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鐵公基」遇上斯里蘭卡

2017年的夏天，我有幸到斯里蘭卡中央銀行調研實習，觀察到了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為當地生產生活帶來的重大影響，也了解到一些不足。

過去的2017年，伴隨著26萬中國遊客達到斯里蘭卡，這個被稱為「印度洋上一滴眼淚」的島國成為大家所熟知的旅遊勝地。除此之外，斯里蘭卡也是國際援助和地緣政治中的重要一環。

作為傳統的對外援助輸出國，美國、日本和澳大利亞等都在斯里蘭卡有大量的援助項目。而中國作為國際援助中的後來者，通過近年來對斯里蘭卡的大量援助和投資，在斯里蘭卡的影響力也日益顯著。截至2016年底，中國企業在斯里蘭卡累計投資基礎設施超過155億美元。

總體而言，中國對斯里蘭卡的投資和援助集中於基建項目，而傳統的對外援助輸出國（比如美國、日本和澳大利亞等）更傾向於向斯里蘭卡提供醫療、教育援助，以及政府政策上的指導 。

初到斯里蘭卡的政府內部工作，最讓人驚訝的是這個擁有 2100萬人口的印度洋島國竟然有超過五十個政府部門。儘管數量眾多，但在斯里蘭卡經濟生活中擔當重要職責的依然是中央銀行（Central Bank of Sri Lanka）、財政部（Ministry of Finance）以及發展戰略與國際貿易部（Ministry of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等傳統部門 。除了行使管理貨幣發行、外匯儲備以及調控利率、匯率等傳統意義上的央行職責，斯里蘭卡中央銀行還擔當著政府經濟事務的首席顧問這一擁有巨大影響力的角色。

央行總部大樓所在的中心地理位置，彰顯著其在國內經濟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斯里蘭卡央行大樓位於首都科倫坡的市中心，緊鄰總統府。央行的重要地位令其不幸地成為了斯里蘭卡內戰中的襲擊目標。1996年，泰米爾伊拉姆猛虎解放組織對斯里蘭卡央行實施了自殺性爆炸襲擊，造成了央行大樓坍塌和大量人員傷亡。

而我的調研實習就安排在重建後央行總部大樓里。統計部（Statistics Department）和經濟研究室（Economic Research Department）是央行中的兩個核心部門。統計部負責收集、分析和發布斯里蘭卡的宏觀經濟數據，幾乎所有的央行職能都要依靠統計部的數據來支持。而經濟研究室則為斯里蘭卡政府提供經濟政策的建議，為其貨幣政策的管理提供支持，並且負責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相協調。

從央行十一層的辦公室窗口往外，就能看到中國投資建設的科倫坡港口城（Colombo Port City）。三艘從中國遠道而來的挖沙船正進行著填海作業，晝夜不停。機器轟鳴聲中，工地圍欄外一幅幅精美的宣傳畫展示著科倫坡港口城的藍圖。

在不久的未來，這裡將比肩新加坡這一亞洲最成功的港口城市。

科倫坡港口城項目是中國在斯里蘭卡投資的縮影。在「一帶一路」的倡議之下，斯里蘭卡和中國的關係愈加密切。中國的援助和投資項目囊括高速公路、機場、港口、大樓，甚至板球場，足見中國對斯里蘭卡經濟發展的巨大影響，以及與之相伴的對中國援助和投資的潛在擔憂。

中國對斯里蘭卡的援助和投資面臨著經濟上的考驗。中國對科倫坡港口城這一個項目的投資就足以影響斯里蘭卡的外匯收支平衡。就我個人在斯里蘭卡央行的經驗，央行同事們在報告國際貿易逆差時，要特別註明是否包括中國挖沙船的進出口，因為一條中國挖沙船就足以對斯里蘭卡的國際收支賬目造成重大影響。與此同時，對斯里蘭卡的經濟影響力也引來了對中國投資的關注和擔憂。經濟學家們擔心中國的貸款似乎缺乏對受援國財政體系的必要保護，給受援國帶來難以償還的巨大財政赤字。

在經濟考量之外，中國對斯里蘭卡的援助和投資不得不面臨現實中的挑戰。依然以科倫坡港口城的建設為例，從2015年3月到2016年3月，斯里蘭卡在政府換屆之後，以「重審環境評估」等理由暫停了中方在科倫坡港口城的建設工程。央行大樓緊鄰科倫坡港口城的工地。上下班的途中，我便不時能聽到抗議的聲音。漁民們反對港口城，認為填海作業破壞了傳統漁場和生態環境。而更多的擔憂來源於原本協議中關於港口城土地永久轉讓的條款。 在原本的協議中，20公頃的港口城土地將永久歸中國管理和使用。

復工之後，先前協議中為中方永久使用土地的條款在新協議中改為99年的租賃期。

科倫坡港口城僅僅是中國對斯里蘭卡眾多援助和投資項目中的一個代表。在距離首都科倫坡 200公里之外的南部地區，坐落著斯里蘭卡的第二大港口 。漢班托塔深水港（Hambantota Port）儘管遠離首都科倫坡的喧囂，但其稀少的人煙並不能反映這座深水港口在斯里蘭卡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

漢班托塔深水港和中國息息相關。2017年12月，斯里蘭卡以 11.2億美金將漢班托塔深水港70%的股份轉讓給中國招商局集團。反對人士堅持認為向中國出售這座深水港口是變相地出售斯里蘭卡的主權。反對人士中，最知名便是斯里蘭卡前總統馬欣達?拉賈帕克薩（Mahinda Rajapaksa）。然而現任政府堅持認為將港口出售給中國是斯里蘭卡政府財政止損的必要手段，而前任總統不負責任的借貸行為才是造成現任政府財政困難的罪魁禍首。

除此之外，印度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Policy Research）的布拉瑪?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教授更是批評中國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貸款似乎有「債權帝國主義」的嫌疑。

就此問題，我特意和斯里蘭卡央行行長英德拉吉特?庫馬拉斯瓦米（Indrajit Coomaraswamy）博士有過交流。這位頗具學者風範的央行行長，在交談中展現出另一幅中斯合作的願景。庫馬拉斯瓦米博士更加看重斯里蘭卡和中國在經濟上的互補作用：斯里蘭卡坐落在海上絲綢之路的中點，可以為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提供重要支持；與此同時，中國大量的投資項目和基礎設施建設將有助於斯里蘭卡構建基礎工業體系、增加就業崗位和發展國民經濟。庫馬拉斯瓦米博士特別向我指出，圍繞漢班托塔深水港興建的斯里蘭卡-中國物流與工業園區將有潛力為當地提供就業機會，由此紓解南部的貧困現狀。

在斯里蘭卡央行的調研實習的兩個月，讓我深入觀察到中國在對外援助和投資中的優勢和不足，也體驗到國際發展（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事業的不易。

傳統的對外援助輸出國主要由經合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成員構成。作為新興的對外援助輸出國，中國對現有的國際發展和援助體系有巨大的潛在補充作用。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本身的發展和減貧經驗是一項獨特的優勢。與此同時， 傳統的對外援助輸出國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的70年里積累了大量的教訓和經驗，可以讓中國在對外援助中少走彎路 。中國和傳統的對外援助輸出國之間有很多可以相互借鑒和提高之處。這樣的合作可以創造雙贏局面：對中國而言，傳統對外援助輸出國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可以幫助中國在對外援助的摸索中最優分配其資源，提高資金在海外的使用效率。這不僅符合經濟規律和減少浪費，也能在受援國真正受益的同時增加中國在國際上的正面影響和領導能力。而傳統的對外援助輸出國不僅能在引導中國對外援助成長的過程中與之合作，起到協同效應，更能夠借鑒中國的獨特優勢——既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又是新興的對外援助輸出國 ，從而對現有的國際發展和援助體系進行完善和改革，使之更有效率，為在2030年前在消除極端貧困這一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而儘力。

（註：本文轉自6月28日FT中文網，作者張海洋，目前就讀於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國際發展公共管理碩士項目，曾在世界銀行和斯里蘭卡中央銀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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