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見紅：關於《虎豹口》的五個半思考

客觀的說，《虎豹口》是一部成熟的文學作品。無論作品的文本、構思、情節、主題甚至語言風格，都充分顯示了作者冷靜嚴肅的人文哲學思辯，淋漓盡致的表現了作者的匠心獨具……

關於《虎豹口》的五個半思考

沒有見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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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文學作品，該不該用紅或不紅來衡量其價值？用這個標準衡量，會不會有太多的「沽名釣譽」的嫌疑？是不是只有紅了，作者才能得到必須的和該有的尊重？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武永寶先生的經典作品《虎豹口》，至今沒有見紅，起碼，是沒有紅到讓眾多關注的人不再有空間期冀。

至今，甚至包括作者本人在內，仍然在迷茫的想像和假設中，期待著這樣一部作品，或者作影視題材萬眾追捧，或者能高懸廟堂受人膜拜，或者能名留史冊永為經典。這樣的假設和想像是尷尬的，也是殘酷到讓人窒息的，儘管，這樣的願望完全是在情理之中，但是，我們卻不得不面對《虎豹口》這樣一部經典在今天只能提起「當年勇」的尷尬局面。對於作者，這是不公平的，作者多年來致力於為故鄉文化「贖罪」，致力於以家鄉的黃河文化為標的，致力於提升家鄉文化向更高大的文化層面，但是，他至今還是只能在底層鼓與呼。對於縣域文化，這也是不公平的，多年來，本地文化缺少文學領袖級的榜樣力量，缺少寫作的高度追求和超越方向，缺少核心的文化和文學爭鳴，導致了文壇「雷聲大雨點小」的沉痾舊病多年不去，導致了假繁榮背後真實的落寞和孤單，導致了本地文學死水微瀾的沉悶和止步不前。

但是，我們又不得不非常理性的承認：這些不公平，其實，有著太多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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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首先，有必要從《虎豹口》發表前後的幾年裡中國文學界的「天下大勢」說起。毋庸置疑，改革開放，不僅僅是經濟建設層面的，也是文化和文學層面的改革開放。十多年時間裡，一方面，包括蕭軍、梁實秋、葉聖陶，丁玲等一大批老一代文學藝術家辭世，另一方面，中國文壇新生代力量卻也已經迅猛的成長了起來。包括很多今天家喻戶曉的作家，諸如張賢亮、賈平凹、路遙、陳忠實、王朔、王安憶、蘇童、余華、鐵凝……這些新生代的文學力量，似乎是一座座壓抑了很久很久的火山，終於一朝噴發，他們的力量生猛而強勁。在這樣的情況下，《虎豹口》挑戰著三個方面讓人深思的壓力和挑戰。

一方面，《虎豹口》的「走出去」面臨著諸多「名」的壓力。在1994年前，已經成名的作家們厚積薄發，王蒙的《堅硬的粥飯》，莫言的《紅高粱家族》，劉恆的《伏羲伏羲》，余華的《活著》，蘇童的《豐乳肥臀》，樹立了一個一個的文學高峰。更有甚者，幾乎同是在1993年，賈平凹的《廢都》出版，陳忠實的《白鹿原》出版，路遙的茅盾文學獎作品《平凡的世界》出版，掀起了中國文學的「路遙時代」。這三位巨匠，硬生生把陝軍文學創作團隊的地位，拉升到了幾乎無法超越的地步，遑論文化中心北京的文學力量？那麼，在這樣的時候，一個三十歲而名不見經傳的青年作家，發表一篇《虎豹口》，能不能一炮而紅衝進巔峰的作家群體？答案不言而喻。偏偏武永寶先生二十年沉寂，後發之力不足，這似乎才是罪魁禍首。

另一方面，《虎豹口》的「衝出去」面臨著「單」的壓力。當然，這裡的「單」指的是傳播單一，勢單力孤和其人的作品少見，顯得身單力薄。毋庸置疑，作為當代文學發展的一個黃金時期，1990年代前後，至今還有很多文學家們津津樂道，並懷念著那個「百花齊放」的年代，用波瀾壯闊形容那個時代的文學氛圍，一點都不誇張。儘管，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中國文學的發展湧現出了嚴肅文學和商業化文學的兩股發展態勢，而且各有勝場，但嚴肅文學依然是文學的主流。先鋒文學作為一種新興的文學藝術形勢，打破公認的規範和傳統，不斷創造新的藝術形式和風格，引進被忽略的、遭禁忌題材。很醒目很個性，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和肯定，也成長了很多包括余華、莫言，格非、王安憶、蘇童等代表人物，然而，翻看這些人的寫作履歷，卻不難發現，這些人的成長，沒有任何人僅靠一篇作品一鳴驚人。即便是余華，在1983年發表《活著》之後，接連發表了《許三觀賣血記》、《在細雨中吶喊》和《兄弟》等成熟的作品，蘇童，自1988年發表作品《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之後，一發不可收拾，陸續發表和出版了《園藝》、《紅粉》、《妻妾成群》等成熟作品，莫言，從1981年開始創作，一路上問世了《紅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透明的蘿蔔》，直到大紅大紫的《豐乳肥臀》。甚至很多作家，在一年時間裡連續發表數篇成熟作品的也不乏其人。從這些作家的履歷，再對比《虎豹口》的1994年問世發表，我們不得不說，《虎豹口》是一部成熟的作品，但畢竟是武永寶的作品初見，要做到僅僅靠一篇作品「一日看盡洛陽花」，這在論資排輩痼疾頗多的中國文壇，何其難也？恰恰武永寶先生身入仕途，每天文山會海，這應該值得扼腕嘆息。

再一方面，還有不得不說的「甘肅」話題。客觀的說，就算是到了今天，「甘肅」這個概念在中國文壇始終還是名不見經傳的，甘肅作家群也依然是一個弱勢群體。這裡，有經濟的因素，有人文的因素，也有成員構成的因素值得深思。而事實上是，一方面，儘管在90年代，馬步升、葉舟等人已經冠上了「甘肅小說八駿」的黃金大冕，但充其量，在中國文壇的地位，也只是在二流甚至更遠。那個年代，這些作家們太多的熱衷於獲獎和交流會，鮮有成功作品圈點，缺少提攜和更高層面的推薦宣傳，是當時武永寶先生面臨的最大瓶頸。另一方面，就算是甘肅省最高規格的文學紙媒《飛天》在全國期刊界似乎也只是「佔山為王」，就連躋身全國前十猶有不及。那麼，《虎豹口》在《飛天》雜誌發表時的檔期和版面位置，是不是那麼重要，這真的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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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的說，《虎豹口》是一部成熟的文學作品。無論作品的文本、構思、情節、主題甚至語言風格，都充分顯示了作者冷靜嚴肅的人文哲學思辯，淋漓盡致的表現了作者的匠心獨具，有著很多值得圈點和肯定的地方。雖有紕漏，但瑕不掩瑜。這樣的作品，今天的局面的確有點不尷不尬，這其中原委，暫且拋開一些先生「抱著葫蘆說瓢」的評點，不妨在作品本身做出兩個假設。

第一，假設不是名叫《虎豹口》。這個假設，是基於傳播學理論和文字外延概念的。關於書名，有一個值得思考的現象。《紅樓夢》為什麼不叫大觀園？《水滸》為什麼不叫梁山泊？《資治通鑒》為什麼不叫舊事彙編？想想這裡的原委，再放眼看看目前文學界琳琅滿目的書名，可以見仁見智，但我們不得不承認，一個響亮的、具有很大文化外延、包涵思維拓展空間的書名，能像一顆犀利的子彈，或者直擊人心，或者引人注目，或者傳遞更多的信息量，或者引發更多的思考，也只有這樣，才能在卷帙浩繁的文學陣地上脫穎而出。在這裡，我做了一個大膽的嘗試，在「百度」輸入「當代文學書目」粗略的瀏覽，幾乎除了趙樹理的《三里灣》之外，鮮見有以地名做書名的文學作品。再進一步檢索「虎豹口」，不難發現，這三個字的概念，除了近年的一些詞條補充和個別小篇幅新聞之外，幾乎沒有太多的內容在焉。那麼，「虎豹口」作為一部小說的書名，是不是顯得呆板狹小不夠張力？是不是有些小家子氣不便傳播？是不是不能具有更多的字義外延去吸引關注？或許，作者本人有著自己的初衷也未可知，提出這樣的思考，供方家共同討探，也應該有著其積極意義。

第二，假設把文章主題放大。仔細思考《虎豹口》的主題，很容易讓人想起另外一本很紅的外國小說《蒼蠅王》。橫向對比，不難發現，《蒼蠅王》和《虎豹口》在主題構想上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在《蒼蠅王》這部作品中，作者戈爾丁用他特有的沉思與冷靜挖掘著人類千百年來從未停止過的互相殘殺的根源，是一部揭示人性惡的現代版寓言。故事設置了人的原善與原惡、人性與獸性、理性與非理性、文明與野蠻等一系列矛盾衝突，在慾望和野蠻面前，人類文明為何顯得如此草包如此不堪一擊？這是《蠅王》的思考之所在。而《虎豹口》也是在構建了一個無序的自然生態下，人和人族群和族群之間，面臨生存層面的需求時，互相殘害折磨傾軋攻擊，淋漓盡致的揭露了人性的愚昧和醜陋。在這個基礎上，兩部同是直擊人性話題的小說，有幾個不得不提出的對比結果：《蒼蠅王》安排的故事起因是戰爭，在鞭撻戰爭的罪惡性，而《虎豹口》里所指，除了生存就是生存；《蒼蠅王》處處里傳遞著建立人類生存秩序的目標和進程，而《虎豹口》里顯得有些就事論事；《蒼蠅王》明顯把主題高度設置為荒島上的「人類」，充分擴大了文化外延，而虎豹口的設置，只是一個小小的生態環境，似乎有被舒服之嫌；最後的事實是，《蒼蠅王》很紅，《虎豹口》的處境不尷不尬。那麼，《虎豹口》在主題設置上，是不是眼界不夠遠思維不夠開闊束縛了主題高度？是不是批評範圍狹小主題背景不夠普遍性？是不是把主題提升到了「濟世」的層面而產生積極意義？這，應該是必須探討的一種思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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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洋洒洒，無非管窺個見。絮絮叨叨，本是一家之言。然而，我們身處的時代，無論是大文壇現狀，還是區域文化的發展，甚至是我們諸多個體的思維思辯，都在呼籲著一種有高度的、客觀理性的評論方式。一些先生的「文運」說可以一笑置之，在下的「環境」論可以一嘻作罷，李曉及白映龍二位老師的點評已是昨日焰火，蘇振亞及武永寶二位先生的註解似乎於事無補。《虎豹口》的現狀，留給我們最重要的「半個思考」，應該是：你做了什麼？你在做什麼？你該做什麼？

之所以叫「半個思考」，是因為本命題永遠無解。信夫？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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