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北區石窟所出刻本《資治通鑒》殘片考訂

文史 06-28

1988年到1995年間，考古工作者先後對甘肅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進行了六次發掘工作，出土了相當數量的漢文、回鶻文、藏文、西夏文等殘文書。對於這批文書，敦煌研究院已邀請相關學者進行了整理和初步研究。2000年，作為北區石窟考古報告的第一卷，彭金章、王建軍主編的《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該書圖版99披露了一片出土於B64窟的漢文刻本殘片(編號B64:1)。同年，榮新江先生在為該書撰寫書評時，首先指出該殘片所記文字出自《資治通鑒》卷161《梁紀十七》，故應定名為漢文《資治通鑒》。2004年，考古報告第2卷出版，所收錄的B137窟出土漢文刻本殘片中，又有11片《資治通鑒》殘頁(編號B137:1-11)，其中B137:4-2與B64:l的殘片可拼合為一片，說明B64:1原出自B137窟。這些殘片應為某個版本的遺存，若能考訂出其時代、版本，則於《資治通鑒》本身的版本源流乃至雕版印刷之研究皆有裨益。經榮新江先生提示，筆者嘗試進行了初步考釋、研究工作，略述如下，尚乞方家指正。

一殘片簡介及初步比對

本文所論《資治通鑒》殘片出土於屬北區崖面第三層的B137窟，同窟所出尚有木印章、錐子以及回鶻文殘文書。1l片殘片編號與尺寸分別為:B137:4-l，殘寬12.3cm，殘高11.5cm；B137:4-2，殘寬10.8am，殘高9.9cm；B137:4-3，殘寬13.7cm，殘高12.4cm；B137:4-4，殘寬8.Ocm，殘高5.2cm；B137:4-5，殘寬13.2cm，殘高11.4cm；B137:4-6，殘寬15.5cm，殘高12.2cm；B137:4-7，殘寬12.5cm，殘高12.2cm；B137:4-8，殘寬13.Ocm，殘高10.5cm；B137:4-9，殘寬11.3cm，殘高12.5cm；B137:4-10，殘寬12.8cm，殘高18.5cm；B137:4-11，殘寬12.6cm，殘高12.Ocm。考古報告稱用紙為泛黃之白麻紙，纖維交織不均，有橫簾紋，紙質薄軟，文字為木刻本。左、下、右單框。行間有細墨線，行距1.1-1.2cm，為《資治通鑒》卷161、162《梁紀》十七、十八武帝太清二年(548)、太清三年。下面依報告，據圖版試推測該《資治通鑒》刻本的版式特徵及時代、地域。

從圖版看，殘片2最右下方的「遣」字右邊有兩層欄線，只是里細外粗而已，另殘片4，右方「不然」二字以右，殘片6「彥歡之族弟也」行以右，皆顯示為雙欄線；殘片8與10最左一行字以左，雙欄線亦很清晰，故該刻本應為左右雙欄(雙邊)，報告簡介不夠準確。

雖然11片皆為殘紙，然其所記內容見於《通鑒·梁紀》，從報告所附諸片錄文看，其文字與中華標點本《通鑒》概無出入，唯第一行之「癸」，中華本作「乙」(章鈺校記:十二行本「乙」作「癸」，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所存文字皆為正文，並無胡三省音注。該刻本當為不附胡注的《通鑒》版本。據《通鑒》原文內容可補全缺字，以復原殘片之刻本的行款格式，以殘片3為例(圖1a)。其下方、右方已觸及書版的邊欄，而最左一行殘，但能看出該行並不像以右諸行大字整齊排列，對應右一行「城狀如」的部分，沒有明顯的字劃痕迹，唯對應右一行「如卻」二字之間，有殘字，似為「登」，此點發掘報告沒有注意到。這一行極有可能是版心所在，該字位於版心下方，一般來說，據宋元以降的版刻格式，應為刻工姓名。筆者在發掘報告錄文基礎上，補全殘缺部分，錄文如下(斜體者為據《通鑒》內容之補字):

1告南兗州刺史角康王會理十二其會理使詢帥步騎

2千人夜襲正表大破之正表走還鍾離詢收其兵糧歸

3就會理與之入援癸已侍中都宮尚書羊侃卒城中益

4懼侯景大造攻具陳於闕前大車高數丈一車二十輪

5丁酉復進攻城以蝦蟆車運土填圖湘東王繹遣世子

6方箏將步騎一萬入援建康圓子發公安繹又遣竟陵

7太守王僧辯將舟師萬人出固漢川載糧東下方等有

8俊才善騎射每戰親犯矢石以死節自任壬寅侯景以

9火車炎台城東南樓材官吳景同巧思於城內構地為

10樓火才滅新樓即立賊以為神景因火起潛遣人於其

11下穿城城將崩乃覺之吳景於城內更築迂城狀如卻

水「卻」字以左有殘字，似為「登」

從錄文及推補，我們可以直觀地看到，該刻本的行格為半葉11行，行21字。殘片5(圖2a)，從文字看，當為卷161《梁紀十七》的結尾，有字的最左一行離葉邊欄尚有兩個空行，極有可能用來書寫每卷末的尾題，如「資治通鑒卷几几」，可惜上部殘，無法證實。

報告介紹該殘片系白麻紙，有橫簾紋，這正是宋代以及元代前期印書多用的紙張品種。從字體上看，字跡渾厚圓融而飽滿；是顏體風格，與南宋中期建陽黃善夫家塾刻本《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字風近似，但不及其方峭有棱，而與南宋紹興二到三年兩浙東路茶鹽司公使庫刻《資治通鑒》(下文簡稱「紹興本」)之歐體字則全然不同，應出建本系統。從版式來看，左右雙邊在宋元建本中亦常見。發掘者以B137窟使用下限一直到元代，則其亦應為該窟所出文書的下限。

參照以上分析，可初步判定，北區石窟所出《資治通鑒》殘片為宋元時代之大字建本，左右雙欄，半葉11行，行21字。下面的工作便是將殘片與存世有相同行款格式的母音注之《通鑒》刻版進行對比。目前最易見到的號為「宋刻」的11行本《通鑒》，正是上海涵芬樓影印《四部叢刊》本《資治通鑒》。筆者取其卷161、162的相關頁面觀看，發現其與這11枚殘片的版款格式驚人之相似。

比如殘片1，《四部叢刊》本自右向左第5行最下方「夾攻之子一」五字右方欄線殘缺，或者說不太清晰，第5行下方，「而死」二字右邊欄線不清晰，「子四子五」四字左邊欄線不清晰(圖版25b)。細審殘片情況(圖版25a)，竟與此一一相同。類似的細節尚有許多，不再列舉(圖3a、圖3b)。唯殘片3，上文推測為刻工姓名之「登」字，同樣見於《四部叢刊》本的相同位置(圖1b)，《叢刊》本版心上方記本頁字數，兩魚尾之間記如「通鑒一百六十一」，版心下記刻工姓名。根據這個對比，我們可以相信初步判斷的正確性，也可預見對北區石窟殘片的考訂，必將推動宋元《資治通鑒》版本的研究。既然殘片與《四部叢刊》本體式相同，我們不妨先把問題簡化為搞清楚《四部叢刊》本《通鑒》的底本及其性質、年代。

二從涵芬本到《四部叢刊》本《通鑒》

1927-1928年，由張元濟主持，上海商務印書館以涵芬樓和國內外公私收藏的善本為母本，影印出版了《四部叢刊》初編，其中《資治通鑒》一書的底本，我們很自然想到的是張元濟自藏，置於涵芬樓的「宋本」《通鑒》，後世稱為「涵芬本」者。《四部叢刊》本《通鑒》扉頁記:「上海涵芬樓影印宋刊本。原書版匡高營造尺六寸五分，寬四寸三分。」@實際負責影印工作底本採擇的副主編孫毓修著有《四部叢刊書錄》，其中《資治通鑒》一書，明言以上海涵芬樓藏宋刊294卷本為底本。

「涵芬本」系1918年前後張元濟自廣東孔氏處購得，隨即寄與家藏「雙鑒」(宋刻百衲本和元胡三省音注本)的傅增湘查看。傅記其概況，共294卷，12C冊，其中缺卷139-140、214-216、265-267，配清抄本，半葉11行，行21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上方記字數，下方記刊工姓名，陰葉闌外標某朝某帝。鈐有「張喬之印」、「克庵」、「盧文弨」、「岳雪樓印」(張元濟記為「岳雪樓主人」)、「泰峰見過」諸印。有光緒年間一跋文，稱此為元本。章鈺因與傅氏相邀合校《通鑒》，亦曾見過「涵芬本」，據其記述，尚有「汪士鍾印」。張元濟還記有「武陵季子」、「懷濟」、「口口昭望」私印，以其紙質墨色無一不肖宋刻，避諱至寧宗

1932年「一二八」事變，商務印書館總廠及東方圖書館毀於日軍炮火，幸有「六百餘種多孤行罕見之書，儲於金城銀行保管庫，得免於難，希世之珍尚在人間」，涵芬樓藏《資治通鑒》正在其中。而據張元濟《涵芬樓燼餘書錄》，1951年，此本仍屬商務印書館。兩年後，張元濟以商務印書館董事會的名義，將涵芬樓珍本500餘種5000餘冊以及東方圖書館40萬冊一般圖書(小部分留作編輯部自用)悉數捐獻給國家，後撥交北京圖書館收藏@。涵芬本《通鑒》亦在其中，編號7372。從北圖1959年編製的八卷本《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中，我們已經可以見到此書之著錄:"7372，宋刻本配清抄，一百二十冊。」

影印《四部叢刊》之底本——涵芬樓藏《資治通鑒》的情況如此明朗，我們似乎沒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了。實際上，還有兩個問題值得重新思考。

第一，《四部叢刊》的底本問題遠非如此簡單。孫毓修《四部叢刊書錄》提示了一個細節，涵芬本雖「首尾完善」，但「間有闕葉，假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宋本補足」，作為鐵琴銅劍樓舊藏的「瞿氏本」，現為國圖收藏，編號6740，亦為大字建本。行款格式、字體、書耳等皆與涵芬本相類。而據鈐印情況推測，此本當系虞山錢謙益(牧齋)絳雲樓所藏，後輾轉為同縣瞿氏所得，又張(元濟)瞿亦系同鄉，兩家相近，故曾借瞿氏本補足涵芬本闕葉。

《四部叢刊》本《通鑒》的底本是否僅有《書錄》交代的這兩種呢？因其前載御序，末載總目、進書表、獎諭詔、元祐元年杭州鏤版時銜名及紹興二年紹興府餘姚縣重刊時銜名、校勘監視人銜名，有一種意見以為還有紹興本，但其行款(12行24字)格式與《四部叢刊》本皆不類，恐非是。國家圖書館史睿先生以為《四部叢刊》本《通鑒》的底本是百衲本，需根據各卷不同情況注意分析其版本，並注意商務在編書時的描潤，其說可從。這裡僅關注北區石窟殘片所涉及的卷次。涵芬本(國圖7372號)存有卷161、162，筆者用膠捲對照了殘片及《四部叢刊》本此兩卷，發現三者的相似程度頗高。

第二，涵芬本雖號為「宋本」，但其版本年代頗應質疑。雖然《四部叢刊》影印當時記其為宋刻(上引孫毓修敘述)，但實際上早有異議。上文提及，傅增湘注意到涵芬本有光緒年間一跋文，稱此為元本。而張元濟在1918年購得涵芬本不久，也對其是否宋刻本產生了懷疑。他注意到新得之本子於宋諱或避或不避，亦有避非宋諱的情況，而有將宋諱之缺筆補全的情況，「間有歧異，亦有宋本似誤，而此本已經改正者」，「第二百五十八卷末卷第行後有鏟去字跡，辨是至元二字……此外尚有數卷末葉卷第行後亦有剜補痕迹，又有數處桓、恆、敦等字原為缺筆，後經鑲補完成者。痕迹顯然。豈此版至元時尚存，不欲留前朝之諱，故滅其跡耶。」初步推定此本是在宋版基礎上進行修補過的。

後他與傅增湘相互交換百衲本與涵芬本的書影，將二者比較，以「敝處新得之本與所謂建本相同」，但尺寸與百衲建本(即百衲本第六種)不符，「細細比較，彼此筆畫間亦間有不同處，殊不可解」；傅增湘在接到張元濟所寄4冊新購《通鑒》後，「考其行格板式，正與余藏百衲本《通鑒》之最佳大字本同」，不同之處為，「板式略高，左闌外有字」。章鈺則利用校書之機，詳細校正了涵芬本文字與百衲本六的異同，列舉了百衲本與涵芬本不同之數例。涵芬本與宋百衲本在文字、字跡、大小尺寸、避諱、書耳等方面有相當的差異。故1951年張元濟在為涵芬十一行本《通鑒》撰寫解題時，也定其為元時重修印本。

南宋中期建本在元代經過覆刻的現象，突出表現在史部，尾崎康已注意到南宋中期建安十史，大部分到元代都有覆刻本，其中《晉書》的元覆刻本存世的達9部之多。而以百衲本六為代表的南宋中期11行21字本《通鑒》，在元代亦有覆刻本。兩者風格極為相似，傳世覆刻本多被誤認為是宋原刻本，尾崎氏所舉代表性例證，正是《四部叢刊》所據涵芬本。他以宋、元刻本區別在於覆刻本字體稍有走型，有耳題，有不同的刻工名，而避諱缺筆明顯減少嘲。尾崎說一出便成定讞，在學界頗有影響。其實，在他之前，民國的藏書家們已經揭示出了11行無音注本《通鑒》同時存在宋、元兩個版刻系統的問題。惜乎湮沒在藏書目錄、題跋中，不為人知，特此撿拾如上。

三殘片的版本年代試論

將「涵芬本」定性以後，現在再讓問題轉回殘片本身。殘片的版本年代是否完全可與涵芬本劃等號？我想還要依據其本身透露出的信息及考古年代再作考察。我們說殘片與《四部叢刊》所據涵芬本(國圖7372號)相關卷次相類，依據的主要是字體、欄線以及殘片復原後的行格等信息。上一部分提到，作為元覆宋刻本的涵芬本在行格、字體上與宋原刻本的代表百衲本第六種幾乎完全一致，而差別在於耳題、版心、紙張、墨色等更進一步的層面。在文章第一部分筆者已經做過嘗試，北區石窟出《通鑒》殘片中，無一片可看出其版心情況，或者是否有書耳等。那麼我們是否能判斷出殘片之刻本到底是與涵芬樓之元代覆刻本同版，還是與百衲本第六種之南宋原刻本同版呢(殘片下限為元代)？

所喜尾崎康列舉的辨別宋元刻本的標誌，尚有兩點可加以利用:一是刻工姓名。第一部分介紹殘片時注意到，殘片3最左一行下方有「登」字，應為刻工姓名，而《四部叢刊》本(圖1b)在相同位置亦見有刻工「登」。張元濟《涵芬樓燼餘書錄》介紹涵芬本情況，詳細列舉了閱書所見刻工姓名，其中單記某姓某名者，也列有「登」。對於宋元時代雕版中出現同名刻工的現象，宿白、尾崎康先生都有統計，宿白先生更是指出南宋時有一批熟練刻工在臨安附近及兩浙其他地區流動作業，其姓名在宋浙本中互見之例甚多。涵芬本與殘片之刻本本來相似程度頗高，又有刻工互見，則殘片之刻本應當與涵芬本時代相差不遠，極有可能是同版所雕之別本。

第二是避諱，這也是張元濟等最終判定涵芬本為元覆宋刻本的重要依據。我們知道，宋諱素嚴，不但要避帝王本名，而且涉同形音的字也要避。而元浙本官刻都不甚避諱，建本坊刻當然毋庸避諱。筆者逐一將1l張殘片存留文字與紹興本(此據《中華再造善本》)的相關部分作了對照，發現:殘片3(圖la)第6行之「竟」字，第9行之「耩」字，紹興本皆缺筆，殘片之刻本不缺；殘片5(圖2a)第8行之「胤」字，紹興本缺筆，殘片之刻本不缺；殘片6(圖4a)第7、9行兩個「朗」字，紹興本缺筆，殘片之刻本不缺。這些兩宋皇帝名諱皆不避，確應是金元刻本的情況。

綜合以上兩點，我們基本可以判定，殘片之刻本應是南宋建本的元代覆刻本，且與涵芬本為同批次刻印。而其刊刻的具體年代，似乎也可略加推測。上文提及，考古報告介紹與《通鑒》殘片同出者尚有回鶻文殘文書(標本B137:2)，張鐵山曾將此片與其他三件殘片比定為《大乘無量壽經》，並依據回鶻文字母拼寫特點，將這些殘片年代限定在13--14世紀。《通鑒》殘片之刻本為涵芬本之別本，而涵芬本為宋建安史部的元代覆刻，尾崎康曾指出南宋中期建安十史中《晉書》、《唐書》、《五代史記》在元天曆(1328--1329)前後皆經覆刻。另據前引張元濟對涵芬本的介紹，在第258卷末見到「至元」年號，因而懷疑版成至元(1279-1296)以後。綜合以上幾點，我們可較為寬泛地將《通鑒》殘片的年代置於13世紀末到14世紀前中期。

四餘論

榮新江先生在將北區石窟所出殘片(B64:1)比定為《資治通鑒》時，指出其意義在於說明我國編年體的偉大史書也曾傳至河西地區。如果我們說在唐代敦煌藏經洞里發現了《漢書》、《文選》等典籍，說明中原文明傳播之廣已及於邊陲，這大概沒有什麼新奇。北區石窟所出《資治通鑒》殘片及其年代、版本比定的意義在於，它說明失掉了昔日輝煌國際地位，不再是東西交通、商旅往來必經重鎮，而僅僅是元帝國一個為流沙掩映的邊城的沙州，仍然和全國的文化、經濟中心，杭州以及江南的市鎮，有著千絲萬縷的勾連。在書籍、版刻文化上進行著互動。

北宋末、南宋和元代的福建建陽地區，一直是全國有名的刻書中心，刻本數量巨大，且流通量大，社會影響廣泛。宋葉夢得說:「蜀、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朱熹也感嘆:「建陽版本書籍行四方者無遠不至。」作為元代建刻的《資治通鑒》從帝國疆域之東南被攜至西陲的過程，正是建陽書坊版刻文化傳播的過程。也從側面說明宋元《通鑒》學之盛，《通鑒》所傳播的歷史知識，乃至在河西僧俗中也有相當的影響(報告判定B137窟的性質為僧房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