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看夏朝成信史

《鼏宅禹跡：夏代信史的考古學重建》，孫慶偉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3月版，98 .00元。

何頻 作家，鄭州

拿到新面世的《鼏宅禹跡：夏代信史的考古學重建》，50萬字的大書沉甸甸。鄭州、洛陽、偃師，豫西、河內和晉南等等，這些地方與我生活的居住地和老家都不遠。太史公《夏本紀第二》記大禹治水：「禹行自冀州始。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脩太原，至於岳陽。覃懷致功，至於衡漳。」孔安國曰：「覃懷，近河地名。」鄭玄曰：「懷縣屬河內。」《史記索隱》按：「河內有懷縣，今驗地無名『覃』者，蓋『覃懷』二字或當時共為一地之名。」總而言之，按太史公的說法，夏禹或夏朝歷史與我的先人有關。清雍正九年，各地按照朝廷統一要求上報方誌備案，懷慶府知事曰祁英者，旋將康熙版《懷慶府志》略加增刪，書名耍了個小把戲———上報為《覃懷志》即是。

故而這些年夏商周斷代工程，難免引起我看熱鬧的興趣。「在以傳世文獻為本位的夏王朝始年的推定上，公元前2000年是一個便於記憶的年數。」(許宏《何以中國》)以公元前2000年為節點，開始計算夏朝的話，至今的大數正是4000年。彼時已有相當的遠古文明發生在我的老家周圍，大大增加了家國自豪感。

孫慶偉新著開門見山，先把《史記》和司馬遷關於夏朝的傳說和紀年，從邏輯順序上進行編年重排，凡太史公缺失的，根據《史記》之後的文獻和陸續發現的考古資料，予以補充連綴。如此這般，詳細充實了夏代的王世、積年、都邑、族氏和重大史事，算是資料長編吧，從而為探索夏代和夏文化作了必要的抑或更合理的資料譜系。以司馬遷為主，今本《竹書記年》為輔，以此繪出一幅文字編年的新圖景。在這個筐子和框架內，來分布和重新組合排列太史公之後，一直到當下的出土遺迹與文獻文物資料，實可謂用心良苦。這實際上，是全盤認定和肯定了《史記·夏本紀第二》，認為它「實際是一部夏朝斷代史。」可嚴格說起來，從原始人洪荒時代直到甲骨文為代表的商代，漫長的歷史類似後人導演的早期演電影的「默片」——— 不是不說話，就是說了，說什麼我們也不知道，並沒有文字記載。原本司馬遷所處的西漢，遠離夏商已千年，何況司馬遷也沒有見過甲骨文。連孔子都感慨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儘管顧頡剛當年發動「疑古」是有道理的，可有道是「風水輪流轉」，刻下則由鄒衡、李伯謙等等回到了李濟和徐旭生，實則回到了司馬遷。

夏朝一定是有的嗎？那在龍山文化晚期與商代文明早期，該如何區分、區別並識斷出夏朝遺迹，推出其具體的歷史頭緒來呢？

這些年不間斷地發掘，考古人將屬於二里頭文化的核心器物群予以區分，有陶器、青銅器和玉器。許宏列舉二里頭出土的陶器達2000餘件。孫慶偉將之核心器物確定為14種，即炊器、食器、酒器和盛儲器。《最早的中國》里有一頁彩圖，四張圖附帶說明：「迄今為止二里頭遺址出土的10餘件青銅容器中，除了一件鼎，均為仿造陶器製作而成的酒器。」但這一隻圓鼎，不似禮器，看著更像當時的炊食器。

孫慶偉說夏王朝的誕生，有一雙標誌性事件：一是「鑄鼎象物」，一是「禹錫玄圭」。九鼎彰顯君權，玄圭突出神權。固然二里頭雖然沒有出土銅方鼎，但是出土有不止一件的陶方鼎，雖然它「器形很小，近似於明器，但其造型和紋飾卻可以讓我們遐想當時的銅方鼎，甚至九鼎。」據統計，各地出土的二里頭和二里崗文化時期的陶方鼎已經多達50餘件，方鼎之流行，由此可見一斑。

而「禹錫玄圭」是夏朝禮制確立的標誌。而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玄圭在中原腹心地區的興起及其大幅擴張實際上揭示了夏王朝的建立，這類器物開始盛行的年代是確定夏文化上限的重要指標。」

「二里頭文化一至四期是夏文化。」有了鄒衡這個大前提，比較有看頭的是，晉南和豫西諸遺址———東下馮和三里橋、二里頭及陶寺之間的關係，南進還是北上？唐曉峰推測，是東下馮人翻越中條山和黃河，南下到達豫西河洛地區，這樣才有了二里頭。如果堯舜禹排列先後無誤，陶寺既然斷為「堯都」，東下馮和二里頭承接，便符合先後順序。但許宏看法相反———二里頭人，夏之族人為了河東晉南的銅礦石和食鹽，毅然過河，並翻山越嶺北上。而「陶寺保守，南不過中條山。」就出土陶器特徵而言，不少人覺得把東下馮晚期遺存歸為河南龍山文化三里橋(陝縣)類型更合適，於是孫慶偉說：「反觀三里橋類型，雖然迄今為止尚未發現一處成規模的大型遺址，更未見能與陶寺、周家莊遺址相比肩者，但三里橋類型不僅跨越了黃河，佔據了垣曲盆地，並翻越了中條山進入運城盆地，夏縣東下馮遺址更是直接揳入陶寺文化的腹心地帶。」孫慶偉和許宏二人於此貌似一致。講到「二里頭文化的分期與測年」一節，孫慶偉直言不諱說二里頭文化的測年反覆———碳十四測年研究大體經過了三個階段，即夏商周斷代工程之前，斷代工程中間，和斷代工程之後。最終進行擬合的結論是，二里頭遺址存在四種文化———河南龍山文化、新砦期、二里頭期，又至二里崗期。這四種文化之間「地層關係清楚，先後順序無間斷而連續。」而二里崗文化不可能是最早起的商代文化。二里頭文化在時間上跨越了夏代中、晚期和商代早期。鄒衡關於「二里頭文化一至四期是夏文化」的結論是這樣論定的。但同志尚需努力——— 孫著又說：「在給出目前結論的條件下，仍然存在著一定的探討空間。」也即，夏商周斷代工程之後的碳十四測定，也不可能是最終結論。：「有關二里頭文化年代問題的討論遠未結束，上述年代數據僅供參考。」孫慶偉補充說。

百年之間，學術的鐘擺穩噹噹又回來了。繼大部頭的《追跡三代》問世之後，新編教科書式的《鼏宅禹跡：夏代信史的重建》接著出版，此書問世和國務院新聞辦舉行「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成果發布會」幾乎同步。好風憑藉力。看得見的未來，地理範圍依然是晉南豫西一帶，若非類似陶寺與二里頭遺址新的考古發掘爆出大熱門，那麼，理論上的夏朝歷史就這樣被宣布了。平心想一想，就是在所謂的斷代工程之前，其實，我們一直也沒有否認傳說和夏商周的歷史。通用的、家喻戶曉的《新華字典》所附《我國歷代紀元簡表》，和《現代漢語詞典》所附《我國歷代紀元表》是這樣，更專業一些的如翦伯贊主編的《中外歷史年表》從前2550年開始記載黃帝，前2297年開始記載堯，前2179年記載舜，前2140年記載禹……已經言之鑿鑿了。「牢記學科使命，重建夏代信史」，是孫慶偉著作的結束語。這也代表了當下考古人和教書人、文博工作者的使命，是把夏代的傳說變成故事盡量說圓滿。他的前言有意思，《人人爭說夏文化是不嚴肅的》。為什麼「上窮碧落下黃泉」而找不到夏朝？正是由於探索夏文化和夏朝的方法出了偏差，故而騎驢找驢，對明擺著的包含於龍山文化晚期夏朝的遺迹等等視而不見。孫慶偉此書，是糾偏之作，也是再闡釋之作。「夏文化不是沒有發現，而是用什麼方法去辨認它。」鄒衡如是說。

安金槐當年考證出鄭州是商代仲丁建都的隞都所在。好多年了，圍繞著鄭州城東路古商城遺址，建有名為「隞墟」的一個仿古院落。而與之臨近的紫荊山公園，亦曰隞墟舊地之一。曾幾何時，鄒衡發表《論湯都鄭亳及其前後的遷徙》，犀利地斷出鄭州商城非隞都，而是商朝第一帝商湯所建之亳都，鄭州已有3600年城市史。於是，二三十年來，鄭州系第八大古都已成定論。鄭州也於2011年啟動大規模商城遺址保護措施，就著被「腰斬」而頹廢的古商城遺址，幾處加固並新起「版築」之夯土城牆，樹起亳都鄭州「商代亳都都城遺址」紀念碑或紀念牆。然而，經過連年修地鐵而大修之後的紫荊山公園，依舊按照隞都舊地說作公園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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