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學的反抗：教育理論、後現代主義和「空間政治學」
莫里斯·亨利曾畫過一幅漫畫《結構主義者的午餐》。這幅漫畫刊登在1967年7月1日的《文學半月刊》上。在這幅漫畫中，從左至右，分別是福柯、拉康、列維·斯特勞斯以及羅蘭·巴特，他們蹺著腿，呈半圓形圍坐在一起。他們都穿著草綠色的裙子，赤裸著上身，顯然他們是在一個熱帶小島上。福柯身體前傾，而列維·斯特勞斯忙著記筆記，拉康和巴特在專心地傾聽，或者說是批判性地傾聽。對於馬奈和《悲哀的回歸》來說，這幅畫具有諷刺意味。亨利的漫畫描繪出了法國公眾以及英語世界許多學者的普遍觀點：某種叫作「結構主義」的東西是存在的，這是一種統一獨特的法國學術思潮。它大致存在於1958年至1968年這十年之間——一些法國知識分子組成了一個「部落」。這些法國知識分子來自不同的領域——歷史、哲學、心理分析、人類學、馬克思主義以及文藝批評，但他們的部落聯盟卻形成了一種單一的教義、理論或者方法。
《
後結構主義、政治與教育》
(紐西蘭) 邁克爾·彼得斯 著
邵燕楠譯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6月新品
本文節選自北師大出版社6月出品新書《後結構主義、政治與教育》，作者邁克爾·彼得斯。
引言
教育理論受到諸多因素的支配，諸如時間、歷史上的理論、時代的比喻、變革和進步的概念。例如，無論是在個體心理學（如認知、道德）還是在現代化的理論中，變革和進步的概念都完美地體現在「發展階段」。大多數社會學或者人類學的理論被教育家用來作為解釋的框架或者範式，這些理論是歐洲不同的思想學說，曾受到19世紀歷史循環論（historicist）假設的渲染。簡言之，「現代」教育理論幾乎忽視了空間的問題、地理的問題、建築的問題。94在社會批判理論的整個學科和領域中，同樣的批判被廣泛地開展。
自相矛盾之處在於，結構主義和寬泛的歐洲形式主義運動與「普遍的結構」的關係十分疏遠：寬泛的歐洲形式主義運動屬於形式、結構和體系的引進問題，強調共時的分析，反對歷時的分析，依照事件發生的場所（locale）、位置（place）以及地點（site）的偶然性來考慮空間，此空間是地理的、建築的空間；而「普遍的結構」最初在列維斯特勞斯、皮亞傑甚或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的結構主義中得到討論。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甚至後結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最初也常被視為或被解釋為原始的歷史循環論。尤其是法國後結構主義被解釋為是對黑格爾主義、黑格爾辯證法以及歷史哲學的反應。後結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兩者都被視為劃分時代的概念，作為思潮，在線性的年代順序中，它們尾隨於結構主義和現代主義之後。利奧塔（Lyotard,1984）清楚地對他的假設作了辯論，按照年代順序解釋了知識地位在「後現代狀態」之下的變化。然而，他對於「什麼是後現代主義」這個問題的回答聚焦於時間的維度，按照康德莊嚴的、呈現不可呈現的方式進行了描述。對於實在論（realism）的攻擊，利奧塔的後現代「不是現代主義的終點，而是處於初生的狀態，這種狀態是持續不斷的」（Lyotard,1984，p.79）。然而，用後現代的概念指稱後現代文化和後工業社會卻存在歧義，因為它有可能把後現代文化看作是氣質（ethos）、風格或者態度，而這些是現代的部分。後工業的社會學概念似乎暗含了劃分時代之義。當然，用後工業劃分社會時代概念的做法啟迪了阿蘭·圖海納和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的研究。
在這些概念中，占統治或者支配地位的敘述是那些聚焦於時間維度的概念，空間的維度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忽視。在福柯的研究當中，空間得到了政治上的認可，它理應如此。他在一篇重要的論文中宣布：「空間在共同生活的任何形式中是基本的；空間在任一權力的行使中是基本的。」（Foucault,1984a，p.252）這些不是空洞的話語，不是戲劇上的修辭手法。福柯細緻地用各種文獻證明了不同機構的空間的歷史：診所、監獄以及學校。例如，在《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一書中，福柯注意到「規訓的權力」如何依賴於「空間的政治學」。
「
由此就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問題：一個建築物的建造，不再僅僅是為了被人觀賞（如宮殿的浮華）或是為了觀看外面的空間（如堡壘的幾何設計），而是為了便於對內進行清晰而細緻的控制，使建築物里的人一舉一動都可以彰明。更通俗地說，一個建築物應該能改造人，即對居住者發生作用，它提供一個抓手來控制他們的行為，正好對他們實施權力的影響，它有可能知曉他們，改變他們。（Foucault,1979，p.72）（依據劉北成、楊遠嬰的譯文修改。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195頁，劉北成、楊遠嬰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
規訓的權力以監視、裁決和檢查的工具為基礎，靠著機構的建築物而成為可能。機構的建築物被設計用來實施完全監視：醫院建築物被組織為「醫療行為的工具」，監獄被建造為「囚禁的空間」，學校的建築物被修建為訓練個人、個人主義的空間機構。
建築學的空間
1982年，在與保羅·拉比諾（Paul Rabinow）的會見中，米歇爾·福柯對自己的主張作了這樣的評論，即在18世紀，出現了一種特殊的政治話語，它認為建築物發揮「社會管理的目標和技術的職能」（Foucault，1984a，p.239）。城市和建築物成為管理理性的空間模式，成為實施社會控制和操縱的空間模式。例如，學校的模式成為規訓的建築物形式，表明了在抽象水平上，教育空間和特殊的規訓政治理性的形式——它產生了個體化的主體——之間存在關係。
在這次訪談中，福柯也談到了17世紀知識空間化在認識論上的轉變：在自然歷史中，里內斯（Linneas）的分類法在字面上涉及分析對象空間化。吸取這個模式後，人們可能爭論道，20世紀晚期包含了新的知識空間化和教育空間化，它們以信息模式為基礎。新的電子通信形式使信息得到交換，不再受傳統的現代時空觀的約束。在後現代的時代里，知識的空間化和教育的空間化是以網路這個「軟建築物」為基礎的，它日益規定著我們的機構和我們的主體性本質。在電腦或者網路通信方面，我們愈加把我們自身界定為主體，並且愈加如此作為。[3]在此章節中，我從福柯那裡獲得啟發，考查了建築物的空間、話語以及比喻對於教育理論的重要性。我尤其關注後現代建築學，最終，我將會得出批判後現代教育理論的基礎。
從歷史上講，查爾斯·詹克斯（Jencks，1987，pp.26ff）注意到，建築學是第一種把後現代運動具體化的藝術。現代建築學和現代化之間存在親密的和悲劇的聯繫。當其他各種藝術直接反對現代化及其影響，反對工業化與市郊化、城市化，反對大規模發展的後果，反對環境污染和地方文化的毀滅時，建築學就已經熱忱地進入現代實驗了。現代國際風格接受歐幾里得的幾何學原則和宇宙空間設計的原則，在此基礎上，它與大規模的發展和先進資本主義的企業本質攜手共進。詹克斯主張，直至20世紀50年代晚期，現代建築學和現代化之間關係的破裂才為世人所知。後現代運動的興起與對現代主義房產在社會中的失敗的批判有關：1972年，在聖路易斯（St.Louis）的布魯特-伊果（Pruitt-Igoe）房產被炸毀象徵著現代建築學的設計走向死亡。
在這些術語中，我饒有興趣地想到利奧塔的一種嘗試，利奧塔借鑒義大利建築學家維多利亞·格里高迪（Victorio Grigotti）的觀點，想要辨明後現代概念所蘊含的三種爭論。用利奧塔的話來說，這位建築學家主張「在建築學的設計和社會—歷史的進步——表現為大規模地實現人類解放——之間不再有任何緊密的聯繫。後現代建築學，在其所繼承的空間中，註定要產生多種小轉變，註定要放棄對整體空間——被人類所佔據——最後重建的設計」（Lyotard,1989，p.7）。
按照利奧塔的觀點，由於這個原因，「普遍化的地平線不復存在」。進步的觀念——詳盡描述了普遍的、自由的和抽象的空間——已經消失。海因里希·克洛茨（Heinrich Klotz）似乎贊同利奧塔的原則。他確定了後現代建築學的諸多特徵，直接擊中要害：
「
●地區主義代替了國際主義。
●虛構的表現……替代了幾何的抽象。後現代主義不依賴於機器的象徵價值，不依賴於構造的象徵價值，不以此來定義建築學的進步，而是依賴於意義的多樣性。
●詩歌替代了技術的烏托邦主義。後現代主義從想像世界中汲取營養，而不是從「勇敢的新世界」的精神中汲取營養，在這種精神中，速度與發展等同。
●我們不再視建築物為自治的、普遍有效的幾何形式。如今，借著歷史的、地區的和拓撲的情境，我們可以使其相對化，也可以欣賞獨定方案與眾不同的個性。英雄主義作出讓步、妥協，公平對待新舊方案，尊重既有的環境。（Klotz,1988，p.421）
」
在對現代主義的早期批判之中，修正主義者（the revisionist）試圖用地點的概念代替抽象的空間，這種理論舉措如今受到推崇，肯尼斯·弗蘭普頓在批判的地方主義中發展了這種理論舉措。這個詞是弗蘭普頓（Frampton,1985，p.20）從亞歷克斯·佐尼斯（Alex Tzonis）和麗蓮恩·萊夫維（Liliane Lefaivre）那裡借用的，他們警告人們這個詞的危險與界限，但是已然主張，這個詞是未來人文主義建築學的媒介。過去，地方主義與各種改革運動相聯繫，但是有時它也被證明是壓迫的工具。弗蘭普頓把批判的地方主義作為先驅，即「公正地遠離啟蒙運動進步的神話，遠離反動的、不現實的衝動，回歸到昔日前工業時代的建築技術的形式」（p.20）。他論述道：「批判的地方主義的基本策略是調解普遍文明（universal civilization）的影響，102普遍文明的元素間接地脫胎於一個特定地點的獨特性……它可能在一些事情上獲得管理的靈感，如當地白晝的範圍和特性、源自特定結構模式的建築、既定地點的地形。」（p.20）
批判的地方主義是一種調解的文化策略：一方面，它是一種實踐，涉及再次調解、世界文化譜系的解構；另一方面，通過綜合矛盾，展現對普遍文明的批判。弗蘭普頓從保羅·利科（Paul Ricoeur）那裡獲得線索，把悖論看成是生成現代並且回歸現代的一個源頭。解構正在遠離世紀末的折衷主義，「它佔用異化的、奇異的形式，為了使疲軟社會的表達重煥活力」（p.21），我也認為它涉及對地方文化的來源和資源的批判性反思，地方文化的來源和資源是重新肯定集體精神形式的基礎。雙重策略的另一個部分涉及那些普遍技術的調解，這「包括對工業和後工業科技最優化強制地設定限度」（Frampton,1985，p.21）。當地的或者區域的位置—形式在地理上和歷史上都是暫時的，對抵制普遍的無處可依的現象——它是現代建築學和國際風格的特徵——具有批判上的優勢。抵制位置—形式的概念是由弗蘭普頓提出的，他參考了海德格爾的「建造、棲居、思維」，反對具體的、有限的以及特殊的空間/地方——與古代對抽象空間的本體論的思考有聯繫，古代對抽象空間的本體論的思考又與西方抽象的、「工具的」理性具有內在聯繫。有界限的領域泊靠在存在問題（the question of being）上，它為被建造的形式（the built form）提供了「絕對的前提」，以此反抗強加於人的普遍的（歐洲的）空間——其在形式上是「無止境的大都市涌流」（p.25）。弗蘭普頓形成了有界限的位置—形式的概念，在其公共的空間內，根據漢娜·阿倫特所定義的術語「人類出現的空間」（Arendt，1958），「合法權力的演化總是以『城邦』的存在為基礎，並且以可以比較的制度和物質形式的單位為基礎」（Frampton，1985，p.25）。
批判的地方主義能夠更直接、更迅速地建立與自然的辯證聯繫，而現代建築學通過傳統的形式、採用抽象的空間來解決普遍的居住問題，進而陷入了這樣的困境，即「在技術統治的態勢中，追求絕對的無固定居所的狀態」（p.26）。地形、背景、氣候、光線以及建築形式等問題能夠直接表述出來，並且，最終，位置—形式的「觸碰彈性」（tactile resilience）提供了額外的抵制策略。人們可能概括地說，103批判的地方主義強調文化上具體的、地方的、特殊的被建造形式——其位置——反對現代建築學的元敘事，現代建築學的元敘事信奉普遍的和抽象的空間。批判的地方主義的位置—形式具有資源和潛力去反抗「全球現代化的無情衝擊」（Frampton，1985，p.29）。
在最近的出版物中，弗蘭普頓（Frampton，1989）對原來的論點進行了修訂，進一步說明並修飾之。為此，他清理了他的理論的演變方向，他把其描述為起源於德國批判思想的兩條線索—— 一條來自於黑格爾和馬克思，完善於葛蘭西和法蘭克福學派；另一條發軔於尼采和胡塞爾，包含了現象學和存在主義，包括海德格爾和阿倫特的研究。這是他想對批判建築學的話語進行論證和建設的基礎，以此反抗「當今建築物的商品化，即建築物淪落為可消費的商品」（p.75）。對詹克斯和保羅·波多蓋希（Paolo Portoghesi）來說，這似乎是終點並且反對之，他們公開藐視哈貝馬斯對不完善的現代性方案的信奉，弗蘭普頓發現解放的和批判的建築學處於「外圍，而不是處於所謂的晚期資本主義發展的中心」（p.77）。他補充說道：
「
批判的地方主義並不意味著任何一種具體的風格，當然也不是我頭腦中任何本土化假設形式的復興，也不是任何一種未經反思的、所謂的自然產生的草根文化。相反，我希望使用此辭彙，是為了喚起真實的和假設的情形，於此中，建築學的批判文化在特殊的地方得到自覺的養育，在鮮明地反對文化霸權中得到滋養。至少在理論上，它是批判的文化，不排斥現代化的衝擊，但是與此同時，它反對完全被現代化吞併和銷毀。（p.78）
」
然後，弗蘭普頓進一步發展和修正了他對於批判建築學的六個要點，它們是後現代表述發軔的基礎。在此，我不會在這些要點上糾纏，我只想說，我大致同意弗蘭普頓的觀點，即批判文化為「創造位置」的建築學提供資源，它既是反男性中心的，又是反歐洲中心主義的。按此標準，美國後現代主義建築淪為表面的影像，並且「被導向銷售性與社會控制，最終走向建築物的生產和消費的優化」（Frampton，1989，p.87），在此我也同意弗蘭普頓的這個觀點。那麼，德米特里·波菲里奧斯（Demetri Porphyrios）指出批判的地方主義是保鏢，「通過多元主義的策略防止與傳統的聯合」，因為「一旦傳統和文化不再被道德力量激發，它們就分解為虛假的、空洞的想像」（p.90）。
弗蘭普頓的六個要點走向了反抗的建築學，它為重新思考學校的現代建造形式、研究機構的現代建造形式、研究技術學校和大學的建造形式提供了基礎；的確，更一般地說，在後現代的網路方面，它為重新思考教育的地點/空間提供了基礎。
批判教育理論與空間政治學
這一章剛開始就對教育理論工作者作了一個請求，請求他們認真地思考空間問題。我們應該看到重申空間的重要性是因為它對教育理論進行了重要的理論思考。根據索亞的研究，首先，應該批判地質疑歷史循環論並對歷史循環論的假設損害教育理論的方式提出批判的質疑。
其次，應該認真地理解空間如何成為權力行使的基礎。學者們論證，對此的理解涉及對廣闊的歷史轉換的批判性評價，廣闊的歷史轉換如今正在發生——轉換為先進社會，必須在企業資本主義全球體系之中進行。就空間政治而言，根據福柯和德勒茲的觀點，在此，這些轉換已經從理論上被闡釋為從規訓社會到控制社會的轉移。
這樣的分析完全與當今爭論的論題相吻合，如「後現代主義」「後現代性」「後工業主義」以及「後福特主義」。的確，新的空間意識把後現代批判當作批判的對象，包括教育上人力資源的概念化——它成為主要的政策手段，影響著「新」經濟的轉變，由此，新的空間意識獲得利處。這種對國際空間地理上的批判將不僅涉及教育的企業化和新的教育分權的市場形式，而且，就社會不平等方面，還涉及不同地區和群體之間的空間影響。我們也需要更加認真地關注跨國企業的興起，關注它們與較小的民族國家尤其是與第三世107界的國家相對的位置關係。政治發展的空間影響，或者國際不平等——通過世界經濟的日益國際化而系統地產生——的空間影響，尚且沒有被給予充分的關注。
再次，在上文描述的背景下，隨著對教育企業化和教育形式分權化、個性化、市場化的強調，我們需要重新審查國家與教育之間的關係。在此，在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界限被重新劃分的控制社會中，更多的注意力應該集中在新自由主義政府自我限定的形式上。這樣的強調或許能夠得到福柯充分且強有力的支持，福柯（Foucault，1991a）開創的「文化治理術」研究強調：規訓是政府的反省形式，在各種慣例中實現，與各種程序和技術相聯繫並使之有效（最新的研究，請參見Burchell，1993；Rose，1993）。
最後，或許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我們需要著手開發理解和分析的模式，這些模式受到我所稱的空間政治學的激勵。對於這種類型的概念的界定，我能想到的更好的著入點是弗蘭普頓，無人能出其右。他提出批判地方主義，廢黜普遍的、自由的和抽象的空間，強調當地的、本土化的重要性。以此為基礎，批判地方主義在特定時空中安身立命。在教育理論和實踐中，批判地方主義自身並不反對新的和自然出現的國際主義形式，而是對文化、歷史的背景敏感，並且認識到當地文化和傳統對抵抗之網提供了規範的推力，抵抗全球現代化進程中不成熟的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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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結構主義、政治與教育》
（Poststructuralism，Politics and Education）
(紐西蘭) 邁克爾·彼得斯 著
邵燕楠譯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品
1
本書簡介
20世紀後期興起的後結構主義埋葬了主體哲學，文化學、社會學等研究興起，同時，新保守主義在西方各國政壇領舵掌權。在此背景之下，教育改革轟轟烈烈，教育研究領域力圖革新。在反思與傳承的基礎上，這本書致力於從政治、文化與權力的角度研讀教育。
本書圍繞著後結構主義這個核心的概念,系統地論述了後結構主義、政治與教育相關的主題：普遍理性與主體的批判，知識分子與後現代文化，後結構主義、教育以及後現代文化三者之間的關係，新自由主義政府與市場對教育與文化的建構，教育理論、教育政策與倫理，信息社會中的科學和教育，科技、賽博空間與大學、民主、教育，差異政治等問題。
2
作者簡介
邁克爾·彼得斯
Michael Peters
紐西蘭懷卡託大學教育學教授，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教育政策、組織與領導系名譽教授，北京師範大學、鄭州大學高級訪問教授，紐西蘭人文所終身研究員，紐西蘭皇家學會榮譽會員，曾是蘇格蘭、紐西蘭、南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歐盟的政策顧問。2012年、2015年分別被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堡大學授予榮譽學位。
彼得斯的研究領域為教育、哲學以及社會理論。他採用後結構主義、批判理論、分析哲學來「透視」知識生產、消費與分配等問題。彼得斯是《教育哲學與理論》責任主編以及其他四本國際電子期刊的創刊主編。他出版了80多本著作，代表作為《後結構主義、政治與教育》 《開放的美德》《奧巴馬與美國夢的終結》《創造力與全球知識經濟》。
3
讚譽
「邁克爾·彼得斯是當代少數幾位教育理論家，他們洞悉當今，提出要緊的問題，並且具有智識上的勇氣把這些問題帶入討論。彼得斯學識的廣度和深度、對所研究領域專業上的洞察令人印象深刻」
——彼得·麥克拉倫（Peter McLaren）
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育學院
邁克爾·彼得斯的視野開闊，洞見深刻，他探討了多種不同的、豐富的主題，讀者可自取英頡；並且各個主題之間的聯繫引人入勝，帶給人樂趣，就好像馳騁在當代學術界縱橫交錯的阡陌上。這本書是後現代思想的珍貴的寶庫，值得細細鑒賞。
——科林·蘭克希爾（Colin Lankshear）
澳大利亞昆士蘭科技大學語言與文學教育學院
最近三年，邁克爾·彼得斯出版的著作數量不菲，這些著作，奠定了他在教育領域中關於後現代思想探討的領先地位。這本書便是明證，他與利奧塔合著的《教育與後現代境況》同樣如此。彼得斯在這本書中融合了大量的一手文獻與二手的資料，進而他給讀者呈現了新穎的內容與觀點。對後現代主義思想與二戰後法國哲學感興趣的教育工作者來說，這本書是重要的資源。
——詹姆士·馬紹爾（James Marshall）
紐西蘭奧克蘭大學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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