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不應被遺忘的美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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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17日，杭州的半山安賢園，正在為一位去世多年的老人舉行安葬儀式。
這位老人是一個美國人，但他生在中國，在中國生活的時間超過五十年，用他自己的話說，「我更像一個中國人而不是美國人。」
他已去世四十多年，生前遺願便是能夠魂歸中國，但因為種種原因，這個願望直到新世紀後才得以達成。
當天在場的有美國駐華大使雷德、燕京大學的老校友以及一些杭州市民，他們來給這位已逝去多年的老友送行。
在眾人注視下，墓碑豎立起來了，上面簡單地寫著這樣幾行字：
「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學首任校長。」
司徒雷登在今天已經是一個比較陌生的名字，但對於年長一些的人會對它非常熟悉，這主要來自毛澤東那篇著名的文章《別了，司徒雷登》。
「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南京的美國殖民政府如鳥獸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爺卻坐著不動，睜起眼睛看著，希望開設新店，撈一把……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弔』，沒有什麼事做了，只好夾起皮包走路。」
在這篇流傳廣遠的檄文中，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被描寫成一個狼狽而不光彩的角色，是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爪牙。
這篇蓋棺論定一般的文章，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使司徒雷登成為中國人口誅筆伐的對象。
然而歷史的迷霧常常使一個立體豐滿的人，變成一個枯燥單一的符號，對司徒雷登便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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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司徒雷登出生於杭州。當時的中國還處於清朝時期，他的父母都是當時來到中國的傳教士。
在11歲返回美國之前，司徒雷登一直生活在杭州，在那裡度過了他的童年，也學會了一口純正的杭州話，杭州也成了他心中的第二故鄉。
當時的中國與美國，幾乎全然是兩個世界，一個已是電燈汽車隨處可見，一個仍是煤油蠟燭黃包車。當11歲回到自己的祖國時，司徒雷登成了周圍人眼中沒有見過世面的鄉巴佬。此外他英語太差，在其他小孩眼中是個異類，不斷被嘲笑和排斥。
實際上，這種矛盾處境幾乎是司徒雷登一生的縮影：在中國人眼中，他是個「洋鬼子」；在美國人眼中，他又太中國了。
但是在美國接受完整的現代教育後，司徒雷登對中國念念不忘，不久便攜新婚妻子重返杭州。
一開始他仍然追隨自己父母曾經的事業，在中國從事傳教的工作，但1908年他受聘於南京金陵神學院，成了一名教師，開始關注中國的教育事業。
同時深諳中美文化背景的司徒雷登，具有一些得天獨厚的優勢。他借用孔子的大同世界理念，將中國傳統儒家思想與基督教義融會貫通，引起了許多人的注意。
1918年，身在南京的司徒雷登接到一封電報，邀請他北上擔任一所新成立大學的校長。
這所大學，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燕京大學，司徒雷登成為燕大首任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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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學，是司徒雷登在中國的最大心血所在。
在老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心目中,司徒雷登首先是一個教育家,一個優秀的大學校長。
司徒雷登與燕大教師
今天燕京大學早已不復存在，大部分人對這所學校的了解只限於聽說過這個名字，但它培養的人才，在中國近代史上有著深遠的影響。
不妨先來看一下它的成就：燕京大學只存在了33年，歷屆註冊學生不過一萬人，但這些學生中包括兩院院士53人，校友包括冰心、費孝通、楊絳、錢穆等一批著名學者，後來成為外交部長的黃華，也曾經是司徒雷登的學生。
由於司徒雷登出色的辦學理念和苦心經營，燕京大學在短短十餘年的時間裡，便成為當時中國學術水平首屈一指的高等學府。
這背後離不開司徒雷登的苦心孤詣和堅持不懈。
司徒雷登雖然接到的是校長聘書，但實際上當時的燕大幾乎是一無所有要啥沒啥。
開始的校舍在盔甲廠，狹小簡陋破舊不堪，無法作為大學校園；學生數量不到百人，教師中只有兩名中國人，外籍教師又大都沒有任教資格，管理體系也是一片混亂毫無章法。
司徒雷登首先要做的，是給燕大尋找一片合格的校園。為此他一個人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幾乎把整個北平城都轉了一遍，最後看中了位於海淀的勺園。
但接下來更讓司徒雷登頭疼的是經費的短缺。
為此他四處奔走，奔波於舊軍閥和中外富豪之間，費盡口舌爭取每一筆款項。有一次他對朋友感慨：「每次在大街上看到乞丐，我都感到自己和他們是同一類人。」
他最成功的一次籌款，是從美國鋁業公司的霍爾基金會募到了50萬美元，這在當時可是一筆巨款。
無論如何，費盡周折的司徒雷登，總算成功地將燕京大學建在了勺園——也就是今天北京大學的所在地。
此外他還聘請美國著名建築師亨利墨菲，對燕大進行了中西合璧的規劃。今天未名湖的煙波塔影，當年都屬於燕京大學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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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的目標，是將燕大建設成哈佛耶魯一樣的世界一流大學。
除了硬體建設，他更重視的是人才的薈聚和培養。對於有真才實學者，司徒雷登不惜多次親自登門拜訪去聘請。燕大教授月薪定為360大洋，在當時是相當豐厚的收入水平。
那時的燕京大學，集中了馮友蘭、錢穆、俞平伯、顧頡剛等著名教授學者，可謂大師雲集。
司徒雷登將美國的現代大學體系引入燕大，甚至一度與哈佛大學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學社，在當時引起世人矚目，燕大的教育方法與課程設置諸多方面後來被北大、清華等學校借鑒。
可以說，正是因為燕京大學的存在，中國才算有了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大學。
司徒雷登曾說，「燕京大學應該是一所中國人的學校。」他也以此為標準去培養他的學生，他希望他的學生將來成為中國的棟樑。
作為一個外國人，司徒雷登一直熱情支持學生的愛國運動。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他親自帶領學生上街遊行，站在隊伍前面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1934年燕大學生決定罷課請願，抗議政府的對日不抵抗政策。一些人原本認為司徒雷登不會支持，沒想到他說「如果此次燕大學生沒有參加請願，那說明這些年來我的教育就完全失敗了。」
他的這一立場卻給他自己帶來了隱患。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憲兵隊闖進燕大校園，逮捕了司徒雷登和其他18名師生。日本人對司徒雷登審訊後，儘管一無所獲，還是將他關了四年，知道戰爭結束才得以獲釋。
重獲自由的司徒雷登第二天便返回了燕京大學，籌集資金，重整校務。
當年的10月10日，燕大再一次開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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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戰爭期間的舉動為他贏得了巨大的聲譽和各界尊重。
在他1946年的七十誕辰上，國內各黨派都派出代表參與祝賀，葉劍英領銜的中共高層參加了慶會，國民政府也頒發「嘉獎令」，讚揚他對中國教育事業的貢獻。
然而就在那一年，命運的轉折點降臨到了司徒雷登的頭上——他意外接到了美國政府任命他為駐華大使的指令。
在美國政府看來，司徒雷登確實是駐華大使的不二人選：在中國生活多年，了解中國局勢，各階層都能接受他，國共雙方都有他的學生任職。
司徒雷登也確實希望促成中國成立聯合政府，實現和平。他曾這樣寫道：「我之參與若存一線希望，促使國民黨人與共產黨人組成聯合政府及統一的軍隊以結束此場耗竭民力、自相殘殺之內戰，我即不惜代價，全力以赴。」
然而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和平的努力最終都失敗了，內戰依然爆發了。
當時間到了1949年的夏天，局勢一切都明朗了。
這時候的司徒雷登仍然留在南京，他現在的唯一希望是保持與中共的接觸，希望解決好中美關係。
但不久美國政府便一紙調令將司徒雷登調回美國，再之後，那篇著名的《別了，司徒雷登》問世。
那個溫和慈祥、為各界人士尊重的司徒雷登消失了，他的形象從此變成了美帝國主義的工具，中國人民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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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唏噓的是，司徒雷登晚景頗為凄涼，他在中美兩國之間進退維谷左右難容。
在美國，他之前在中國的諸多作為，引起了麥卡錫主義者的迫害，甚至被懷疑為共產主義分子。
回到美國後不久，他一病不起，不得不在輪椅和病榻上度過了人生的最後13個春秋。他的妻子多年前便已病逝於北京，身邊並無親人陪伴，只能由私人秘書傅涇波照料。
1962年9月19日，這個孤寂的老人在華盛頓病逝。
他的遺囑是，希望將來自己的骨灰能夠葬在燕京大學自己妻子的墓旁。
這時候的燕京大學已然不復存在，早在1952年燕大便被分解，各個專業分別轉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央財經大學等院校，校址也成了北大的校園。
司徒雷登大概也沒有想到，他的遺願實現起來異常的艱難。作為被最高領導人「欽點」過的「反動典型」，在此後的半個世紀中，這個遺願始終未能達成，他的骨灰只好一直放在書房裡。
直到2008年，司徒雷登的第二故鄉杭州接納了他。生於斯，葬於斯，也算是完成了他落葉歸根的心愿。
燕大老校友為司徒雷登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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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司徒雷登，歷史學家林孟熹曾說：「真箇20世紀大概沒有一個美國人像司徒雷登那樣，曾長期而全面地捲入中國的政治、文化、教育各個領域，並且產生過難以估量的影響。」
多年前，中國曾對他說「別了，司徒雷登」，像看待一個狼狽的失敗者一樣送他遠去。
但我想就像當代文化學者傅國涌說的那樣：「歷史有些頁碼是永遠翻不過去的，司徒雷登無疑就屬於這種翻不過去的，歷史的深處自有他的位置。」
有時候他讓我想起歷史上的那些悲情英雄，「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在歷史的巨大車輪面前，他的命運悲情而令人唏噓。
今天的北大，仍存留著當年燕京大學的痕迹。然而無論如何，世間再無燕京。
只有少數對這段歷史了解的人，才能回憶起當年創建燕大的司徒雷登，才能聽見歷史深處的燕京校歌：
雄哉、壯哉燕京大學，輪奐美且崇；
人文薈萃，中外交孚，聲譽滿寰中。
良師、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
踴躍奮進，探求真理，自由生活豐。
燕京、燕京事業浩瀚，規模更恢宏；
人才輩出，服務同群，為國效盡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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