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何以「不死」？大師背後的知音
撰文：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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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初的東京，櫻花盛放，正是賞花好時節。以賽亞·伯林的編輯兼著作權受託人亨利·哈代偕夫人如期而至，這是他們初次訪日。
暌違四年，哈代和太太還是老樣子，舉止言談，英倫風範。他們到達當晚，我在銀座附近的一家日式餐廳為客洗塵。東京灣繁燈如星，暢敘間，哈代忽問我，日本文化是否屬恥感文化，看得出，他們對這次旅行準備得細緻又充分。計劃中，除了沖繩不去，北至北海道，西至大阪京都，還想去訪日本海一側的勝地，似乎要將東瀛看盡。飯後散步，坐了十幾個小時飛機二位沒有露出絲毫倦色，或許因為，伯林曾經來過。
之所以跟哈代有交集，是因為伯林書信集。
亨利·哈代
那是2004年的事了。一天，我在亞馬遜預訂的伯林書信集第一卷到手，翻開後，看到有篇啟事，哈代寫的。大意是，他正在編輯伯林的書信，已知尚有大量散佚在世界各地，希望知情者提供線索和詳細信息，後面附有郵箱地址。我一下想起丸山真男。
除了伯林，我也研究日本戰後最著名的政治哲學家丸山真男，所以知道丸山跟伯林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相識的好友；伯林1970年代末訪問日本，丸山是主要策劃者，還親自陪同參觀遊覽；丸山晚年為一家著名學術出版社推薦新書時提到伯林著作，說不管什麼問題到了伯林手上都被他處理得很有趣，讚賞之情溢於言表。
伯林書信集面市的時候，丸山的書信集恰好也陸續出版了，我在裡面發現他數次提及伯林，有一處還引用了很長一段伯林寫給他的信，是談訪日的情形。看到哈代的啟示，我給他發了封郵件，沒過幾分鐘就收到回信，說他不知道伯林還有書信在日本，於是我就想試試幫點小忙。
丸山真男
第二天，我跟東京女子大學圖書館內的丸山文庫聯繫，說明了情況。文庫工作人員告訴我，信件整理剛開始不久，無法馬上找到伯林的，借出更是不現實，只能耐心等待。於是，我成了哈代在日本的眼睛，專門留意那些中國和日本關於伯林研究的資訊。平日里讀書看到跟伯林有關的內容，我會掃描發給他，中日學者寫的論文摘要，我也會譯成英文發給他。他略作修改會發表在伯林網站上，這無意中讓我學到更高階英文寫作的技巧。
哈代本人的英文寫作清晰漂亮，他為伯林著作撰寫的編者序，每一篇前言都是極佳的essay，如青橄欖般耐嚼，讀後齒頰生香。有一次，他還幫忙潤色了我為參加伯林國際研討會提交的論文，一夕完成。
書信集每隔幾年出版一本，眼看著第四本也將付梓，我有點著急了。2014年的一天，我去東京女子大學聽一位很喜歡的德國文學專家的講座，順道去了丸山文庫。年輕的研究員們聽明來意，熱情地說，資料已經大致分類完畢，可以幫忙調——距離我第一次跟哈代聯繫，十年過去了。
幾天後，收到丸山文庫的郵件：文庫保存的所有伯林書信都已找全，可以憑哈代的委託書來取。又過幾天，我捧著哈代的委託書去了丸山文庫，第一次看到伯林的親筆信，長短一共七封。望著他簽名的手跡，我一陣恍惚。
這些信件複印後，經EMS到了哈代手裡，經他挑選，伯林訪日回去後寫給丸山的那封長信被收入書信集第四卷，也就是丸山在寫給別人的書信里摘譯過的那封。信寫得頗為動人，有訪日觀感，也有對友朋謝忱，情真意切。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讀一下原文，那真是英文書信寫作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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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的終生摯友莫里斯·鮑拉（Maurice Bowra，1898-1971）出生於中國九江，是二十世紀最卓越的西方古典學家之一，做過牛津大學副校長。他曾這樣描述伯林：「他像我們的上帝和蘇格拉底一樣，沒有出版很多東西，但他思考和講了很多，對我們的時代有巨大影響。（Though like Our Lord and Socrates he does not publish much, he thinks and says a great deal and has had an enormous influence on our times.）」。鮑拉去世的時候，伯林的確沒有出版多少東西，除了最早的《馬克思傳》以外，就是《自由四論》和一些寫俄國文人思想家的零碎文字。他的《馬克思傳》雖然頗為著名，至今還在重印，但他的好友、哲學家布萊恩·麥基說，那是輕量級著作。當然，真正了解伯林的如鮑拉那樣的大師，自然明白好友的分量；遠在大西洋彼岸的著名評論家埃德蒙·威爾遜也深知這位朋友的才華，初次見面後就在給友人的信里對伯林讚不絕口。可是，在「publish or perish （發表還是發臭）」被奉為圭臬的年代，著作少是硬傷，缺乏代表作也會讓人看輕，哪怕當過英國學士院院長封過爵。據傳記作者葉禮庭說，伯林生前很長時間裡為自己沒有masterpiece耿耿於懷。
1970年代初，一位年輕人走進了伯林的圈子，此後，伯林寡作的情形慢慢開始改變，他就是當時在牛津大學讀博士的亨利·哈代。哈代七八歲開始學習古希臘文和拉丁文，大學期間專攻古典文學和心理學，具有純正的人文學術修養；重回牛津讀研究生，在伯林的另一位終生摯友漢普夏爾（Stuart Hampshire）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十年前，哈代回憶初識伯林（當時是沃爾福森學院院長）的情形：
我是1972年到沃爾福森學院讀哲學研究生的。我剛到不久就跟伯林聊過天，通常是在師生公用的公共休息室。他常坐在那裡，主要是午飯後，跟所有去那兒的人聊，一聊就是幾個小時。因為我是哲學專業，很自然對他寫的東西感興趣，儘管那時我剛入學，對他本人和作品一無所知。於是我求教於那些比我早進學院，比我了解他的人。他們推薦我讀《自由四論》，是1969年出版的，也就是我重返大學三年前。我在一個假日讀了那本書，發現它極其吸引我，在很多方面感動了我，從那時起我便成了「伯林粉」（Berlinophile）——當然不是毫無批判的。而在此之前就喜歡他這個人，跟他聊天非常有意思。我很難誇張跟他聊天給我帶來的巨大影響。他對我說，他接觸過的那些天才們點燃了他的心靈，如果這是一個標準，那麼他就是天才。他讓知性世界變得富有生氣，重要，令人興奮，而且充滿樂趣。對我來說這是很新穎的，讓我覺得好高興，是我回牛津讀研之前無法預見的。他定義了一個知識人要儘可能讓思想變得有趣，這也部分回答了一些人的問題：為何他受到那樣的尊崇。我覺得沒有人比斯泰爾夫人（Madame de Stael）評價盧梭更精準了：「他沒有說什麼新的東西，但他把每一樣東西都點燃了。」我要套用一下斯泰爾夫人的話來描述伯林，不同之處在於：跟盧梭相比，伯林還說了一些新的東西。
伯林
哈代畢業後擔任牛津大學出版社的編輯，一邊從事正業———比如負責著名的The Past Masters叢書（現改名Very Short Introdutions叢書，譯林出版社已引進），劍橋學派三劍客之一昆廷·斯金納的《馬基雅維利》就是他組的稿—— 一邊為伯林編書，如七十年代末開始出版的四本選集《概念與範疇》《個人印象》《反潮流》和《俄國思想家》（與俄國思想史專家艾琳·凱莉合編）。到了八十年代末，哈代在牛津大學出版社的工作有調整，令他萌生另尋出路的想法，此時伯林正好重新寫遺囑，問哈代是否願意做他的著作權受託人。於是，哈代做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成為伯林著作的專職編輯。他向伯林建議，對所有手稿文件做個統計，看看他究竟可以做些什麼。一看之下，他吃了一驚：發現了一座富礦。在位於牛津大學附近的伯林家中，他找到了大量的伯林手稿和以前發表過的文章，從閣樓到地下室，到處都有伯林的文字。而作者本人已經忘記它們的存在，好像寫完就完事了。於是哈代建議，馬上開始工作，趁還能向伯林請教。從此，他的後半生就完全跟編輯伯林的著作結合在一起了。
效率極高的哈代沒多久就整理出版了《扭曲的人性質材》《北方的博士》和《現實感》。伯林去世後，哈代依舊不停工作，接連出版了《浪漫主義的根源》《自由及其背叛》和《浪漫主義時代的政治觀念》等，不斷給「伯林粉」們以驚喜，讓人們知道，曾經被揶揄憑藉「會說」而被封爵的伯林其實寫過很多東西，絕非只有幾篇人物素描的輕量級學者，或空頭哲學家。有論者看到已經安息在牛津大學附近墓園裡的伯林不斷有新著問世，寫了篇有趣的長文《大師不死》（Old Polymaths never die），說伯林跟他的老朋友、史學大家Hugh Trevor-Roper一樣，擁有「勢不可擋的思想遺產」（unstoppable legacies）。而這種幸運，很大程度是因為他們都遇到了有學識有能力的知音，甘作嫁衣裳。
哈代還重新編輯了一些伯林的舊作，如把《北方的博士》跟《維科與赫爾德》合併成一冊《啟蒙的三個批評者》，增加了注釋，使文本更加完整可信。
若論編輯工程哪一宗最為浩大，我想應該是三年前出版完畢的書信集。這四大本書信集堪稱二十世紀思想史文化史和政治史的一個小小縮影。因為伯林交際甚廣，上至總統女王，下至無名青年，三教九流無所不包，他跟很多人都有通信。有人說，伯林是二十世紀最好的書信寫作者之一，也有人說，書信集是伯林留給後世的最大遺產，這四大本書信集的出版，無疑凝聚了哈代及其合作者的巨大心血。
編完書信集，哈代約25年的伯林專屬編輯生涯也大體告一段落。兩年多前，他從牛津大學沃爾福森學院退休，跟太太一起住在利物浦附近的海邊城市，用他自己的話說，「仍像從前那樣努力工作」。近些年，哈代漸為中國的伯林讀者所知，讀伯林著作的人無不受益於他，研究伯林的學者無不感謝他。近半個世紀過去了，當年研究維特根斯坦的哲學青年已年近古稀，可看上去，他至少年輕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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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學界以一場聚餐會歡迎哈代。日本一些專治政治哲學和思想史的學者濟濟一堂，地點正是邀請伯林來訪的國際交流基金會所在地，這個基金會還邀請過雷蒙·阿隆等人訪日。
有位學者帶來了哈代編輯的那本The Book of Isaiah，指著裡面前華盛頓郵報女老闆Katharine Graham在伯林去世後寫的悼念文章說，前兩天剛看完電影The Post，沒想到在哈代編輯的書里讀到了她寫伯林的文章。哈代說，她與伯林是好友，Graham訪問英國，有時就住在牛津的伯林家。
四年前的三月，哈代為我指點過伯林的家。門口掛了塊銘牌，上面寫著：思想史家、功勳章獲得者以賽亞·伯林1956年至1997年居住於此。彼時已是人去樓空，伯林夫人那年98歲高齡，據說住在倫敦，房子託管；5個月後，她過世了。那天也巧，剛好有人進去，大門開著，我徵得管理員的同意，向內眺望，竟一眼沒有看到房屋，可見面積之大。伯林就是在這座豪宅里接待過各路名流，包括Graham、去年剛去世的法國思想家托多羅夫，當然還有阿赫瑪托娃。
有位年輕學者問哈代，為何伯林不怎麼提二戰時猶太人被納粹屠殺的事。哈代說，伯林當時並不太清楚發生的事情，是戰後才了解的。後來他不太提及，也是出於這樣一種考量：因為從前猶太人被納粹屠殺過，所以現在猶太人就有資格那樣對付巴勒斯坦人——他不想為這種因果關係加任何料。
有位年長的學者是研究英國哲學的名家，他問哈代：半生為伯林編輯著作，有沒有不贊同伯林的地方。哈代沉吟片刻說，他在宗教問題方面跟伯林有不同看法——我們知道伯林並不是宗教徒，但是據說晚年常去猶太教堂，有段時間還跟也是猶太人的法哲學大家哈特一起去。作為無神論者的哈代就覺得，伯林在這方面思想與行動有不一致之處。伯林雖然不相信猶太教的信條，但熱衷於甚至是急切地去參加猶太教的儀式和活動，因為在他看來，這是保持猶太人文化一體性（cultural identity）的重要手段。在哈代看來，這種觀點在知性上和道德上都是無法接受的；這種宗教觀印證了馬克思說的「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鴉片意味著奴役，而非解放。
席間還談到，伯林的文體受俄文影響很大。記得伯林去世不久，我聽過一個BBC的悼念節目，伯林的一位好友說，有一次跟伯林通電話，突然聽不懂他在說什麼，後來才反應過來伯林在說俄語。雖然伯林11歲時就移民英國，但俄國文化對他的影響非常大，不僅是語言上的，更是思想上的。伯林思想上的英雄不是人們通常以為的小穆勒，而是寫過那本偉大自傳《往事與隨想》的赫爾岑。在理解伯林的思想時，他的俄國背景是無法忽略的，而哈代在學生時代學過俄文，他稱之為「一個令人歡欣的巧合」。
哈代酷愛古典音樂，學生時代就會譜曲，2003年出版過《少年音樂曲集》（Tunes:Collected Musical Juvenilia）。古典文學、哲學、心理學、音樂……各種學養的加持，令他在智識上不輸任何專門研究伯林的學者，而他更多一份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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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京期間，哈代夫婦基本上自由活動，只在去鎌倉附近的江之島時，考慮到行程遠，我陪同了半天。位於相模灣的江之島地方不大，景緻卻妙。島上有神社，鮮花處處開，海鳥不斷從頭頂飛過，平添生趣。哈代說，喜歡海濱之城。漫行在春日裡，我們邊走邊聊，多有逸事。
著名評論家Franke Kermode當年主編Fontana Modern Masters叢書，哈代曾經向他推薦伯林，可他認為伯林分量不夠。後來他看到哈代編輯的那麼多的伯林著作，有點後悔了，改口說可以收進叢書，可那會兒，寫伯林的書已經花落別家。我有不少Kermode的著作，也讀過一些他的文章和訪談，非常佩服他的學問見識，這樣的碩學大家如此評論伯林，也就不難理解有關於伯林的各種酷評了——現在的一些年輕後生動輒將前輩評得一文不值，或是用完人的尺子去量，而忽略了那些人在他們的年代做到那樣的程度就已經很了不起了——好在有哈代，讓伯林得以「著作俱在」，仁者見仁，可以繼續爭辯。
四年前，就在伯林擔任過首任院長的沃爾福森學院，我參加了「伯林與啟蒙研討會」。會上，包括齊切利政治社會思想教授沃爾德隆在內的大多數發言者都向伯林開炮，令我頗感意外。後來一想，齊唱讚歌反而奇怪，思想的生命力本來就在於反思和批判。記得牛津大學名譽教授里德（以研究歌德、席勒和托馬斯·曼著稱的大學者）在總結那場研討會時說，伯林是位重要哲人，雖然多有批評，但是值得認真對待。
離開東京的前一晚，哈代夫婦欲往著名的書店街神保町去看浮世繪，我代為指路。哈代耐心地幫太太打開一個個裝有浮世繪的抽屜，輕聲細語共挑選，那場景，分明也可以入畫。當晚在一家很居家的日式料理店用餐，話題依然不離伯林。
不久前，跟哈代對談過的日本年輕學者蛭田圭告訴我，指導過哈代博士論文的漢普夏爾看完葉禮庭寫的伯林傳記後說，那不是他所知的伯林。我聽了不免一驚，於是向哈代求證。哈代說，漢普夏爾從年輕時就跟伯林交往，一起討論哲學，是終生摯友，對他的了解自然跟葉禮庭不太一樣。二戰時，漢普夏爾也跟伯林一樣，臨時中止學術，做過情報工作，還隨盟軍一起佔領柏林，審問過納粹，不是一個只待在書齋和教室里的哲學家。戰後重返大學，仍是與伯林交往最密切的分析哲學家。伯林去世後，他發表的悼文非常感人。哈代說在編《個人印象》時，本想約請漢普夏爾撰寫導言，可惜沒能如願。
如今漢普夏爾也離世十多年了。托尼·朱特說雷蒙·阿隆和薩特、列維-斯特勞斯他們堪稱「黃金世代」（golden generation)，伯林、哈特（被譽為牛津的雙星子座）和漢普夏爾他們那一代又何嘗不是「天才成群結隊地來」？
哈代告訴我，今秋他寫伯林的著作將要面世，書名已定為In Search of Isaiah Berlin: A literary Adventure，書的封面也已設計完畢。
「伯林有你做他的編輯，真是太幸運了。」 我說。
「那是我的幸運，可以為這樣一位傑出的思想家編書。他的一生，完全可以拍成電影。」哈代由衷道。
「在跟伯林合作的那些年裡，你覺得跟他合作順利嗎？」我問。
「伯林很配合我的工作。他去世之後，他的家人也很熱情，都為編輯提供種種方便。但也有困難，就是伯林很多時候不願意出版自己的著作，這也許是那一代學者的一個共同特點吧——不是那麼急著要出版，總想修改到滿意了再說，或者就是不太重視自己寫過的東西。比如我最早編輯的那本《概念與範疇》，書已經編好了，伯林說不想出了，我只好搬救兵，找來伯納德·威廉姆斯（伯林摯友，著名哲學家），請他勸說伯林改主意。威廉姆斯跟伯林在許多方面有共同觀點，伯林很信任他，也很尊重他的意見。最後威廉姆斯建議去掉一篇，其它全部保留。」
多虧威廉姆斯，我們今天才能讀到伯林用力於分析哲學那段時期的著作。雖然作為分析哲學家，伯林也許不是破冰者，但他是牛津日常語言學派的創始人之一，在哲學方面並非毫無建樹。
我又問：「記得你說過，伯林的思想在今天越發顯示其重要性，很想聽聽闡釋。在特朗普當選後，我在電郵里跟你討論過，他的當選簡直推翻了我學到的關於西方自由民主政體的知識，而你回答說不僅沒有否定，反而給那些政治哲學增添了一個極佳的例子。你也說到，伯林若地下有知，肯定也會大吃一驚的。」
「你知道，伯林相信思想的力量。他自己的思想就常常跟主流相左，我認為他的思想在今天愈發顯得有意義。今天，全球化大勢之下，移民不斷增加，人們似乎更密切地關聯在一起，但這其中並沒有凝聚，民族差異反而越來越明顯，社會越來越分裂。這些現象所內涵的多元文化問題和不同文化之間的寬容問題，都是伯林曾經闡述過的。
「伯林所說的價值多元論，就是說承認植根於我們生命最深處的價值觀多元到無法簡化（irreducibly multiple），彼此可能衝突並且無法解決，除非付出悲劇性的代價。伯林的這個觀點告訴我們，由價值的多元性帶來的問題是植根於人性內部的，提醒每一個政治權威和每個人都要面對他所揭示的無法解決的衝突。
「現在伊斯蘭激進主義和西方自由主義之間的對立就是典型的一元論和多元論的對立。我們該如何面對這樣的局面，我想伯林的答案是很清楚的。原教旨主義、恐怖主義和攻擊性民族主義都是被一些錯誤而強大的觀念驅動的。那些觀念也許是粗暴的，也沒有經過很好的梳理，但是頗有力量。它們源自無知與偏見，等等。這些需要用所有可能的教育手段來回應：我們的敵人的敵人是知識。
「有句名言說：自由的代價是永遠的警惕。在今天，保衛自由和複雜性這個任務不會變得更輕鬆和不再緊迫。這些也適用於我們反擊所有知識上有害的東西。我們天性上容易受意識形態的錯誤和操縱的影響，而面對這些問題時，伯林是我們值得信賴的嚮導。」
「你在一次訪談里說過，伯林還有不少手稿。很多中國讀者都想知道，伯林還會不會有新書出版？」 向哈代夫婦舉杯後，我最後問。
「是還有不少手稿，不過主要的都已經出版了。我覺得有意思的，一個是他早期哲學方面的著述，主要是一些講義和手稿，不是完整的文章，但顯示了跟他後來的思想史研究的連貫性，也有很多學人對此有興趣，這些會陸續發表在伯林網站上。另一個就是關於文化史方面的文章，包括他在五十年代早期為大英百科全書年鑒寫的三篇長文，顯示了他的興趣和閱讀的廣博，對了解二十世紀也很有意義。再有就是尚未結集、伯林自己也沒有出版過的文章，這部分基本上都收入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新出的伯林著作里了。」
當晚回家，我立刻預定了哈代的新書，有近三百頁。亞馬遜網站上已有介紹，研究過伯林的約翰·格雷寫了新書推薦詞。格雷說，任何想了解伯林這位二十世紀自由主義思想家的人，都繞不開這本書，這是哈代為後來者準備的重要文獻。
本文首發於「289號「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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