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剿共」背後國民黨派系的較量

——以西南地方勢力與蔣介石矛盾鬥爭為中心的考察

撰文：羅敏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1930年代蔣介石在推進統一進程中遇到的最大挑戰，主要來自以陳濟棠、李宗仁為代表的廣東、廣西地方實力派和以胡漢民為首的黨內元老勢力結合而成的西南政權（即西南政務委員會和西南執行部）。在西南地方勢力與國民黨中央博弈過程中，介於二者之間的中共力量之消長，成為影響他們關係發展的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正因利害如此攸關，雙方在「剿共」問題上的真實態度可謂虛虛實實，真假難辨。

長期以來，學界對西南地方勢力與國民黨中央在「剿共」問題上的認知有失簡單。南京中央被視為「剿共」政策的堅決實施者，而西南地方勢力則被認為對「剿共」長期消極，甚至與中共一方相互依存。這一認知雖大體無誤，但缺乏對歷史內部複雜性的深刻洞察。近年來，隨著《蔣介石日記》《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下文簡稱《事略稿本》)等原始檔案資料的開放與刊布，蔣介石在實施「剿共」政策過程中的首鼠兩端，甚至有意「放水」，開始逐漸為後人所知曉。結合《蔣介石日記》《事略稿本》和《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等兩方面史料考察，可以看出雙方在「剿共」問題背後的算計與較量，要比我們已有的認識更為豐富，也更加複雜。蔣在日本侵略東北、自身實力有待充實的情況下，通過與陳濟棠合作「剿共」，藉機拉攏、分化西南內部軍事與政治兩派勢力。陳濟棠則假借出兵「剿共」為名，操縱中央與西南元老，在向中央請求經濟補助的同時，又以「剿共」軍事緊張為由，反對胡漢民等政治領袖在西南開府反蔣。胡漢民等人則以邀請川、滇、黔、湘等地方勢力來粵協商「剿共」相號召，積極推動西南諸省的同盟與聯防，以推翻蔣的獨裁統治。

本文即通過對照《蔣介石日記》和《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的相關記載，同時結合當時天津《大公報》《北平晨報》《香港中興報》《香港工商日報》的相關報道，試圖揭示蔣介石與西南地方勢力在「剿共」問題上的真實態度及其背後的較量過程。

1

合作「剿共」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日本的入侵改變了蔣介石與其政治對手之間的博弈方式。因胡漢民湯山被囚事件引發的寧粵對峙由武力相向轉為和平解決。然而，在和平統一的表象背後雙方依然貌合神離，相互防範。

統一政府成立後，兩廣方面雖然聲稱取消「非常會議」和「國民政府」，但同時又宣布遵依廣州四全大會決議，在粵成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西南執行部」和「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兩廣方面此舉的真實目的，是為了保持半獨立的自主狀態，但對外卻公開宣稱是為了「剿匪」，標榜「蓋當粵成立國府之目的有二，一為推倒獨裁，一為肅清共匪，現在第一目的雖已達到，第二目的還未實現，故要有此組織，負責剿共，所以要用西南為名，則因共匪以西南為最多」，「就西南名義言，組織雖屬地方，但就剿共實際言，則誠為全國。外間有謂此組織為對付中央，為形成割據，均屬誤會，蓋各機關率聽命受轄於中央也。」

第二次下野復職後，蔣介石認為：「如廣東能切實歸附中央，則對內對外問題皆可迎刃而解，否則廣東人亡國民黨，國民黨亡而中國亡，國之罪應由廣東人負之。」蔣雖力主統一廣東為解決國內問題的關鍵，但因日本對北方的侵略毫無緩和跡象，為避免陷入南北受敵的被動局面，於是決定對「西南聯絡」、對「南部妥協」。上海淞滬戰事爆發後，為將入贛「剿共」軍隊抽調回京作軍事上的準備，蔣決定將江西「剿共」的任務委託粵桂所屬第1、4兩集團軍負責辦理。合作「剿共」成為蔣對兩廣實力派進行聯絡、加以羈縻的主要方式與手段。1932年3月19日，蔣在就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後的第二天便電告何應欽:「陳伯南(注:陳濟棠字伯南)對國防積極準備，對中央亦無二意，不再受政客挑撥，意志已加堅決，同舟相濟，為國佩慰。其名義或為廣州綏靖主任，兄與之切實商定可也。」

蔣介石借協商「剿共」之機，側重聯絡以陳濟棠為首的軍事將領，而對以胡漢民為首的元老派淡然視之，顯然帶有分化西南內部文、武兩派之意。此時，西南方面正欲借淞滬戰事爆發之機，醞釀另組政府。蔣的分化政策初見成效。陳濟棠對元老派欲在西南開府、擴大組織的做法態度慎重，一方面借口回鄉葬父，消極擺脫內部元老的牽絆;另一方面派手下將領鄧龍光、李慶文赴京，主動向蔣交涉出兵「剿共」的條件。陳所要求的具體條件如下:

(1)入贛剿共部隊應請中央另派大員統一指揮，最好敬之(何應欽)為正，陳(濟棠)願為其副。(2)中央補助粵軍剿共費最好月撥110萬元，並請一次性撥助子彈50萬發，機關槍若干。(3)收復區應請專設戰地政委會，專任善後，並謀與天翼(熊式輝)開誠合作之辦法。(4)粵桂各設綏靖主任，陳(濟棠)兼八路指揮，獨李(宗仁)無兼職，應請中央一律給李桂軍指揮名目，以免取消一四集團時，為李(宗仁)、白(崇禧)牽制破壞。(5)應請中央再勸胡(漢民)、孫(科)回京供職，陳(濟棠)亦力勸之，免其挑撥生事，至胡、孫全能受勸否，則可不問。(6)粵省府應請暫維現狀。

陳濟棠

對於陳濟棠主動派代表來京交涉的舉動，蔣介石手下親信張群、楊永泰判斷:「此次雖屬初步工作，從此確定伯南(陳濟棠)傾向逐步邁進，似有竭誠擁戴，打成一片之可能。」此後，蔣在日記中將「粵陳款項」「剿匪名義」與「日寇交涉」並列為「最急」之要務。1932年4月15日，蔣電令宋子文：「對於粵方協餉，除原撥三十萬元外，增加二十萬元，另撥桂方二十萬元，中央每月共撥粵桂七十萬元，各節兄可直接電汪院長與中，中自當與之協商妥處也。」蔣同時決定取消第1、4集團軍的編製，改任陳濟棠為第8路軍總指揮，兼廣州綏靖區主任;李宗仁為第9路軍總指揮，兼南寧綏靖區主任；並任命陳濟棠為贛、粵、閩三省「剿匪」副司令。

中央的任命接連而至，陳濟棠卻始終保持緘默。粵陳之所以又遲遲不願就職，主要是出於此時必須要先行整理西南內部的考慮。1932年5月，為統一西南軍權，陳濟棠撤換了非常會議時期跟隨孫科南下的空軍司令張惠長和海軍司令陳策，決定將原屬國民政府的海、空軍改隸為第1集團軍統轄，從而引發了西南內部的海空軍改隸風潮。若想肅清孫科在廣東的勢力，陳濟棠離不開胡漢民、蕭佛成等西南元老的支持與斡旋。時人觀察:「海軍問題之所以發生，自然起因在於陳濟棠欲統一兵權，而蕭佛成鄧澤如及胡漢民等，亦願順陳之意，使為反蔣之交換條件」。陳濟棠在統一軍權的同時，又藉助西南元老派的力量，在政治上拓展新局面，撤換了廣東省財政廳廳長馮祝萬，改由第1集團軍總政訓處主任區芳浦繼任，「於是廣東乃成為清一色之局面矣」。

陳濟棠不願就職的背後也有藉機進一步要挾中央的意味。蔣介石派駐香港方面情報人員的報告分析，粵陳「實在無所適從之中」，「若就胡計劃叛背中央，則國人責備，財用又感困難」，「若就中央新職，則南越王之地位無形打消，財政仍屬困難，元老分子亦無處容納，故就回鄉之便，密約白崇禧商議」。當時輿論也認為，陳濟棠之所以「對於總指揮，綏靖主任，剿共副總司令等新職，概暫不就任」，「惟兩粵大軍既擔任剿共，軍費浩繁，而中央只允每月補助50萬元，不敷甚巨，應再請中央，最低限度月助一百萬元方可」。果然，陳濟棠除繼續要求中央補助軍費外，還藉機向中央提出，「原有國稅之應解中央者，亦應提出若干，以清除歷屆公債款項，或由關余提撥，如此則廣東可以服從中央，一致團結」。

透過上述陳濟棠與中央之間圍繞「剿共」問題的交涉不難看出，對中央而言，合作「剿共」是分化政治對手的一種手段。蔣介石以協商「剿共」為由，與西南內部以陳濟棠為首的軍事將領保持聯絡，並通過協餉的方式對其加以牽制。而對陳濟棠來說，則可借「剿共」問題同時要挾中央和西南元老派，居中取利。粵陳一方面借口出兵「剿共」，向中央索取軍費補助，積極拓展廣東一省的經濟利益;另一方面又以推遲就任中央所委「剿共」職務，換取元老派的支持，藉助胡漢民等人的斡旋，統一西南內部的軍權、政權與財權。

隨著日本對北方侵略的加重，陳濟棠與國民黨中央在「剿共」方面的合作繼續向前推進。1933年1月，山海關、榆關失陷，平津告急。為了應付北方的危急局勢，蔣介石致電陳濟棠表示準備「先行赴贛，部署就緒，再轉而北行，以免將來兼顧不遑」，希望粵方能「多抽部隊入贛，負責痛剿」。陳濟棠於1月27日邀請李宗仁、白崇禧、蔡廷鍇密商出兵計劃，主張由「粵、桂、閩部隊負責贛省剿赤任務，華北全部及中央直屬主力部隊負目前抗日任務」，並擬定了具體出兵計劃，上報南京中央。出兵統率機關定名為「湘粵閩贛邊區南路總司令部」，以陳濟棠為總司令，白崇禧為副總司令。

蔣介石在核復兩廣實力派所提計劃時，對統率機關的名義、各路「剿匪」總指揮人選、經費及餉彈接濟、出兵數額等條件均無異議，唯獨對計劃中所列欲聯絡滇、黔出兵之舉頗為防範，強調:「滇黔兩省道遠力弱，緩不濟急，為實事求是起見，不如待第二期斟酌情勢之需要，再行動員，暫時無庸加入。」與此同時，蔣接到雲南省主席龍雲密報，謂:陳濟棠、李宗仁等人先後到粵，欲借聯合出兵「剿共」之機標新立異，籌商成立西南國防委員會，「昌言中央軍抽出抗日，以西南擔任剿共，詞意之間西南儼然另成一局，此種論調國際視聽所關甚大」。蔣對兩廣方面的陽奉陰違氣憤難耐，在日記中寫道:「胡漢民、白崇禧諸逆，國家危亡至此，而尚欲組織西南國防會議，以圖割據搗亂，是誠亡國滅種而不悟也。」然而，由於北方形勢危急，力所未及，他對「西南之事，只可聽之一時」。

熱河失陷後，北方形勢愈發緊張，西南方面利用南京中央無力南顧之機，堅持抗日、「剿共」雙管齊下，準備粵桂閩三省部隊分途出發，分任蔡廷鍇、陳濟棠為抗日、「剿共」部隊總指揮。西南方面雖對外宣稱堅持抗日、「剿共」並重，但在當時內外形勢下，實則北上抗日重於出師「剿共」。西南內部有識之士桂崇基曾致函胡漢民分析，「為今之計，西南雖抗日與剿匪應同時進行，然抗日尤重於剿匪。因從政治上的運用言，西南如能即抽調大兵，經湘北上，則必可大得全國之人心，或恐中途發生障礙，亦可事先善為策畫。西南軍隊果能到達長江，則南北勢成連鎖，以後國事必易於今日百倍也，不獨軍事有利，於政治上收效尤宏」。至於入贛「剿共」，桂崇基表示當然願意早觀其成，但鑒於蔣之「剿共」部署背後有「防止西南之進展」之意，「調其軍隊於交通與給養便利之區，而將交通、給養困難區域讓歸西南負責，致共匪乘虛而入，漳樹不守」，「在此情勢下，西南剿共恐亦難出贛南範圍，於大局終無所補益」。

蔣介石對於西南方面出師北上與移師入贛之利害亦是深思熟慮，最後決定中央與西南「分工合作」，「南中傾全力以剿共，華北負專責以禦侮，心一志專，使短期之剿共早告段落，則長期之抗日更易收功矣」。此後，蔣對西南出兵抗日一事放下不提，正式任命陳濟棠為粵閩贛豫湘五省南路總司令，白崇禧副之，蔡廷鍇任五省「剿匪」前敵總指揮。與此同時，為了防範西南方面借移師入贛之機擴張勢力，又任命湖南省主席何鍵擔任西路總司令，並任命親信劉峙為北路總司令，駐節江西。

對此，西南方面輿論揭露稱:「以剿匪之責委諸西南，並利用何鍵、劉峙等以阻止西南部隊之北上抗日，此種陰謀，為蔣氏生平慣技，原無足怪。」陳濟棠對於是否接受中央的任命顧慮重重。他一方面擔心中央對日妥協後會轉向圖粵，因此需要藉助元老的政治號召力，繼續維持兩廣的半獨立狀態;另一方面又欲以入贛「剿共」為由，繼續與中央保持合作關係，維持經濟上協餉之便利。經過差不多一個月的反覆磋商，雙方互相鬥智斗勇，陳濟棠最終同意以西南政務委員會的名義，改委陳、白、蔡新職，「一如中央所為」。時論評價西南方面此舉「為掩耳盜鈴之妙計」，「一方既得以保存政務會之地位與體面，一方又可以說句俏皮話，謂陳所就剿匪職為西南政務會所委也」。

蔣介石對陳濟棠能在此時南北聯合發動的反蔣大潮中就任中央任命的職務，感到非常欣慰，在日記中寫道:「陳濟棠力顧大體，不為反動者所動，而且就南路剿匪軍之職，乃可以功抵過矣。」西南元老們則擔心為陳所欺、上當受騙。西南政務委員會秘書長陳融在致胡漢民函中認為，陳濟棠在致答詞時只言奉令，始終未提及政委會一字，「此亦是偷雞妙手」。在陳融看來，粵陳宣布就職，「雖有政委所派為掩飾，然恐是政委會自作多情」，「政委下此派令，或者正是上他的當」。

2

合縱連橫

與陳濟棠在「剿共」問題上與中央保持曖昧合作關係有所不同的是，以胡漢民為代表的西南元老派視出兵「剿共」為對外號召、擴大西南組織範圍的良機。1932年4、5月間，陳濟棠對是否就任中央任命的「剿匪」職務搖擺不定，曾前往香港問計於胡漢民。《北平晨報》派駐廣州的特約通訊員報道稱，陳在港與胡會晤兩次，「胡均力勸陳氏勿就中央所委各職，保存西南原有機關及軍隊組織。且為策劃一切，令陳先從粵桂兩省實力派切實團結著手，再進而謀滇黔各省之團結，擁護西南兩機關，然後粵桂實行聯合出師贛閩，藉剿辦共匪為名，徐圖進展」。

蔣介石（左一）、胡漢民（右二）

這一報道與當時蔣介石派駐香港情報機構的報告高度吻合，似並非捕風捉影。香港方面的情報稱:「陳氏知中央不暇南顧，故於上月廿六日秘密來港即到赤柱謁胡。該氏語以中央現必無力南侵，允宜擴大西南，並聯秦晉南北夾謀，大事可成，若冒昧而就新職，則去年組府之謂何?不如不就新職，借剿共軍費支絀向中央索取，仍保持原有精神云云，陳氏連口稱善」，「胡氏意旨，若中央與日妥協，即聯合西南八省聲罪至討，胡則日夜擬通電為開台使用，至閩代表實為請援而來，黔之盧濤，滇之劉沛泉皆為鴉片而來，湘代表則不知內里，尚有山西代表李然。胡陳即欲利用八省之名義行事。」

西南方面的對外聯絡首重時駐福建的第19路軍。1932年淞滬停戰後不久，蔣介石之所以急調第19路軍赴閩「剿共」，據當時第19路軍方面的親歷者回憶稱:「蔣介石此舉的意圖極為明顯，就是要驅使我軍與紅軍去『鷸蚌相爭』，無論誰勝誰負，他都可以從中漁利。而且福建毗鄰廣東，此舉還包含有讓我軍監督、牽制、抗衡西南方面的意圖。真可謂一箭多雕呀!」蔣介石日記中的相關記載證實了這一說法。北伐前後，陳銘樞和陳濟棠二人為爭奪廣東省軍政控制權結怨極深。1932年5月，陳濟棠強行收編粵海、空軍引起當時在京的粵系軍人的不滿，陳銘樞「急求率第十九路軍赴閩，以圖報復」。蔣雖在日記中嗤之為「小孩鬥氣做法，何能成事，可笑亦可痛也」，但出於牽制兩廣方面的考慮，同意了讓第19路軍入閩的請求。

西南方面對蔣介石利用第19路軍入閩牽制廣東的用意心知肚明。西南輿論喉舌之一的《香港中興報》公開報道稱:蔣之調第19路軍入閩「實深具惡意」，「一方面則於寧滬之間播傳粵中拒絕十九路軍南旋之謠，意以挑起十九路軍對粵之惡感，一方面又於粵中播傳十九路將由閩攻粵之謠傳」，「此種挑撥離間之宣傳，實為扼嚇拆之慣技，苟非童賢，亦不易為之惑也」。針對蔣拆分西南的陰謀，西南方面公開宣傳:「粵中於十九路之入閩既如是歡迎，對十九路之處境困難，軍糈支絀，亦所深悉，除四五兩月濟餉，已飭財廳迅籌匯撥外，並擬增益月助二十萬之數為二十五萬元。」此後，西南方面又借邀蔡廷鍇、李宗仁來粵協商「剿共」之機，積極「造成西南團結局勢」，「在各委員之主張，如三軍能肯合作，則在廣州設立軍事委員會西南分會，以統一粵、閩、桂三省軍權，合力剿共;關於財政方面，三省統一歸西南政務會支配」。

西南元老派借協商「剿匪」為名向外擴展，志在反蔣，與陳濟棠以自固吾圉為中心的「西南新門羅主義」理念格格不入。當時有輿論對陳濟棠與西南諸老之間政治理念的差異分析得入木三分，稱:「實力派之陳濟棠，志在保持現有地位，反蔣與不反蔣，總以地位不動為唯一目標。胡漢民與蕭佛成等，則自以為中央人物，偏安之局，心殊不滿，然欲在中央握政權，則非倒蔣不可，倒蔣非空言所能奏效，又非依附實力派，假其力以行之不可，其不能捨棄廣東者，蓋有由也。所可嘆者，以言國事，則丁此內憂外患交迫時期，尚不能脫分裂之局。」為了與西南元老派的擴大組織主張相抗衡，陳濟棠手下幕僚提出廣東三年施政計劃。粵陳以致力於廣東一地的政治、經濟、建設、教育、實業之發展為由，一再阻遏西南元老派另闢西南新局的計劃。西南元老因此心灰意冷，於1932年9、10月間相繼離省，西南政務委員會呈現衰敗零落之象。

榆關陷落後，熱河危急，西南元老派又以加強西南國防為由，將原定召開的五省交通會議，改為五省國防會議，以抗日相號召。1933年2月2日，西南國防委員會正式成立，暫定以粵桂閩三省為基礎，俟徵得滇、黔、川、湘各省軍事領袖同意加入後，隨時擴大範圍，以鞏固西南國防實力。為了擺脫經濟受制於人的困境，胡漢民、鄧澤如、鄒魯等西南元老，聯合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軍事將領一致主張，西南團結「第一重要則為財政公開，平均支配各軍軍費」，主張設立經濟委員會，與國防委員會處於平等地位，統一西南財政。對於西南國防、經濟二組織的成立，鄒魯難掩興奮之情，致函胡漢民稱:「二事妥，則西南局面定矣。以後當按美國舊例，有贊成之省逐一加，可以不戰而定全國。」

粵陳的態度依然謹慎，「對中央與西南，均欲雙方兼顧，不欲有倚輕倚重」。陳濟棠一方面站在中央立場，為蔣介石的抗日準備辯護:「蔣現時並非不抗日，而且其勢萬不能不抗日」，熱河開戰在即，蔣已電粵增加部隊接防贛州，以便抽調「剿共」部隊前往北方抗日。陳濟棠認為，既然蔣之抗日準備不能一概抹煞，西南再設立國防委員會之類的軍事機關，「則似於無需要中為無謂之舉動」。另一方面，他又站在西南方面的立場，安慰諸元老稱:「抵抗在乎實力」，他已著手準備購買高射炮若干、飛機若干，所需900餘萬，以增厚廣東的抵抗實力，「苟我實力充分，誠毋須多設機關，設機關只系白花錢耳」。因粵陳堅決反對財政公開，西南經濟委員會無從成立，西南國防委員會的工作旋即陷入停頓。

1933年5月《塘沽協定》簽訂前後，南京中央因對日妥協成為眾矢之的。馮玉祥、方振武、吉鴻昌等準備在北方起兵反蔣，西南方面也醞釀積極響應，籌備以出師北上抗日為號召，南北並舉，逼蔣下野。西南元老蕭佛成致函胡漢民分析西南局勢發展時稱:「今之西南大問題，惟視三省抗日軍能早日出發」，「對於非常會議之召集」，陳濟棠「尚在含糊其意，不過怕破錢耳」，陳之為人「非待至大火臨身，決不肯作非常事業」。對於西南方面能否順利出師北上，蕭認為「專視十九路軍能否與第一集團軍合作為斷」。在蕭看來，由於第19路軍與陳銘樞有特殊的歷史淵源關係，又「因地盤故鄉關係，必不能融洽無間」。

正如蕭佛成所慮，陳濟棠堅決反對第19路軍假道東江，經粵北上，致使西南出師日期一再遷延，失去出師北上的最佳時機。1933年6月1日，當蔡廷鍇率領的第19路軍行至湖南境內時，《塘沽協定》已正式簽訂，華北停戰，第19路軍只好撤退回師。總之，由於西南內部文武相互鉗制，「因循貽誤」，對此時北方反蔣力量的興起未能果斷應對，致使西南方面失去了向外擴展的有利時機。胡漢民對錯失《塘沽協定》簽訂後的反蔣良機痛心疾首，反省道:「自塘沽協定以來，國內外革命之情緒愈益高漲，顧我人未能導之，使此熱烈之情緒，轉化而為偉大之事功。因循貽誤，以至於今。弟以為同志間革命意志與革命行動之未能一致，實為唯一重要之原因也。」

1934年1月，第19路軍在福建起兵反蔣失敗後，兩廣方面所處地緣政治環境發生了根本變化，寧粵之間失去了緩衝，廣東實際上等於失去了守門人。福建事變後，寧粵又開始就「剿共」進行交涉。2月27日，五省東路「剿共」總司令蔣鼎文由閩乘飛機抵粵，與粵陳磋商「剿共」軍事。此時，不僅粵方因失去福建地區的緩衝而為中央所直接壓迫，作為桂方門戶的貴州也開始感受到來自中央的壓力。2月12日，貴州省財政廳廳長鄭先辛致電胡漢民稱:「近日盛傳中央將以滇黔綏靖主任名義畀龍雲，雖未證實，而蛛絲馬跡不為無因。溯自閩變敉平，蔣益信其武力可恃，更欲以武力統一各省，而實現獨裁。就黔省觀察，最近曾嗾使陳渠珍進攻黔東，茲復有龍雲綏靖之說，揆其用意，不但挑撥滇黔惡感，以鄰為壑，實系貫徹其以西南切拆西南之故智，而坐收漁利。」

為打破蔣介石「以西南切拆西南之故智」，粵桂軍政要員胡漢民、陳濟棠、李宗仁等人一方面斡旋貴州軍閥王家烈與猶國才之間的軍事紛爭，「囑王、猶派代表來粵切商」;一方面致函雲南省主席龍雲，加以勸告。5月9日，胡漢民親自致函龍雲，勸告其不要中南京方面的「分化國內」之奸計，受慫恿而出兵入黔，並進一步告誡龍雲西南團結之必要，稱:「今華北垂危，長江震撼，西南苟不能團結，何以自保?知尊處亦必力持此義也。亟望於黔中戰亂，曲為消弭，化干戈為祥和，黔民幸甚。」在兩廣方面的積極聲援下，貴州局勢暫時緩和，由「緊急風雲轉入和平狀態」。龍雲否認有出兵入黔之意，表示「決無他意，對其越界之萬團已嚴加申斥」。

此時，為對抗南京中央推進統一的壓力，四川、雲南等地方勢力也開始轉與兩廣方面謀求「實際的聯合」。5月中旬，四川實力派劉湘派代表前去與粵方交涉，所提具體聯合辦法為:「一、在川、桂、粵共同意識之下，謀解決黔局辦法;二、扶助雙方同意之文治派入黔主政;三、修築川、黔、桂之公路，運輸川省土產出珠江;四、在相當時期以政治力量助川省統一。」龍雲在西南地方勢力中雖與蔣介石走得最近，但也主動派員來粵交涉三省經濟合作事宜，表示「黔政改革可聽西南公意主張」，並「提議滇、粵、桂合辦禁煙之事，儲款為三省辦交通實業」。

貴州、雲南、四川等地方實力派的主動請援，為兩廣方面提供了合縱連橫之機，胡漢民等人積極推動西南五省聯防局面的形成。因來自雲南的鴉片過境稅(時稱特稅)是粵桂兩省的主要稅收來源，胡漢民認為應加強與龍雲的合作，「三省合作有經濟關係為之維繫，意義至佳」。胡認為借合作禁煙之名允許雲南煙土過境，對廣東方面來說，「又無慮寓禁於徵，寓征于禁，化私為公，總比較為好」。李宗仁也主張同意雲南煙土運銷兩廣，認為三省可通過「經濟聯絡」，以形成「不可離之關係」，雲南方面雖然獲利較多，但對兩廣來說則得到一個「有錢都買不來」的幫手。值得注意的是，與胡漢民、李宗仁等人主張通過「經濟關係」以加強與龍雲之間的合作相比，向來看重「賺錢」的陳濟棠卻站在所謂維護廣東百姓利益的「政治立場」，義正辭嚴地予以反對:廣東的三年計劃，已定明年開始划出20縣實行禁食鴉片，因此若同意雲南鴉片運銷兩廣的話，「是失政治立場矣」，「且滇人為此是否完全只顧其私意，而以粵為彼之大銷場，如何對得住百姓也?而軍隊中現時吸煙者亦屬不少，若不厲行，兵尚可有用者耶?」

推動五省之間的聯防仍側重於消極防守。在此基礎上，西南方面認為，向外「合作進取之關鍵」是「拉緊湘何」，爭取湖南軍政長官何鍵成為昔日最早響應革命軍北伐的唐生智。福建事變後，與粵桂毗連的福建、江西、湖南三省之中，福建已為南京中央重兵把守;江西因有中共之中央蘇區根據地橫亘其中，蔣介石暫時不會從贛攻粵;只有湖南局勢存在變數，對粵桂威脅最大。因湖南地處要衝，界於粵、桂之間，如為南京中央所控，則兩廣均大受威脅。1934年5、6月間，蔣即將調任何鍵為兩湖綏靖主任，而改任劉峙率重兵入湘主政的消息不脛而走，何、蔣之間的隔閡加深。這為西南方面提供了拉攏何鍵聯合反蔣的良機。湘何當時在蔣與西南勢力之間抱「擇善而從」的投機心理，表面接受蔣之委任赴粵協商「剿共」，暗中卻與兩廣方面達成合作反蔣的同盟。6月23日，蕭佛成使用密函呈報胡漢民關於何鍵與陳濟棠、李宗仁等人的密談情況，稱:「反門(注:門指蔣介石，下同)問題已趨一致，所當討論者，只在辦法。關於財、械二項，爵紳(陳濟棠)滿口答應，願作充量援助」。27日，蕭又繼續報告三省同盟的進展，謂:「關於軍事之組織，以三省攻守為基礎，而以推倒獨裁為目的，政治之組織以三省為結合，庶於政治及外交之運用得以實施，不落空言。」

粵、桂、湘表面協商合作「剿共」，實際上卻為了對抗中央勢力的滲透，結成三省攻守同盟，這可以說是1930年代國民黨地方勢力與中央「合作」「剿共」背後的真實情況的寫照。粵、桂、湘等地方實力派雖互定攻守同盟對抗中央，但其初衷在消極以求自保，與胡漢民等西南失意政治家欲召開西南國防會議，甚至心血來潮提議開府反蔣的政治主張可謂是同床異夢。胡漢民等人雖然利用自身政治上的號召力，在「戰略上如伐交伐謀等為西南計」，但由於陳濟棠「不敢為天下先，遂致著著失先」。由於政治理念的差異，胡漢民、蕭佛成等人對粵、桂、湘三省同盟的前景並不樂觀。蕭佛成批評湘何與粵陳之間的聯盟實質為「所謂『不侵不叛』主義」，「無非唐代藩鎮之連橫以自固」，「若謂其果抱有匡濟時艱之志，則未之敢信」。

西南五省之間的聯防引起蔣介石的高度關注。1934年5月30日，蔣通過來自粵方內部的密告獲知:「西南五省聯防，對外宣傳對日，其實純為反中央」，「其計劃為打通西南路線，對川滇黔條件，許其運銷煙土，購運軍火飛機。桂粵亦可增加煙稅收入。如中央剿匪成功，對兩粵或川有所動作時，川則直下武漢，兩粵及黔滇分出湘贛，第一步暫取防禦攻擊，聯合戰線。」寧方分析認為，龍雲「因受川桂雙方逼迫」，所以派代表由桂入粵，「以觀形勢，與之敷衍」，龍在西南五省之中對中央態度最為「誠懇」，「倘滇不為所挾，則西南五省聯盟之局，不易成功」。籠絡龍雲成為蔣介石阻止西南五省聯盟的重要手段之一。1934年8月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夕，西南方面準備借五省聯盟名義向中央發難，但對龍雲與中央的關係感到棘手。蕭佛成致函胡漢民稱:龍雲對於寧方「有取得津貼之利而無被壓迫之虞」，「而對於西南之經濟合作(煙膏銷路)又為粵、桂所拒」，因此「合作之說，自當格格難入」;認為「在此時間滇龍決不願意與西南立於同一戰線」，「吾人今日所希望者，在滇勿侵黔，如西南有事於寧方，請其嚴(守中)立而已足」。

蔣介石對粵桂湘三省之間的合作也十分注意防範。蔣之所以委派何鍵赴粵，一方面既是為了緩和與何鍵之間的緊張關係，對何表示信任拉攏之意，同時也是為了利用何鍵非嫡系、地方實力派的身份疏通粵桂，打消西南對中央假道湖南攻粵的顧慮。胡漢民、蕭佛成等人對蔣的政治手法非常熟稔，分析湘何之赴粵「必得門之同意而來，門亦斷無圖湘之意」，因此，蔣之遣何赴粵「所謂慰史云云，大抵即慰吾人耳」。蔣對何鍵赴粵疏解結果深感失望，開始思考武力平粵問題。1934年7月6日，他在日記中寫道:「何鍵回報，知粵已絕望，當速進行。」7日，他又在日記中預定「對粵計劃」，具體手段包括:「甲、令余聯繆。乙、明令調免;丙、威脅激勵。丁、令何促成;戊、軍事準備。」10日以後的一段時間，蔣每日都將「平粵計劃與首都防禦」兩項內容「列入注意欄內」，「以為自檢之也」。

3

迫蔣入川

兩廣方面出於自身生存的現實需要，一直把中共在江西建立的中央蘇區作為其與南京中央間的緩衝區域。面對內部元老「門神因共而不能即來，豈非我以共為緩衝」的質疑，陳濟棠回應稱:「共豈能剿滅哉，我整理鞏固我之邊圉耳。」陳濟棠對內透露出兵贛南，「我非合力剿共，實則我欲佔地盤耳」。1934年秋，隨著第五次「圍剿」攻勢的穩步推進，兩廣方面的處境也日趨緊張。向來謹慎的陳濟棠此時也開始堅決主張反蔣。9月3日，國民黨駐粵中央委員於中山大學石牌新校舍開會，商議如何應對五全大會。陳濟棠義正辭嚴地報告稱:「寧方在閩、湘方面增加重兵，意圖威脅兩廣」，「兩廣武裝同志唯知正義之所在，決不為利誘威脅。」為了減輕粵桂邊境的壓力，1934年10月6日，陳濟棠還派代表與中共代表在江西尋鄔(今尋烏)舉行會談，雙方達成了就地停戰、互通情報、解除封鎖、互相通商和必要時可互相借道等5項協議。

胡漢民、蕭佛成等人對陳濟棠態度的突變雖有疑慮，擔心粵陳是欲藉助元老派在政治上發動攻勢，來與寧方討價還價，但又怕夜長夢多，粵陳態度隨時有變，所以決定「吾人與其進也，不問其將來」。胡漢民、蕭佛成等以中央執行委員、中央監察委員名義公開發表齊、有二電，質疑國民黨中央所提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議題「無一及於當前救亡之大計」，「空洞落寞」，提出以「問責」「清黨」「救國」「建設」為主旨的四項補充議題，並建議於五全大會前履行國民黨所主張之「人民有言論出版自由」之政綱，厲行民主集權制度，中央委員及海內外各級黨部黨員對於黨務、政治、軍事、外交應有充分建議討論及批評之完全自由。

粵桂欲借元老派發動政治攻勢來緩解軍事上與寧方短兵相接的壓力，蔣介石也同樣運用政治手段，宣布延期召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以確保「剿共」軍事最後合圍之順利進行，同時更令對手在政治上陷入被動，「使黨內黨外咸知此舉非出之中央，則各方當無可責難，將來彼輩亦無法反唇相譏」。胡漢民認為寧方提議延會是故伎重演，「即用對閩時之故智」。福建事變發生時，寧方也曾一度提議展期召開國民黨四屆四中全會，然而一旦第19路軍被擊潰後，孫科等人提請稍延會議數星期都未獲批准。胡漢民據此判定:「今茲必因布置未周，或運用上尚無把握，故又欲延會耳。」

五全大會延期，西南勢力所面臨的軍事環境越來越嚴峻。一方面「贛南赤軍被中央軍進迫，使其突走，我粵方面不得不先御共」，另一方面又「須防蔣軍藉追擊共軍為名，乘機跟蹤而來，使我猝不及備」。蕭佛成等人分析，在當時形勢下，蔣對西南用兵不外有緩進與急進兩種可能，「如取緩進策略，則必先入川取滇黔，成對兩粵大包圍之勢;若取急進策略，則逕以鄂湘之軍攻桂，以福建之軍攻粵，較為直捷」;考慮到蔣之兵力與粵桂軍之實力對比為五比一，加以「剿共」時機緊迫，認為蔣採取急進策略的可能性比較大。

為緩解正面的直接軍事壓力，胡漢民提出「迫蔣入川」，強調「為今之計，最宜擴大剿共宣傳，要促內外輿論迫到門非移其主力，親自督師入川，而我軍則與湘、桂、鄂扶同而進，正面之壓迫可緩，軍事上自無危險。」「迫蔣入川」之策「既屬正義，又是難題」，只是怕蔣「不肯為之」。為迫蔣就範，胡漢民公開在英、法文報紙上撰文揭露蔣之「剿共」政策實為「縱共」，中共軍隊進入西南地區，是蔣有意「縱共」之結果，「以增加西南各省之困難，減少其自身直接所受之威脅，彼且擬乘西南困難之機會，進而平定西南之異己者」。胡還藉機向國際社會呼籲:「對於蔣介石將軍『抗日必先剿赤』之口號，及和平協作之願望，是否出於誠意，我人以為皆可於蔣氏是否能調軍入川剿赤以決定之。」

「剿共」大功告成之際，蔣介石對紅軍似乎缺少窮追猛打的腹案，「粵陳聯匪已成」的事實雖已獲知，但也並未下武力「制止」的決心。1934年11月4日，陳誠就如何解決廣東問題向蔣介石建議:「廣東一隅，為國防剿匪兩大決策之先決問題，長此模稜兩可，形成半獨立之局勢，國防剿匪，均被牽掣。似應乘此時機，以較強硬之態度，促其聽命，作進一步較徹底之解決，以除患肘腋。然後始可再言整軍，並剿川匪也。」蔣對陳誠武力解決廣東的主張未置可否，此時，他所思慮的是如何「經營西南」。11月17日，蔣在日記中寫道:「經營西南，再定川湘乎?」22日，又記稱:「川事以外患與時間而論，應著手負責。」23日，記曰:「如經營四川應注重駐地，以對倭寇與俄寇與兩廣皆有能顧到為要也。漢中或天水為其地乎?」與蔣之「經營西南」想法不謀而合的是，12月1日，行政院官員何其鞏在密呈蔣介石的條陳中提出:「川滇黔三省擁有七千萬以上之人口，形險而地腴，煤鹽油礦以及各種金屬皆不缺乏，足為國防之最後支撐點，宜乘徐匪猖獗之時，或在贛匪西竄之時力加經營，即鈞座不能親往，亦宜派遣忠義大員統率重兵入川。」蔣對何的建議非常重視，批複道:「頗中肯綮，足備參考。」

迫於西南方面「迫蔣入川」的輿論宣傳，加之自身有意「經營西南」的政策考量，蔣介石於1934年底決定暫緩「制粵」「收桂」「定湘」，而是採取兼顧抗日、「剿匪」與經營西南的策略:「若為對倭計，以剿匪為掩護抗日之原則言之，避免內戰，使倭無隙可乘，並可得眾同情，乃仍以親剿川黔殘匪以為經營西南根據地之張本，亦未始非策也。」

4

出兵奪黔

與「迫蔣入川」的攻防相比，雙方更大的較量是在出兵奪黔問題上。1934年11月下旬，蔣介石在派遣孫科、王寵惠赴粵協商和平統一的同時，開始思考「入黔」以「制桂」之道。12月1日，蔣在日記中寫道:「對桂以置部於湘黔為備，一面授其指揮黔湘以慰之，是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之道乎?」次日，又記稱:「桂事先從黔湘入手，先入黔後定湘，而後收桂，則得因利乘便之道。」23日，蔣又寫道:「對湘桂川黔方針，對湘應收回其實權而保存其地位;對黔輔助之，而使之制桂。」經過反覆權衡，蔣認為「我軍既入黔，不患不能制桂」，最終決定暫緩攻桂，轉向積極部署入黔。

貴州界於滇桂之間，地瘠民貧，加之連年內戰，無力單獨抵禦紅軍的西進。貴州省主席王家烈希望藉助兩廣的力量來驅逐紅軍，牽制跟隨中共入黔「追剿」的中央軍。唇亡齒寒，中央軍入黔對兩廣方面的威脅不言而喻。1934年12月11日，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聯名發表「真電」，主動請纓入黔「追剿」紅軍。胡漢民雖對「真電」措辭頗有微詞，「有疑為太過就範之表示」，然「精神實質所關者重大，且惟如此，更得內外之同情」。胡強調在當時形勢下「宜作一切準備，能急速與彼爭黔最為要著」。

粵桂雖聯名通電出兵，但態度有緩急之別。李宗仁因黔桂相接，首當其衝，所以力主迅速出兵援黔。李的計劃不僅局限於派兵入黔「追剿」紅軍，而且欲藉機聯合川滇黔，放言「直達武漢之機會在此舉也」。陳濟棠雖已通電請纓，但落實到具體出兵卻又再三推諉。粵陳以臨時經費無著為由，認為出兵一事「不必操之過急」，對於出兵名義之委任「盡可擱兩三月再算」。李宗仁對陳濟棠的臨陣退縮無可奈何，對西南元老感嘆道:「廣東集款不難，難者是我廣西耳。事至如此，得其旨遽出兵則亦算了，如講到由政委會授名義，則申(陳濟棠)更覺得為難矣。」

蔣介石對粵桂出兵入黔「追剿」的態度，因「剿共」形勢的變化而拿捏不定。1934年底，貴州境內「剿共」形勢嚴峻之時，蔣對粵桂出兵入黔「追剿」之舉，表示「始終贊成」，稱可由陳濟棠「斷然行之」。對於李宗仁出師的名義問題，蔣致電何應欽稱:「可請其自酌定，由中央發表，但不能再用西南政會名義同受委任，否則無須再請中央發表也。」待中央軍克服遵義、桐梓，進駐貴陽後，蔣對粵桂出師入黔態度發生逆轉。1935年1月31日，蔣致電第2兵團總指揮薛岳稱:「黔北之匪，不日即可肅清，則粵桂軍不必入黔。」蔣為了拉攏粵桂，曾有意委任李宗仁「以桂黔區相當名義以慰之」，但很快又反悔，表示決不退讓，致電何應欽稱，「黔境已無匪蹤，中央部隊已向川境追剿，桂軍無再入黔之必要，故不必再給名義也」。

由於內部相互掣肘，加之中央已明令反對，粵桂出兵入黔陷入「極矛盾之僵局」。蕭佛成致函胡漢民分析造成僵局的原因，認定因陳濟棠不敢公開露骨反對中央命令，已決定放棄貴州，所以派李宗仁的桂系部隊先入黔做「歹人」，而自己則「做旁人」，「留後來多少地步」；桂系因粵陳尚未派兵繼續跟進，也不敢孤軍深入，所以造成「今日之僵局耳」。粵桂出兵行動遲緩，令蔣得以從容部署奪黔。他既令薛岳率中央軍入黔，「為中央對西南政治設施之監視者」，又成功分化貴州內部，收買猶國才、蔣在珍、侯之擔等部反對王家烈。

蔣介石對貴州局勢基本掌控後，主動致函胡漢民非常「誠懇」地表示:「弟決入川剿赤，此後道途日遠，關山間阻，徒切想念。黨國危急，四顧茫茫，甚盼後方同志無間彼此，日臻團結，以挽垂危之局。弟所望者惟此而已。」胡漢民對蔣「入川剿赤」的誠意深表懷疑，認為:「門不能即對西南用兵，故假剿共而行，幾無一刻忘情也。」胡本來希望通過「迫蔣入川」，「緩和以求時間」，以打開西南困局。然而，關鍵時刻陳濟棠卻再次出爾反爾，以省內防務空虛為由撤退進駐柳州的粵軍。至此，胡漢民對陳濟棠的軍閥本性有了刻骨銘心的認識。在胡漢民看來，陳濟棠與蔣介石同為一丘之貉，「什麼人亦要供其利用，殆學門已具體而微者」，「似乎我輩常常頭痛，皆責任心太重為之也」。

相較於「剿共」的處處被動與「憂愁忙迫」，蔣介石對黔局的改造顯得遊刃有餘。1935年1月，紅軍主力擊破黔軍渡過烏江佔領遵義，蔣趁黔軍新敗之機電令薛岳率部8個師，以急行軍長驅進佔貴陽。中央軍進駐貴陽的首要任務不是積極「剿匪」，而是秘密布置防範桂系，並迫使王家烈「離黔追剿」。2月7日，蔣致電薛岳稱:「我駐貴陽貴定各部隊，應秘密布置防範，以防萬一。桂態度殊難測也。王家烈部主力最好令其與中央部隊一路前進，使其離黔追剿，與其任務，暫不返黔，但不可稍露痕迹，免其畏懼。」由此可知，王家烈指責中央軍「隔岸觀火」，並非地方軍人的憑空揣測與捏造，而是當事人的親身經歷與感受。

因內部不統一，兵力分散，王家烈部於1935年2月底在遵義、桐梓等地遭受紅軍重創，「黔軍五、六兩團，傷亡殆盡」。遵義失陷後，因黔王已潰不成軍，無力再振，蔣遂於3月2日飛抵重慶，下令統一指揮川黔各軍稱:「凡我駐川黔各軍，概由本委員長統一指揮，如無本委員長命令，不得擅自進退。」此後，蔣所下發的黔北圍攻計劃中已將黔軍排除在外，僅令「我軍吳、周、孫、郭各縱隊，應對此匪分進合擊，務將該匪聚殲於遵義西南地區」。3月24日，蔣親抵貴陽，著手處理貴州的軍事、政治的改造。因軍餉匱乏，部下叛離，王家烈於4月6日主動通電請辭貴州省主席職務。

王家烈

黔局之成功改造是蔣介石經營西南成功的關鍵之舉。貴州收歸中央後，粵桂處於中央三面包圍之中，西南形勢發生根本變化。粵桂能否成功出師入黔關乎西南地方勢力的生死存亡，胡漢民苦口婆心地勸告陳濟棠、李宗仁謂:「兩粵剿共之師依前進行，最所欽佩。蓋此舉關係全局，雖為寧方所不喜，然內有以維繫人心，外可以樹立聲勢。若中道而止，則聲譽俱失，且示人以弱，適增其覬覦窺伺之心。而好我如滇、黔，從此必誤其傾向，並使他方得制我經濟財政之命脈。以兩兄之明，已深辨其得失利害矣。」粵桂入黔的「中道而止」，令胡對西南局勢徹底失望。無奈之下，胡決定出洋遠遊，為自己找尋新的出路。

蔣介石之「親剿川黔殘匪」在軍事上雖乏善可陳，自貶為「用兵一生莫大之恥辱」，但政治上卻收穫頗豐，自詡:「貴州省政府完全改組，廿五軍亦得如期改編，王家烈自動知難退職，從此貴州軍政皆得整理如計，是國家之福利，亦一最大之進步也。」黔局之改造，雖令中央之權威日益增進，但紅軍的跳脫而去，也更加劇了西南地方勢力對蔣「借剿赤為消滅異己部隊」之猜疑。王家烈手下高參胡羽高即在《共匪西竄記》一書中對蔣之「剿匪」計劃提出質疑:

細察蔣氏計劃，匪未到之區域，先劃一廣範圍之封鎖圈，形成封鎖之後，又不立即追剿。讓匪從容整頓，再突重圍。突圍之後，又劃匪未到之地區為另一封鎖線。名曰封鎖，實無異為匪指一出路，使其向該地逃竄。自贛南、湘南、桂北、湘西以來，莫不如是。今朱毛飢疲於川黔之交，大可利用三省之生力軍，合圍進剿，以收殲滅之效。忽又下令，限制三軍行動，不許自由。……無怪乎肖佛成責備蔣氏挾匪自重，欲走其另一外交路線。分明赤匪竄過赤水河以後，速派大軍，銜尾窮追，才是正解。何以手令周吳兩部，只以得力一部渡河，監視匪蹤。而其大部，則仍留東岸築碉，以待匪回頭來攻。口口聲聲，教各部不失時機。匪停止時不剿，匪移竄時不追，不知時機之謂何?夫剿匪大軍，不用之攻剿，而留之以待匪來攻，反賓為主，其氣已奪，安望其能戰勝哉。

胡羽高對中央「剿共」意圖的質疑代表了當時地方軍政勢力對中央普遍缺乏信任的心理。蔣介石、汪精衛雖聯名發表「感電」，欲借「剿共」大功告成之機，重新調整中央與地方的關係，聲言國內問題取決於政治，不取決於武力。然而，由於軍人本性與政治視野的局限，蔣實際上從未放棄武力統一的初衷，只是在具體實施過程中更多偏重武力威懾下的政治解決，巧妙假借「剿共」之名為掩護，由「速征」轉為「緩圖」。

由於時刻感受到來自南京中央軍事上「短兵相見」的壓力，兩廣實力派與之在合作「剿共」的背後，始終心存芥蒂。兩廣方面責備南京中央在贛閩邊界部署重兵「實不在剿赤而在威脅西南」，南京中央同樣指責兩廣方面欲出兵入黔「不是真正消滅共匪，骨子裡是想藉此佔地盤，播張勢力」。合作「剿共」背後的相互攻訐與算計，反映了1930年代國民黨中央與地方關係調適過程中的艱難與曲折。在雙方都沒有徹底打消軍事解決念頭的情況下，如何借「剿共」出兵為名，形成包圍壓迫對方的戰略態勢，確保自己在遲早到來的軍事衝突中能實力猶存地出現在對手面前，這才是西南地方勢力與蔣介石在「剿共」背後較量之癥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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