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個藝術家的故事就為了告訴你偉大藝術的真諦在於什麼都不做
藝術並不需要時時刻刻被創作，等待藝術的行為和創作藝術本身同等珍貴。藝術延遲能夠影響即將誕生的作品，或賦予現有作品不同的涵義。
無為藝術最突出的代表要數實驗藝術先鋒馬塞爾·杜尚（Marcel Duchamp）。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十年里，向來不多產的杜尚似乎徹底淡出了藝術領域。但事實並非如此：從1946年到1966年，他正秘密創作自己最後一件作品，而這件作品直到他過世後一年才被公諸於眾。
至於墓志銘，杜尚在墓碑上刻上了：「D』ailleurs, c』est toujours les autres qui meurent（況且終究，總是他人逝去。）」這是一句玩笑話，契合他一貫叛逆的作品風格。它足以流傳世世代代，卻也唯有等到斯人已逝方成其經典。
馬塞爾·杜尚和他的《現成的自行車輪》
藝術家喬納森·蒙克（Jonathan Monk）曾創作攝影系列作品《等待名人》（Waiting for Famous People）。照片中，這位藝術家站在機場接機廳，高舉手牌，上面寫著已故名人的名字，比如「貓王」埃維斯·普里斯利（Elvis Presley）、皇后樂隊（The Queen）和馬塞爾·杜尚。
十年後，蒙克重現了這一機場行為藝術，這也是對杜尚延遲理念恰如其分的致敬。在多年後重複自己的行為能夠產生一種奇異的疏離效果，因為二度創造的作品似乎感覺已不再屬於我們。藝術延遲就是抑制住在作品誕生之初便充分深入探討的衝動，容許它在心靈的溫室中停留一段時間，成熟，腐敗，成長為新事物，或從此衰亡，化作一地春泥。
人類的生命有無數個小時被耗在了字面和隱喻意義上的等候室。所以，我們其實並不缺時間。這一段段的等候累積成相當可觀的空白時間，可以琢磨點點滴滴的生活細節，也可以擬劃個人項目的大綱。
除了等候室，其他合適的「無為」場所還包括：
— 走廊
— 浴室
— 巴士
— 街道
— 公園
— 戶外
— 機艙
— 機場
— 貨車
— 電梯
— 長凳
— 被愛貓或其他寵物壓住動彈不得
— 花園
— 墓地
— 在雜貨店排隊買單
— 地平線
— 康茄舞隊列
— 虛空世界
欠缺充分考慮的延遲可能侵吞你所有的時間和空間。小說家/攝影師/電影製片人讓-菲利普·圖森（Jean-Philippe Toussaint）把自己的藝術創作過程分為兩種狀態：耐心與急迫，二者儘管相互矛盾卻能和諧共生。無論我們的對立原則是什麼，雙方都能並行發展，但不是彼此融合：黑白兩色終究比灰色更鮮明。我們很容易偏向於兩個極端之一，而平衡兼顧兩種狀態則能夠使藝術家時刻保持警覺自知。
在《未來千年文學備忘錄》（Six Memos for the Next Millennium）中，作家伊塔羅·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把他所有的文學價值觀與其對立面配對，畢竟二者缺一則不成立。輕盈與沉重彼此依賴，相輔相成。假如沒有之前的等待，靈感的閃現就不會顯得如此珍貴。
按照卡爾維諾的想法，不承認迫切性則無從審視所謂的延遲。在《漫畫的哲學與實踐》（Cartooning: Philosophy and Practice）一書中，漫畫家伊凡·布魯內蒂（Ivan Brunetti）推薦了幾種練習方法，比如把同一張臉連續重複畫上數百遍。這一練習重在探索開發一套視覺辭彙以及繪畫技巧。在一排一模一樣的面孔中，哪怕是最細微的差別也意味深長，而結果的不一致也能幫助我們理解自身的傾向與癖性。
評論家薇薇安·瑪西爾（Vivian Mercier）曾有一句點評廣為人知，她說，塞繆爾·貝克特（Samuel Beckett）的《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dot）「是一部演了兩幕卻什麼都沒發生的劇。」從不同角度看，這句話可以是批評，也可以是讚美：能在第二幕戲中重現第一幕戲，同時讓觀眾保持清醒，這本事絕不簡單。強迫自己重複自身行為可為舊題引出新解，也可促使你對舊解產生新觀。
《等待戈多》
1998年，31歲的比利時藝術家多米尼克·戈布雷特（Dominique Goblet）和她7歲的女兒尼基塔·佛索爾（Nikita Fossoul）決定定期給對方繪畫肖像。十年後，所有畫像被集結成一本名為Chronographie的畫冊，出版成書。
這本畫集致敬了時光的流逝、成長與經歷，紀念了母女二人曾捕捉和錯過的片刻感覺。它反映了每一個瞬間的輕鬆愉快，也擔負著完成畫作所走過的年月重量。它告訴我們，世上不存在真正被浪費了的時間。
延遲使我們能更好地欣賞自己的做法，更好地理解周圍的環境。延遲也是學會耐心的好方法。
在短暫的藝術生涯結束後，芬蘭作家/插畫家托夫·楊森（Tove Jansson）筆下的精靈姆明（Moomintroll）宣布，他只想「過平靜的生活，種點土豆，做幾個美夢。」說完這話，他腦袋上搭著一頂圓鼓鼓的貝雷帽，往前走了幾步，跳下了懸崖。追求任何形式的藝術都需要極大的耐心，以及暫時放下手頭工具的意願，而不是頑固地堅持向前。
在他的漫畫小說《阿森內·史勞溫》（Arsene Schrauwen）中，奧利維爾·史勞溫（Olivier Schrauwen）指引讀者在閱讀完每一部分後把書放到一邊：首先暫停一周，接著是兩周。讀者是否聽話照做，作者無從控制。但隨著人名和細節從記憶中消退，小說的結構漸漸弱化，通過設置這樣的時間間隔，我們能夠提高閱讀的參與度。緩慢克制的閱讀體驗成為了讀者與書籍之間的一種合作，無論書籍本身是否要求我們停下來。
1967年，正當其作品大獲好評之時，抽象派大使艾格尼絲?馬丁（Agnes Martin）離開了紐約的工作室，把自己的繪畫工具贈與他人，此後七年沒有提起過畫筆。
在那段時間裡，她浪跡於新墨西哥州和她的出生地加拿大。1974年，她重返藝術圈，放棄了標誌性的格子圖案和柔和色彩，選擇了豎條紋和鮮明活潑的色調。這段旅程背後的原因隱藏於她延遲期之後的畫作中。1979年，在一次罕見的採訪中，馬丁說，「我們擁有同樣的內心生活。區別在於認識，藝術家必須認清它的本質。」這種認識有時需要耗費大量時間。
踏上旅途那一年，馬丁55歲。在她死前幾個月，92歲的馬丁完成了最後一幅畫作。
在幾十年的藝術生涯里，極簡主義藝術家卡門·埃雷拉（Carmen Herrera）連連產出富有創造性的佳作。然而當她賣出第一幅作品時，埃雷拉已是年屆八十的老人。傳奇藝術家比爾·特雷勒（Bill Traylor）85歲時才創作了第一副畫，而法國詩人亞瑟·蘭波（Arthur Rimbaud）在21歲停止了寫作。每個人的藝術時間線都是獨一無二的，而唯有等到藝術家與世長辭，世人才能看到其全貌。
本文經許可改編自書籍《論無為》（On Doing Nothing）（Chronicle Books出版社，2018年6月12日）。
文 | Roman Muradov
圖片 |Chronicle Books出版社/網路
翻譯 | 李美玉
全球創意人物100
TAG:快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