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土木堡之變的背後其實隱藏著大秘密，英宗和王振並非罪魁禍首

土木堡之變是發生於明朝正統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朱祁鎮北征瓦剌的兵敗事變。土木堡是位於河北省張家口市懷來縣境內的一個城堡，土木堡坐落於居庸關至大同長城一線的內側，是長城防禦系統組成部分。

明正統十四年（1449）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領也先遣使2000餘人貢馬，詐稱3000人，向明朝政府邀賞，由於宦官王振不肯多給賞賜，按實際人數給賞，並減去馬價五分之四，沒能滿足他們的要求，就製造釁端。遂於這年七月，統率各部，分四路大舉向內地騷擾。

瓦剌軍的東路由脫脫不花與兀良哈部攻遼東；在西路，瓦剌派別將進攻甘州（甘肅張掖）；中路做為進攻的重點，又分為兩支，一支由阿剌知院所統率，直攻宣府圍赤城，另一支由也先親率進攻大同。

也先進攻大同的一路，「兵鋒甚銳，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沒」，大同參將吳浩戰死於貓兒庄。大同前線的敗報不斷傳到北京，明英宗朱祁鎮在王振的煽惑與挾持下，準備親征。

兵部尚書鄺埜和侍郎于謙「力言六師不宜輕出」，吏部尚書王直率群臣上疏勸諫，但英宗偏信王振，一意孤行，執意親征。1449年7月16日，英宗不顧群臣勸阻，把年僅兩歲的皇子朱見深立為皇太子，命其弟郕王朱祁鈺據守北京，然後和王振率官員100多人，帶領50萬大軍從北京出發。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內閣學士曹鼐、張益等護駕從征。

明軍由於組織不當，一切軍政事務皆由王振專斷，成國公朱勇為大將軍，但在王振面前皆膝行而前；戶部尚書王佐請帝回軍，王振就命其跪在草叢裡，直到天黑才能起來。隨征的文武大臣卻不使參預軍政事務，軍內自相驚亂。

19日出居庸關，過懷來，至宣府。8月1日，明軍進到大同。未交鋒，鎮守太監郭敬報告也先為誘明軍深入，主動北撤，王振看到瓦剌軍北撤，仍堅持北進，後聞前方慘敗，則驚慌撤退。本欲使英宗於退兵時經過其家鄉蔚州「駕幸其第」，顯示威風；又怕大軍損壞他的田園莊稼，故行軍路線屢變，導致士兵疲憊不堪。至宣府，瓦剌大隊追兵追襲而來，明軍3萬騎兵被「殺掠殆盡」。13日，狼狽逃到土木堡，瓦剌軍已緊逼明軍。

當時兵部尚書鄺野一再要求英宗皇帝入居庸關，以保安全，但王振不準。後勤不續退至土木堡時王振下令移營，饑渴難忍的軍士一哄而起，人馬失序，瓦剌軍趁機進攻。 明軍倉促應戰，所以兵敗，兵部尚書鄺野、戶部尚書王佐等66名大臣戰死。

當時京師精銳都已在土木堡失陷，剩下老弱士卒不到十萬。于謙力排眾議請郕王調兩京、河南備操軍，山東和南京沿海的備倭軍，江北和北京各府的運糧軍馳援，人心漸定，也先送英宗回去，要求守城者開門，于謙等大臣私立郕王為帝，並親自守城拒絕也先送英宗回京。

在這場事變中明軍損失了數十萬大軍，糧草輜重更是幾乎損失殆盡，從史料中分析，宦官王振和識人不明的明英宗朱祁鎮應該是這場事變的主要負責人。仔細研究發現，史書記載並不是能夠經得起推敲的，明英宗和宦官王振在這場事變中的確存在判斷性失誤，把明軍帶入了敵軍的包圍圈。殊不知此次事變的背後其實隱藏著一個大秘密，要說到這個秘密，那還要從明成祖朱棣說起。

其實明成祖朱棣才是這場事變的主要責任人，為什麼要這樣說呢？在朱棣時期，他曾5次北征蒙古，可以說是沉重打擊了韃靼、瓦剌諸部勢力。但在他最早起兵的「靖難之役」後，為酬謝兀良哈三衛的出兵相助，將原屬寧王的內蒙古興寧地區盡數劃撥給了兀良哈，不但使兀良哈三衛實力大增，漸成明朝邊患，更使明朝北部「九邊」頓失屏障。

朱棣多次發動了北伐蒙古之戰，在戰爭中明軍雖然沉重打擊了蒙古韃靼部，卻使一直與韃靼爭鋒的瓦剌部坐大。最後使那被明朝在蒙古草原上窮追了一輩子的韃靼「興寧王」阿魯台，沒有死在明軍手中，反倒是被瓦剌擊斃，瓦剌也藉此成為蒙古高原上實力最強的一支勢力。

可以說瓦剌的「發家」歷史，實拜朱棣所賜。此外，朱棣將遼東的谷王、韓王、遼王盡數內遷，留當地女真在遼東地區「自治」，結果至明英宗正統初年，遼東女真各部皆被瓦剌收復，成為其南下侵略的輔助力量。而得到興寧重地的兀良哈三衛，也不甘再聽命於明朝，反與瓦剌相互勾連。時人常以宦官王振為土木堡之敗的「禍首」，但宦官參政，也是從朱棣時期開始的，所以說朱棣才是此次事變的罪魁禍首。

在當時人們並不是沒有看清這個事實真相，但是由於朱棣是皇室的先祖，議論先皇那可是大不敬之罪，所以當時人們就把矛頭指向了宦官王振，加上此時英宗皇帝被軟禁南宮，沒有了實質性的權力，加上他識人不明，於是他和王振也就成了這場事變的罪魁禍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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