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活著是為了紀念死去

最新 06-30

開場

主持人

新都市文學，文學新都市。群友們，大家晚上好。這裡是特評團第四期，我是今晚的主持人冬雷。今天我們有幸邀請到作家佛花來到現場。今晚佛花老師和我們的特評團成員將就發表於《特區文學》2018年第一期的作品《姐姐》進行討論交流。

我們的特評團成員分別是：蔡東、安文生、郭麗萍、北缺、杜小龍。活動分為三個部分：作者發表創作談、評刊團成員發表評論、自由討論。群成員可隨時提問或發表意見。希望群友們能參與其中、樂在其中。

接下來將由我來介紹今天的主講人：

佛花，文學碩士，曾供職於報社、雜誌社等媒體，深圳作家協會會員，麥哲倫書吧發起人之一。小說、詩歌、評論發於《山花》、《讀書》、《延河》、《香港作家》等刊。現從事小說創作及時尚研究。

提到「姐姐」這個詞，我們的腦海中多少會浮現出一些畫面，或者溫情，或者嚴厲，又或者帶著某種光環，那麼佛花眼中的姐姐是個什麼形象呢？接下來我們把時間交給佛花，看看她眼中的「姐姐」。

創作談

佛花

首先，感謝特區文學組織的這次活動，也謝謝特評團的每一位成員能在百忙中抽空閱讀拙作並給予點評。當然，也謝謝大晚上，有各種事情可做卻依然選擇在此守候捧場的各位群友。

疏懶如我，隨心隨性慣了，很多時候，寫，於我而言，是興之所至，信馬由韁。

逃避甚至抵觸一切命題作文。包括創作談。

可也知道，有時候，大傢伙同玩一個遊戲，不容易，得制定各種規則，以確保遊戲能玩得好，玩得漂亮，玩得有章法。對於《特區文學》積極搭建的活動平台，我知道，作為一個置身其中的人，自己有責任按規矩來。

任性也得有度，對么？

所以，還是寫了些零碎的片段，關於《姐姐》。儘管《姐姐》的誕生是在2017年，不算什麼新作；儘管我已無數次不要臉地自吹自擂了很久我所謂的《姐姐》，時至今日，我再也不想重讀《姐姐》——我常常如此，作品寫完了，就棄之如敝履，相忘於江湖。這估計也算得上是我發得很少的原因。

興緻高，爭強好勝心旺盛時，覺得，必須闖蕩江湖，與武林各派多交手多過招，比試比試，一決高下。能量低，野性子發作時，覺得，江湖有什麼了不起的，有什麼好比什麼好爭？自個兒玩，玩高興了，在公號推送推送，在美篇晃悠晃悠，你和讀者之間，互不相識，永不猜測。她們讀你的文，讀的就僅僅是文；你寫的，也僅僅是文，別無其他。愛看不看，隨便。反正也不是為了人家看而寫的。

這麼說話，讓人不舒服，可我不是故意的。我偏執地相信，人生很短。短得不值得你違背自己來討好所有人。何況，這所有人，又是誰呢？

《姐姐》大概就是在某種難以表述的偶然和我性格的必然的夾縫中誕生的。我想寫一個關於美，關於罪，關於人生的真真假假、虛虛實實，關於存在和虛無的故事。

我鮮廉寡恥地相信，自己能，也必須，寫出那種看得見時光流轉、春榮秋敗的小說。我希望《姐姐》能做到。所以，在小說里，我設置了兩姐妹：一夢和南柯。她們倆，是彼此的鏡子，映照著對方。每個人都要依託於他人才能認知自我。每個人都在步履艱難中日復一日地忍耐活著。姐姐是那種想要活得長風浩蕩萬里無雲的人，這樣的人，註定幻滅。

妹妹比姐姐強的地方在於，她知道，浩蕩完了，無雲完了，人生還得開疆拓土、揮汗如雨。可是，人生是一場沒有輸贏的賽事。所有看起來燦若煙火的景緻終歸要破碎、寂滅，所有讓人扼腕嘆息的事物不過是水中月鏡中花。莊周夢了蝶，安知蝶沒有夢見莊周呢？死去的，活著的，輝煌的，平庸的，南柯一夢罷了。

不少人看完了小說之後，問我：姐姐到底是否存在？

我無法回答這樣的問題。你可以認為她存在，也可以認為她僅僅就是妹妹的幻覺或投射。可我願意在此與大家分享我朋友對此小說的一句點評：許多人活著，都是在紀念自己已經死去的那部分。這句話，戳疼了我。我想，她比我更適合寫小說。

對《姐姐》，你若問我，你覺自己寫得怎麼樣。我永遠不會假裝謙虛地說，哎呀，寫得很爛啦。這種自己和別人都不信的自謙不是我的做派，也不符合我的準則。我不敢說《姐姐》很好，也不敢說自己寫得很好，可是，我必不允許自己寫得很爛的東西被人看見。就像我不會高興自己丑陋的爛照片被人發出來一樣。

《姐姐》承載著美的責任。

同時，於我而言，她不是一個故事，不是一篇小說，至少，不僅僅是——她是我失散多年的羔羊，某一天，她迎面走來，與我相認，就是這樣。

特評團

主持人

剛才佛花老師談了自己的一個寫作態度。那麼關於文章的內容的深度解讀，我想我們的特評團成員在這方面應該有精彩的發揮，接下來的時間就交給我們的特評團成員。

蔡東

蔡東，文學碩士，生於山東，現居深圳，小說家。

佛花的小說語言有一股兒洒脫勁兒，爽利跳脫，短句子多，白描的功力深厚，用字乾乾淨淨，三言兩語就能傳神入骨，讓人覺得一下子通透了。

這洒脫不是輕飄飄的，因為有東西托著，故事本身的肌質非常細膩，對人物心理的勘探是有深度的，對生活的逼視始終有力，關鍵時刻又能宕開一筆，空一下，虛虛焦，讓餘味散出來。棄舞，出走，自殺，這些情節有戲劇性的一面，作家很克制，沒有大潑墨，沒有一驚一乍，沒有落入「歇斯底里現實主義」的窘境。

一夢、南柯兩姐妹中，一夢似乎完美，但她並非懸空的人物，迷人的細節支撐起了她，她在妹妹的注視中一點點變得鮮妍飽滿，後面，關於她的出走和越軌的戀情，欲說還休，著墨不多，恰到好處的空白反而進一步打開了這個人物的空間，她從明亮的地方退出來，隱身於暗處，任讀者想像和增補出一個凡俗女孩所會經歷的生活日常，種種的可能，這個人物就厚了，就宏闊了，就有活氣兒了。

完美的人物大都扁扁的，眉眼模糊，讓人覺得遠和隔，佛花的精巧處理很好地避免了這些。南柯呢，跟姐姐相比南柯更容易叫人親近，她太真實了，太銳利了，她代替我們，覺察了匆匆流逝的生活中不易覺察的心思和念頭，迷障和了悟在她心上兼而有之，她讓人覺得熟悉也讓人覺得陌生，她在家庭生活的表面活著，也在人眼看不到的深處苦苦追索和思考某些命題的答案。

再來說說佛花小說里的「金句」，我的理解，金句應該是文學性的語言，不是抖抖機靈兒的輕佻妙語。佛花小說里的金句符合我的期待。文學性的語言並不是一味追求華美或新鮮別緻，而是用平實的、誰都能懂的語言，把特別微妙或幽深的，本來難以言傳的狀態、情境精準地傳達出來，讓人覺得被打了一下，愣住了，停了停。在看《姐姐》這篇小說的過程中，我停下來幾次，這種停頓是美妙的，回過神來之後，為自己遇到這樣的小說感到幸運，也祝福作者，她在小說創作上有自覺的追求，願她越寫越好。

安文生

安文生，女，1980年出生。黑河市作家協會會員，有諸多作品散見於各大報刊。曾獲2017年黑龍江省十大微信詩人稱號。

《姐姐》這部小說的語言，有安妮寶貝式的簡潔斷句。并力求在簡單的句子里，表達作者對生活的極致思索。比如，她寫：「一個女人，男人最好只有一個，男性朋友卻多多益善。把所有男人都發展成男朋友，不一定是潘金蓮，卻一定是蠢貨。」、

女性作家，對於情感關係，總有屬於女性的細膩與敏感。和其他作者不同，佛花的筆觸是陰鬱的。即使是親情，也充滿陰霾。縱然是在其他人筆下歌頌不已的母愛，在作者看來都是有條件的。

小說里的母親，把自己的期望強加於女兒身上，總希望她們能夠繼承自己的衣缽。在子女達不到要求時，對她們就有懲罰的行為。而父親，在女兒參加競賽的重大場合都會缺席，平時更是疏於對子女的教育。把很多精力時間用在了婚外戀上。

平時親密不已，互相維護的姐妹，在某些時刻也充滿微妙的競爭。像雙生花，相互依存，一面是陽光，另一面卻是陰影。

愛情同樣令人煎熬。女主南柯，並不信任異性，總是試圖逃避他們的追求。即使她發現自己是愛一個人的，最初與他接近，也不過是有計劃的復仇。作者著墨最多的，是那些畸戀，帶給南柯的陰影。父親的出軌，讓她提前開始思索，婚外的女人能夠擁有些什麼。而姐姐對情人失望後自盡，讓她無法與喜歡的人走到一起。

所以，作品的總體基調還是壓抑的，讓人窒息的鬱結。如果這個姐姐並不存在，只是南柯的臆想，讓人不由懷疑，這個女孩到底經歷了些什麼。才會在本應憧憬愛情的時候，對世事如此逃避。在本應依戀親情的時候，自尊心那麼強，對父母無心的一句話，如此反應過度，如此受傷。

在情節的主次安排上，《姐姐》在交待姐妹倆成長的過程時，相對於全篇來說，過於平淡漫長。而在本應奪人眼球之處，卻簡單交待，一筆帶過。

有種姐姐突然就做了小三，忽然就自殺的感覺。妹妹雖有心已久，某一晚由於母親的一句質疑，突然就實施復仇的真正步驟，與一直追求她的人發生關係。鋪墊顯得過於簡單，這種轉折上的驟然，是作者的有心，還是寫作手法上的一種無意。或許佛花是想重點突出在成長中，有一個完美漂亮的姐姐，帶給女主的影響，以凸顯失去姐姐後的失落與傷痛。也想用這種忽然大起大落的方式，讓人感受到小說的強烈衝擊。

包括結尾時，父母那句：「什麼姐姐？」同樣來得突然，讓讀者不得不推翻之前的人物設定，懷疑起所有的情節。也許，這就是作者的匠心獨具，也是這個小說的魅力與不同凡響之處。

郭麗萍

郭麗萍，廣東工業大學副教授。作品散見於各文學期刊，有作品被選刊轉載。獲得2015年廣東省期刊作品一等獎。

佛花的《姐姐》里，姐姐和妹妹，最初是彼此的映襯組，姐姐又以死亡，成為妹妹逾越不了的模版以及心上的暗疾。在這個家庭里，永遠缺席不在場的是父親，而母親，女兒對她來說是她成全自我的工具，是她苦心雕琢的作品。姐姐和妹妹，誰能幫她實現未完成的夢想，誰才是被她承認的女兒，母親才能看得到這個女兒。

「被看見」是每個孩子成長中重要的需求，為了被母親看見，姐姐把母親的芭蕾夢想當成自己的去實現；為了被母親看見，妹妹在自覺無法在舞蹈上與姐姐的天分較量後，另闢蹊徑，學習畫畫。無論跳舞還是畫畫，都是為了滿足母親一生對藝術的熱衷，姐姐死了，妹妹還活著，母親眼裡當然只能看到妹妹，這唯一能給她的人生作註腳的生命的延續。

也許，小說的結尾令人疑惑，前面大力鋪張的姐姐的一生，竟然可能只是妹妹的一場夢嗎？是誰陷入了幻覺？

妹妹對愛情對男性近乎刻薄的態度，也自有其合理性。一個缺失正常童年的人就像提前經霜打的蘋果，一半已腐爛，另一半永不成熟。她的父親，白日苦苦經營自己的官場生計，晚上只有在低頭看手機的時刻才會被隱秘的戀情牽動嘴角，露出一絲若有若無的笑容，母親婚姻的不幸唯有用女兒來彌補，使她們成為婚姻祭壇上的祭品。

《姐姐》給我的感覺是，作者已度過青春期和寫作噴薄期，再回顧青春和成長，而寫下的文字，這種感覺是通心的，切膚的，真皮層寫作，當內心呈現某種潮湧，就讓它賦予形狀，以文字呈現。這形狀印證了某種靈魂的誠實。

當然這也註定它似乎不是一篇無瑕的作品。

當姐姐演出的那晚，「我」如願發了燒，逃避了只能坐在黑暗的台下，為台上聚光燈照亮的姐姐拍掌祝賀的安排，似乎也避免了被比較的命運。然後那天的她窺見了成人的秘密，她永不在場的父親原來心另有所寄。我讀到這樣的文字：「畫面單刀直入，突如其來。原來，二樓，離地面那麼近。原來，人在發燒時，視力如此之好。」這樣的文字是靈光一閃，照亮了讀者閱讀的漫漫孤寂，擦亮了每個人隱密的未被言明的體驗。

碎片化的年代，滿地都是靈光一閃的小聰明。但是要考察一個人的文字實力，必須看長文，才能看出文氣是否充沛、知識結構堅實與否、運用信息資源的靈活性、思考力的延展度。

而這篇作品思考力洞察力似乎有些弱，我無法通過這些偶爾靈光乍現的畫面組成一個清晰的而又沉潛的生命領悟。有些過於隨意的情節，比如姐姐與那個中年有婦之夫的戀情，也許作者想暗示姐姐在從為母親而活到為自己而活的執念中滑向了另一個極端，也許是為了彌補父親的缺失，也許，只是因為愛情，但諸種猜想都無法得到線索的有力牽引，未免讓我扼腕。

至於姐妹兩個愛上了一對父子，若是出於偶然巧合，那未免令人對小說的嚴肅性產生懷疑，若有更深的意蘊，作者似乎也未能有力碰觸到開關。

女作家杜麗寫過一篇關於兩姐妹的文章，那個被姐姐的光芒照得黯淡的妹妹，在父母、姐姐的冷落下，妹妹孤獨地呆在一邊，默默地傾聽、觀察，獨自長大，獨自探究表象背後的真實。而姐姐卻生活在熱鬧之中，生活在事物的淺表上。

這位妹妹，是個「小小的知情者」。杜麗寫道：「假如讓我選擇，我願做這位妹妹，呆在人類生活的角隅，被人們的喧鬧與落寞所忽視，撿拾被丟棄的生活碎片，看見人們臉上自己都未覺察的傷痛，然後講給他們聽。」

北缺

北缺，92年生，甘肅天水人。長年在東莞務工。15年開始，學人家創作小說，作品不散見於各種刊物。

或許是因為寫作經驗的不足，我總是很難把握好碎片化敘述的律動。所以我每讀到好的碎片式小說，心裡總會非常的熨帖。佛花的這篇小說，就給了我這種感覺。初讀時以為，這是篇寫實的小說，結局無外乎是利用姐姐的死來構造一種張力，放下文本再次回味文章之後便覺得這個弔詭的結尾，使整篇小說都「虛」了。這一虛，姐姐也虛了。姐姐虛成了另一個自己，一個與「我」截然相反的自己。

作者筆鋒內轉，試圖去觸碰那皮相下的肌理骨骼，展示深藏在骨縫裡的傲慢與沉淪。正如開篇所言，女孩子都想要癲倒眾生的虛榮，姐姐是另一個「我」，而那個被爸爸親過的，美的讓人難過的女人，是另一個姐姐，她們都是「我」的虛榮。在真假有無之間，誰都不過是命運的一顆棋子而已。經過一翻心路歷程，航海的麥哲輪又回到了原點，而這時的原點就不是那個原點了，此間有了一種得道的意味。我總是非常主觀的去解讀別人的作品，並樂於其中。

小說是靈魂與靈魂的溝通，小說的意義在於傳遞某種經驗，我認為，要想接收這種微妙的經驗，就得主觀。

杜小龍

杜小龍，男，85後，甘肅臨洮人。有作品見於多家期刊雜誌。入選某些詩歌選本並獲獎，《作品》評刊團特約評論家。

愛情和性是永恆的命題。在小說中，「我」企圖把姐姐作為「我」的光，而「我」是影子。在男權社會，「我」和姐姐、媽媽，以及其他女人都處在一個「夢」的邊緣，中心是姐姐：被寄予厚望，天生麗質，卻天性冷淡。小說企圖建構一個對於舞蹈，音樂，繪畫，現實，夢想的幻境。

我和姐姐的名字：「南柯」、「一夢」，就是在預示：人生如夢，而眾生呢，又恰恰為夢所顛倒。小說中複雜的男女關係構成了相互之間的背叛。繼續父母之間的背叛，又是我和姐姐的被迫，這也是巨大的人性的焦慮和恐懼。作者用了一種極度調侃的語言來呈現人性的複雜。面對老師和周圍人善意的謊言構築的人性孤島，「我」有宿命的悲觀，也有無奈，和對現實突圍與逃離之間的焦灼不安，以及對於無法捕捉的命運的眩暈。

在一個悲觀論中，又用青春，音樂繪畫來背叛現實，和對於現實圖解，對於男人附著的權力財富圖解，充滿了對當下拜金現實的批判。作為一個巨大的借口，我既是參與者，更多是旁觀者，甚至是一個看客，等所有的悲劇包括姐姐的跳河，父親出軌，以及母親最終謊言的破滅，我的沉默，這一切實際宣告了叛逆的失敗。最終，在姐姐去世之後，全家人的痛苦之外，只有我出於一種清醒又矛盾，又不知所措，以至於對於坦白也被當作錯亂、謊言，這就是意外，這就是麥哲倫，這就是人生的本來面目。

小說遺憾之處在，未能審視當中的迷失，甚至從結局看是「死亡美學」，但現實是我們依然要活著，那我們就要打破夢。「人不能靠做夢活著，總得落地，懸在半空容易摔死」，這是作者的看法，也是在一個功利的世界中，超功利的活著的信仰。正是父母對於孩子可憐的教育導致了這一連串的悲劇。在對違背教育倫理和社會倫理的「亂倫」演繹當中，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人往往顯得迷茫無助，但又偏執悲觀愚蠢，自以為是。

也許，我們所有的做法都是錯的，只有奶奶對兩姐妹能不分彼此，沒有高低。這是小說充滿了極度悲觀的一個地方，宣揚虛無主義，讓我們懷疑親情，懷疑人生，懷疑愛情，也懷疑我們活著的理由，這是對人性最大的審判，也是對自我和他人的審視中的信仰最致命的一擊——如果沒有夢想，沒有希望，沒有前進的光，那我們像「影子」一樣活在現實中。那活著的意義又是什麼？

所以說，小說對人性善的懷疑是信仰缺失的表現，是對於現實夢想之間的悖論，倫理教育悖論的無奈。我們深表同情，但對反覆渲染懷疑的悲觀處事，我們表示厭棄。我們絕不應該學習。悲劇不應成為輕生的借口，對於自我的否定，對於人之為人這一個恆定的命題的否定。

小說對功利的批判顯而易見，那麼超功利的生活就是為了可憐的尊嚴，可憐的虛榮而去赴死嗎？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深深的思考，活著即審判。突圍也許我們才能看到希望，逃離只能使我們更加卑微，更加可憐，更加無助。這不是人應該有的選擇，所以城市愛情題材的死亡美學是背離人性的，也是為智者和現實主義者唾棄的，虛無主義只能導致毀滅，重蹈情愛的泥潭！

應該看到，小說的女性甚至「第三性」的視角很不錯，但戛然而止，到想報復崔健父親，應該是要走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式對人性惡的揭露，可是，小說卻結束了。這樣的寫作馬上會使讀者感到遺憾，因為文章既沒有塑造獨特的「女性」形象，也無法引發對當下生存主題的遠景思考，從這個意義講，小說並未擺脫愛情復仇的套路！而張愛玲《傾城之戀》和蕭紅《呼蘭河傳》式的決絕的女性悲劇精神，尚未得到彰顯，同時，從側面也能看到，作者缺乏基本的生命敬畏感，這種都市題材小說很容易滑入個體的「小」里，缺少超越和高度！

自由討論

主持人：特評團成員的發言就此結束，接下來我們進入本期特評團的自由討論時間，群友們可相互提問、探討。希望大家聊得開心。

主持人：不知道佛花老師對於特評團成員的評論是否有所回應？

佛花：非常感謝大家耗費時間和精力閱讀《姐姐》以及給予點評，沒有什麼特別的回應，只有感謝。所有的角度，我都能理解。也不願過多闡釋。就這麼一個短短的小說而言，我認為自己已經說得過多了。

王道長：我來提個問，請問是什麼原因促成了這篇小說？這篇小說是否有原型呢？

佛花：沒有原型。也沒有促成。我相信，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姐姐和一個妹妹。南柯一夢，才是人生。

北缺：佛，花，一空，一色，我對這個筆名很好奇，可以說下嗎？

佛花：不是筆名，是真名。

安文生：想問一下佛花，寫小說之前列提綱嗎？

佛花：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