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一篇文章引發的真理標準大討論

原標題：（揭秘）一篇文章引發的真理標準大討論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一版發表署名「本報特約評論員」的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隨後，新華社、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先後轉載。文章像一顆「重磅炸彈」在思想理論界引起了巨大震動，由此引發了一場席捲全國的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

那麼，這篇文章為何會震動全國？文章在寫作和修改過程中都發生了哪些鮮為人知的故事？它對處在十字路口的國家命運又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呢？本期節目，李涵為您講述：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台前幕後。

1976年10月，「四人幫」倒台。得知消息後，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胡福明和同事們興奮地在家裡擺了一桌酒菜，用飲酒吃蟹來慶賀這一盛事。作為一個哲學系的教師，他敏銳地覺察到「中國已經到了歷史的轉折關頭」，中國要「改弦更轍」。所謂「改弦」，就是把「以階級鬥爭為綱」這根弦去掉；所謂「更轍」，就是要另闢一條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道路。

於是，胡福明在授課之餘，挑燈走筆，寫下了許多在思想上撥亂反正的理論文章，由於道出了心聲，很多讀者拍手稱快。

1976年年底，胡福明開始思考一個問題：「四人幫」雖然粉碎了，但中國仍然面臨著嚴峻的政治形勢。如何從根本上批判「四人幫」，以推動撥亂反正呢？

1977年2月7日兩報一刊發表了題為《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這篇社論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就是後來經常被提到的「兩個凡是」。此後，批判「四人幫」逐漸降溫，撥亂反正寸步難行，中國的命運又陷入到前途未卜的危急關頭。

此時，胡福明陷入苦思：判斷認識和決策是否正確的標準究竟是什麼？判斷是非的標準究竟是什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在歷史上也經常按實踐來修改自己的觀點，怎麼能說「句句是真理」？怎麼能搞「兩個凡是」？這完全是教條主義，是宣傳個人崇拜，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觀。

3月的南京春寒料峭。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與摸索，胡福明終於意識到，衝破「兩個凡是」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他非常高興，謀劃寫作一篇戰鬥檄文。經過反覆思索和比較，他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中找到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作為切入點。他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並不認為自己的話句句是真理，他們也會犯錯誤。提出真理的實踐標準與「兩個凡是」針鋒相對，能切中要害。

1977年7月下旬，為了澄清被「四人幫」搞亂了的理論是非，準確地、完整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南京地區召開了一次規模較大的理論座談會。這是粉碎『四人幫』以後的第一次理論界的盛會。江蘇省委黨校、南京大學和南京化學工業公司等40個單位的200多名理論工作者或代表參加了會議。當時，擔任光明日報社理論部哲學組組長、《哲學》專刊主編的王強華應邀出席了該會。

在那次會議的討論中，一個叫胡福明的青年教師引起了王強華的注意。王強華回憶說：「今天，社會主義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已成為共識，『生產力論』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但在當時，受兩個『凡是』的思想束縛，許多人並沒有這樣的認識。那天，胡福明的發言針對『四人幫』時期將『唯生產力論』當作『修正主義的理論』來批判，認為『唯生產力論』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當年批判『唯生產力論』就是批判馬克思主義。誰知，就在胡福明剛發言完，立刻有兩三位與會人員起來反駁他的觀點。這樣，一場旨在深入批判「四人幫」的討論會驟然變成了與會人員之間的爭論。主持人為控制場面，馬上宣布休會。」

休會期間，王強華主動找到了胡福明，向他介紹了以前參加過中央和北京地區理論討論會的情況，並肯定了他的發言立論，告訴他北京有些知名學者也持有這種觀點。

從胡福明的發言和與其短暫的交談中，王強華看出他是個思想解放、敢於發表和堅持自己觀點的人，而且具有較高的理論素養，便動了向他約稿的念頭。討論會結束後，王強華把這次到南京來的組稿意圖，即物色作者圍繞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撥亂反正撰寫文章告訴了胡福明，希望胡能為《光明日報》的《哲學》專刊寫篇這樣的專稿。胡福明本來就在構思相關主題的文章，現在又恰好遇到王強華約稿，於是欣然接受。

《光明日報》是一份在當時思想理論領域和知識分子中間極有影響的中央報紙，所以，接受王強華的約稿後，胡福明很慎重，他認真梳理了自己的思路，於1977年9月，將寫好的兩篇稿件寄給了王強華。

不料文稿寄出後如泥牛入海，杳無音訊。胡福明不知道等待他的將是什麼樣的命運，也無法預料這篇文章將會在中國引發一場怎樣的地震。

當時，王強華正連續在華東、西北出差。直到12月下旬回報社，才看到胡福明的兩篇稿件：一篇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另一篇是批江青的「女人也是生產力」謬論的稿件。

作為《哲學》專刊的負責人，王強華認為批江青的那篇不適合在專刊上用，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一文，儘管理論部的其他同志覺得寫得過於純理論化了，引用的革命導師的話較多，但他認為該文抓的問題重要，面對「文革」中「四人幫」散布的現代迷信，有很強的針對性，符合報社的組稿意圖，是一篇好文章，決定留用。

經過初步編輯，刪掉了一些意思重複的內容後，1978年1月14日，王強華簽字發排了此稿。隨後，寄了兩份小樣給胡福明，並附信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一文「提的問題比較尖銳，分寸上請仔細掌握一下，不要使人有馬列主義『過時』論之感的副作用。文章請儘快處理寄來，爭取早日刊用。」

在以後的幾個月中，胡福明又按王強華的建議對文章作了多處修改。1978年3月13日，王強華給胡福明的信中寫道：「您的文章，基本上已定稿，但現在看來，聯繫實際方面的內容較少……為了使文章更加(具有)戰鬥性，請適當增加些聯繫實際部分。由於『四人幫』多年來抓住片言隻語嚇唬人，束縛人們的思想，致使一些同志至今仍不注意實踐經驗，不從實際出發，而是從定義出發，從概念出發，離開具體條件硬套某個指示，結果『心有餘悸』，許多工作搞不好。請考慮能否把這樣的話加上。」

1978年4月初，經光明日報社分管理論部的領導小組成員馬沛文審閱同意，5次修改後的題為《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一文，準備安排在4月11日的《哲學》專刊上以頭條位置刊出。

對於王強華來說，毋庸置疑，這是一篇有分量的理論文章。但是，這篇文章後來被再度修改提升，成為中國結束「文化大革命」後解放思想的先鋒之作，並引出一場全國性的大討論，則是王強華始料未及的。

修改稿

4月上旬，《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一文送到《光明日報》新任總編楊西光手中，由他進行刊發前的最後審閱。

5000多字的文章，楊西光竟用了1個小時來讀。曾擔任福建省委宣傳部長、復旦大學黨委書記的楊西光理論水平很高，讀完胡福明的稿子，他思緒萬千。事實上，稿子的主題在他心中已經醞釀了很久。他馬上將王強華找來，說：「文章從專刊上撤下來，組織力量修改，加強現實針對性，放在一版發！」楊西光特彆強調，針對理論和實踐關係問題上的一些混亂思想，要作比較充分的論證，使文章更有指導意義；要進一步觸及當時影響撥亂反正、衝破禁區的一些現實問題，提到思想路線上來批評、闡述。

按照這個意見，文章要作很大改動，而作者卻遠在千里之外的南京。怎麼辦？巧的是，此時胡福明正好來北京參加社科院哲學研究所召開的研討會。一到北京，他就給王強華打了電話。

此時，楊西光的學生、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籌備組工作的江春澤報信說，中央黨校的孫長江正在著手撰寫有關真理標準問題的文章。於是，楊西光決定請孫長江和胡福明過來一起討論。

4月13日，吃罷晚飯，楊西光派自己的車把胡福明接到了報社，又到中央黨校把孫長江請來。孫長江是中央黨校《理論動態》雜誌社的編輯，也是胡福明在中國人民大學讀哲學研究生時的老師，彼此都很熟悉。

晚上7點半，楊西光、胡福明、孫長江、王強華以及理論部的馬沛文五人，在楊西光的辦公室里討論稿件的修改。楊西光先向大家介紹了修改此文的原委和現實意義，並詳細詢問了孫長江和胡福明寫作的基本思路和重點。胡福明認為，重點應放在理論上分清是非；孫長江認為重點應放在思想路線上分清是非。

大家圍繞文章進行了討論，提出了修改意見，由胡福明去修改。於是，胡福明白天參加哲學討論，晚上修改文章。第二天《光明日報》通訊員拿走稿子，傍晚再把修改後的小樣送來。4月15日，胡福明把改寫的稿子送到《光明日報》後，就回南京去了。這已經是第六次修改，所改的稿子增加了批判「四人幫」的內容，增加了闡述「認識不可能一次完成」的內容，但文章仍保留了原來的三大段結構，沒有把4月13日大家討論的意見體現出來。馬沛文、王強華在4月20日又修改了一稿，即第七稿。

4月23日、24日，楊西光、馬沛文再次討論了20日的改稿，並作了修改。這已是第八次修改。第七、第八兩次修改的稿子都送到孫長江和時任中央黨校哲學教研室主任吳江那裡徵求意見。

第七、八次修改的稿子，基本上反映了4月13日晚上討論的意見：文章從題目到內容都明確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別無其他標準。同時，楊西光把題目也改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題目上加上「唯一」二字，以增強力度，文章的主題進一步深化了。

第八稿送給吳江和孫長江後，楊西光又到中央黨校與他們交談。三人商定，為擴大文章的影響，定稿後，先在中央黨校主辦的內部刊物《理論動態》上發表，因為凡是在《理論動態》上發表的文章，都要經過胡耀邦的審閱，第二天再由《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公開見報。這個意見後來由吳江請示了胡耀邦，胡耀邦爽快地答應了。

胡福明回憶說：楊西光很有師長風度。那時候他找我談話，用十分謙和的口吻說，文章是你寫的，但是由集體修改的，為了加強文章的嚴肅性和權威性，我們想用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我們想聘請你為《光明日報》的特約評論員，你有什麼意見嗎？我當即很高興地回答：「沒意見，文章能起到更大的作用我很高興。」

胡福明

胡福明當時不知道的是，中央報紙上許多重要文章如果以社論或本報評論員名義發表，都要交送主管宣傳工作的汪東興審閱。而以特約評論員名義發表，可以避免送審。而且，這個名義還隱含著文章出自某權威人士之手的意味，能引起讀者注意。

與此同時，楊西光又分別拜訪了時任《人民日報》社總編輯胡績偉、新華社社長曾濤以及《解放軍報》總編輯華楠，向他們通報了這篇關於真理標準的文章，得到了幾位同行的支持，並商定：《光明日報》發表後，《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第二天轉載，新華社轉發通稿。

隨後，孫長江在吳江的指導下，以第八次改稿和他原擬寫的文章的構思為基礎，並根據這次討論的意見，又作了一次修改和潤色。這已經是第九次修改了。孫長江修改完畢後，吳江在閱完此稿時又作了一些增改，於4月27日在稿子第一頁的天頭上註明：「請即排印十五份送胡耀邦、楊西光、作者——航空發出，5月10日那期用。」

稿子得到了胡耀邦的充分肯定，他當即批示：5月10日先在《理論動態》上發表，5月11日由《光明日報》以「本報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公開發表，經過楊西光，王強華，馬沛文、孫長江、吳江的修訂，最後由胡耀邦審定的文章終於問世了。

5月12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全文轉載，《遼寧日報》等十幾家報紙緊隨其後也全文轉載了這篇文章。如此迅速、如此步調一致地轉載《光明日報》的文章，當時也是十分罕見的事，立即引起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注意。盼望早日衝破「兩個凡是」思想束縛的人讀了此文，欣喜之情無不溢於言表。

然而，就在《人民日報》第二版轉載文章的當天，汪東興就給中宣部部長張平化打了電話，嚴令追查此事。一時間鬥爭的硝煙四處瀰漫。

從一開始，文章就被上升到路線問題、旗幟問題上來。各種大帽子劈頭蓋臉地扣來，楊西光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他一度呆在辦公室里喃喃自語：「大不了丟『烏紗帽』，有什麼了不起的。」

而作為文章的「始作俑者」，胡福明的面前也沒有鮮花和喝彩，有的只是沉重的精神負擔。有人對胡福明說：「老胡，你已經卷進了政治鬥爭的漩渦了，風險很大，你知道嗎？要有思想準備。」 而當一些知心朋友知道這個「特約評論員」就是胡福明等人時，紛紛向他表示祝賀：「說出來了就是勝利……」胡福明受到莫大鼓舞。

轉機很快出現。6月2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發表了重要講話。他尖銳地批評了「兩個凡是」的思想，明確指出：「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他在講話中號召「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

第二天6月3日，《人民日報》在頭版以「鄧副主席精闢闡述毛主席實事求是光輝思想」為通欄標題，《解放軍報》在頭版用套紅大標題詳細報道了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6月6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又在第一版全文發表了講話。

鄧小平的這篇講話，使堅持實踐標準的人們受到了巨大的鼓舞，更明確了真理標準討論的現實針對性以及重大意義。

胡福明 沈寶祥 呂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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