密集的跨區域成員網路。

與玻利維亞水之戰不同，性別政治在2007年墨西哥的抗議中扮演了更關鍵的角色。由於墨西哥社會嚴重的性別不平等，加上男性勞力大量移民到美國打工，留守的女性承擔了絕大多數的家務。在鄉村地區，鄰居間常常聚在一起製作玉米片。碾壓玉米的過程相當費時，本來原子化的家庭婦女得以在共同勞作中認識彼此。在機械化早就普及的城市地區，女性雖然不用再花好幾小時準備主食，但她們在店鋪或商店排隊購置食材時，依然會短暫地交流本地政治話題，正如玻利維亞人在每周取水日上聊天談論政治。

女性間跨家庭的網路，成為了墨西哥2007年抗議的關鍵。事實上，早期街頭抗議的中堅力量就是不隸屬於任何組織的女性，她們拿著自製的鍋碗瓢盆和標語穿過大街小巷。根據Simmons的訪談，這些抗爭參與者主要通過鄰里交流、家庭討論或者廣播報道得知抗議的消息，直接受到政黨和工會動員的人寥寥無幾。直到抗議後期，組織化的反對黨、農民協會、行業工會和各類社會組織才加入進來。也正是因為抗議從中下層婦女開始蔓延，在之後加入的任何團體都難以單方面主導運動形勢，運動也就得以匯聚更寬泛的訴求，團結更廣泛的人群。

玻利維亞和墨西哥的這兩場抗議，是食物和水激發社會動員的典型案例。我們在這兩場抗議中都看到，只有組織渠道才能將個體不滿轉化為持續、有力的集體行動，而不是無序的暴動。

食物如何催生激進主義

Simmons對拉美運動的研究，揭示了關於食物和水的不滿如何導向社會動員，也從反面論證了為什麼今天的歐美髮達國家較少出現圍繞食物和水源的社會運動——在這些社會中，食物和水源往往不再是激發社群生活、把原子化個人聯結起來的紐帶。比如就水資源來說，在發達工業社會，自來水早就直接流入每個住戶，水費每月從個人賬單上扣除，取水不需要多人的合作。水源的短缺和污染，除了激發出小規模不滿以外，並不足以激活社區網路，也就無法進一步被政治化。

環境社會學者Colin Jerolmack在對美國賓州農村污染的研究中，甚至還發現了相反的現象：鄉村居民在面對頁岩氣開採帶來的嚴重飲用水污染時，並未責怪徵用土地的水力壓裂公司，而僅僅把這一惡果看作自己理性出售土地帶來的副作用。水力壓裂公司派人一家家入戶評估土地價值，簽署征地協議，給予每戶不同的補償，也有效分化了當地居民。居民把補助金額的高低和水污染程度都視作是隨機事件，土地所有者協會的存在也未能扭轉這一看法。污染區居民對專程前來抗議頁岩氣公司的行動者和NGO報以敵意，認為這些傲慢的城市精英入侵了自己寧靜的生活。結果，運動組織的實踐不僅未能促進當地的環境抗爭，反而成為了居民繼續接受污染的理由。

然而，與斯科特對農民反抗的理解類似，Simmons的研究視角其實也是相當保守的。為了突出文化符號的意義，大量筆墨被用於描述兩地特殊的歷史傳統，而非什麼樣的過程構建了抗爭的話語和主體。拉美的傳統變成了一種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反向映射：似乎正是它們和歐美社會發達程度的差距、正是落後的傳統本身，決定了食物抗爭得以在拉美國家出現。

然而事實上，激進的抗爭運動之所以可能，不一定是因為它們處在前現代的社會環境中、沒有受到發達的「後工業社會」的束縛，而更可能是運動本身早就超越了一套既定的思維框架。從這個角度看，Simmons依然是在「原始叛亂」的母題下，以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去理解「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社會運動，她也就無法將拉美的個案和其他地方的鬥爭聯繫起來。

另外，作者默認只有跨階級和城鄉的運動才是更值得肯定的運動，單個群體的鬥爭要與更宏大的主題銜接才更有號召力。這樣的前提假設，讓她看不到跨階級聯盟內部往往存在著權力不對等，也就無法呈現社會運動內部的張力、隱憂和解體的原因。

食物、宗教、土地這些看起來像是「前現代」的元素，並未像經典理論家所預言的那樣，在當代政治中退場。相反，它們正以驚人的力量在當代抗爭政治中現形。這種復甦不僅發生在世界體系的邊緣地帶，也出現在早就經歷過新社會運動洗禮的歐美社會。歐美的右翼民族主義、移民權利、最低工資、環境正義運動，都越發融合了食物、宗教、土地的色彩。甚至可以說，正是「現代」的世俗化和多元主義，激發了保守宗教和民族主義的復興；正是基於身份政治的社會運動，讓原始的土地訴求變得獨特而有力。

著名社會理論家Craig Calhoun曾經提出，傳統可以是激進主義重要的來源。不論這種激進主義最終與怎樣的意識形態合流，我們都不再能無視它背後已被點燃的火苗。

參考文獻

Jerolmack, Colin, and Edward T. Walker. 2018. 「Please in My Backyard: Quiet Mobilization in Support of Fracking in an Appalachian Commun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4(2)

Simmons, Erica S. 2016. Meaningful Resistance: Market Reforms and the Roots of Social Protest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文字編輯：張躍然

微信編輯：侯麗

圖片編輯：林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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