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極權：好奇、孤獨與幽默

儘管納博科夫刻意強調，討論小說的總體思想是件極端無聊的事，也明確拒絕將《庶出的標誌》納入政治諷刺小說等嚴肅文學的框架內去理解，而是希望人們能夠把目光投射到他所說的那個主題上去，即「克魯格那顆充滿愛意的心的跳動，是那種強烈的溫柔的情感被挾持之後經歷的折磨」，甚至對於有可能將其與奧威爾並列的企圖通過嘲諷奧威爾是「二流的英國作家」而明確說不，但所有這些並不遮蓋這本小說的政治屬性，反而更加凸顯了極權社會裡愛的流動的艱難，以及愛、細節與傷感和幻覺對於高壓統治的最高的，也最精微的反抗。

納博科夫說，小說為罪行安排了應有的懲罰：「那些身著制服、形同蠟像的傢伙真正地受到了傷害，蠢貨們最終身陷很是可怕的痛苦之中，而漂亮的瑪利亞特則開始流血，被四十個慾火纏身的士兵包圍、粉碎。」然而在我看來，這些設定情節的懲罰還算不得是最好的，或者說不是最優雅、最自然、最貼近生活現實的；再或者說，上帝的正義的裁決並不總是到來，至少並不總是很快到來，讓你眼睜睜看著。正義不是一種享受，血和痛苦才是。生活的不經意的、突破僵硬體制的、情感上的、智力上的和肢體動作上的細節，是極權社會裡的日常最怕，而納博科夫又的確是把捉細節的高手。我幾乎可以想像得到，納博科夫是如何帶著幽默的玩笑用筆尖的墨汁的流淌嘲弄著他筆下的集權統治的。在阿卒羅斯動情地演講結束後懇請、等待克魯格簽字時，克魯格說出的居然是「我和『蛤蟆』擁有的童年的記憶不過是我以前經常一屁股坐在他的臉上。」這個突如其來的回答顯然完全不在阿卒羅斯們的思想的範疇之中，像一個脆生生的響屁一樣震碎了阿卒羅斯們的期待。阿卒羅斯在尷尬之中急迫地想使克魯格回到他的問題本質上來的企圖又被後者的執拗硬生生地給塞了回去，「每天如此，度過上學的五年——那就是說，我想，大概坐了一千次。」政治諷刺，在這裡到達一個小小的高潮，「克魯格準確、輕柔地划了一筆，動作與他魁梧的體型一點兒都不相稱，他是在第四行中加了一個逗號。」絕妙！

在巴圖克（極權國家的領導人）與克魯格的正面的對決中，巴圖克不解地問，「你到底反對政府的什麼？」克魯格回答道，「我對你的政府根本不感一點兒興趣。我憎惡的是你那種讓我感興趣的企圖。讓我一個人獨處吧。」巴圖克——我猜測，幾乎是咆哮著——說道，「『獨處』是語言中最卑鄙的詞。沒有人可以獨處。當一個有機體中的一個細胞說『讓我獨處』，那麼結果就是癌。」而民主政體下的民主社會，不就是允許各種形式的獨處嗎？極權統治的恐怖是在林立的刀槍里，但同步地它要在思想上追求一種秩序，它無法接受多樣與複雜，也無法接受思想深處的不可見塊壘，它追求一種精神層面的被拋過光的聖潔，被召喚了的興趣，被鼓動了的迎合。獨處在這樣的意義上來說，就是一種抵抗。

如果說孤獨是一種抽身、冷僻和消極的反抗，那麼好奇——以及幽默，在極權社會裡則是根本不能被容忍的，事實上，「好奇就是形式最純粹的不服從。」不該知道的不要知道，不該打聽的不要打聽，不屬於你可知範疇的不要去觸碰，統治強權的根基必須靠好奇的禁錮來夯牢，一個很纖小的玩笑都是對統治者權威的挑戰。行政體系和僵化的科層制，是弱化版的威權統治，不苟言笑的冷冰冰的符號，摧毀了好奇的根基。好奇與幽默之不被允許，就在於它們本質上是一種四散的、無規無矩的自然的力量，而自然與極權是針鋒相對的。納博科夫時不時地抖包袱，玩一些雙關語的文字遊戲，也就有意無意地在小說的敘事上達到了政治諷刺的效果。或許我們可以說，納博科夫的諷刺不僅是內容上的，也是甚至更是形式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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