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旅作家 陶愛民：「手抄本」的記憶！

「手抄本」的記憶

陶愛民

湖南作家張揚在他的《我與》一書中，詳細地敘述了他在「文革」中因為寫小說《第二次握手》遭遇到的種種坎坷，讀之震撼人心。由此，使我想起了在「文革」中流傳很廣的「手抄本」，這其中就包括張揚的《第二次握手》。

說起張揚的《第二次握手》（曾用《浪花》、《歸來》、《香山葉正紅》等名），像我這樣1960年代初出生的人並不陌生，因為它是「文革」期間在全國傳抄最為廣泛的文學作品。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那個文化荒蕪的年代，沒有什麼書可讀。尤其是文學作品，除了為數不多的幾部反映「高大全」的小說外，就再也沒有什麼文學作品可讀了。而像張揚描寫我國科學家的生活和愛情的《第二次握手》更是鮮見。因此，這部難以正式出版的文學作品，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全國傳抄流行也就不足為奇了。

對於「文革」的記憶始於我讀小學以後。因為，1966年「文革」剛開始時，我還是農村的一個懵懵懂懂的5歲孩童，直到5年後我開始上學讀書。這期間「文革」並沒有給我留下什麼深刻的印象。上學以後，我才知道「文革」帶來的不僅是一場內亂，也是一場災難。尤其是由「文革」帶來的無書可讀，讓我感到很鬱悶。因為雖然說是上學讀書了，其實是和玩差不多，每個學期都是整個學期快結束了，還沒有見到課本，更別談有其它的書可讀了。

沒有書讀的日子是寂寞的，尤其是上初中以後更是如此。因此，我就千方百計地找同學，找村裡有書的人家借（可惜的是這樣的人家也不多，有些許「藏書」的人家更少）。就這樣，我陸陸續續地讀了幾本破爛不堪、沒頭沒尾、連書名都不知道的舊書（「文革」後這些書得以再版，我才知道原來讀過的這些舊書的名字叫《火種》、《乘風破浪》等）。

到了「文革」中期，也就是1971年左右，正式出版的文學作品越來越少（一是出版社都鬧革命去了，沒有人幹活，二是也確實沒有什麼文學作品可以出版，尤其是「文革」前出版的一些優秀文學作品，都成了大毒草，不讓再版），而在社會上以「手抄本」的形式流傳的文學作品倒是越來越多，如《第二次握手》、《余飛三下南京》、《梅花檔案》、《綠色屍體》等等。但這些「手抄本」傳到農村時，已經是「文革」的後期了，也就是1975年左右了。

記得在1975年（我讀五年級）上半年的一天，一位同學神秘兮兮地告訴我：你不是喜歡看書嗎？我搞到了一本「手抄本」，你有沒有興趣看？我一聽他說有書可以讀，立馬來了精神。也不管它是什麼「手抄本」不「手抄本」，只要是書就行。便趕緊讓他借給我看看。他在千叮嚀萬囑咐之後，才把「手抄本」借給我。他借給我的這「本」沒有作者姓名的「手抄本」，就是張揚的《歸來》（即《第二次握手》），而且還是不完整的「版本」。之後，我又陸續讀了《余飛三下南京》等「手抄本」。但令我遺憾的是，我讀的這些「手抄本」，都是殘缺不全的，有的甚至只有薄薄的幾頁，而且字跡潦草難認，但我還是連蒙帶猜讀得津津有味，而且還挑燈夜戰把它們都抄了下來（可惜我一本也沒有保留下來）。除了我讀過的這些「手抄本」外，還有什麼《一雙繡花鞋》（有的誤稱為《一隻繡花鞋》）、《梅花檔案》、《綠色屍體》等等「手抄本」流傳，但我卻無緣讀過。

「文革」結束後，1979年3月，我上高中二年級時（那時的高中為兩年制），《中國青年報》開始連載在全國廣為傳抄的小說《第二次握手》。班裡訂的《中國青年報》一到，同學們都爭著搶著閱讀，這是我第一次讀到內容比較全的《第二次握手》。下半年時，中國青年出版社公開出版了全本內容的《第二次握手》，至此我才有緣讀到完整內容的《第二次握手》。隨後不久，北京電影製片廠又把《第二次握手》改編拍成了同名電影。

1979年，我高中畢業後沒有考上大學，便於年底入伍當了兵。一次，我無意中從戰友那裡聽說連隊司務長的手裡有「手抄本」的《一雙繡花鞋》，便想找他借來看看。豈料，司務長一點面子都不給，「書」不但沒有借到，還碰了一鼻子灰（想想也是，那時這些「手抄本」還處於地下狀態，他不借給我，也是無可厚非的）。不過1980年珠江電影製片廠就把《一雙繡花鞋》的故事，改編拍成了電影《霧都茫茫》。該片一公映，我就趕緊去看了這部影片，了卻了我沒有讀到「手抄本」《一雙繡花鞋》的遺憾。

轉眼間30多年過去了，就在我漸漸把「手抄本」的事給淡忘了的時候，一些出版社公開出版了《一雙繡花鞋》、《梅花檔案》等「文革」期間流傳甚廣的「手抄本」文學作品。2005年前後又有一家出版社把《余飛三下南京》、《綠色屍體》等在「文革」期間同樣流傳甚廣的「手抄本」正式結集出版了（我二話沒說便買了一本來看，因為我對這些「手抄本」太熟悉了，有的我雖然沒有看過，但早已蘊藏於心）。如今，《梅花檔案》、《一雙繡花鞋》、《綠色屍體》等又被拍成了電視劇（《綠色屍體》改名為《幽靈計劃》），而且收視率還相當不錯。

前不久我到圖書館借書，發現了張揚的《我與》，便借來閱讀，方知張揚為寫《第二次握手》歷盡坎坷和曲折。因為此書，他不僅兩次深陷牢獄之災，而且還差一點被槍斃——以反革命罪被判死刑。要不是「文革」後有許多讀過《第二次握手》「手抄本」的讀者為他鳴不平；要不是一位有良知的法官有意壓著他的案子久拖不辦；要不是《中國青年報》和中國青年出版社的記者、編輯不辭辛苦地為他奔波呼籲；要不是這兩個單位的領導大力支持；要不是時任要職的胡耀邦同志對張揚的案子作出重要批示，說不定張揚早就沒有命了。果若如此，在中國的文學史上，也許就沒有《第二次握手》這樣一部頗富傳奇色彩的文學作品正式出版問世了。

如今，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的文學創作有了長足的發展，真正是「百花齊放」，一片繁榮，讀者再也不會為沒有書讀而愁悶了，再也不會有文學作品以「手抄本」的形式流傳於世了。但「手抄本」作為「文革」時期的特殊產物，依然留在像我這樣的一代人的記憶里：因為，那畢竟是共和國的歷史上一段不幸的歷史，也是共和國文學史上遮不住的一抹星光，抹不去的一段傳奇。

軍旅作家陶愛民簡介

陶愛民，軍旅作家，駐馬店正陽人， 現為湖北武漢市民政局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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