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忘年交」羅章龍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2015年19期

作者｜李海文

1981年10月，羅章龍在北京寓所。圖/作者提供

羅章龍青年時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從建黨開始一直從事工人運動，1923年在中共三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局委員，在四大、五大、六大上又當選為中央委員或中央候補委員。1931年，他因在六屆四中全會上反對王明，被開除出黨，後組建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被稱為「第二中央」），此為中共歷史上兩次「另立中央」事件之一（另一次為1935年張國燾的「另立中央」）。

作為歷史事件的重要當事人，現在出版早期文稿，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文集中保存了大量的中國共產黨早期史料，也是黨史研究中的一件大事。本來我作為晚輩是沒有資格為這本書作序的，但羅平海說了解羅章龍的人已經不多了，非要我承擔不可。

盛情難卻。放下電話，我不禁想起與羅章龍晚年十多年的交往，心潮起伏。

李維漢召集的三老座談會

我第一次見到羅章龍是1978年8月，在中國革命博物館召開的黨史座談會上。座談會是由李維漢倡議召開的。

李維漢早在1930年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時就是政治局候補委員，從1948年到1964年一直任中央統戰部部長，1954年起任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平反後，他拒絕了組織上為他安排更高的職務，只擔任中央統戰部顧問，一心一意寫黨史。為此，82歲的他，以中國革命博物館和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的名義，邀請82歲的湖北大學教授羅章龍和80歲的全國政協委員易禮容，一起回憶中國早期歷史。

這三人，均為中共早期的風雲人物。他們都是毛澤東組織的「新民學會」的成員。易禮容是中共五大的中央委員，在湖南是與農民大王郭亮齊名的工人運動領袖。羅章龍更是大名鼎鼎。看過《西行漫記》的人都知道，1936年毛澤東曾對斯諾說，1915年他在報紙上以「二十八畫生」（「毛澤東」三字的繁體字共有28筆畫）為名，登了一則廣告尋友，得到回答的一共三個半人，其中一個即是羅章龍。這年毛澤東22歲，羅章龍不滿19歲。

中央黨校接到通知，派人去參加這次座談會。我當時剛到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工作不久，因黨校遠在頤和園以北，而我的家在城內，交通比較方便，由此獲得了一次寶貴的學習機會。

參加會的除我之外，還有來自中國革命博物館、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等單位的史學工作者。中國革命博物館來的人最多，有夏燕月等人。方銘、陳楚平等幾個老同志自願組織了一個收集、研究周恩來資料的小組，掛靠在中國近代史所下面，他們也參加過座談會。

座談會大約一周或半月一次，時間不固定，視這三位耄耋老人的身體情況而定。李維漢個子最高，步履蹣跚，講得最多。易禮容胖胖的，動作敏捷，他的語言激烈，態度鮮明，臧否人物毫不客氣。與他倆相比，羅章龍（當時名為羅仲言）又矮又瘦，性情平和，很少講話。他說他在湖北已寫了回憶錄，在會上就不多講了。

我參加座談會，如久旱逢甘雨，拚命地記錄，散會後也追著這幾位歷史老人請教。參加了幾次會後，漸漸同他們熟了。

由於中國共產黨長期處於地下，保密工作慎之又慎，後人對許多史實都不甚清楚。如八七會議是在九江召開，還是在武漢召開？長期模糊不清。一直到1979年，曾參加這次會議的李維漢到武漢找到八七會議的舊址，才解決了這個問題。

一天在座談會上，我從一位參會者那裡看到了一份採訪記錄。這份記錄說：在1月27日（註：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發出《關於開除羅章龍中央委員及黨籍的決定》和《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開除王克全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王鳳飛同志中央委員等問題的決議案》）前，周恩來找王克全、羅章龍談話。王克全大喊大叫，羅章龍一聲不響。周恩來很生氣，批評王克全這樣大喊大叫，完全不顧環境的險惡，會把敵人引來。這位參會者告訴我，羅章龍承認有這件事。後來方銘主持撰寫《周恩來年譜》時將此事寫了進去，時間確定在1月中下旬。

此事鼓勵了我。10月的一天，我直接向羅章龍提出，想專門向他請教一些問題。他欣然同意，邀請我到他住的遠東飯店晤談。

1920年，進步團體「輔社」同仁游北京陶然亭時合影。左三王復生，左四為毛澤東，左六為羅章龍，左七為鄧中夏。圖/FOTOE 圖片編輯/陳俊丹

四中全會：一段複雜的歷史

我之所以對這段歷史特別感興趣，是因為當時，我正在收集李求實的材料，準備寫他的傳記，編《李求實文集》。

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是1931年1月7日召開的，只開了一天。1月17日，羅章龍一派在上海東方飯店舉行緊急會議，部署反對王明的鬥爭。羅章龍本人因事未到會，會議由何孟雄主持。會場被包圍，與會者全部被捕。這次會上和隨後兩天，36位中共黨員被捕，其中23位於2月7日犧牲。犧牲者中，包括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實等人，還有柔石、殷夫、胡也頻、馮鏗。由於 都是「左聯」成員，李求實（即李偉森）和柔石、殷夫、胡也頻、馮鏗一起，被人稱為「左聯五烈士」。

1945年4月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在六屆四中全會後接著就錯誤地打擊了當時所謂『右派』中的絕大多數同志。其實，當時的所謂『右派』，主要地是六屆四中全會宗派主義的『反右傾』鬥爭的產物。這些人中間也有後來成為真正右派並墜落為反革命而被永遠驅逐出黨的以羅章龍為首的極少數的分裂主義者，對於他們，無疑地應該堅決反對的：他們之成立並堅持第二黨的組織，是黨的紀律所絕不容許的。至於林育南、李求實、何孟雄等二十幾黨的重要幹部，他們為黨和人民做過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眾有很好的聯繫，並且接著不久就被敵人逮捕，在敵人面前堅強不屈，慷慨就義。」文革前，此文件作為附錄收入《毛澤東選集》。

文革中，這次鬥爭被稱為黨內的第五次路線鬥爭。近期出版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編的《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寫道：「羅章龍等在四中全會後非法成立『第二中央』『第二省委』『第二區委』『第二工會黨團』等組織。」

李求實等人被捕之前，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們與羅章龍是什麼關係？他們為什麼被捕？從他們被捕到27日羅被開除出黨，這10天內，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希望從羅章龍那裡找到答案。

一天下午，我如約來到離琉璃廠不遠的遠東飯店。這是一棟二層的舊建築，遠看很不起眼，走近了，從牆上門楣上的磚雕可以看出昔日的輝煌。見面後，羅章龍先一一詢問我的情況，我如實回答。當他知道我的婆婆是李求實的侄女時，十分高興，說：我什麼都可以告訴你。

他說，1931年他成立非常委員會，要求召開緊急會議，是認為當時的形勢如同大革命失敗時的1927年7月一樣。

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組，成立了由張國燾、周恩來、李維漢、張太雷、李立三組成的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主持工作。在座談會上，黨史工作者將之稱為五人小組。李維漢說：你們說這是五人小組，我們當時就叫「非常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成立後做了三件事：同意舉行南昌起義，決定發動秋收起義，召開緊急會議。

後來我參加了《周恩來年譜》《周恩來傳》（上冊）的編寫工作，看了大量檔案，如1931年1月1日的全總決議、1月7日的蘇維埃準備會議（簡稱蘇準會）決議等文件，採訪了劉瑞龍、吳化之（華梓）、張金保、李初梨、丁玲等人。吉林大學教授曹仲彬調查何孟雄的史實，漸漸才知道：從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到六屆四中全會，這段歷史非常複雜，黨內鬥爭激烈的程度一點不亞於文革。再加上敵人的捕殺，鬥爭更加慘烈，情況變化之快，可以說是瞬息萬變。

這天，羅章龍還談到當年的一些情況，時間過得很快。因我是一個剛進入專業研究隊伍的新兵，對他談的任何問題都感到新奇、興奮;對他談的內容似懂非懂，似信非信，不停地提問題。他看著我那急切的樣子，笑著說：歷史很複雜，不是一次談話就能明白的。

1978年12月我出差，1979年1月才回來，聽說羅章龍已離開北京，回到武漢。座談會只剩下李維漢一個老同志，地點也由革命博物館改在李維漢住的西苑附近的半畝園。我一直堅持到他講完為止。

當選全國政協委員

1979年6月6日，《人民日報》登出羅章龍、賀子珍、王光美等109人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的消息。6月15日，五屆全國政協開幕。當天，《人民日報》登出羅章龍、賀子珍、丁玲三人的單人照片，引起轟動，大家議論紛紛。

18日，《人民日報》登了報道《新增補的政協委員羅章龍正在撰寫回憶錄》。文中介紹了羅章龍的簡歷：1918年，他與毛澤東、蔡和森、肖子昇等成立了新民學會。同年到北京入北京大學學習，發起組織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並擔任過共產主義小組（現在稱中共早期組織）北大支部負責人，1923年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領導人之一，1931年後到西北大學任教授，解放後先後在湖南大學、湖北大學、湖北財經學院當教授，並寫了《計劃經濟原理》等著作，現任中國革命博物館顧問。

羅章龍告訴記者，被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感到非常高興。黨和政府對他的關懷無微不至，為了撰寫回憶錄，中國革命博物館派了3位從事黨史研究工人工作人員，協助他整理史料和撰寫工作，還把在新疆農學院教書的大兒子羅平海和當兒科副主任的兒媳調到北京，和他住在一起，照料他的飲食起居。

一天，我突然接到他的信，說他已到北京，住在國務院招待所，約我見面。當晚我趕到賓館，請傳達室工作人員幫我找「羅仲言」。這位工作人員查了半天，說沒有這個人。正巧羅章龍打來電話，問我是否到了，我才知道他已經恢復了本名。我急忙推著自行車進去，看見他站在二樓的陽台上，微笑著向我招手。

羅章龍一家遷到北京後，住在前門6號樓。他分到了兩套面積不大的兩居室，他住一套，兒子羅平海住一套。非常巧，我也搬到了前門7號樓，我們成了近鄰。從此，我經常去看他，向他請教。

他家進門就是廚房，裡面有兩間房間，他住大間。家裡沒什麼裝飾，陳設十分簡單，只有一張大床、一張桌子、兩個小沙發和兩張茶几，只是守著南方人的習慣，床上有一頂蚊帳。雖是陋室，卻有書香味。他經常寫字。一次我去的時候，他的床上鋪著若干寫好的字，讓我挑，送了我一幅墨寶。他為人達觀、平和，講話總是面帶微笑，不慌不忙，聲調不高。常有人來訪問他，我就碰到過幾次。無論接待的是大人物、外賓還是普通人，他都不卑不亢，不溫不火。

由於有共同的話題，我們成了忘年交。他說話柔中帶剛，碰到他不同意的地方，常常笑而不答，表現了湖南人的倔犟。我尊敬他，凡他不願意說的事，從來不勉強問。有一次他到我家來串門，正好研究陳獨秀的孫其明也在。我們一起交談，鼓勵他一定要將真實的歷史寫出來，留給後人。他含笑不語。

羅章龍是小個子，大約只有一米五左右，但身體很好，頭腦清晰。90年代的一天，我去看他，問他身體如何，他說，不太好，每天可以到樓下散步兩次，每次20分鐘。我一直以為他只有八九十歲，不知道這時他已快百歲了。

「花園會議」

羅章龍將列印的回憶錄給我看。最後兩章分別是：立三路線與六屆三中全會、六屆四中全會。

四中全會後，共產國際代表、德國人米夫在上海召集反對四中全會的幹部開會，羅章龍、李求實和林育南等蘇準會、全總、江蘇各單位的二三十人參加了這次會議。會議在一幢花園樓房中召開，有嚴密的保衛。米夫並沒有講出多少道理來，只是大講反對四中全會就是反黨，威脅說，如果不支持四中全會選出的臨時中央的領導，就要將他們開除出黨。這種批評、威脅於事無補，反而增加了與會者的反感和不滿。會議爭論了兩天，沒有任何結果。米夫令保衛人員把住大門，不許與會者外出。這種做法引起了極大憤慨，大家齊心協力奪門而出。這個會議被黨史工作者稱為「花園會議」。

史學有孤證不用的傳統。後來全國總工會書記陳希文交給我一本陳郁（也曾參加「非常委員會」）寫的自述手稿，要我抄正。陳郁是海員，1922年參加海員大罷工，六屆三中全會補選為中央委員，後調任中華全國海員總工會主席、黨團書記。在四中全會之前，海員工會通過決議（1979年夏我訪問曾長期從事地下工作的陳修良，得知決議是她起草的），反對王明上台。在陳郁的手稿中，也提到花園會議，內容和羅章龍講的完全一樣。

後來公開出版的《陳郁自述》中，這一段卻被刪去了。我認為，不應輕易刪改當事人的回憶，才能還原歷史的本來面貌，因而我在寫《李求實傳》時，寫上了這段史實。李求實也參加了這次花園會議，隨後被捕，犧牲時只有28歲。可惜該文只是作為《李求實文集》的附錄出版，而且到1990年時李求實等烈士已經淡出世人的視線，此書只印了幾千冊，沒有引起世人的注意。

羅章龍先後出版了《京漢鐵路工人流血記》（1982年）、回憶錄《椿園載記》（1985年）和《椿園詩草》（1988年）等，翻譯了《為人類工作——馬克思生活記述》（1985年）等著作。每出版新書，他都送給我。我珍藏至今。

他的回憶錄《椿園載記》只寫到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他一直沒有談清，四中全會後他們是如何組織非常委員會的。他並沒有兌現「我什麼都可以告訴你」的諾言。為什麼呢？我常常想這個問題。經過幾十年的思考，現在我想明白了。因為非常委員會的成員中，不少人後來回到黨組織里，有的擔任了領導幹部。他是為了保護這些人。當然也可能，他不願意我捲入關於這段歷史的爭論。

蓋棺未定論

我和羅章龍的交往淡如水，平時並不拜年。1995年春節的一天下午，我突然有一種衝動，給他家打電話拜年，但是沒有人接。過了一兩個月，我接到羅平海的電話，才知道，羅章龍已於2月3日（除夕）病逝。

他告訴我，父親要求回老家湖南，但家裡人都不同意。因為他享受副部長待遇，在北京的話生病能住北京醫院的高幹病房，到湖南就沒有這個條件了。但父親堅持要走，家人不同意就開始不吃飯。等送到醫院時，身體已經軟了。到了醫院，他也不配合治療。享年99歲。

放下電話，我難過良久。我不禁想起了他多次念的一首詩：「我是寶劍，我是火花，我願生如閃電之耀亮，我願死如彗星之迅忽。」高君宇烈士墓碑上的這首言志詩，是當時的青年共產黨員常常誦讀的，後來也收入了羅章龍編著的《京漢鐵路工人流血記》一書中。每當他念起時，我都覺得他又回到了當年的戰鬥歲月。

1931年羅章龍被開除出黨，卻仍然進行革命活動。1933年他被捕入獄，一年後出獄，到河南大學教書。此後，他一直在高校任教，沒有參加任何其他黨派，而是利用課餘回憶中國共產黨早期歷史，寫了30萬字的文稿。1947年他回到長沙，在湖南大學任教，重訪秋收起義遺址，進行考察。

解放後，1953年院校調整，他到武漢中南財經學院（後擴充為湖北大學）任教，就近探查了大革命時期的武漢政府、中共湖北省委、漢口市委等有關舊址，收集史料。60年代初，他將全稿分訂十幾冊。文革中，文稿、照片、文物等都被抄走，毀於一旦。

1978年，他給中共中央寫信，表示願意在有生之年把親身經歷的黨史寫出來，留給後人參考，希望中央能在工作上給他一些幫助。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東興批給中組部部長鬍耀邦，胡耀邦批轉湖北省委。

湖北省委宣傳部組織了一個小組，從5月26日開始，協助羅章龍工作。因為有前面的基礎，6月1日，羅章龍即擬出16個問題的提綱。他每天談兩個小時，如數家珍。到8月4日，基本告一段落，形成一個列印稿。1979年到北京後，他繼續這項工作。1985年，出版《椿園載記》。但是，他的回憶錄一直沒能在國內全部出版。

他的後半生，全都用在回憶、研究、撰寫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歷史上。他對中國共產黨的感情、對那段生活的留戀，可見一斑。

1949年湖南解放後，他曾向中共中央提出恢復黨籍的申請，沒有獲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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