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小說中的疾病隱喻與中國小說的現代化進程
晚清小說中的疾病隱喻與
中國小說的現代化進程
譚光輝｜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當文學家描寫疾病的時候，疾病往往不只是作為一個推動情節的道具在使用，而是與其他事物相關，具有豐富的象徵意義。這種象徵意義的多樣性和多層次性是任何其它題材所不可比擬的，因為身體與心靈一樣，具有最大限度的發散性和開放性。當文學作品無法脫離社會文化語境而處於其中的時候，肉體就會在社會文化的巨大網路中處於中心位置，身體符號則往往成為映射社會文化的一個窗口。當社會文化出現問題的時候，這種問題就會投射到身體上，其表現就是肉體的病態，這就是柄谷行人所說的「複雜的諸種關係網失去了原有的平衡」。當作家意識到這「諸種關係網」的平衡被破壞之後，他便會將其轉化為藝術形象加以表達，因此身體的疾病就成為社會文化的隱喻，它與精神的疾病一道成為社會文化癥候的附著物。「作為文學的主題或題材，它們首先傳導了人們不尋常的經驗。這種患病的經驗或通過疾病表現出來的經驗豐富了關於人類存在的知識。其次，疾病在文學中的功用往往作為比喻（象徵），用以說明個人和他周圍世界的關係變得特殊了。生活的進程對他來說不再是老樣子了，不再是正常的和理所當然的了」。
晚清小說中疾病的隱喻對古代小說中疾病隱喻的各方面都有所突破，主要表現在疾病的社會隱喻功能的加強。在晚清小說中，疾病主要隱喻社會制度和封建禮教的弊害，古代小說的疾病隱喻是為了否定個體，晚清小說疾病隱喻是為了否定社會和國家以及對個體造成傷害的禮教制度等。然而，從總體上看，晚清小說中又充滿了矛盾。這個矛盾主要表現在對病症的不同診斷結果和所開的不同藥方上，下面我分別從知識分子在面對疾病時所選取的不同角色定位來論述其思想的差異性。
醫者之方:以醫生的眼光審視病態社會與民德的敘寫方式的出現
以醫生的眼光來審視社會始於晚清新小說發端之始，梁啟超就為中國設想了一個健康的未來。為了把這個理想中的中國告諸世人並與當時制度的病態進行對比，梁啟超才決定採用小說的方式，這也是《新小說》創刊的原因。梁啟超為醫治中國之病開出了藥方，用西方的一系列政治制度來對中國進行改良。在這篇小說中，作者高屋建瓴地揭示社會痼疾，尋求救治之方，儼然一個社會醫生。
《新小說》
《新中國未來記》裡面的那個隱含的醫生在《老殘遊記》中就變成了一個現實中可見的醫生。《老殘遊記》的作者劉鄂（1857—1909）本人精於醫道，並於1885年左右掛牌行醫。同時，《老殘遊記》的主人公老殘也是一個搖串鈴走江湖的醫生。整部小說以這個醫生的活動為線索，以第三人稱的限制視角敘述，用醫生的眼光去審視社會。在老殘那裡，行醫救人倒是次要的，在他的整個行醫過程中不曾碰到什麼他治不好的疑難雜症，基本上是藥到病除，唯有社會之病難於醫治。這部小說的著重點並不在「醫人」而在於醫治國家的創傷，這構成了《老殘遊記》的整個隱喻系統。「作者在老殘身上，寄託著醫人與醫國的雙重希望，而老殘在遊歷過程中，對社會現實病痛的關注遠遠超出對患者病痛的關注」。所以，劉鄂在《自評》中寫道:
舉世皆病，又舉世皆睡，真正無下手處，搖事鈴先醒其睡，無論何等病症，非先醒無治法。具菩薩婆心，得異人口訣，鈴而日串，則盼望同志相助，心苦情切。
在作者看來，國人之病分為兩層，一層是「病」，一層是「睡」，要治病需先醒其睡，國病醫治之方，首要問題是要喚醒世人，因此，醫人之病在其次，醫人之睡在其先，「舉世皆睡」，那世間還有清醒之人嗎？作為搖著串鈴的醫生，老殘既是無病者，又是清醒者；他既是醫生，又是啟蒙者和俠士，他在替人治病之餘，更多是在行俠仗義，在為國家的前途憂慮。因此，《老殘遊記》既具有憂國憂民的意識，又具有啟蒙主義精神和俠義精神。醫生的眼光使疾病與國家的政治現狀結合在一起，對民眾精神狀態的敘述使《老殘遊記》具有了一種難得的啟蒙精神和人文性，而這些都鮮明地體現了中國現代小說的一個重要主題——救亡精神。從這個意義上說《老殘遊記》已經具有一種很強的現代性意義。
《老殘遊記》
梁啟超的主要角色是政治家，劉鄂卻是文學家。梁啟超的觀點代表的是政治家的主張，而劉鄂是以一個無所依託的知識分子的身份在進行思考。所以，同樣作為醫國的醫生，他們的情感態度和處理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梁啟超是樂觀的，而劉鄂卻是悲觀的。劉鄂認為中國的問題不出在上，而出在下，在於下層的官僚。所以在「大船隱喻」中，那些反對者不是來自於船主和掌舵的，而是來自於下等水手和那演說的「革命者」，為什麼呢？因為這些駕船的人「是走太平洋的，只會過太平日子」。「他們又未預備方針」，當日月星辰被雲遮了的時候，就沒有了依傍，這些人隱喻守舊派。那些「革命者」也是反對新思想，反對新法，提倡走老路的人，暗示了革命派的「昌明國粹」，反對西法。
應該說，吳沃堯在寫《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時候，與劉鄂寫《老殘遊記》的時候的態度是一致的。同樣是用限制視角來敘述，敘述者對社會態度也是基本一致的。《老殘遊記》的視角取道「老殘」，意為「補殘」，即補社會之「殘」，暗示社會的不健全和病態。《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敘述者取名「九死一生」。為何取名「九死一生」？作者寫道:「只因我出應世的二十年中回頭想來，所遇見的只有三種東西:第一種是蛇蟲鼠蟻;第二種是豺狼虎豹；第三種是魑魅魍魎。二十年之久，在此中過來，未曾被第一種所蝕，未曾被第二種所啖，未曾被第三種所攫，居然被我都避了過去，還不算是九死一生么？所以我這個名字也是我自家的紀念。」「九死一生」所暗示的，與「老殘」所暗示的顯然是一個意思即社會是殘缺的，黑暗的。九死一生雖然不是醫生，但是小說顯然是取了一個社會醫生的視角，為社會病症把脈。不過，《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所關注的社會病體不是社會制度，而是社會道德，它把恢復傳統道德作為改良社會的主要手段。全書所寫的188個怪現狀，分別「從社會公德和宗法倫理道德淪喪的角度抨擊世風墮落。」吳趼人對世風道德的批判，實際上是對梁啟超的《新民說》的呼應，夏曉虹考證之後得出的結論，「吳趼人小說創作是對梁啟超維新理想的呼應」，也從另一個方面證實了這一點。吳趼人的「道德救國論」為中國病體開出的藥方是中國的傳統道德。在《痛史》第二十一回中，作者借瘋道人之口道出了所認為的世間之病及其治療方案。在吳趼人看來，世間道德淪喪，其治療之葯應為古代聖賢之精神，發揚傳統文化之精髓，這才是使中國富強所必走的第一步。然而這劑藥方是否有效？吳趼人自己也是持懷疑態度的，所以他在其他幾部小說（例如《新石頭記》《上海游驂錄》）中都表現出了這種矛盾思想。在《新石頭記》中，賈寶玉的理想也被打得粉碎，徹底破滅，依舊渾渾噩噩，迷迷惘惘，最終只好再度回到太虛幻景里去圓他的「自由村之夢」去了。有研究者認為「趼人知道自己未必就找准了社會危急、國難當頭的病根，因而只是對『症』下藥也就當然未必正確、有效，雖然他口中老在叨念『非恢復舊道德不行』，而腦子裡卻還是不斷地在自我懷疑、自我批評。」是符合實際的。與梁啟超的自信不同的是，吳趼人與劉鄂一樣也是較為悲觀的。
晚清譴責小說基本上都具有這種悲觀的調子，筆者認為，這種悲觀的調子使晚清小說顯現出它的現代性萌芽。我們之所以認為王國維的悲劇理論是一種具有現代性的文學理論，其主要原因恐怕不僅因為他的悲劇理論體現出了其與西方悲劇理論的接軌，它更暗示了一種處於政治體制之外的知識分子的獨立思考精神。因此，晚清小說的現代性也不僅體現在其語言的白話化和對外國小說的自覺模仿，而且更重要的是建立在知識分子對社會問題的獨立思考的基礎之上。
《官場現形記》
《活地獄》
《官場現形記》《活地獄》和《宦海》都是晚清著名的譴責小說，其對晚清治的腐敗與黑暗有著深入的揭露與批判。但是，由於晚清知識分子並不能在內心深處完全擺脫士大夫那種治國平天下的宏遠理想，他們在對社會進行批判的時候也難於擺脫對傳統文化、道德乃至於政治制度的依戀感。體制將他們拋離出來，但是他們與體制之間仍然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特別是心理上存在著戀舊情緒，所以晚清知識分子的獨立是形式上的獨立，批判是表面上的批判，反思是淺層次的反思，個人的抱負與社會文化的結合不是「自覺」的，是受著傳統的知識分子的使命感的牽制的憂患意識。《負曝閑談》《冷眼觀》《檮杌萃編》在批判日益淪喪的道德和世風之時，也無法做到價值觀的絕對獨立，而是用一種既定的道德去剖析與批判病態的社會，用傳統道德去批判假道學與偽君子。作為社會疾病的醫生，他們是以健康人的姿態，用了根深蒂固的「健康」的思想，去否定批判由於偏離正軌而呈現病態的世風。
患者之葯：以病人的眼光控訴不良社會制度給人帶來的傷害和身心的摧殘，從非正常人的角度來看待社會制度的癥結
對人的發現一直以來被視為是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功績之一，然而，在晚清小說中已經開始出現了人的覺醒意識，對封建專制與婚姻制度的批判、反思也開始出現萌芽。在小說中，限制視角的運用為表現「人」的內心世界創造了契機，而以「病人」的眼光對社會病狀進行審視則使知識分子對社會的反思與批判程度得到了加強。在《老殘遊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冷眼觀》等小說中，作者都使用了第一人稱或第三人稱的限制敘述視角，然而，敘述者與隱含作者都是健康的，扮演著醫生的角色。在我下面將要討論的幾部作品中，敘述者或作品中的主人公變成了「病人」。
《禽海石》用一個生病的封建婚姻的受害者的語氣，記錄了自己不幸婚姻的整個過程，把批判的矛頭直接對準了封建禮教和封建婚姻制度。作品是近代首次自始至終用第一人進行敘述的小說，敘述者自稱是一個病入膏育之人:「看官，不瞞你說，我現在病到這般地步，我是搦定厭世主義，不想活在世上的人了。」《禽海石》在寫作技巧上顯得幼稚，語言也顯得生硬笨拙，整個故事主體敘述過程也不離傳統才子佳人小說的老套，但是小說開頭和結尾用病人哀怨凄婉的敘述語氣所定下的基調卻使整個作品籠罩著一種濃郁的悲劇氣氛，具有一種強烈的反封建色彩和批判意義。病人視角的敘述模式本身遠遠超過故事本身的批判性，這是《禽海石》較同期其他哀情小說高明而獨特之處。《禽海石》不論是在敘述模式的轉變方面，在對個人情感的尊重與關注方面，還是對道德與禮教的批判方面，都具有了五四文學中的那種現代性意義。
《孽海花》的作者曾樸乾脆把筆名就起為「東亞病夫」。作品署名「東亞病夫」且不說，在小說開始卻要反覆寫到做此小說的原由，小說又是怎樣通過這個東亞病夫之手寫出來的等等，筆名的意義在小說的敘述過程中得到了強化，相當於明確地告訴讀者，這個故事的敘述者就是「東亞病夫」。為何叫「東亞病夫」呢？因為他意識到了中國人性與制度的不完美，是要引起國人的警覺。在1927年給讀者的一封信中，他談到了自己起這個名字的原因。他說起此名既不是為了做藏身之窟，也不是為了用別號來表示自己對文學的輕蔑。恰恰相反，「我不但信任文學的高尚，我看著文字，就是我的生命，就是我的宗教」。既然如此，那麼名號應該是曾樸對社會人生的一種獨特思考，曾樸酷愛這個名字，一直不改，他是在意識到了國民及國家的病根之後，有感而發。以病人姿態的抒寫使《孽海花》呈現出一種與眾不同的色彩。
《孽海花》
成書於1902年的《轟天雷》雖然沒有以人作為小說的敘述者，但是，它所描寫的主人公荀北山卻是一個與世格格不入的帶有瘋子特徵的呆瓜。有人認為，荀北山完全是一個反諷性的人物「在這一點上，魯迅先生的《狂人日記》同《轟天雷》有點相似」。從這個意義上說，《轟天雷》所具有的現代性反諷，以「瘋子」的處事原則去對比正常世界中的表面清醒卻本質上蒙昧的做法。已經具有了非常深刻的現代性的思維方式和隱喻技巧，雖然它對人物的病態心理刻畫不夠，也遠遠不及《狂人日記》表現的那樣深刻，作者實際上是想通過北山這個非「正常」人的行為的敘述，向我們展示他對社會對時政的看法。雖然沒有直接用病人的語氣，卻使我們感覺到了病人的思想和對社會的認識，其深刻之處遠非那些直白的政治小說可比。
病人視角的敘述方式在晚清小說中不多，而且對疾病的體驗也並沒有深入地描寫。沒有揭示疾病患者與常人不同的感受，無論是從感性的層面還是理性的層面都沒有使敘事進入「疾病狀態」，但是這種敘事模式的萌芽卻改變了小說作者對小說的認識，對晚清小說打破傳統敘述模式，從各種不同側面展示社會狀況，批判社會文化的病因等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他者之悲：以旁人的眼光，用疾病隱哈社會及文化給人帶來的災難，直接將疾病的隱喻指向社會和文化
對封建專制制度的批判早在晚清以前就已經開始，而在晚清小說中表現得尤為直接而激烈。不過，這種批判並非出自主流知識分子之手，因而長期以來基本上處於被忽視的狀態。另一方面，新文化運動那摧枯拉朽、勢如破竹之勢也黯淡了其前期思想界和文學界所做的種種努力。當我們拂去「五四」那層耀眼的光環，回到其之前的那段暗無天日的沉悶時代中去的時候，會發現這段時期在充塞著各種冤屈靈魂的同時也洋溢著不屈的吶喊，人性解放的呼聲此起彼伏，其對封建專制制度滴血的控訴也成為了那個時代不可抹去的傷痛記憶和思想解放的亮光。而這之中，表現得最強烈的，當屬對封建婚煙制度的批判和控訴。
《巴黎茶花女遺事》
《禽海石》對專制婚姻制度已通過受害人之口對其進行了激烈的批判。在《新茶花》中，同樣的議論則出自旁觀者之口。《新茶花》明顯地受到了《巴黎茶花女遺事》的影響，《巴黎茶花女遺事》中那種對資產階級虛偽道德觀念的批判和對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的精神，在《新茶花》中變為了對摧殘純真美好愛情的封建傳統倫理觀念、婚姻制度和道德觀念的批判和對自由愛情的嚮往。在《新茶花》中，疾病是弱者的表現，是受摧殘被迫害者的象徵，而健康和勇氣才是最為耀眼的精神火花。武林林自比為茶花女，但卻沒有瑪格麗特那種多病和柔弱，有瑪格麗特那種純潔而高尚的品德，但又比瑪格麗特更加勇猛而堅強。相比之下，作為男主角的項慶如卻在打擊面前一病不起，成為武林林的一個鮮明對照。因此，《新茶花》對封建專制制度的批判實際上是從兩個層面展開的，一個層面是對被迫害者的同情，另一個層面是通過對受害者積極的反抗所表現出來的崇高的鬥爭精神的歌頌。
相對於《新茶花》那種強烈的反抗意識而言，晚清還有一批寫情小說分別從各個不同的側面對封建婚姻的不幸及導致悲劇產生的社會根源進行了描寫，而疾病往往成為渲染悲劇氣氛，對社會進行控訴的道具。吳趼人的《恨海》敘陳伯和與張棣華、陳仲藹與王娟娟之間的聚散離合，寫人間至情至性，雖然不離對忠孝節義的傳統道德的回顧與眷戀，然而在事實上卻有很強的社會隱喻意義。從社會學角度看，作品敘寫社會動亂給人民帶來的顛沛流離的痛苦雖然表現出了對「拳匪」（義和團）的不理解，但在事實上也反映了統治集團風雨飄搖的政治局面和其制度本身存在的諸多癥結。小說中表現出的家國之憂代表了晚清知識分子一種普遍的情感狀態:既有對造成社會動亂的義和團之恨，又有對統治者無能之怨；既有對人民水深火熱的生活之悲，又有對國家山河之愛。其情感之豐富和複雜，難於言表。阿英在《晚清小說史》中說「吳趼人之所謂寫情實際上不外是舊的才子佳人小說的變相，反映的仍舊是一派舊的封建思想。」我認為恰恰相反，透過所謂的「舊派的封建思想」的面紗，在棣華身上顯現出來的卻是人性的涌動和神性的光彩。類似的表述同樣出現在他的另一部標為「苦情小說」的《劫餘灰》中。小說所寫之情並非兒女私情，而且還並非全如作者所說的那忠、孝、節、義，而是洋溢著濃郁的博愛色彩的人道主義和宗教精神，恰似許地山在《春桃》中所宣揚的那種精神一樣。而這種精神才是吳趼人所真正要追尋的精神，是作者所要傾力謳歌、並寄託著強烈的救世希望的精神。所以，他最終讓棣華守住這個精神，作為一個火種留存下來。
如果說《恨海》所表現出來的批判色彩、博愛精神與人性的顯現和作者所要表現的忠孝節義之大節的初衷相違背，那麼《劫餘灰》則試圖將這種人性關懷再次壓抑下來，對忠孝節義極盡誇張歌頌之能事，塑造了朱婉貞這樣一個貞烈婦女的典型。但是，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對造成朱婉貞痛苦人生的原因加以分析，則發現《劫餘灰》再次違背了作者的初衷。讓人掩卷而難以忘懷的，是列強的壓迫和人情的險惡，更讓人觸目的是朱婉貞對扼殺自己個人幸福而守愚節盡愚孝的自願。封建禮教導致人的自願「自殺」讓人不寒而慄。事實上，作者對忠孝節義描寫得越深，其批判色彩越強。這恐怕是作者甚至於當時諸多評論家也始料不及的吧？從這個意義上說，《恨海》和《劫餘灰》的悲劇性和人文精神已經具有了相當的深度，它已經具有了相當強烈的現代性意義。
《恨海》
在一些宣揚婦女解放的小說中，疾病也用來隱喻社會和文化傳統的種種弊病。《黃繡球》是清著名的寫婦女解放的小說，其中有大量的疾病描寫。而這些疾病描寫有很大一部分實際上是暗指社會痼疾、醜陋習俗等問題。如在第十回中，畢太太談到社會風氣開化問題時以痰喻社會痼疾就是明顯的例子。痰象徵著一個「心結」，心結解開，則不藥而癒；心結不解，什麼好葯都無濟於事。這個「結」是什麼呢？那就是封建禮教和綱常倫理對婦女的正常慾望和人性的壓抑。《黃繡球》從反纏足、興女學、婦女的社會價值、兩性關係等各個不同的側面觸及到了婦女解放問題。從更深的層面上看，實際上是觸及到了人性解放的問題。這與五四時期人性解放把婦女問題放在首要位置的做法是一致的，或者說，婦女解放正是人的解放的首要問題。從這一點上說，《黃繡球》與趙樹理的小說非常相似。同時期類似的小說如《女媧石》《女獄花》《獅子吼》《自由結婚》《女子權》《中國之女銅像》《女舉人》《女豪傑》《女英雄獨立傳》《天足引》等小說，單從書名來看，就已經證明這種解放運動和對自由婚姻的渴望已經變成了流行的名詞，人性解放通過婦女放的呼聲發出了最強有力的吶喊。可以說，從這個時候起，中國小說的現代性萌芽已經通過婦女解放小說得到了最有力的詮釋和表現。歸根結底，這種婦女解放的呼聲是在倡導風俗的改良，也就是改變那種殘害人的自由發展的惡風舊俗，認為國魂復活之根恰恰在於風俗。「國魂之於風俗，猶靈魂之於腦筋」，「腦有病者則其魂若失，而風俗的腐敗則國魂亦如之」。「（惡）習慣不去，國魂不來」。所以，對風俗的改良和對婦女解放的呼聲實際上已經構成了晚清人的解放的重要內容。
除此而外，疾病隱喻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以疾病隱喻西方社會的政治經濟侵略和文化思想侵略對中國古老文明形成的衝擊和給社會帶來的病變。這種隱喻形成的根基在於對中國傳統文化和華夏古文明的眷戀，其中包含著一種戀舊、復古的保守主義思想，也飽含著對傳統文明受到列強欺壓的一種深深的憂慮。在形式上，它主要表現為對西方侵略的不滿。
《黑籍冤魂》寫鴉片侵入中國及泛濫成災，暗喻西方之葯並不能救中國之病。《發財秘訣》更是把變法維新、民主自由的提倡乃至立憲運動都看成了一種鬧劇。《黃金世界》則將矛頭直接指向慘無人道的帝國主義販賣華工的罪惡。另一方面，更多的知識分子對西方文化和制度卻基本上持一種較為寬容的接納姿態，這與其對中國文化中的傳統痼疾的批判的態度是一致的。其敘事策略更多的是傾向於構建一個「烏托邦」的世界，其內容基本上沒有超出康有為《大同書》的構架。這類小說如《痴人說夢記》《新三國》《新水滸》《未來世界》等，都持贊成立憲的政治觀點。吳趼人則在《月月小說》上發表了若干贊成立憲的短篇小說如《慶祝立憲》《預備立憲》《立憲萬歲》等。還有一些走上了革命道路的知識分子通過小說反對立憲維新，代表作品有黃小配的《宦海升沉錄》《大馬扁》等，有專對康梁而作的《康梁演義》《新黨發財記》《上海之維新黨》《一字不識之新黨》《立憲鏡》以及各種反維新的《××現形記》之類的小說。因此在晚清小說家中，對待西方文明的態度大致可分為三種，一種為保守派反對維新者，一種為擁護維新立憲者，一種為主張革命而反對維新立憲者。反對維新的革命派在小說中往往將康梁進行醜化，將其塑造成為流氓無賴的形象，康梁及其同黨時染沉迷於聲色錢財之病，而這多少是一種帶有較為低俗的人生攻擊和謾罵的小說敘述模式了。
《月月小說》
晚清小說中的疾病被作為隱喻使用時，其審美化功能已消失，疾病不再賦予人物以林黛玉式的病態美，也不具有拜倫式的浪漫化色彩，它是一個與中國古老的病體相一致的隱喻，疾病象徵著羸弱、衰敗、阻礙、退化、陰暗、死亡和一切消極負面的東西。疾病也不賦予人物以超強的感受力，而是使晚清知識分子呈現出一種強烈的憂患意識和使命感，時代把他們推向了對國家前途和命運的思考之中。
晚清小說家群體在政治觀點上雖然存在著分歧和差異，他們之間常常互相攻訐，但是，作為知識分子卻具有更多的共性。這種共性是政治觀點的差異性所取代不了的，那就是不再把自己完全交付給統治階級而成為其使用的喉舌和工具。即使作為思想較為保守的小說家如劉鄂、李伯元等人，我們也有理由相信，他們作品中體現出來的政治觀點是他們作為一個思想較為自由和獨立的知識分子的自然而然的表達，而不是政治集團對其思想改造的結果。我們同樣有理由認為，晚清知識分子的依附人格已隨著科舉制度的廢除和清政府的腐敗無能給知識分子帶來的失望感而逐漸消失。同時，政府對思想界和意識形態的控制的弱化使晚清思想界呈現出一種難得而可喜的自由。反立憲的、反維新的、反政府的、批評社會弊病的聲音可以同時雜呈於晚清文壇。這就使中國知識分子在這一時期呈現出一種較為自由獨立的思考方式。不論他們持何政治觀點，都始終忠實地扮演著一個醫生的角色。
晚清小說家和知識分子醫生角色的定位亦不一定必是一個有意識的行為。種種現象表明，恰恰是時代集體無意識把他們塑造成了這樣一個形象，他們的行為是自覺的，也是無意識的，這種無意識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結果，也是知識分子自身所固有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的結果，這二者在他們身上表面上呈現為矛盾，本質上呈現為統一。許多知識分子並不認可社會進化論，但小說創作中的醫生角色定位又處處暗示著他們是在接受了社會進化論的思想之後才做出的選擇，小說中的「疾病」正是解開這一疑團的鑰匙。疾病隱喻使晚清小說表現出不同於古代小說的鮮明特徵。一是證明了知識分子社會責任感和憂患意識的加強;二是表明了小說隱喻性的加強;三是表明了小說人文性的加強；四是體現出了一種啟蒙精神;五是體現出了一種救亡精神。而以上這些，都可以被作為中國小說現代性的構成因素。因此，晚清小說中的疾病隱喻表明中國小說已經開始走上了現代化的進程。
（原刊於《中華文化論壇》2007年2月）
本期統籌：謝麗
校對：002
編輯： 范林華 韓小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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