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聽布萊特·懷特利的 釋放他創造力的可不是酒精

在他之前泰特美術館從未買下過如此年輕的在世藝術家作品。

在他的作品《恩斯特吉爾的奧爾佳》(The Olgas for Ernest Giles，1985)成交之前，當時的澳洲藝術品拍賣最高紀錄還不是348萬美元。

在他之前，作家克萊夫·詹姆士還沒有把哪位澳洲藝術家作為作品中的角色寫進自己的書中。

布萊特·懷特利（Brett Whiteley）是從澳大利亞脫穎而出的最成功的藝術家之一。多產，作品橫跨具象與抽象的邊界，感情充沛且極富實驗性，這些都是他創作的特點，但是他卻認為是毒品和酒精釋放了自己的創造力，從而讓他畫出了如此生動的作品。但看看他的人生經歷，也許這只是他為自己對毒品和酒精的嚴重依賴所找的借口罷了。

不是誰的7歲都能在皇家舉辦的繪畫競賽上獲獎

1939年，布雷特·懷特利出生於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的一個港口小鎮，朗格維爾。在這個由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法國移民建立起來，並以法國貴族朗格維爾命名的海邊小城，有著港灣、河谷、樹林和村莊，在這田園般的美麗風光中懷特利從小就感受到了大自然的魅力。而這樣的生活環境也影響著他後來的創作。

朗格維爾港口

在懷特利7歲時，他參加了一場由皇家防止虐待動物協會主辦的年度藝術競賽展覽，《趕車人在樹陰下休息，但他的馬呢？》是布萊特送去評獎的作品名，憑藉這件作品他贏得了本次繪畫競賽的獎項。也是從這個時候布萊特對身邊環境的敏銳觀察力和創作表現力開始顯露出來。

不是誰都能在抽象與具象之間的遊走中獲得成功

隨後他被送到了一所寄宿學校學習，這個時期很多大藝術家，如文森特·凡·高的作品激起了他對藝術的極大熱情，懷特利想找出這些藝術大師們到底是因為什麼樣的天賦而如此不同。

Sofala,1956

從1956年懷特利一邊在一家廣告公司上班糊口，一邊創作了許多有著具象特點的油畫。在此期間他還在朱利安·艾什頓學校的夜校學習畫畫。

義大利亞畫家威廉·皮堅（William Pidgeon）在看到布萊特的作品後，大為讚賞，並鼓勵他評選由義大利政府資助的獎學金。1960年他獲得了去往義大利的遊學獎學金，抽象表現主義對他的影響自此開始。

1961年，懷特利遷往了倫敦，也就是在這一年，泰特美術館買下了現如今名為《紅色無名畫》（1960）的這幅作品

1960至1963年間，懷特利進行了三年左右的創作，他的抽象繪畫逐漸成熟，但在獲得眾多畫廊認可的時候，他卻選擇了回歸具象。雖然在現代藝術史上，在抽象與具象之間遊走的藝術家不在少數，但像他這樣成功的卻很少。

創作於1976年的作品《我的扶手椅（My Armchair）》曾拍出392萬澳元的高價，創下澳洲油畫拍賣記錄

藝術史家，也是懷特利生前的好友桑徳拉·麥格雷斯在寫關於他的事迹及藝術創作的《布萊特·懷特利》一書中，試圖解釋他這一轉變的原因：

「懷特利的決定，其實有著長久的基礎：他把生活與各式各樣的場景、情感的波動、歷史的重點相結合。他的作品反映了生活的體驗，這種體驗的範圍從捉摸不定的、戲劇性的及渴望的超現實主義的圖像，到一個激烈的充滿詩意的私密空間——這個空間里的物品、位置、人都因為他個人的審美而得到提升，也因為他的想像而擁有持久的魔力。」

Woman in bath,1963

的確，布萊特的很多作品都反映了生活中的各式場景，情感波動及歷史事件。1964年，連環殺手約翰·克里斯蒂在懷特利所住的倫敦西部作案，這時他的系列畫作里便出現了黑暗主調。1967年，懷特利獲得了去紐約學習並工作的機會。之後，他便開始用多種多樣的木畫板創作一幅巨作，並用照片、玻璃纖維及其他拼貼畫形式來豐富畫面的紋理。

Chelsea Flower Show

在那動蕩不安的時期里，他還深受反對越南戰爭（1954-1975）聲浪的影響。在富士山待了一年後，懷特利於1969年重返澳大利亞，在這段時間裡他創作了如《傾聽自然》的這種厚塗顏料並帶著狂亂情緒的作品。

不是誰都能獲得兩次阿契伯爾獎，兩次溫尼獎和兩次蘇曼獎

到了20世紀70年代，懷特利的作品更為坦率地歌頌澳大利亞的風光。也憑藉這個時期的作品，懷特利兩次獲得澳大利亞最受公眾歡迎，也是最具盛名的藝術大獎之一的阿契伯爾獎，兩次獲得獎給澳大利亞風景描繪得最出色的風景畫或雕塑作品的溫尼獎，兩次獲得獎給最優秀的主題繪畫、風俗繪畫或以油畫、丙烯、水彩顏料或綜合媒材創作的壁畫項目的蘇曼獎。

《大橙子（日落）》（1974年）這幅作品描繪了一大片明亮的樹林，其中五彩繽紛的若隱若現的浮絮和色點使得整個畫面栩栩如生。而啟發他創作這幅溫暖畫作的是用玻璃纖維絲製作而成，又配上懷特利最喜歡的深藍色調的《棕櫚樹（獨立的深藍色）...

可是這些有著活潑色彩和線條設計的繪畫創作卻在1992年戛然而止，這一年的6月15日，布萊特·懷特利在新南威爾士州的一個汽車旅館裡因吸食海洛因過量而死亡。這位「無與倫比的最成功的年輕澳大利亞流放者」從此只留在了作家克萊夫·詹姆士的回憶錄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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