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經濟增長的痴迷忽視了所有值得尊重生命的事物

1968年3月堪薩斯大學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殘篇講話，在他被槍殺前幾個月，當時的總統候選人羅伯特肯尼迪揭露了使用國內生產總值 衡量成功的危險。

他說，國內生產總值「既不衡量我們的智慧也不衡量我們的勇氣，不衡量我們的智慧和我們的學習情況，也不衡量我們的慈悲情緒，也不衡量我們對國家的奉獻精神。

五十年過去了，我們仍然沉迷於這一有缺陷的指標作為經濟成功的關鍵指標。我們陷入了「越大越好」的思維方式，即更高的GDP是解決我們問題的方法。

1968年3月堪薩斯大學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殘篇講話，在他被槍殺前幾個月，當時的總統候選人羅伯特肯尼迪揭露了使用國內生產總值 衡量成功的危險。

他說，國內生產總值「既不衡量我們的智慧也不衡量我們的勇氣，不衡量我們的智慧和我們的學習情況，也不衡量我們的慈悲情緒，也不衡量我們對國家的奉獻精神。

五十年過去了，我們仍然沉迷於這一有缺陷的指標作為經濟成功的關鍵指標。我們陷入了「越大越好」的思維方式，即更高的GDP是解決我們問題的方法。

然而，證據證明了肯尼迪的分析：GDP增長不會助長全球不平等加劇。在中國，雖然增長使數億人擺脫了貧困，但 由於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依然強勁，日益加劇的不平等現象（包括世界上最嚴重的收入不平等現象）是可以容忍的。同樣，在美國，超級富豪已經累積了不雅的財富水平，而沒有任何重新分配給那些從全球化中受益的低薪和低技能工人。

我們可以追蹤特朗普，英國退歐以及全球極右翼的崛起，這些現象與使用GDP作為經濟進步的代名詞直接相關。特朗普和英國退歐的許多選民生活在遭受全球化造成的失業的地區，他們認為最富有的人繼續囤積他們的收益。像美國這樣的國家的GDP增長可以掩蓋這樣一個事實：某些地區，「 被遺忘的人 」，情況更糟。

這是為什麼。衡量一個國家產品和服務的美元價值的國內生產總值不會衡量諸如社區福祉等實際結果。例如，當恐怖分子投擲炸彈進入市場時，隨後的重建將會增加GDP。但沒有人會認為，由於恐怖襲擊，這個國家會變得更好。

GDP也不會根據利益的分配方式進行調整。兩個非常不同的經濟體，一個具有淫穢的不平等程度，另一個具有更公平的財富分配，可以擁有相同的人均GDP。

該指標也沒有調整休閑時間。想像一下，一個平均每天工作小時數為4的國家和一個平均為12的國家。您寧願住在哪裡？

國內生產總值也未能解釋支付經濟的無償照顧和家務勞動。它也不代表非正規或黑市活動，它們是欠發達經濟體整體經濟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根本上說，它沒有注意到環境成本。如果兩個經濟體的人均GDP相同，但其中一個經濟體對土壤，空氣和水的污染嚴重，而另一個經濟體沒有，則其公民的福祉將會有所不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無法體現這一區別。

作為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和麻省理工學院的埃里克·布倫喬爾森於2016年指出，「 GDP是評估我們經濟健康狀況的一種不好的方式，我們迫切需要找到一項新措施。」

好消息是確實存在替代品。我們可以看看不丹。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這個小小的喜馬拉雅王國拒絕將GDP作為衡量進步的唯一途徑。相反，它已經實施了國民幸福指數（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Index），旨在尋找一種超越狹隘經濟指標的治理和生活方式。它收集數據的指標包括心理健康，文化和教育，生態和社區活力。

國際機構也試圖設計更好的方法來評估福祉。自1990年以來，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通過其人類發展指數，試圖衡量那些創造超越收入的美好生活的因素。它考慮到一個國家的出生時預期壽命，成人識字率和生活水平。

由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解決方案網路製作的「世界幸福報告」 提供了一個年度指數排名國家，其中包括社會支持，健康預期壽命，自由，信任和慷慨等因素以及收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制定了更好的生活指數，該指數允許人們根據組織認為對生活質量至關重要的因素（包括住房，社區，健康和環境）來比較各國的福祉。

因此，問題不在於缺乏更好的措施，指標和框架。問題是，鑒於我們面臨的緊迫挑戰，我們沒有充分利用它們：擴大環境，社會經濟和文化 - 精神上的分歧。

可以做些什麼？我們需要從發明新指標轉向從根本上改變我們對經濟的看法。過去一個世紀以來的主導經濟思想可以被描述為追求狹隘的自身利益 - 無論是個人，組織還是國家。然而，我們所面臨的挑戰需要一種遠遠超出自我的意識，即考慮整個經濟體系。

我們必須重新定義我們如何談論經濟。這意味著要解決教育機構的教學問題，並改變媒體如何討論這些問題。在認識到生態，社會和文化因素的重要性時，傳統經濟學家有很大的盲點。所以通常被稱為「外部性」，它們被認為是與GDP等鈍性經濟指標相輔相成的，而不是那麼重要。

但所有這些因素構成了我們生活的系統。我們需要一種新型的媒體和教育，它們關注整個系統，以便為我們當前挑戰的主流討論提供信息。

為實現這一目標，我們迫切需要制度創新和機制，使不同文化和不同部門的人們能夠走到一起，看到並理解我們面臨的複雜的全球挑戰，並創造新的解決方案來解決這些系統性問題。

許多這方面的例子存在於地方和區域層面 - 例如，可持續食品實驗室，這是70多個組織之間的合作，旨在使可持續食品成為主流。在其他部門和地區複製這些努力，並闡明它們的工作方式 - 無論是通過媒體報道還是通過教育機構 - 將有助於加速大多數人認為今天必要的經濟轉變。

如果大規模投入工作，這些新的經濟敘述，方法和工具可以解決羅伯特肯尼迪多年前如此雄辯地批評的根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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