贛粵邊界變化與軍事行動的相互關係
摘要：作為行政區劃的基本要素之一，邊界通常會受到自然環境、交通、經濟、文化、政治、軍事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而這些因素的影響主要體現在行政區劃邊界是遵循山川形便還是犬牙相入的原則上。為加強控制，防止割據勢力的產生，中央政府總是想要打破一個地區的山川形便之勢。雖然江西廣東兩省的邊界大致以南嶺為界，嶺北屬贛，嶺南屬粵。但在不同歷史時期贛粵邊界卻是有所出入的，而且這些變化與政治軍事行動有很大關係。總的來說，隋代以前贛粵邊界變化比較頻繁，而從隋代開始，贛粵邊界變遷則主要體現在割據政權與高層政區的變化上。
關鍵詞：邊界；贛粵；山川形便；犬牙相入；軍事行動
引論
行政區劃邊界的形成經歷了一段較長時間，即使在春秋時期的中原地區，各諸侯國之間仍然有大量無人佔領的隙地。而在當時被視為蠻夷之地的南方，政區邊界即使在秦漢時期也不明朗，各行政區域邊界只得依據名山大川進行模糊的劃定。作為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重要分水嶺的南嶺，其海拔相對不高的山體卻是重要的自然地理分界線，冬季來自北方的寒冷氣流在穿過低矮的江南丘陵後受到南嶺的阻擋而勢力銳減，這導致江南華南氣候的顯著差異。而南嶺也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嶺北嶺南的經濟文化交流，即使屬於同一民系，贛南客家與粵北客家也有較大的差異。南嶺作為天然的自然地理界線，行政區劃邊界大體遵循這一原則。然而在不同歷史時期，受政治軍事因素的影響，其行政邊界會與南嶺分水線相背離，從而打破天然的自然地理邊界。
在中國古代，人們便已經意識到行政邊界的劃分對於軍事行動的影響。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和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便分析了天下的形勝之地，指出行政邊界的變化對政治軍事環境的影響。歷史時期行政區劃邊界的變化是中國歷史政區地理的重要要研究內容。在學術著作中有周振鶴的《西漢政區地理》、《中國歷代行政區劃的變遷》、《體國經野之道：中國行政區劃沿革》關於湖南與兩廣的邊界變化的研究，胡阿祥的《六朝疆域與政區研究》中關於邊界變化對軍事行動的影響，王子今的《秦漢交通史稿》中交通與行政邊界的關係，辛德勇的《秦漢政區與邊界地理研究》中關於政區邊界變化原因的分析。本文將通過對歷史時期贛粵邊界變化的分析，來探討邊界變化與政治軍事行動的關係。
一、贛粵東段邊界的變化
現在的贛粵東段邊界從南嶺余脈和武夷山余脈相匯的贛粵閩三省界山老鴉石開始，一直向南向西延伸到九連山一帶。與現在贛粵邊界西段大致以南嶺為界不同，東段邊界大部分地區位於南嶺及其餘脈以南，其水系屬於珠江支流的東江水系，而東江水系與長江支流贛江上游貢江水系的分水線在東段邊界以北。贛南地區的尋烏及安遠、定南、龍南部分地區向南楔入嶺南，打破了正常行政區劃遵循山川形便的原則，但是這一邊界在幾千年來幾乎沒有變化，一直作為贛南粵北統縣政區的邊界而長期穩定存在。
這條邊界的大的變化可能是在秦末漢初時期。宋人樂史載「雩都縣,本漢揭陽縣地，屬南海郡。」（《太平寰宇記卷一百八》）又根據顧祖禹引用《雩都縣誌》對雩都縣沿革的記載：「縣本南海揭陽縣地，漢高帝六年使灌嬰防趙佗，立縣於此，後世因之。」（《讀史方輿紀要卷八十八》）說明至少在秦漢之際南海郡向北越過南嶺到達貢江流域。不過根據同時期稍後的康熙四十一年（1702）《雩都縣誌》卻記：「秦始皇二十四年王翦滅楚，虜負芻，明年分揚州置三郡，江以西為九江郡，地屬九江，」未見其屬南海郡的記載。而雩都縣以南的定南廳、長寧縣等地根據《定南廳志》、《長寧縣誌》等地方志記載，也均雲秦屬九江郡，未嘗南屬。但從秦朝設置在東江水道沿岸的南海郡龍川、博羅等縣，以、及當地的一些歷史傳說來看，當時東江流域與嶺北確實有水路相通。（王子今《秦漢邊疆與民族問題》）因此漢軍在奪取這一區域後極有可能使其歸於嶺北的豫章郡，但是與南海郡的新邊界卻並不以南嶺分水嶺為界，而是向南楔入當時的南越國屬地，這是當時漢屬豫章郡、長沙國跨越南嶺領有嶺南之地以對南越國造成重大威脅的又一體現。為造成這一態勢，山川形便原則再次讓位於犬牙相入之勢。只是這一地區因為交通不便，在後來漢滅南越國的戰爭並沒有發揮太大作用。
由於這一地區交通迅捷方面遠遜於贛粵邊界西段地區，所以直到明清以前無太大的開發。從這一地區的縣域廢置來看，安遠縣雖然置縣最早，但廢置頻繁，安遠「本雩都縣地，蕭齊建元初（479—480）嘗析置安遠縣，屬南康郡，永平（明）八年（490）併入虔化縣。梁大同十一年（545）復置安遠縣，仍屬南康郡，隋廢入雩都縣。唐貞元四年（788）復置，屬虔州，宋因之。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省入會昌縣，至大三年（1310）復置。」（《讀史方輿紀要卷八十八》）而定南、長寧（尋烏）這兩個縣直到明朝後期才設立，而且是在鎮壓了贛東南流寇之後設立的，定南「本龍南、安遠、信豐三縣地，明隆慶元年（1567），撫臣吳百朋剿撫下歷、高砂二巢，奏置縣，二年始設定南縣仍屬贛州府。」（同上）長寧「本安遠縣地，明萬曆四年（1576），撫臣江一麟討平黃鄉保賊巢，奏置。」（同上）除此之外，貢江水道在會昌沿支流湘水南下，再筠門嶺走陸路到長寧，再走尋鄔水通東江的水路交通逐漸重要，也是這一地區設立縣治以加強控制的原因。
長期以來位於贛粵邊界東段的贛東南地區經濟發展緩慢，直到明清時期這一地區才逐漸重要。明末兩縣的設立，以軍事手段加強控制的因素很明顯。也正因如此，贛粵邊界東段作為縣級政區和統縣政區的邊界變化幾千年來變化非常小，只有位於粵北的平遠縣「本程鄉等縣豪居堡、林子營，嘉靖三十八年（1559）以險僻多盜設通判駐守。四十一年析福建武平、上杭、江西安遠、惠州府興寧四縣地置縣，以接壤於武平、安遠，因名，屬江西贛州府。四十三年還三縣割地，惟析興寧之大信都與程鄉之義化、長田、石窟、石鎮四都為縣，改今屬。」（《讀史方輿紀要卷一百三》）根據《長寧縣誌》記載：「嘉靖四十年辛酉，以安遠雙橋、南橋、八付、項山、腰古五堡隸平遠縣，四十三年甲子復還安遠。」（光緒《長寧縣誌》）其時析隸平遠縣之地為後面析自安遠縣的長寧縣東南部。明末贛粵東段邊界曾一度向南延伸，但時間僅有三年，很快就恢復了舊界，而且時至今日未曾變化。
二、贛粵西段邊界的變化
贛粵西段邊界在歷史時期特別是在隋代以前經歷了較大的變化，現在的西段邊界從贛粵桂三省的界山四時山開始，然後曲折向東延伸到九連山與東段邊界接合，這條界線與贛江水系和北江水系的分水線高度吻合。但在歷史時期，其邊界卻向南向北擺動，在山川形便與犬牙相入原則之間權衡。由於跨越贛粵西段邊界有溝通江西廣東兩省的水陸交通要道，因此西段邊界與政治軍事行動的關係遠較東段邊界密切，而且其邊界變化在不同歷史時期呈現出不同的特點。
（一）秦漢時期：征服嶺南的戰略要地
在先秦時期南嶺南北同為古越族的聚居地，春秋時期周天子對楚成王說：「『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史記卷四十》）顧祖禹引《通曆》云：「楚伐揚越，自是南海事楚。」（《讀史方輿紀要卷一百一》）武夷山以東、南嶺以北的廣大古越族土地納入楚國的勢力範圍。其勢力範圍甚至已經擴展到嶺南，宋代廣南東路的韶州、連州、南雄州、英州在戰國時期均屬楚。但是楚國在這一時期對粵北甚至贛南也僅僅只是輕微的影響，其統治權仍然屬於當地上層土著，只是名義上歸附楚國，楚國滅亡後便失去了對這一地區的控制。真正強有力的直接統治是在秦朝建立之後，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29）「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 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淮南子卷十八》）越過今天的贛粵邊界是秦征服嶺南的重要通道，不過秦軍並沒有很快征服嶺南，因越人激烈抵抗，第一次征嶺南的秦軍幾乎全軍覆沒。直到秦始皇三十三年「乃使尉陀將卒以戍越」，（《史記卷一百一十二》）才算真正征服嶺南，在其地設立了南海、桂林、象三郡。由於翻越大庾嶺進攻嶺南是當時最為便捷的道路，因此秦在嶺北的南野駐紮了大量軍隊。
隨著秦末各地反秦勢力的高漲，秦朝中央朝廷已經無暇顧及嶺南地區了。於是當時任南海尉的趙佗「移檄告橫浦、陽山、湟溪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史記卷一百一十三》）根據此處所引《南康記》云：「南野縣大庾嶺三十里至橫浦有秦時關，其下謂為『塞上』」。其時南海郡與廬江郡並不是以大庾嶺為界，而是在大庾嶺以南的橫浦關上，這意味著南越國割據時在北部邊境失去了大庾嶺這一天險。實際上漢初豫章郡和長沙郡已經向南越過南嶺，對南越國北部邊境形成了巨大的壓力。
漢高後呂雉稱制時期，南越國因為漢朝禁止向其販賣鐵器而攻打位於嶺南的長沙國邊縣，並向漢廷建議交換各自越嶺領土，以此來解除對其的威脅。漢文帝元年（前179），漢朝中央政府派太中大夫陸賈出使南越國，「賜佗書曰：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漢書卷九十五》）對於這些深入南越國的邊地，一直希望平定南越國的漢朝中央政府自然不願放棄這些地方。而南越國也想奪取這些地方解除後患。
漢元鼎五年（前112），南越國因為對漢朝的態度而發生內亂，南越國丞相呂嘉聽聞漢軍準備發兵討伐，於是發動叛亂殺死親漢的南越王趙興、王太后摎氏以及漢朝使者，並利用計謀擊滅孤軍深入南越國，由韓千秋、王太后弟摎樂率領人數僅二千人的漢軍。並且「使人函封漢使節置塞上，好為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同上）「塞上」據上案在橫浦關下，說明當時南越國並沒有奪取大庾嶺以南、橫浦關以北地區。而南越國擊殺漢朝使節的行徑徹底激怒了漢武帝，於是派歸附越人以及江淮以南的水軍共十萬人征討南越國。
「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主爵都尉楊仆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侯二人為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
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破石門，得粵船粟，因推而前，挫粵鋒，以粵數萬人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同上）
由上可知，在平定南越國的各路大軍中，由樓船將軍楊仆率領的漢軍迅速越過大庾嶺直下橫浦關，最早攻入南越境內，並等待主帥伏波將軍路博德所將軍隊，然後共同進攻南越國都城番禺，隨後不久攻滅南越國。而伏波將軍所部後至的原因除了道路更為艱險遙遠外，還有可能是因為長沙國嶺南諸縣被南越國奪取的緣故。
在攻滅南越國之後，漢武帝不但析分南越故地為九郡，而且桂陽郡南界直達溱水（今北江）與洭水（又名湟水，今北江支流連江）交匯處的洭浦關，而豫章郡原作為贛粵西段邊界也向西向南推進到今湞江中游，原先豫章郡與桂陽郡的邊界得以延長，使豫章郡深入嶺南，大致領有明廣東的南雄府（清南雄直隸州），囊括了今天廣東省南雄市和始興縣兩地，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三國時期。
（二）魏晉南北朝時期：逐鹿江淮的前沿陣地
魏黃初二年（221）十一月，曹丕冊封孫權為吳王、以大將軍持使節督交州，領荊州牧事，次年孫權改元黃武，從此開始了長江以南長達三百多年的割據時期。雖然西晉太康元年（280）晉滅吳統一全國，但其統一局面僅維持了二十餘年便土崩瓦解。五胡亂華，中原離亂，晉室南渡。從建武元年（317）琅琊王司馬睿稱晉王開始，到隋開皇九年（589）隋滅陳。在這長達兩百七十二年的里，江南地區相繼出現了東晉（317—420）、宋（420—479）、齊（479—502）、梁（502—557）、陳（557—589）五個朝代。由於這些朝代偏安於江南一隅之地，國土狹小，為增加經濟收入，不得不開發原先被視為蠻夷之地的江右、嶺南地區逐漸得到了開發。而贛粵西段邊界也在這一時期變化頻繁較大，而且受政治軍事因素的影響很大。
三國吳時期，隨著嶺南地區的開發，穩定了三百七十餘年的贛粵西段邊界得以改變。吳「永安六年（263），分南野縣地置始興縣。」（道光《直隸南雄州志》）原先屬於廬陵南部都尉的南野縣的嶺南地區設置始興縣，併入桂陽南部都尉。不久吳甘露元年（265）以桂陽南部都尉置始興郡，其後始興郡或屬廣州或屬湘州。
東晉元興二年（403）十月，永嘉太守盧循攻陷廣州，自立為征虜將軍、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東晉義熙元年（405年）四月，迫於內外壓力，朝廷被迫予以承認。義熙六年，劉裕率軍討伐南燕慕容超，盧循的姊夫始興太守徐道覆，使人勸循乘虛而出，循不從。於是「道覆乃至番禺，說循曰：「朝廷恆以君為腹心之疾，劉公未有旋日，不乘此機而保一日之安，若平齊之後，劉公自率眾至豫章，遣銳師過嶺，雖復君之神武，必不能當也。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既克都邑，劉裕雖還，無能為也。君若不同，便當率始興之眾直指尋陽。循甚不樂此舉，無以奪其計，乃從之。」（《晉書卷一百》）由於已經控制了大庾嶺，徐道覆得以在先前跨界砍伐南康郡山上的樹造船。所以盧循、徐道覆得以迅速越過大庾嶺，順流而下攻佔南康、廬陵、豫章等郡。但因兩人在進軍路線上的意見分歧，最終導致起兵失敗。
梁大寶元年（550），原屬南康郡南野縣地位於嶺北的今大余縣地被劃入始興郡，並設置了安遠縣（非贛東南之安遠），這是贛粵西段邊界首次向北越過南嶺，而這一變動與當時的軍事行動密切相關，次後圍繞著贛粵西段邊界一帶發生了多次動亂。
梁太清二年（548年）八月東魏降將侯景起兵反叛，次年三月攻破台城，梁武帝蕭衍病餓而死，時任高要太守的陳霸先起兵討伐，進軍至始興，並讓部將杜僧明率兩千人駐紮在大庾嶺上，積極準備北上討伐侯景。由於廣州刺史蕭勃不從，陳霸先決定獨自北上勤王。「大寶元年正月，高祖發自始興，次大庾嶺。路養出軍頓南野，依山水立四城以拒高祖。高祖與戰，大破之，路養脫身竄走，高祖進頓南康。」（《陳書卷一》）隨後陳霸先繼續北上平定侯景之亂，在擊敗王僧辯及其餘部的叛亂，並打敗北齊軍隊干涉後掌握南梁實權。
太平二年（557）二月，南梁宗室曲江鄉侯蕭勃因不滿陳霸先專權舉兵反叛，「自廣州渡嶺，頓南康，遣其將歐陽頠、傅泰及其子孜為前軍，至於豫章，分屯要險，南江州刺史余孝頃起兵應勃，高祖命周文育、侯安都率眾討平之。」（同上）蕭勃舉兵失敗後，其部將歐陽頠因為在嶺南具有聲望，被陳霸先任命為廣州刺史，死後其子歐陽紇繼任廣州刺史。太建元年（569）十月，陳宣帝陳頊出於疑慮徵召歐陽紇入朝。「紇懼，未欲就征，其部下多勸之反，遂舉兵攻衡州刺史錢道戢。道戢告變，乃遣儀同章昭達討紇，屢戰兵敗，執送京師，伏誅，時年三十三。」（《陳書卷九》）歐陽紇反叛未能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未能控制現在粵北的衡州（治所在陽山郡含洭縣），無法依靠南嶺據險自守。
陳太建十三年（581），析始興郡置安遠郡，屬東衡州（治所在始興郡曲江縣），使大庾嶺南北地區政區增加以達到加強控制的目的。隋開皇九年（589），隋南下平陳統一全國，結束了西晉永嘉之亂以來的長期分裂局面。次年，廢安遠郡置大庾縣，仍屬始興郡。同年，裴矩奉詔巡撫嶺南地區。「時俚帥王仲宣逼廣州，遣其所部將周師舉圍東衡州。矩與大將軍鹿願赴之，賊立九柵，屯大庾嶺，共為聲援。矩進擊破之，賊懼，釋東衡州，據原長嶺。又擊破之，遂斬師舉，進軍自南海援廣州。仲宣懼而潰散。」（《隋書卷六十七》）
在這一時期是贛粵西段邊界變化最大的時期，前期西段邊界恢復到以大庾嶺為界，動亂相對較少，而當贛粵西段邊界越過大庾嶺而佔有今大余縣地之後，嶺南動亂顯得非常頻繁，北上江淮的軍事行動也較多。
隋開皇十六年（596）廢始興郡，降大庾縣為大庾鎮，復入虔州南康縣。從此贛粵西段邊界基本穩定在大庾嶺一線，至今一千六百多年幾乎不變。其間只有在清代原屬韶州府的翁源縣作為飛地在「嘉慶十六年改隸江西南安府，十七年仍來屬。」（《清史稿卷七十三》）這一記載可能有誤，因為翁源縣與南安府相隔甚遠，兩地很難建立行政隸屬關係。而且這一狀況僅維持了一年，便很快恢復了原狀。
三、贛粵邊界在高層政區中的變化
隋代之後，由嶺南北上主動進攻的軍事行動幾乎停止，取而代之的南下奪取嶺南地區的軍事行動。而且這一時期的贛粵邊界在東西段作為縣級政區與統縣政區邊界都趨於穩定，而作為高層政區的邊界則有一些變化。根據變化性質的不同，可分為前期隋唐五代跨嶺割據時期，以及後期宋元明清越嶺控制時期。
（一）隋唐五代時期：越嶺割據
隋唐五代時期，當中央朝廷的控制力衰退之後，圍繞著南嶺跨嶺割據的狀況就時有發生。這主要體現在隋末林士弘跨嶺割據江右嶺南以及唐末盧光稠割據贛南並佔領粵北。這些割據政權通過政治軍事手段將南嶺南北連為一體，贛粵邊界作為高層政區邊界也就在這一時期消失了。
隋朝末年，各地起義不斷，饒州鄱陽人操師乞、林士弘率眾起義。操師乞自稱元興王，並建年號天成。大業十二年（616）起義軍佔領豫章郡，以林士弘為大將軍。不久操師乞在與隋軍的戰爭中被射殺，林士弘繼領其眾。「遂大振，眾十餘萬，據虔州，自號南越王。俄僭號楚，稱皇帝，建元為太平。侍御史鄭大節以九江郡下之。士弘任其黨王戎為司空。臨川、廬陵、南康、宜春豪傑皆殺隋守令以附，北盡九江南番禺悉有之。後蕭銑以舟師破豫章，士弘獨有南昌、虔、循、潮之地。」（《新唐書卷八十七》）林士弘的割據使嶺北嶺南連為一體，但其控制並不穩固。唐武德四年（621），另一割據今天湖北直到廣西地區的蕭銑兵敗被殺，使唐軍得以全力對付林士弘，林士弘陷於極度危險的境地。同年太平楚政權失去了對循州、潮州的控制，使其控制範圍局限於江西南部和中部。次年，太平楚政權在唐軍的打擊下崩潰，林士弘也在逃跑途中病死，嶺北之地盡入唐。
晚唐藩鎮割據的局面愈演愈烈，連唐中央朝廷唯一能依賴的江南地區也由於受農民起義的衝擊而逐漸失去控制，唐帝國最終在內外交困中崩潰。唐光啟元年（885），南康人盧光稠、譚全播聚眾起義，盧光稠在譚全播的支持下被推選為統帥。「是時王潮攻陷嶺南，全播攻潮，取其虔、韶二州，又遣光稠弟光睦攻潮州。光睦好勇而輕進，全播戒其持重，不聽，度其必敗，乃為奇兵伏其歸路。光睦果敗走，潮人追之，全播以伏兵邀擊，大敗之，遂取潮州。」（《新五代史卷四十一》）但是盧光稠的勢力在嶺南並不穩固，後梁開平元年（907），清海節度使劉隱派其弟節度副使劉岩逐盧光睦出潮州，並率數萬人進攻虔州。雖然盧光稠用計策打敗劉岩的進攻，但是潮州卻沒能恢復控制。處於淮南節度使（後建吳）和清海節度使（後建南漢）之間的盧光稠處境極為不利，於是被迫向後梁朱溫稱臣納貢。「太祖為置百勝軍，以光稠為防禦使、兼五嶺開通使，又建鎮南軍，以為留後。」（同上）百勝軍防禦使領虔、韶兩州，使其控制了贛南粵北，但是這一狀況難免造成首鼠兩端。盧光稠死後百勝軍政權發生內亂，南漢趁機奪取韶州。其後盧延昌、黎球、李彥圖、譚全播相繼被擁立，百勝軍的內亂消耗了大量的實力。後梁貞明四年（918），吳主楊隆演派軍攻破虔州，譚全播被俘，僅有虔州一座孤城的百勝軍政權徹底瓦解。
（二）宋元明清時期：跨嶺控制
進入宋代，在朝廷實行以文治天下的大背景下，整個國家重文輕武，避免了地方割據勢力的產生，但這也讓宋明兩代在外敵入侵時顯得無能為力。而在內部為防止地方割據，打亂自古以山川形便為區劃原則的情況也更為突出。在高層政區區划上，更加重視犬牙相入，所以在這一時期也就更加重視對嶺南地區的軍事控制。元代的江西行省和明代的南贛巡撫轄區都跨越南嶺，以便使嶺北嶺南連為一體。不過前者是由軍事進軍路線下形成的，而後者是為了對付贛粵湘閩四省愈演愈烈的流民運動設立的。
宋德佑二年（1276）二月，南宋朝廷奉表投降，元軍順利佔領臨安，宋恭帝趙?被俘往大都。同年五月，恭宗之兄益王趙昰在陳宜中、張世傑、陸秀夫、文天祥等人的擁立下在福州繼承帝位。七月，文天祥在南劍州開府，組織軍隊抗元。不久移府汀州，並派軍攻入江西寧都、雩都，同時江西各地也起義抗元。但是十一月南劍州降元，陳宜中、張世傑等奉趙昰逃往海上，元軍長驅進入閩，文天祥被迫移府漳州，進攻江西的軍隊也相繼撤出。景炎二年三月，文天祥率軍駐紮在梅州。五月，文天祥親自率軍再次攻入江西。六月，在雩都縣取得大捷，開府於興國。七月，文天祥收復贛州九縣，並攻佔吉州南部四縣。元軍為進討文天祥，「置行中書省於江西。」（《元史卷九》）八月，李恆遣軍援增援贛州守軍，贛南各地宋軍很快潰敗，文天祥率殘部退往廣東。景炎三年，文天祥率軍在潮陽與鄒鳳、劉子俊等部會合，不久盜匪陳懿引元軍攻潮陽，文天祥率部向海豐轉移，最後在五坡嶺被俘。
元軍從江西越南嶺攻入廣東，後江西行省的轄區也是為了軍事控制，其區域不顧山川形便原則而跨越南嶺，範圍從長江一直向南延伸到南海，領有江右嶺表大片土地。其範圍正是元軍從江西向南進攻的行軍路線，在設立之初行省也隨著行軍從隆興（今南昌）遷往吉州，進而遷往贛州，直到軍事行動結束才遷回隆興。而這一為便利行軍而設計的行省一直持續到元末。由於江西行省跨越南嶺，作為高層政區邊界的贛粵邊界消失，嶺北嶺南連為一體。不過跨嶺控制畢竟有所不便，因此元至元十五年(1278)設置了廣東道宣慰司，治廣州路，統轄江西行省嶺南部分七路八州。作為行省邊界雖然不與南嶺這一天然界線重合，到作為宣慰司道北界還是能與贛粵邊界重合的。
元末農民起義軍興起，江南各地興起了大大小小的大大小小的割據政權，或為紅巾軍余部，或為新興起的地方豪強。其中較為強大的割據勢力有張士誠據平江（蘇州）、朱元璋據應天（南京）、陳友諒據江州（九江）。陳友諒在江西立足之後，遣將熊天瑞攻取贛州，並趁勝攻佔南安、南雄、韶州等地。原先農民起義軍剛興起時，嶺南各地就已經風起雲湧，但因贛南未叛，嶺南各地並沒有足夠的力量阻嶺割據。及熊天瑞攻取大庾嶺南北各地，嶺南各地在其威懾力下，更無力量割據。因此終元一代，嶺南均未出現大規模的割據勢力，說明元代江西行省確實達成了其控制嶺南的目的。陳友諒在鄱陽湖大戰兵敗身死之後，朱元璋於至正二十五年（1365）春遣「常遇春克贛州，熊天瑞降。遂趨南安，招諭嶺南諸路，下韶州、南雄。」（《明史卷一》）常遇春攻取贛州後，很快攻取南安，佔據大庾嶺，嶺南之險盡失，明軍順利攻取兩廣地區。
明代鑒於元行省幅員實在過於遼闊，於是原江西行省被析分為江西布政使司和廣東布政使司，兩省邊界恢復。明中期以後，隨著江西、廣東、福建、湖廣四省交界地帶的流民運動越來越嚴峻。明弘治八年（1492）朝廷設南贛巡撫於贛州府，統轄區域不以四省邊界為限。（靳潤成《明朝總督巡撫轄區研究》）而根據《明史·職官志》載：「巡撫南贛汀韶等處地方提督軍務一員，弘治十年始設巡撫，正德十年改提督軍務，嘉靖四十五年定巡撫銜，所轄南安、贛州、南雄、韶州、汀州並郴州地方，駐贛州。」（《明史卷七十三》）南贛巡撫轄區不定，各個時期增減不一，其主要轄區是江西省贛州府、南安府，廣東省韶州府、南雄府，福建省汀州府和湖廣省郴州。南贛巡撫的設置使贛粵邊界變得模糊，不過南贛巡撫的設置對於穩定這一地區的流民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終明之世並未發生危及統治的大起義，僅有規模較小，範圍僅及數縣的武裝起義。而南贛巡撫轄區與今天客家民系的生活區域高度吻合，也說明了南贛巡撫雖然打破了區劃的山川形便原則，但是卻與文化民系區域重合，體現其設置的合理性。
明末明政府在農民起義、滿清興起的衝擊下最終崩潰，而其殘餘勢力南明也因內部黨爭，各藩王并力而不能團結一致抵禦清軍。清順治三年（1646年）南明朱聿鍵在汀州被俘遇害之後，兩廣卻陷入了唐王朱聿鐭（廣州紹武政權）和桂王朱由榔（肇慶永曆政權）並立的局面。同年清軍攻佔贛州，並趁兩帝內鬥攻滅了紹武政權，永曆帝西逃廣西。不過在順治五年（1648年），「廣東李成棟、江西金聲桓皆叛大清，據地歸。」（《明史卷二百八十》）清江西提督金聲桓、廣東提督李成棟的反叛使南明收復大片土地。但是清南贛巡撫劉武元卻繼續堅守贛州，使南北兩地不能交接。金聲桓、李成棟先後進攻贛州均失敗。隨著清軍攻破南昌後金聲桓自殺，李成棟再次進攻贛州不成後在信豐敗死，南明嶺北之地盡失。但此時南明仍控制南嶺一線，清軍不能南下。順治七年（1650年），南雄守將羅成耀降清，並引清軍南下。由於南嶺之險喪失，清軍很快攻佔兩廣，永曆帝西逃貴州。
在清與南明的爭鬥中，能否佔領大庾嶺一線，成為戰爭勝負的重要條件。嶺北清軍一但突破大庾嶺，兩廣將無險可守。而南贛巡撫的設立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南北兩方可以憑藉南嶺之險禦敵的優勢，南贛巡撫劉武元在贛州的堅守使得李成棟放棄走大庾嶺而冒險翻越九連山走桃江水道，最終失敗。隨著南嶺南北趨於穩定，南贛巡撫已失去其存在的價值，最終在清康熙三年（1664）被廢除。
結語
贛粵兩省邊界在山川形便與犬牙相入兩大行政區劃邊界原則的指導下，不同歷史時期在縣級政區、統縣政區、高層政區三個不同層面均有所變動。但總體來說隋代以前變化較大，且體現在縣級政區與統縣政區的變化上，而從隋代開始，贛粵邊界變遷主要體現在割據政權與高層政區的轄區變化上。同時贛粵西段邊界的變化遠較東段邊界大，東段邊界因交通不便使其從秦漢平定嶺南以來幾乎未曾變化，體現出軍事行動受道路環境影響甚大。通過對歷史時期圍繞贛粵邊界進行的軍事行動的分析，可以發現：當贛粵邊界向南越過南嶺時，軍事行動較少，且有嶺南有割據勢力產生也很容易被中央政府；當贛粵邊界穩定在南嶺一線時，軍事行動往往圍繞南嶺進行拉鋸戰，戰爭勝利更多地決定於內部因素；當贛粵邊界向北越過南嶺時，軍事行動增多，嶺南割據勢力產生頻繁，且有向北威脅中央政府的態勢。
贛粵邊界變化與政治軍事行動的相互關係中，體現出中央政府在對待行政區划上的深層次考慮。在行政區劃邊界的確定中，中央政府總是盡量打破行政區的山川形便之勢，使其不能成為形勝之地，從而消除該地割據的自然條件。而在具體的劃分中，中央政府會選擇打破靠近朝廷一側的行政邊界，使該地一但發生叛亂，中央政府的軍隊可以迅速平亂。相反，如果行政區的邊界朝中央政府一側打破山川形便之勢，那麼地方一旦發生動亂，便容易據險割據，甚至威脅中央政府的安全。
主要參考文獻
[1] 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2] 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3] 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等．晉書[M]．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4] 姚思廉．陳書[M]．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5] 魏徵，等．隋書[M]．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6]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M]．中華書局，2000年．
[7] 歐陽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8] 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9] 脫脫，等．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10] 張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11] 趙爾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12]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M]．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13] 歐陽忞．輿地廣記[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年．
[14]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M]．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15] 黃鳴珂，石景芬．南安府志[M]．清同治七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
[16] 康河，董天錫．贛州府志[M]．明嘉靖十五年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62年．
[17] 賴勛，黃錫光．定南廳志[M]．清道光五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
[18] 劉溎年，鄧掄斌．惠州府志[M]．清光緒七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年．
[19] 盧兆鰲，歐陽蓮．平遠縣誌[M]．清嘉慶二十五年修民國二十三年重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
[20]盧振先，管奏韺．雩都縣誌[M]．清康熙四十七年刻本影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
[21] 馬元．韶州府志[M]．清康熙刻本影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
[22] 魏瀛，等．贛州府志[M]．清同治十二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
[23] 吳宗焯，等．嘉應州志[M]．清光緒二十四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
[24] 商文昭，等．重修南安府志[M]．明萬曆刻本影印．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年．
[25] 沈鎔經，等．長寧縣誌[M]．清光緒二年修七年重訂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
[26] 余保純，黃其勤．直隸南雄州志[M]．清道光四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
[27] 余文龍，等．贛州府志[M]．清順治十七年刻本影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
[28] 胡阿祥．六朝疆域與政區研究[M]．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年．
[29] 胡阿祥，彭安玉，郭黎安．兵家必爭之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7年．
[30] 靳潤成．明朝總督巡撫轄區研究[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
[31] 史念海．中國歷史地理綱要，下冊[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32] 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M]．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6年．
[33] 辛德勇．秦漢政區與邊界地理研究[M]．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34] 周振鶴．西漢政區地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35] 周振鶴．中國歷代行政區劃的變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
[36] 周振鶴．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37] 周振鶴．體國經野之道：中國行政區劃沿革[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
[38]王子今．秦漢邊疆與民族問題[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年．
[39] 靳潤成．明代鄖陽、南贛二巡撫轄區考[J]．歷史地理，第13輯．
[40] 唐立宗．明代南贛巡撫轄區新探[J]．歷史地理，第19輯．
[41] 周振鶴．犬牙相入還是山川形便[J]．中國方域，1996年第5、6期．
[42] 周振鶴．中國歷史上行政區劃幅員的伸縮變化[J]．中國方域，1997年第1、2期．
[43] 周振鶴．行政區劃史研究的基本概念與學術用語芻議[J]．復旦大學學報，2001年第3期．
[44] 鄒逸麟．從我國歷史上地方行政區劃制度的演變看中央和地方權力的轉化[J]．歷史教學問題，2001年第2期．
註：本文為贛南師範大學科技學院2018屆學士學位論文，成果歸贛南師範大學科技學院所有。未經允許請勿轉載、抓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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