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萬華：全球視野中的院校國際化理論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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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馬萬華，教授、博導，北京大學國際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從事高等教育國際化、國際高等教育治理和高等教育全球化研究。 張優良，助理研究員，從事高等教育國際化和高校組織制度變革研究。
引用本文：馬萬華,張優良. 全球視野中的院校國際化理論構建[J]. 高校教育管理, 2018, 12(4): 1-9.
作者簡介: 馬萬華，教授、博導，北京大學國際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從事高等教育國際化、國際高等教育治理和高等教育全球化研究。 張優良，助理研究員，從事高等教育國際化和高校組織制度變革研究。
引用本文：馬萬華,張優良. 全球視野中的院校國際化理論構建[J]. 高校教育管理, 2018, 12(4): 1-9.
摘要： 近年來，國際化逐漸成為高校建設一流大學的重要途徑。院校為什麼要國際化，如何進行戰略設計，怎麼樣選擇實施策略和發展路徑，如何評估實施成效，這些既是院校國際化操作過程中的不同環節，也是學術界關注的不同方面。研究發現,院校國際化的動因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和學術等方面，且在不同歷史發展階段和院校類型之間均存在差異。院校國際化戰略的選擇不僅受到院校內部因素的影響，還與外部制度環境密不可分。院校國際化策略包括項目和組織兩種類型，對應的是不同類型的國際化活動。由於動因、戰略和策略的不同組合，院校國際化發展呈現出多種發展路徑。院校國際化實施成效問題日益受到重視，其評估集中在類型、內容、指標體系建設等方面。因此，院校國際化已經初步形成了一個理論體系，並具有工具理性、功能依附和系統整合等特徵。
關鍵詞： 院校國際化； 國際化理論； 工具理性； 功能依附； 系統整合
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國際高等教育發生了巨大變化。全球化不僅促進了國際商業往來和國際貿易的擴大，也促進了人員的交往和國家間的技術合作。作為知識生產和人才培養的載體，高等教育毫無疑問深深地捲入了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20世紀80年代，大批學者和學生走出國門，學習西方的思想理念和先進的科學知識；20世紀90年代,歐洲高等教育的一體化加速了歐盟內部學者和學生的自由流動；21世紀以來，東盟高等教育區的建立和世界大學排名的出現，加快了世界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步伐。目前發達國家高校大量招收國際學生，獲取了大量的辦學經費，解決了金融危機造成的經費短缺問題，同時也為其人才發展戰略提供了基礎。其實早在20世紀30年代，美國研究型大學就結合國家人才戰略，有目標地招收在歐洲飽受二戰苦難的學者和科學家到美國從事科學研究，以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為代表的大批歐洲科學家們湧入美國，為歐洲知識中心轉移到美國做出了巨大貢獻。目前，美國研究型大學充分利用其國際聲譽，在世界範圍內建立國際合作研究中心，以此引導國際學術研究的發展方向。歐盟也在一體化進程中建立國際合作項目，提高自身的國際聲譽。在論及現代大學的功能時，學者們已經把國際化納為大學建設的第四功能。
在全球視野中，我們可以看到國際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銀行等）和區域組織（歐盟、經合組織等）對院校國際化的推動作用，也可以看到各國政府為了實現國家發展目標而通過政策手段推動院校國際化，還可以看到高等教育專業機構和高等院校本身對國際化的訴求。簡·奈特（Jane Knight）也注意到國家或部門層面通過政策和資金等對高等教育的國際維度產生影響，但國際化的真正過程往往發生在院校層面。因此，院校國際化可以被界定為高校迫於外界壓力的被動回應，或者被界定為高校旨在提升辦學實力而主動選擇的戰略性行動。不可否認的是，在世界範圍內，院校國際化已經成為國際高等教育發展的趨勢，並引起了學術界和實踐者的廣泛關注。近20年來，關於院校國際化的學術研究急劇湧現，涉及的主題也十分廣泛，國內外學者嘗試從過程、要素或概念等不同維度對院校國際化進行分析和總結。文章通過文獻梳理和前期對院校國際化實踐的考察發現，動因分析，戰略制定，策略、路徑的選擇和質量評估等既是院校國際化操作過程中的不同環節，也是學術界關注的不同方面。對於作為高等教育主體的高等院校為什麼要進行國際化，如何進行戰略設計，怎麼樣選擇實施策略和發展路徑，如何評估實施成效，每位學者都從不同的視角對其中某一方面進行論述。文章基於這些研究發現，院校國際化已經初步形成了自身的理論體系，雖然這一體系還不完整。
一、 院校國際化動因
院校為什麼要國際化？何種力量推動了院校國際化的發展？對此國內外學者都進行了相關的討論。研究者們首先關注的是院校國際化的動因。比如，簡·奈特認為動因是指一個國家、高等教育部門或院校對國際化進行投資的驅動力，反映在政策制定、項目開發和項目實施等各個層面，支配著人們期待國際化努力帶來的效益或成效。在政治層面上，各國政府都會以政策手段通過高等教育實現國家的發展戰略。在我國，招收國際學生，加強他們對中國文化和社會的了解，使他們能夠做到「知華、友華」是院校國際化的政治使命。因此，院校國際化被賦予了政治含義。目前，西方發達國家的大學面臨巨大的財政壓力，於是大量招收自費留學生以緩解辦學經費短缺問題。很明顯，院校國際化也具有經濟動因。德·溫特（Hans De Wit）進一步將院校國際化動因劃分為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學術4種類型。其中，政治動因涉及國家的國際地位，包括國家安全、和平穩定發展和意識形態影響；經濟動因涉及直接經濟收益（如針對留學生的收入）和間接經濟收益（如留學生作為貿易往來的紐帶）；文化/社會動因涉及國家文化和語言的國際傳播；學術動因涉及高等教育的目標和功能。從這4個動因中，我們可以看到院校國際化肩負國家和院校發展的雙重使命。院校國際化可以從國家層面和院校層面進行分析。在國家層面上，院校國際化會促進國家的人力資源發展、國家間的戰略聯盟形成，加強國際商業貿易往來，增強國家實力，促進社會與文化發展，增進相互理解；政府推動的院校國際化則更多關注其政治、文化和經濟等因素。在院校層面上，國際化可以提高大學的國際形象與聲譽、提高辦學質量、促進學生和教職員工的發展、加強知識生產能力等。
院校國際化的動因隨著時代的變化、國家政策導向和院校自身的發展而發生變化。不難發現，與傳統大學功能相比較，現代大學的育人功能雖然沒有變，但是育人的標準卻不同了。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中，擴大學生的國際化視野和提高學生外語運用能力是現代大學必須重視的。另外，現代大學中從事的科學研究要服務於國家的經濟建設和發展，要為國家的軟實力建設出力，這也是傳統大學不具備的使命。從這一角度出發，院校國際化的動因反映在學術層面上就是通過國際合作創新知識，推動科學發展，推動教學質量的提高，為社會培養急需的人才。正如莎杜娃（Gunsyma Shaydorova）所指出的，俄羅斯院校國際化的動機在1990年前後均以提升國際學術標準為主，但是目前院校國際化更為追求國際聲譽和國際地位，其次才是提升國際學術標準和科研及知識生產。而奧爾森（Jennifer Rebecca Olson）以國際學生流動為例，分析了德國大學以往開展的國際學生流動以學術交流為目的，但是目前德國院校國際化的動因已經從建立國際合作夥伴、提升學術質量轉變為參與國際競爭、促進經濟增長。德國大學過去10年間發生這樣的轉變與全球化的環境、國家的政策趨向和院校的戰略取向密不可分。
不同類型的院校，其國際化的動因也有所不同，馬萬華曾以跨境高等教育為例，比較全球研究型大學和教學型大學國際化動機差異。教學型大學向全球拓展的其中一個原因是為了順應全球化需要而培養技術型人才。而全球性研究型大學的全球拓展主要關注科學研究、知識生產和學生領導力的培養。在教育市場化的大潮中，英國許多高校特別是一些非頂尖高校招收國際學生的主要目的是創收，他們將國際教育作為一種商品。但是，頂尖高校（如牛津大學、劍橋大學等）招收國際學生是為了吸引優秀國際生源，提高院校的國際聲譽和國際影響力。日本高校大力招收國際留學生則不僅僅考慮創收，在院校層面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解決該國學生生源匱乏的困局；在國家層面上，是為了解決因日本老齡化而產生的人力資源短缺的問題。對於高等院校而言，不同的國際化動因預示著不同的行為取向。因此，國際化動因對於院校國際化行為和實際具有較強的指示作用。
二、 院校國際化發展戰略
制定科學高效的國際化戰略對大學應對全球化的挑戰，推進現代大學制度改革，提高自身實力和國際競爭力具有重要的意義。蔣凱等認為在國際化背景下，院校對國際化的戰略規劃與戰略管理不僅關係到大學的生存，更關係到大學的發展。院校可以通過制定國際化戰略規劃明確國際化發展方向，增強適應複雜國際環境的能力。目前國內的一些院校由於缺乏戰略規劃，其國際化行為過多受控於國際市場，使得國際化過於被動，沒有自主控制能力，因而出現碎片化現象。在這裡，柴爾德里斯（Lisa K. Childress）提出院校國際化戰略為高校提供了國際化路線圖，設立了在組織內認可的渠道，提供了解釋國際化意義和目標的機制，同時其也是多學科協作的媒介和資金籌措的工具。目前對於院校國際化戰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影響因素分析和戰略類型分析等方面。
學術界普遍認為院校國際化戰略的選擇不僅受到院校內部因素的影響，還與外部制度環境密不可分。其中，內部因素多與院校有關，外部因素多是指脫離於院校的環境因素，但在具體界定其內涵時不同學者之間存在差異。如約翰·戴維斯（John Davles）認為影響院校國際化戰略的內部因素包括院校的使命、辦學定位、歷史傳統、組織領導機構和院校國際化的投入等（見圖1）。周密等認為院校內部因素主要指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三項基本職能。韓雙淼和鍾周則認為戰略的制定需要考慮教學、科研和服務等內部因素。與約翰·戴維斯認為外部環境包括國家對院校國際化的政策、院校對國際市場發展趨勢的把握、院校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等方面有所不同，周密認為高等院校所處的外部環境除了國際環境和國家環境外，還包括地理層面的區域環境。柯文進提出在對外部環境分析的過程中，院校國際化戰略的制定還應該注意高校之間激勵競爭的影響，即高校組織所處場域的因素。對於發展中國家的院校而言，學校建設應該立足於自身特色和傳統，將自身的發展與國家的戰略緊密結合。
圖1 院校國際化戰略影響因素
近年來，國內高校對國際化的重視程度不斷提升，高校紛紛將其納入學校發展的整體規劃，一些院校還制定國際化發展專項規劃。比如，房東波和程顯英借鑒柴爾德里斯院校國際化戰略類型的分類方式，深入分析中國10所院校的國際化發展情況。其中3所高校明確提出實施國際化戰略，7所高校把國際合作與交流作為實現學校總體發展目標的必由之路，這與柴爾德里斯對美國高校的調查結果基本吻合。北京大學在2001年制定的《北京大學創建世界一流大學規劃》中強調要「加強對外合作與交流，建設開放性大學」。鑒於新形勢下大學國際競爭的嚴峻態勢，2006年北京大學召開國際交流與合作戰略研討會，並制定了國際合作與交流的發展專項計劃《北京大學全球戰略：全球化背景下的研究與教育（2006—2010）》。中國高校在2010年之後普遍將國際化作為學校層面規劃的一部分並推進到制定國際化專項規劃，顯示出國際化對於學校發展的重要性日益顯著。
三、 院校國際化策略選擇
院校國際化發展策略是指將國際化維度整合進院校的使命、願景、職能的項目、活動及方法的集合，是推動國際化戰略的途徑和方式。院校國際化策略是執行戰略規劃的重要組成部分，服從於戰略規劃的整體布局。「策略」一詞本身就暗含著計劃性和整合性的意蘊。院校國際化策略包括的內容繁雜，既包括國際合作和發展項目、國際院校間的協議和網路、課程和研究的國際性/跨文化方面；也體現在院校國際化的各項活動中，其中包括教師的學術交流、國際學生的招生活動、學生交流項目和海外學習、聯合學位/雙學位項目、結對子夥伴關係、境外分校等。對於院校而言，國際化策略主要包括院校層面的項目和組織兩種類型（見表1）。其中，項目策略體現在學術項目、研究與學者合作、國內與跨境等外部關係、課外活動等方面。組織策略主要體現在管理、運行、服務和人力資源的配備等方面。以運行為例，國際合作與交流辦公室及其職務的設置是院校開展國際化活動的關鍵影響因素，表明了高校對參與國際事務的承諾。
表1 院校國際化項目策略與組織策略
無論院校國際化採取何種策略，其對應的均是不同類型的國際化活動和實踐。陳德雲分析美國部分院校的國際化策略及活動，其中有以學生流動作為國際化出發點的高校，有將重點放在通識教育課程國際化的高校，有重視研究生教育及科學研究的高校，有將在其他國家建分校作為國際化重要策略的高校，還有積極推動全球夥伴關係建設的高校。在一項針對北京市屬院校推動國際化戰略的調查中，課題組發現相對於市屬本科院校，市屬高職高專院校更傾向於推動課程改革與創新。儘管各種類型的國際化實踐活動普遍存在於各類院校中，但是不同院校各有側重點。如課程國際化是將國際維度整合到課程之中，溫德(Marijk van der Wende)結合荷蘭院校國際化的經驗，發現課程國際化有將國際主題納入課程、用國際比較的方式拓展傳統學科課程、在跨學科項目中涵蓋更多國家3種形式。關於招收留學生，亞當斯（Tony Adams）等發現美國高校和澳大利亞高校設立國際化辦公室的差異：美國高校是為了支持傳統學生和學術交流項目，而澳大利亞高校的首要目的是推動國際學生的招生，有強烈的市場趨向。關於建立國際合作與交流網路，馬萬華和李岩松等通過對世界大學聯盟和首都院校國際化的研究提出，大學國際聯盟日益成為各個大學之間加強交流、互相借鑒、增進合作的新平台。在新的形勢下，傳統意義上的雙邊交流難以滿足院校發展的需要。為了全面深化在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等方面的多邊交流與合作，越來越多的院校開始尋求與國際間的大學合作，因而出現了許多帶有全球性質的國際大學聯盟，如太平洋大學聯盟（1997年成立）、世界大學聯盟（2000年成立）、研究型大學國際聯盟（2006年成立）等。可見，在開展國際化活動過程中，院校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通過可資利用的資源和途徑實現不同的國際化目的。
四、 院校國際化發展路徑
在院校國際化過程中，人們很難找到一個公認的概念和統一的路徑。這是因為，院校國際化活動的開展往往會根據自身不同的辦學定位和發展目標而採取不同的路徑。在理論研究中，英國學者魯茲克（Romuald E. J. Rudzki）對英國部分商學院開展了實證研究，提出了院校國際化發展路徑的被動模型和主動模型（見表2）。魯茲克認為院校國際化發展路徑的被動模型和主動模型都可以分為5個階段：被動模型包括聯絡、正規化、核心控制、衝突、成熟或消退等；主動模型包括分析、選擇、實施、評估、調整目標/規劃/政策等。當然，院校國際化活動的被動和主動模式之間並不是完全對立的，而是可以相互轉換的。
表2 院校國際化發展路徑模型
另外，在同一模式內，院校國際化各個階段可能會循環往複，每一階段的活動並不是孤立靜止的。當然上述模型是通過研究商學院的案例建立起來的，可能有一定的學科局限性。而荷蘭學者范戴克（Hans van Dijk）和梅傑（Kees Meijer）在對荷蘭高等教育國際化調查的基礎上，設計了一個分析院校國際化活動的理論模型。該模型由3個維度組成：政策維度，指國際化目標對高校而言的重要程度，具體用中心的和邊緣的進行標示；支持維度，指院校對國際化活動的支持程度，具體用單向的和交互的進行標示；實施維度，指國際化活動的實施方法，具體用特定的和系統的進行標示（見表3）。院校國際化立方體共包括8個區域，區域意味著其院校國際化發展的階段。院校處於國際化立方體區域1，說明其國際化發展處於起始階段，國際化目標對於院校而言居於邊緣位置，院校對國際化的支持較弱，國際化活動也局限在個別領域。院校處於國際化立方體區域8，則說明院校對國際化非常重視，對國際化活動的支持是全方位的，國際化活動的開展是系統的、有序推進的。范戴克和梅傑在提出院校國際化立方體模型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院校國際化發展3種路徑： 第一種路徑為1—2—6—8，這類大學國際化活動開展較為有序，被稱為「慢跑型大學」；第二條路徑為1—5—6—8，這類大學表現出強烈的國際化意願，較早地確立了國際化目標的中心位置，被稱為「領跑型大學」；第三條路徑為1—5—7—8，這類大學在開展國際化活動中表現出很強的創新性，被稱為「創業型大學」。
表3 院校國際化立方體模型
上述兩個理論框架為院校國際化發展提供了可以參考的路徑選擇。但是這兩個路徑仍不完善，其中有學者就指出這兩個理論框架都忽略了學生群體在院校國際化過程中應有的位置和作用，院校國際化發展路徑的控制主體主要是學校層面的管理人員，國際化似乎與教師和學生無關。這一質疑對院校國際化的目標、任務和對象都提出了挑戰。
五、 院校國際化評估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院校國際化在動因、戰略和策略上表現出多樣性和複雜性的特點，其路徑的選擇也是不同的。如何衡量國際化的質量並對院校國際化成效進行科學評價，無論對院校的管理者、政策制定者還是國際化的參與者來說都十分重要。因此，近年來出現了許多關於院校國際化評估的討論。相關研究集中在評估類型、評估內容、評估指標體系建設等方面。按照目的不同，「評估」在英語中可以分為Review/Audit，Evaluation/Assessment和Accreditation 3個種類。Review/Audit的結果一般為描述性，其主要目的在於立足院校所自定的目標。這種界定與簡·奈特對「評估」的認識接近。簡·奈特認為，「評估」指監控和評價個體行為的價值和成效，即開展的活動和服務質量是否有效地符合事先設定的標準和預期。根據經合組織給出的定義，Evaluation/Assessment通常是指評價的第三方對國際化的主體進行「好」與「差」的評判，其結果一般為量化的分值（包括通過和不通過），加權量化的評價方式和結果也直接導致相應的大學排名的出現。而Accreditation則是對於某一組織是否符合一定資質的評價。
近年來，為了有效配合評估工作，相關組織開展了對院校國際化評估過程和指標體系的探索。1999年，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總結了一系列評價院校國際化戰略的工具和原則，建立了國際化質量評審程序（International Quality Review Process，IQRP）。其中院校國際化評估指標體系包括學校概況、國際化政策與戰略、組織與支持體系、學術項目和學生、科研和教師國際合作、人力資源管理、國際合作網路建設和社會服務等方面內容。2003年，美國教育理事會（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ACE）設計了美國大學國際化質量評估體系——ACE評估過程（ACE Review Process），並進行了系列調查，總結了美國院校國際化的發展情況。ACE將國際化劃分為6個維度，包括明確的任務表述、學術專業提供、組織架構、外部資金資助、大學對教師的投入、國際學生和學生項目。2000年之後，日本政府推動相關組織和高校制定國際化指標體系，其中主要包括大學評價與學位授予機構於2002年實施的「國際合作與交流評價指標」和文部省協同日本學術振興與科學技術國際交流中心於2005年共同推動的「大學國際戰略本部強化事業評價指標」。大阪大學於2004—2005年構建了「大學國際化評價指標」，指標主要包括大學的宗旨、目標和規劃、結構與人員、預算和執行、科研國際化、支持體系、信息服務和基礎設施、多層面的國際聯絡、課程國際化及大學之間的聯合項目等方面。2006年，德國高等教育發展中心（The Centre for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CHE）召集4個德國高校國際交流與合作部門的負責人，共同開發了德國大學國際性與國際化測評指標項目，其最終目的是建立一系列可以作為全國高等教育機構排名的全面指標體系。CHE大學國際性與國際化排名指標體系分為整體情況、學術研究和教學三大板塊，共確定了186項數據和指標，其中69項是整體性指標，45項是關於學術研究方面的指標，72項是關於教學方面的指標。該指標體系由於分類方法過於複雜，且在不同維度上許多指標相互交叉，有的指標被重複統計，因此很難得以推廣。
自1998年以來，我國政府開始推動部分高校爭創世界一流大學，以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為代表的我國研究型大學先後制定了國際化發展戰略，以期縮小與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我國學者在院校國際化指標建設和評估方面也進行了相關探索。2007—2008年，中山大學教育學院、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和北京大學教育學院研究人員組成課題組，構建了中國大學國際化指標體系，其中包括戰略規劃與組織機構、人員構成與交流、教學與科學研究相關條件與設施、成果交流等5個一級指標。2009—2011年，北京師範大學洪成文教授領銜的「高等學校國際交流與合作管理標準和質量體系建設」課題組提出了院校國際化質量標準框架。該質量標準框架的7個一級指標包括辦學理念和發展戰略、教師國際化、學生國際化、課程國際化、科研國際化、條件保障和特色項目等。2012—2013年，北京大學馬萬華教授領銜的「首都高校國際化評價指標體系的建構研究」課題組為首都高校國際化發展與評估構建了指標體系（見表4）。其中，一級指標為戰略、組織與資金，人員構成與交流，課程與教學，科學研究，保障與服務，國際溝通與交流網路等。需要指出的是，該指標體系對各層次、類別的高校國際化評估都具有一定的適用性，但是在具體運用時高校可結合自身的定位和實際情況，在不同指標方面進行一定的取捨或者設置不同的權重。
表4 首都高校國際化指標體系
該指標體系有3個特點。首先是將定量指標和定性指標相結合，不再簡單地以量化的數據反映院校國際化的面貌，也注重定性指標。其次是注意到不同類別和不同層次的高校在目標和定位等方面的差異性，為不同類型的高校設計有差別的國際化評估指標，或者為統一的指標設置不同權重，或者邀請不同層次和類別的高校參與設計國際化指標體系，最大限度地保障了評估指標體系的科學性和適用性。最後，就一級評估指標而言，該指標體系全面綜合了以往的理論研究成果，其在北京91所院校中進行檢驗，發現不同院校國際化的差異性特徵。
六、 結論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院校國際化已經受到世界各國學者的關注，其理論體系也逐漸形成。在當前的國際形勢下，很多國家的高校開展國際化實踐是結合國家經濟發展的宏觀戰略而展開的，都具有強烈的學術訴求、政治色彩、經濟/社會/文化動因。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國際化，不同國家的高等院校在不同國際化動因的推動下開展形式多樣的國際化實踐，通過各自不同的方式回應經濟全球化對高校提出的挑戰。因此，院校國際化帶有很強的工具理性特徵。
國際化對院校而言不是目的，而是策略或手段。在全球化的競爭中，無論是研究型大學還是教學型大學的生存與發展，都必須藉助於國際化工具。這也是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國際化被列為大學的第四功能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功能總是通過大學裡的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功能得以體現的。因此，院校國際化具有功能依附特徵。
院校國際化表現為一個持續的發展過程，涉及院校如何制定發展戰略、選擇什麼樣的策略和路徑及實施效果的評價等一系列問題，因此，院校國際化同時具有系統整合特徵。對於院校而言，只有制定科學有效的國際化戰略才能避免發展的盲目性，只有採取適切的策略和路徑才能將戰略目標落於實處，只有開展有益的評估才能把握院校國際化發展狀況並及時予以調整。關於院校國際化的評估，到目前為止，儘管學者們進行了許多嘗試，建立了不同的評估指標體系，但我們在使用這些指標體系時，一定要根據院校自身發展特徵設置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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