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你們都不懂內馬爾
內馬爾將自己哭成了一座雕像。所有目光，都隨著鏡頭定在掩面哭泣的內馬爾身上，他之前補時最後階段的進球，都沒有誰再去回味。
隊友從他身邊走過，馬塞洛離他就是兩步之遙，卻沒有上來安慰。或許是想讓他痛快哭一場，或許有些不以為然。這比賽確實很難，哥斯大黎加堅持到了加時階段，巴西表現雖然較首場有挺大進步，卻怎樣都攻不破納瓦斯的十指關。內馬爾在進行著各種嘗試，一次又一次被踢倒、被阻擋。
誰都知道他心理壓力巨大，可勝利之後的發泄，當場痛哭，有些出人意料。不論如何，這只是小組賽第二場的勝利，志存高遠的巴西，為冠軍而來，為洗刷1比7的恥辱而來，巴西還有很多難關要攻克。內馬爾職業生涯里，也攻克過許多比這更艱難的難關。
內馬爾哭成雕像這一幕，引發了眾多討論。BBC集合社交媒體上的眾多評論，給出的標題是《Do People Love To Hate Neymar？》要說沒有傾向性不可能，這標題本身就有著又愛又恨的隱意。
以歐洲社會主流意識為社會行為規範，在公眾場合節制行為和控制情緒、保持所謂的自我風度，是對公眾人物不言而喻的要求。失態很難被接受，會被認為不成熟、不理智。內馬爾這一哭，當然是「孩子氣」，甚至嚴重一點的批評，是「自私」、「自我」、「不配當球隊領袖」。
贏了哥斯大黎加就當眾大哭，還很有些做給攝像機看的pose，內馬爾確實是過於失態。然而巴西人未必這麼看，拉美人未必就覺得這一哭有多麼過分。他們更能理解內馬爾的壓力和內心煎熬，他們更習慣這樣毫不掩飾的公眾情緒表達。
在巴西住了二十多年的評論員維克里，和我多次講述過，世界盃對南美國家的特殊意義。「對南美國家，尤其南美南部這三個國家來說，世界盃是他們在世界舞台上展示自我的最大機會，」維克里說道，「都說阿根廷人憂鬱，有一種解釋，就是指出他們內心深處認為自己是被放逐到南美的歐洲人。這種『被放逐』的心理，在南美國家和社會裡都存在。世界的主流依舊是『歐洲中心論』，這個世界的聲音，長久被歐洲和美國控制著，南美南部這三個國家，真正能在全球社會展示自我的，就是足球世界盃。」
巴西、阿根廷和烏拉圭，都拿過世界盃，都以此為最高國家和民族榮譽。能以勝利者形象躍上世界地圖，對他們來說是何等難得。哪怕是哥倫比亞、秘魯這樣沒有世界盃冠軍履歷，也很難期望在世界盃上大放異彩的國家，同樣無比珍視世界盃。「有多少機會，人們會想起秘魯？這個世界對於秘魯、哥倫比亞、智利、厄瓜多這些國家和地區，有過多少關注？」加萊亞諾多次在自己的著述里，如此惋嘆。
因此世界盃是南美國家最極致愛國主義熱情表達的窗口，是在國際舞台上樹立起自己國家形象的最佳機會。巴西甚至可以說是以足球立國的國家。這個多民族多種族國家，很長時間沒有一個明確的國慶日，可1950年本土世界盃的最後一場比賽，在馬拉卡納20萬現場巴西球迷關注下，巴西1比2輸給了烏拉圭，那成為了一個國難日。國難團聚了一個年輕的正在融合中的民族，因為足球，巴西將過往零散的民族意識凝聚了起來。
所以巴西足球在浪漫桑巴、天才技藝的表象下，有著極其重視成績、對世界盃有著無比嚮往的傾向。他們的浪漫和放肆，是才情洋溢宣洩。他們對勝利的追求，也有著刻骨功利的渴求。為了競技成績，他們會追求每一點競技優勢。世界都知道巴西盛產足球天才，卻忽略了巴西對足球成功十分科學化的嚴謹追求：1958年出征瑞典世界盃，巴西就已經是世界上第一支配備心理諮詢師的球隊。
2014年世界盃，又一次在巴西本土進行，內馬爾當時已經是巴西第一足球偶像。那場1比7被德國血洗的半決賽，內馬爾因傷缺陣。那是巴西又一次國難。從失敗那一天開始，在世界盃上重塑自己、重寫歷史，成了巴西全社會的熱望。
對很多社會而言，體育尤其足球，未必重要。但對巴西，對阿根廷、烏拉圭，對絕大多數南美國家、拉美社會而言，足球因為其不重要，而變得極其重要。無關國計民生，卻關聯千萬民眾情緒、族與國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2018的俄羅斯世界盃，對巴西國腳們，只有兩種可能：或者重寫歷史的勝利者，或者就是失敗者——不夠努力、天賦不夠、不配穿這件球衣的失敗者。這種壓力，無所不在，4年來每天都在，沒有一個巴西國腳可以擺脫。名氣最大、受關注度最高的內馬爾，恰恰是這壓力的中心人物。
同時他又是一個新類型的球員。和之前的貝利、馬拉多納乃至梅西都不同，內馬爾不是一個街頭槌員，他的足球成長經歷里，沒有在街頭競技，不太分年齡組別、不太注重規則，幾乎是以叢林生存方式來享受足球快樂、磨練足球技藝的那種街頭足球。街頭足球，在拉美世界裡，幾乎只有手球犯規這一條規則，任何小個子靠技藝取勝的球員，必然會在叢林環境里學會審時度勢，迴避過於激烈的身體接觸，不能夠無限制的隨意帶球。
而內馬爾從出生，就被有過職業足球經歷的父親按照未來巨星的模式培養。他沒有經歷過街頭足球野蠻生長，他更是在五人制足球，巴西的futsal這種規範環境里磨練自己的基礎足球技藝。因此巴西的同行，會由此分析內馬爾的特點，他從踢球開始，就習慣了有裁判的環境，他習慣了利用他的盤帶和雜耍動作，以及一些即興發揮，來誘使對方犯規，來得到包括定位球在內的有利裁判判罰。這是他從小在競技中獲勝積累起來的成功經驗。到了11人制的球場上，一次面對球門的射門，成功率不會比一個點球高。
足球發展歷史上，任何一個技巧型的球員，總會被不斷犯規，這本也是足球傳統的一種呈現。在貝利以及馬拉多納的時代，對這種技巧型進攻球員的保護，遠遠不夠。內馬爾幸運地成長在一個鼓勵進攻甚至獎勵進攻的時代，他從小形成的習慣和本能，讓他逐漸能在實戰中操控足球，能將足球變成一種屬於他的非接觸性運動。於是他很容易在碰撞中跌倒，這些都是從小足球培訓與成長的結果。在巴西，他更是一個少小成名，被賦予了偉大足球使命的天才，是每一個時代巴西都需要的足球天才代表，因此在他遭受更多足球場上的侵犯和攻擊同時，他也會得到更多保護，甚至是更多寵溺。
內馬爾不會改變他的踢法，這種習慣被改變的可能，非常難。哪怕他知道在中場區域、在遠離球門的地方，過多個人盤帶，對團隊無益，可這習慣的改變會是何其不易。更何況，在他內心深處認定的，是他能成為今天內馬爾，就是以這樣的方式成長起來的。他沒有錯。
拉丁人的外向性情、情緒的外露，也是內馬爾這一哭的原因。許多拉美球員，說起自己的國家隊、說起世界盃時，很容易激動不已、熱淚盈眶。濱岩老師對哥倫比亞J羅的一次採訪，就讓我印象極其深刻。國家隊和世界盃，在他們心目中的地位，任何俱樂部成就、職業榮譽都無法比肩。拉美這一片富饒的土壤，並沒有培育出人間天堂，《豐饒的苦難》，或許是對這片土地最真切的描述。
因此內馬爾們會將世界盃看得如此之重。他哭得有些過分，卻又哭得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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