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中正：縱觀全球形勢 西方之亂與中國善治不言自明

當前,世界形勢複雜多變,逆全球化浪潮暗涌、保護主義盛行、民粹主義抬頭、地緣政治風險上升、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依舊存在,世界經濟復甦之路並非坦途,充滿了挑戰和不確定性。特別是近日,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中美之間的貿易戰一觸即發,給國際貿易往來和全球經濟增長蒙上厚厚的陰影。2018年6月15日,美國置中美雙方三輪經貿磋商業已達成的共識於不顧,背信棄義地宣布對500億美元的中國高科技及工業商品加征25%的關稅(自2018年7月6日起,對約34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征關稅,同時對約160億美元的商品加征關稅徵求公眾意見)。為了維護自身合法合理權益,中國被迫對美國進行了同等規模、同等力度的反制徵稅。6月18日,特朗普再次威脅將對2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征10%的關稅。中國商務部亦做出回應,將採取數量型和質量型相結合的綜合措施做出強有力反制。隨即,國際資本市場和大宗商品市場劇烈波動,美歐亞股指紛紛下挫,黃金和原油期貨價格也創近期新低。極限施壓和戰略訛詐是特朗普政府的慣用手段,出爾反爾反覆無常則是其慣常做法。看似前後矛盾信息的釋放,既是特朗普個人行事風格使然,也是美國內部各利益集團相互博弈的結果。當前,中美貿易有逐步升級且愈演愈烈之勢,美國掀起的保護主義浪潮,不僅損害中美雙方的利益,而且嚴重破壞世界貿易組織的相關規則。美國正從國際規則的制定者和主導者蛻變為國際規則的破壞者和踐踏者,這給全球經濟治理帶來嚴峻挑戰。

實際上,早在6月初於加拿大舉行的G7峰會上,特朗普政府採取的保護主義政策,就已使美國與其盟友在經貿問題上的分歧和裂痕暴露無遺。峰會前夕,特朗普政府宣布自6月1日起對歐盟、加拿大、墨西哥的鋼鐵和鋁產品分別徵收25%和10%的進口關稅,由此引發其盟友強烈反應,G7峰會最終演變成「G6懟1」會議,加之會後美國代表拒絕在峰會聯合公報上簽字,致使G7成員國首次對聯合公報沒有達成一致意見。本屆峰會也成為G7自1975年創建以來「最分裂」、「功能失調最嚴重」的一屆峰會。針對特朗普政府一意孤行加征關稅的做法,6月14日歐盟成員國一致支持對美國28億歐元的進口產品徵收報復性關稅。至此,掩蓋美歐經貿分歧的「遮羞布」被徹底撕了下來。

而與G7各國內訌和對掐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同期在中國青島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簡稱「上合組織」)領導人峰會其樂融融,成果豐碩。峰會通過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青島宣言》(以下簡稱《青島宣言》),明確「支持共同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鞏固多邊貿易體制,維護國際貿易規則的權威性,反對任何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上合組織各成員國還通過多份務實合作文件,涉及 「一帶一路」合作、投資貿易便利化、反恐、糧食安全、海關協作等眾多領域,在深化各國務實合作的同時,也為完善全球治理貢獻了中國智慧。上合組織雖比G7年輕26歲,卻保持旺盛生命力和強勁合作動力,根本原因在於創造性地提出並始終踐行的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的「上海精神」。上合組織作為歐亞各國探索構建新型國際關係、建立新型國際組織、開創區域合作新模式的一種嘗試,對於完善全球治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重要意義。

縱觀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代表的G7峰會與以中國等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為代表的上合峰會,西方之亂與中國善治不言自明。

第一,美國內政管理失序,外政飄忽善變,單邊主義愈發「任性」。自特朗普入主白宮以來,權力爭鬥與人際嫌隙一直伴其左右,包括白宮在內的政府機構人事變動頻繁,涉及國務卿、國土安全部部長、司法部長、聯邦調查局局長、總統高級別顧問、國家安全顧問、白宮首席戰略師、白宮幕僚長、白宮辦公廳主任、白宮通訊聯絡辦公室主任、白宮新聞發言人等眾多要職,諸多駐外大使職位也存在空缺。根據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的統計,特朗普上任僅一年,白宮人員流動率達到43%,高於前4任總統上任2年後的人員流動率。特朗普政府人事變動所涉職務之關鍵、換將頻率之高、關係之複雜令觀者眼花繚亂,暴露出其幕僚團隊內部激烈的權力爭鬥引致的管理失序與政策混亂問題。除此之外,國會兩黨之間、共和黨建制派與特朗普之間積怨已久,裂痕較深,彼此相互妥協迴旋餘地較小,嚴重影響特朗普作為總統的領導效率,並進一步加劇共和黨內部派系、國會兩黨以及政府與國會間的協調難度。

外交是內政的延續。特朗普政府內部管理的混亂,必然體現為對外政策的反覆無常。美國白宮和政府機構的諸多要職幾經易人,留任者多為具有濃重保守主義背景的幕僚,他們排斥多邊主義,崇尚單邊主義;在對外政策制定方面更趨強硬,甘為一己之私,出爾反爾地做出損人利己的決策。例如,2017年12月發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確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認為中國是挑戰美國實力、影響力和利益,意圖侵蝕美國安全和繁榮的「修正主義國家」。而在處理中美貿易失衡問題時,美國威逼利誘並舉,在雙方通過談判取得共識的情況下卻又背信棄義地宣布加征關稅,著實令人錯愕。人無信不立,國無信則衰。這種嚴重損耗美國國家信用的做法,必會使美國付出昂貴的代價。無怪乎,公共政策民調基金會(Public Policy Polling)在6月20日發布的民調結果顯示,40%的受訪者認為特朗普是近40年美國7任總統中最差的一位。

奉行「美國優先」政策的特朗普政府,具有強烈的單邊主義和孤立主義色彩。面對經濟全球化與國際多邊主義,它似乎更傾向於通過雙邊談判來解決問題,以最大化地謀取自身利益。自特朗普上任以來,美國從現行國際規則和國際架構中「退群」成癮,例如,2017年1月23日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2017年6月2日退出應對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2017年10月13日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2018年5月8日退出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2018年6月19日又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UNHRC)等。此外,美國還與墨西哥和加拿大就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重新展開談判、基本凍結與歐盟就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TTIP)的談判等。美國採取一系列逆全球化的作法令人瞠目結舌,應接不暇。

第二,歐洲深陷政治泥沼,民粹主義伺機而動。近期,歐洲政治的不確定性有所上升,作為歐元區第三大和第四大經濟體,義大利和西班牙相繼發生政治動蕩。2018年3月,義大利大選中勝出的民粹主義政黨五星運動與極右翼黨派北方聯盟,由於自身選票不足40%而無法單獨組閣,不得已達成聯合執政的協定,但二者的組閣努力屢屢受挫。歷經兩個多月的政治僵局,義大利終於在6月1日成功組閣,形成西歐首個「反建制」民粹主義政府。而在同日,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卻被彈劾下台,成為西班牙歷史上第一位被罷免的首相,提出彈劾案的工人社會黨主席桑切斯即刻成為西班牙新任首相。儘管如此,但由於義大利經濟結構並未進行根本性調整,債務陰影如影相隨,導致其國際競爭力持續下降,國民收入分配不均等問題突出,新政府在推動經濟改革方面可謂任重而道遠。西班牙新任首相則缺乏執政經驗,選民基礎薄弱,且面臨降低失業率、增加居民收入等諸多難題,執政前景亦不容樂觀,這都將加劇歐洲政治的不穩定性。政治危機籠罩下的歐元走勢亦持續承壓,創近6個月新低。此外,難民問題也成為撕裂歐洲的重要議題之一。因地理位置等因素,義大利、馬爾他、塞普勒斯、希臘等國更易被中東北非難民或非法移民借道登陸歐洲,因而對難民問題的擔憂更甚。難民問題持續發酵,極易被右翼民粹勢力利用,製造出新的社會矛盾。難民問題和民粹主義相互交織和相互刺激,使解決難民問題的空間和環境更加受限。面對諸多棘手難題,雖然近日德國和法國就歐盟改革和難民問題達成一致,但最終效果仍有待觀察。

第三,西方國家裂痕加深,矛盾與分歧恐難消除。西方發達國家因共同的價值觀、相似的制度架構以及軍事同盟等因素,在國際重大議題上極少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但在特朗普主政下的美國,這種常規正在被打破。例如,在近期舉行的G7峰會上,美國與其他6國在鋼鐵和鋁產品徵稅方面分歧嚴重,且矛盾激化,美國對貿易夥伴高舉徵稅大棒以及來自對方的反擊和報復,給當前世界經濟復甦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作為全球第二大溫室氣體排放國的美國一意孤行,執意退出《巴黎協定》,嚴重削弱了各國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所付出的努力,對全球應對氣候變暖治理模式產生重大消極影響,引發國際社會強烈譴責。在國際合作方面,美國接連退出伊核協議及聯合國下屬相關組織等,表現出強烈的單邊主義和孤立主義傾向。在區域合作方面,特朗普篤信雙邊談判能給其帶來更大的收益,為此美國退出TPP,重啟NAFTA談判,擱置TTIP談判。在對歐防務方面,特朗普認為不應指望美國分擔大部分的北約開支,其歐洲盟友應該分攤更多軍費,承擔更大的防禦和安全責任。特朗普推行的「美國優先」政策,加之其飄忽不定的處事風格,使美國與其他西方國家在諸多國際議題上的裂痕越來越深,在短期內預計這些裂痕很難彌合。

在逆全球化暗涌、保護主義盛行的大背景下,相較於西方國家的混亂與失序,中國的內外兼修與善治顯得尤為彌足珍貴。

一是深化改革開放:助推全球經濟增長。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實現從最貧窮國家行列向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的跨越。在世界經濟持續復甦的進程中,穩定增長的中國經濟始終發揮著「壓艙石」和「助推器」的作用,成為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源。根據世界銀行測算,從2012—2016年主要國家和地區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來看,美國為10%、歐盟為8%、日本為2%,中國則高達34%,遠超過美歐日的貢獻之和。2017年,中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率仍在30%以上。近些年,隨著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變,中國面臨的問題也變得更加突出,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成為其未來必須面對的「硬仗」。而若要打贏這三大攻堅戰,就需要繼續深化各領域改革,對內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對外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局面,惟其如此,中國經濟才能實現中高速高質量發展,並繼續引領世界經濟增長。

二是參與全球治理:積極貢獻中國智慧。「共商、共建、共享」是中國秉持的全球治理觀。中國作為現行國際體系的參與者、建設者和貢獻者,也是國際合作的倡導者和國際多邊主義的積极參与者。推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並非推倒重來,另起爐灶,而是創新完善,使全球治理體系更好地反映國際格局新變化,更合理地反映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意願和利益。中國積极參与全球治理,主動承擔國際責任,既儘力而為,也量力而行。目前,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建設正惠及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也收穫越來越多的認同和支持;推動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金融機構改革,以更好地體現公平和效率;組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NDB)、絲路基金等,以支持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積极參与金磚國家、上海合作組織、G20等區域組織,以擴大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未來,中國會繼續推動全球治理理念的創新發展,深入發掘中華文化中積極的處世之道、治理理念與當今時代的共鳴點,努力為完善全球治理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力量。

三是達則兼濟天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習近平總書記著眼人類發展和世界前途提出的重要戰略思想,也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意為「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目前,這一中國理念已被多次寫入聯合國的相關文件,成為中國引領時代潮流和人類文明進步方向的鮮明旗幟。同時,中國作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首倡者,也應在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上發揮引領作用,為世界各國樹立實現國家善治的榜樣。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新國際合作模式方面,「一帶一路」倡議可謂是體現中國智慧的典範。它既是對新時代中國開放空間布局的統籌謀劃,也是對中國與世界實現開放共贏路徑的頂層設計。「一帶一路」建設的持續推進,不僅使世界各國有更多機會共享中國提供的優質公共產品,而且是探索全球治理新模式、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路徑。

面對複雜多變的世界形勢,中國應保持戰略定力,以不變應萬變;繼續深化改革,推動全面開放,努力實現自身經濟高質量發展。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隨意踐踏和破壞國際規則者,必將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對保護主義者提出的無理要求,中國應做出有理有力有節的回應,同時,也應堅持底線思維,堅決維護自身利益;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維護多邊貿易體系和現行國際規則,為完善全球治理貢獻中國力量。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

原標題：中國善治與西方之亂：一個全球治理的視角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任編輯：何迪雅 排版編輯：黃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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