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鋒：清代《文選》校勘述略

最新 06-29

清代《文選》校勘述略[①]

劉鋒

劉鋒（1977―），河南南召人，河南科技學院文法學院講師，文學博士，研究方向為「文選學」與唐前文學與文獻。

摘要：清代《文選》校勘可分初期、中期、晚期三個階段，而以中期成就最高。清代的《文選》校勘方法多樣，或重視保存古本原貌、堅持版本對校，或綜合各種校勘成果、旁證眾多文獻，或精於小學、深於考證。特別是清代學者已經逐漸認識到《文選》在傳抄版刻過程中產生的羼亂問題，並試圖通過總結李善注義例、詳辨《文選》刪削合併的痕迹，以恢復李善注原貌，在《文選》校勘史上尤為可貴。清代《文選》校勘的缺失一方面是學者所見版本有限，另一方面由於對《文選》文獻流傳的特徵缺乏深入的認識，其校勘或局限於個別字句，拘泥於細枝末葉。

關鍵詞：文選；校勘；清代

《文選》在清代很盛行，無論是刊刻、閱讀、學習、研究都非常普遍，尤其是清代的《文選》學在隋唐之後又達到一個高峰，研究的方法多樣，領域廣泛，成果豐富，並初步具備了現代《文選》學研究的的萌芽。阮元《文選旁證序》曰：「《文選》一書，總周、秦、漢、魏、晉、宋、齊、梁八代之文而存之，世間除諸經、《史記》、《漢書》之外，即以此書為重，讀此書者，必明乎《倉》、《雅》、《訓纂》、許、鄭之學，而後能及其門奧。淵乎，浩乎，何其盛也！」[1]這一評價代表了清代學者對《文選》的高度重視。張之洞《輶軒語》說：「《選》學有徵實、課虛兩義。考典實，求訓詁，校古書，此為學計。摹高格，獵奇采，此為文計。」[2]大致概括了清代《文選》學的兩個主要方面。而清代《文選》徵實之學又可概括為兩大方面：一方面繼承隋唐的《文選》注釋學，或是在文字、音韻、訓詁等方面補正、深化、擴展，以小學治《文選》學，或是考證典故、史實；一方面則是校勘文字，研究版本，考訂異文，屬傳統校讎學範圍。當然，兩個方面是互相滲透、互相藉助、互為補充的。

校讎學是清代學術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清代的《文選》校勘也是清代典籍校讎的重要成果。整體來看，清代《文選》校勘發軔於清初的錢陸燦、潘耒、何焯、陳景雲等人，興盛於樸學全盛的清中期，其後隨著社會現實和思想學術的激變，《文選》校勘未取得更大成就，但隨著中外交流的增加，一些海外的《文選》版本文獻傳至國內，無疑對《文選》的校勘意義重大。

一、清初的《文選》校勘

清初的《文選》學主流仍是沿襲明代以來的評點之風，在評點中間有注意及校勘者，可稱之為批校。批校因多以批評為主，以校勘為輔，故在校勘上用力不大，校語一般也比較簡略，甚或只是圈點誤字，寫出正字，不出依據。批校的形式一直在清代延續，今天各地圖書館還存有許多附有批校的《文選》版本，一些至今仍有參考價值。當然，清初也有學者專門對《文選》作全面的校勘，如陸貽典、馮武據宋本校勘汲古閣本，陳景雲亦撰有《文選》校勘專書，開啟了後世《文選》校讎的盛況。

明清之際的著名學者傅山（1607-1684）曾評點《文選》，其在《霜紅龕集》卷二五《家訓》中曰：「記吾當二十上下時，讀《文選》京都諸賦，先辨字，再點讀三四，上口則略能成誦矣。」[3]可見其曾對《文選》用功。傅山對《文選》的評點尚有一些內容保存在《傅山全書》中，其中有少量校語。其所批點之《文選》為汲古閣本。

錢陸燦（1612-1698），字爾韜，號湘靈，又號圓沙，江蘇常熟人。錢氏喜藏書校書，於晚年批閱《文選》，流傳頗廣，在清代前期影響較大，至今尚存過錄其批語的《文選》多部。[4]

陸貽典（1617-1686），一名陸典，字敕先，江蘇常熟人。馮武（1627-？），字竇伯，別字簡緣，江蘇常熟人，馮舒之侄。馮、陸皆為清初著名的藏書家、校讎家，二人曾合力校《文選》，後顧廣圻曾借閱二人校本，復加讎校。

潘耒（1646-1708），字次耕，一字稼堂、南村，晚號止止居士，藏書室名遂初堂、大雅堂，吳江人，師事徐枋、顧炎武，博通經史、歷算、音學。潘氏曾批校《文選》，有一定影響。

何焯（1661-1722），字屺瞻，學者稱義門先生，江蘇長洲人。何氏博學強識，蓄書數萬卷，凡經傳子史詩文集、雜說、小學，多參稽互證，以得指歸。於其真偽、是非、密疏、顯隱、工拙、源流，皆各有題識，如別黑白。及刊本之訛闕同異、字體之正俗，亦分辨而補正之。何氏曾批校《文選》，被廣為傳抄、過錄，乃至版刻以行，無論其評點還是校勘，皆深受推崇，黃侃稱清代治《選》學者簡要精核未有超於何氏。

陳景雲（1670-1747），字少章，私謚文道先生，江蘇常熟人，博聞強識，能背誦《通鑒》。少從何焯游，焯歿，獨系吳中文獻幾二十年。陳氏有校勘《文選》之專書，然未付梓，以抄本行世，故稱名卷數皆不一。今國家圖書館藏有清咸豐間周鎮抄本《文選舉正》兩冊，不分卷。孫志祖《文選考異》於陳氏校語有所徵引，而顧廣圻撰《文選考異》徵引尤多。

二、清中期的《文選》校勘

清代中期尤其是嘉道之間，是《文選》學最為興盛的階段，《文選》校勘成果眾多，著述方式也從批校發展到專著。

姚范（1702-1771），初名興涑，字已銅，後改名范，字南菁，號姜塢，晚號幾蘧老人，安徽桐城人。姚范是桐城派的著名文人、學者，能詩文，頗用力治學，博聞強記，於書無所不窺。生平論學大旨以駿博為門戶，以沈潛為堂奧，而議論篤實，粹然一軌。然不希著述，多將心得記錄於書上，後人整理摘錄成《援鶉堂筆記》五十卷。姚氏亦曾批閱《文選》，《援鶉堂筆記》錄有姚氏批閱《文選》文字三卷，其主要內容是抄錄何焯批點，並附以己說，於保存何焯批點頗有價值，同時亦多有發明。

汪師韓（1707-？），字抒懷，號韓門，又號上湖居士，浙江錢塘人。汪氏著有《文選理學權輿》八卷，據其自序書成於乾隆三十三年（1768），《書目答問》列之為「文選學家」。此書亦偶有涉及校勘的條目，其中卷三「選注補闕」門數條彙集李善注中對《文選》作品的考異之語，卷八《質疑》為考證《選》文《選》注的條目，其中亦有關涉校勘者。

盧文弨（1717-1796），字召弓，一作紹弓，號磯漁，又號檠齋，晚年更號弓父，人稱抱經先生，浙江仁和人，清代校讎學家的傑出代表。盧文弨曾於乾隆丁卯(1747)、乾隆甲戌（1754）兩次受詔參與校勘《文選》，其於乾隆辛未（1751）為錢在培撰《麗景校書圖記》，詳細記載了乾隆丁卯參與校勘《文選》的經過，可知當時有專門的校勘成果別錄為冊。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卷三則記錄了盧文弨參加的另一次校勘：「乾隆甲戌夏，命翰林工楷書者梁國治、秦大士、梁同書、庄培因等，繕錄昭明《文選》。又命朱珪、戈濤、盧文弨、翁方綱等，校對於翰林院後堂東寶善亭內。發出宋版《文選》一部，紙墨精好，古香襲人。每冊有前賢手題墨跡，第一冊前有御筆題云：『此書在天祿琳琅中，亦不可多得。』」[5]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一二《送盧抱經南歸序》亦曰：「予同歲進士二百三十一人，予嘗自謂抱經校讎之精，用力之篤，惟予知之最詳。……君所校正書目甚繁，予初成進士時，喜讀遷、固之書，則借君所校三史錄之。甲戌授館職後，借所校《文選》錄之。」[6]盧文弨對《文選》的校勘似在其早年於京師任職內閣中書、翰林院編修時，其後未再著力於此，翁方綱稱其曾過錄盧氏所校，但之後未見學者徵引。

這裡順便略述乾隆年間的幾次校錄《文選》。乾隆頗留意《文選》，天祿琳琅所藏《文選》版本甚多，里中多有乾隆御批。他還曾多次召集館閣學者校錄《文選》，今尚存多種當年御藏的《文選》寫本，其中即有盧文弨參與校勘的《文選》寫本，分別由歐陽正煥、梁國治等人謄錄。這些校勘有利有弊，有利之處是人力充裕，條件優厚，如盧文弨《麗景校書圖記》稱當次參加校勘李善注《文選》的翰林、中書各十人，且賞賚優渥，而陳康祺所記一次則雖人數較少，但校勘者學識更高，且稱發出精良的宋版《文選》一部，這在當時宋版《文選》非常難得的情況下，無疑十分利於校勘。但相較利處，弊處亦大，一方面眾人合作，往往不易統籌，另一方面，此類奉旨校書往往時間有限，難以深加研討，翁方綱《坳堂集序》記與戈濤同校《文選》，而其校勘時間不過匝月。再者，此類校錄之本呈進之後便成御玩之物，不得流傳，故其校勘成果亦難以公開。《四庫全書》所收李善注《文選》，提要稱「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恭校上」，在乾隆時多次校錄《文選》之後，但所收為汲古閣本，書後亦未附考異，顯然對之前的校錄成果完全未加利用，不能不說遺憾。

許巽行（1726-1798），字六葵，號密齋，華亭人，著有《文選筆記》八卷，為清代一部重要的《文選》學專著。據書前所附《密齋隨錄》稱書成於嘉慶戊午（1798）。許氏先後十數次校勘《文選》，用功頗巨，《筆記》內容即以校勘為主。許氏校勘注意版本之間的羼亂情況，是在胡氏《考異》之前認識較為深入的。又能注意辨別五臣闌入李善者，凡正文用字及注文混雜，多所校正，較之前各家校勘更進一步。許氏詳細記錄了校勘曾使用的具體版本，這較前人往往不明其所用版本也無疑進步了不少。其校勘所用版本，據《隨錄》所記主要是通行的汲古閣本，又有錢士謐重校本，葉氏海錄軒本，在當時亦屬較好的李善單注本，所見又有張伯顏本、養德書院本，為尤刻本系統的元明刻本，雖非宋本，亦差強人意。《文選筆記》雖然版行較晚，但從許巽行校勘工作的實際時間看，應是當時成果最重的。

余蕭客（1729-1778），字仲林，別字古農，長洲人，撰《古經解鉤沉》三十卷，采掇舊詁，最為詳核。余氏撰有《文選音義》八卷、《文選紀聞》三十卷兩種《選》學專書。《紀聞》集前人關涉《選》文之說，與汪師韓《權輿》一書之《前賢評論》門類似，而十數倍之，生前未刊，由其門人朱邦蘅校錄，收於方功惠《碧琳琅館叢書》中。余氏著書多以鉤沉鈔撮為主，《音義》多錄何焯校語，《紀聞》所錄部分考證文字，皆關涉校勘，雖發明不多，要亦省卻學者搜討之功。

孫志祖（1737-1801），字詒谷，或作頤谷，號約齋，浙江仁和人，生而穎悟，自雲讀群經及《文選》等書，一似素所熟習者。孫氏撰有《文選理學權輿補》一卷、《文選考異》四卷、《文選李注補正》四卷，諸書初刻於嘉慶戊午（1798）。《考異》四卷，為校勘專書，所校以《文選》正文為主。孫氏頗注意徵引前人時賢之說，孫氏自序所謂借閱三家校本，參稽眾說，即是此意。《考異》以徵引何焯最多，故亦於保存何氏批校甚有價值。所徵引錢陸燦、潘耒二人雖不過十數條，但兩家批校本不易見，尤其潘氏校本，後世似並無傳抄，故唯據此窺豹一斑。《考異》廣泛徵引前人之說，並與各種典籍旁證曲通，校記每能考證發揮，較之前人的簡單批校不可同日而語。

張雲璈（1747-1829），字仲雅，號簡松居士，浙江錢塘人。博學雄才，頗工於詩，著《選學膠言》二十卷，據自序知書成於道光壬午（1822）。駱鴻凱稱其書「自經說史評，山圖水注，以及名物象數，聲音訓詁，罔不旁搜博引，以助多聞」[7]，允為一部博洽的札記式考據著作。全書一千二百餘條，涉及校勘者十之一二，雖不算多，但因不必受校語簡明之限，能博引深究，頗有益於《文選》之校勘。

阮元（1764-1849），字伯元，號芸台，謚「文達」，江蘇儀徵人，清嘉道間名臣，被尊為一代文宗。阮元提倡駢文，推崇《文選》，與桐城派相抗。阮元藏尤刻本《文選》一部，以之鎮文選樓，當時學者惟知尤刻本有兩部[②]，一部即胡克家據以翻雕者，另一部即阮氏所藏。阮氏自稱時時校及《文選》，序中復舉此本與汲古閣毛本、翻張本、晉府本等對校，所得脫文、異文十數條。其在《文選旁證序》中說：「余昔得宋本，即欲重刻之，又欲匯萃諸本為校勘記，以證晉府、汲古之誤，而胡中丞已刻尤本，是以輟作。今又讀梁中丞此書刻本，得酬夙願，使元為校勘記，亦必不能如此精博也。」[1]今國家圖書館藏有一部阮元過錄馮武、陸貽典、顧廣圻批校本，為儒纓堂重刊汲古閣本，書中過錄文字一筆不苟，並記校錄起訖時間，歷時兩年始完成。

顧廣圻（1770-1839），字千里，號澗蘋，別號思適居士，江蘇元和人，清校讎學家的傑出代表。彭兆蓀（1769-1821），字湘涵，又字甘亭，晚號懺摩居士，江蘇鎮洋人，工詩、駢文。彭、顧二人於嘉慶戊辰（1808）、己巳（1809）間為胡克家校勘尤刻本《文選》，翻刻以行，並撰《考異》十卷附後，世稱胡刻本，成為之後最通行的《文選》版本，至今不廢。《文選考異》代表了清代《文選》校勘的最高成就，是清代《文選》學的經典之作，學者多有評價研究，茲不贅述。

朱珔（1769-1850），字玉存，一字蘭坡，安徽涇縣人。珔愛書如命，學有本原。主講席幾三十年，教士以通經學古為先，與桐城姚鼐、陽湖李兆洛並負儒林宿望，蓋鼎足而三雲。撰《文選集釋》二十四卷，自序於道光十六年（1836），然生前未刊，書稿在太平天國戰亂中散佚，後經其子葆元搜集刊於同治十二年（1873），然部分已非最終定稿。《書目答問》列朱珔為「文選學家」。《集釋》內容以地理、名物考證為主，亦間及校勘。

俞正燮（1775-1840），字理初，安徽黟縣人，一生游幕，傭書為業。俞氏學問博洽，尤精考證，撰《癸巳類稿》、《癸巳存稿》，為清代學術筆記名著。俞氏曾批校《文選》，《癸巳存稿》中收有《文選相沿誤字》、《文選注引書字識語》、《文選自校本跋》、《校文選李注識語》等文，另有多條涉及《文選》作品的考證文字。王立中稱其曾購得一部俞正燮批校汲古閣本《文選》，有硃筆點勘，一至十八卷眉上行間爛然殆遍，余卷亦始終不懶，校補奪文誤字甚多。[8]可知俞氏對《文選》曾做過比較全面的校訂。國家圖書館藏有一部鄧傳密（1795-1870）過錄俞正夑批校汲古閣本《文選》，鄧氏於卷一題曰：「道光乙未三月十八日丁丑，在杭州借得黟俞正燮理初孝廉手校本，依式錄之。」俞氏校勘有兩個特點，其一是他校，《文選自校本跋》曰：「《文選》見於史策者極多，一一校存之，備異同斟酌耳。」這與王立中所見俞氏校本卷一至卷十八批校尤多可以印證，蓋前十八卷為賦，多載於史策，故所校處多。通過《選》文與「史策」比對，俞氏在跋文中舉出十數例《文選》不同於「他本」者，對這些不同之處，俞氏多以之為昭明所改，所謂「選家例有甄別增刪」也，其說頗具啟發性，然稍嫌武斷。但又稱「校者詳其異同，以見古人之趣，非有彼此是非之見，凡校書皆然，況其為文辭選集本也」，所校「非改《文選》也」，亦可見其謹慎。[9]俞氏校勘的另一特點是通過精讀本文、深入考證，以辨文中之誤，雖無版本依據，然立說精審。另外，俞氏亦通過校勘對李注版本有所考辨，能夠注意利用前人引文以探究《文選》版本，頗具啟發性。總之，俞氏學問淵博，校勘精細，其成果頗值得參考。

梁章鉅（1775-1849），字閎中，一字茝林，晚年自號退庵，祖籍福建長樂，清初遷居福州，故又自稱福州人。梁氏著述宏富，撰《文選旁證》四十六卷，以校勘為主，兼及訓詁考證，是清代《文選》學專著中卷帙最多的一部。所謂「旁證」，主要是據其他文獻、學說來考訂本文，梁氏既以此署書名，故其校勘亦著力在此。《文選》中往往存在一些各本皆誤的地方，須據他書方能訂正，《旁證》一書在這方面的校勘成績較為突出。《旁證》校勘長處在於廣泛參據各種典籍以及各家學術成果，如果說李善注是徵引式訓詁，《旁證》則可稱之為徵引式校勘，故前人所謂「淵海」、「集大成」，蓋就此而言，評價雖嫌過譽，但這些內容還是頗可供後人閱讀、校勘《文選》以作參考。其闕失則嫌因襲多而創穫少。

梁章鉅批校昭明文選原書書影

胡紹煐（1792-1860），字耀庭，一字葯汀，號枕泉，安徽績溪人。胡氏著《文選箋證》三十二卷，是清代《文選》學專著的代表作之一。胡氏在序中高度評價李注之價值，但亦指出李注有失當之處，「擇焉不精，往往望文生訓，轉失本旨」，故此書名為箋證，蓋即本之李注而為之作箋證也。《箋證》以聲音訓詁為主，考證之間亦多涉校勘，考訂《文選》足資參考。

三、清代晚期的《文選》校勘

清代晚期《文選》校勘有所低落，一方面受社會學術風氣轉變的影響，一方面就當時條件，很難超越前人，可謂興盛之後的餘緒。當然，此時目錄版本之學愈趨深細，對《文選》版本的研究則較之前深入，而且《文選》版本文獻頗多新的發現，是《文選》學的一大亮點。

陳倬（1825-1881），字培之，江蘇吳縣人，少熟《文選》，能背誦，好講明古人制度。國家圖書館藏有陳倬撰《文選筆記》七卷，為民國時合眾圖書館抄本。此書未曾刊刻，故學者很少提及。《筆記》以考證為主，亦有不少校勘條目，屬考校類的《文選》學專著。其校勘以本校、理校為多。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南京圖書館藏有陳倬批校《文選》一部。

譚獻（1832-1901），初名廷獻，字仲修，號復堂，浙江仁和人，近代詞人、學者。譚獻工駢文，規仿六朝，高出時人。譚氏頗留意《文選》，曾有意撰《文選疏》。周貞亮《文選學·導言》稱其欲為李注作疏，已作略例，未及成書。可知譚氏《文選註疏》終未成書，但據《日記》可知譚氏初步將《文選》校勘一過。今上海圖書館藏有一部譚獻批校的《文選》。

程先甲（1872-1932），字鼎臣，又字一夔，江蘇江寧人，光緒二十九年舉人，精訓詁、音韻之學。程氏撰有《文選》學著作多部，其中《選雅》二十卷，摭拾李注訓故，依《爾雅》分類，有光緒二十八年刻本，另有《選學管窺》六卷、《文選古字補疏》八卷、《文選校勘記》三卷、《選學源流記》二卷，皆未刊，然可見程氏頗用功於《選》學。

結語

以上就所見文獻資料，對清代的《文選》校勘概況略作敘述。清代的《文選》校勘成果十分豐富，校勘過《文選》的學者還有很多，僅就《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所著錄，至今尚存有張敦仁、陳澧、曾國藩、葉昌熾、嚴復、章鈺等人的批校本，而未經著錄的批校本恐仍有很多，其中有不少已經湮沒無聞。

總的來看，清代是中國校讎學發展的巔峰時期，在校讎的理論、方法與具體實踐上都遠度前代。這在《文選》的校勘上也有突出表現。清代學者校勘《文選》的目的，除了一般的糾正訛誤以便於閱讀外，逐漸注意到試圖恢復李善注的原貌，實際上也就是盡量恢復典籍的原貌，從今天看這才是校勘最終也是最重要的目的。

清代的《文選》校勘方法多樣。重視保存古本原貌、堅持版本對校為主的以胡克家《文選考異》為代表；綜合各種校勘成果、旁證眾多文獻的以梁章鉅《文選旁證》為代表；精於小學、深於考證的以王念孫、段玉裁等人的校勘為代表。尤為重要的是，清代學者逐漸認識到《文選》在傳抄版刻過程中產生的羼亂問題，並試圖通過總結李善注義例、詳辨《文選》刪削合併的痕迹以恢復李善注原貌。這些是前人校勘未曾注意過的問題，並為後人進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另外，目錄學、版本學的發達，與校勘相輔相成，也是清代《文選》校勘遠逾前代的一個重要因素。

當然，清代《文選》校勘也存在不少缺失。一方面學者受限於版本聞見不足，所見偶有宋版，其他則多據明清刻本，故往往費力頗多，而在諸多唐寫抄本及宋刻本流通已廣的今天，其價值已經不大。另一方面由於對《文選》文獻流傳的特徵缺乏深入的認識，其校勘不免局限於個別字句，拘泥於細枝末葉，對《文選》文獻演變的複雜性考慮不足，故其推論雖具啟發性，但仍不免武斷、草率之處。另外，限於當時條件，學者的校勘成果流通不暢，彼此不能互相參考，遂往往造成重複勞動。

參考文獻：

[1]（清）梁章鉅撰;穆克宏點校.文選旁證[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9;10.

[2]（清）張之洞.輶軒語[M].民國十二年沔陽盧氏《慎始基齋叢書》本.

[3]（清）傅山.霜紅龕集[M].《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宣統三年丁氏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趙俊玲.錢陸燦《文選》評點本探析[J].殷都學刊,2007,03:73-79

[5]（清）陳康祺撰;晉石點校.郎潛紀聞[M].北京：中華書局,1984.48.

[6]（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M].《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李彥章校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7]駱鴻凱.文選學[M].北京：中華書局，2015.66.

[8]王立中.俞理初先生年譜[M].《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一三四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619-620.

[9]（清）俞正燮.癸巳存稿[M].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360-361.

[①]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文選》李善注校理」（14AZd074），河南省教育廳人文社科項目「《文選》校讎史研究」（2016-GH-024）。

[②]阮元《文選旁證序》曰：「尤本今有兩本：一本余所藏以鎮隋文選樓者也，一本即嘉慶間鄱陽胡果泉中丞據以重刻者也。」莫友芝《郘亭知見傳本書目·總集類?文選注六十卷》曰：「宋淳熙本有二，一胡果泉本，一阮相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