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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殘疾人為何那麼多,背後有我們想不到的原因

導語:雖然從小到大我們聽過許許多多身殘志堅的故事:張海迪,海倫·凱勒,霍金等等,但這些故事的強調點基本都在「殘疾人都能有事業成就,你怎麼不可以?」

作者:江韻,耶魯大學商學院博士生。

一、

經常聽來美國旅行的中國朋友說的一句感受是:這裡的殘疾人真多。

這些中國朋友所說的殘疾人,是那些從身體外表和舉止可以明顯看出來的殘疾人。在講數據之前,我的感受是:和殘疾人偶遇,交談,合作確實是我在美國的生活中很平常的一件事。

我家旁邊有個公園,每天我都會帶狗去那裡散步。公園裡圍出了不小的一塊地搭建了兩個溫室,周圍幾塊露天的土地上種著應季的花草和蔬果。這裡的員工都是殘疾人或者義工。根據生理與心理缺陷的嚴重程度不同,殘疾人在這裡得到不同的訓練和幫助。較輕度殘疾人在這裡可以學習園藝技術,鍛煉社交能力,通常幾個月後他們便能在義工的幫助下找到工作。較重度的殘疾人則在這裡通過園藝和專業的志願者幫助自己做肢體或心理治療,他們大部分人如果願意,都能長期的留在這裡,通過銷售種植成果自給自足。

我認得這裡的每一個人。常來公園的附近居民,都認得這裡的每一個人,並會跟他們打招呼,談天說地。他們中絕大多數都無法記住見過的人,卻通常能記住見過的狗,有個患有唐氏綜合症的員工每天見到我的狗都會說:「Hi Chester! 你今天看起來真高興!我跟你一樣高興!」

美國的每個建築門邊都有便於殘疾人出入的自動開門按鈕,洗手間有殘疾人專用位,公共汽車有便於殘疾人上下車的設備,停車場有給殘疾人預留的大一號車位。我待過的每一個學校里,都有幾個身體有殘疾的同學,宿舍里有專門給身體不便的同學準備的在一樓離出入口最近的房間。每一門課,只要有需要,老師都會問有沒有人願意記筆記,課後複印給有聽力障礙的同學,這時候都會有很多同學舉手。大家不會盯著坐輪椅的人看個不停,不會對說話有障礙的人較慢的語速表示不耐煩,也不會不論事情大小都主動上前給殘疾人提供幫助

大家對與殘疾人的相處習以為常,正是這種習以為常,讓殘疾人真正成為社會大眾生活的一分子,反映了社會對殘疾人群的包容和尊重。

查了一下統計數據,截止至2000年,美國有4970萬人有不同程度的心理或者身體殘疾。當然,美國對於殘疾的定義要比中國廣泛的多。拿大學來說,學生如果在溝通或者學習上存在被醫生確認的心理問題,就可以以殘疾的理由,要求老師延長考試時間。

來自中國的朋友們的「驚詫」,可能反映了一個長期被人忽略的事實:在國內,大概只有少之又少的人會對與殘疾人相處感到習以為常,大眾對與殘疾人相處感到的「不適」,對這個群體極低的理解和包容,只能讓他們被迫「消失」在我們的生活里。

最典型的例子可能是盲人——光看中國視力殘疾人士的數量,截止至2010年,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的統計數據顯示是1263萬,並且在不斷增長。但即使盲人數量這麼多,在國內的公共場合,我們仍然很少見到他們。而其他那些智力和身體殘疾的人士,則更是「多年一遇」。這是為什麼

二、

上海市盲童學校應屆高三畢業生王蘊,因為獲得了距離滿分只相差37分的總成績,而獲得媒體的廣泛報道。王同學的經歷和成就當然有著榜樣的力量,密集的報道也會讓其他的盲人們看到希望,讓社會大眾關注盲人與其他殘疾人的潛能。但是如果從另外一個角度想,這樣的熱度和詫異,同樣也反應出一種心態:王同學的表現,遠遠超出了人們的心理預期,或者說人們對於盲童的想像

換句話說,媒體與大眾的關注反應的正是,在我們的社會裡,能取得像王同學這樣的成績,獲得他得到的機會的殘疾人少之又少。到底是其他盲人,或者其他的身體殘疾學生,學習天賦差,不夠王同學努力,還是因為社會忽略了這個人群的存在和需求,沒有給他們發揮自身才幹提供足夠的支持和平台?

中國殘聯的數據顯示,2006年,殘疾人中43.29%是文盲,殘疾人受教育的權利和機會面臨諸多挑戰。全國每年有接近100萬殘疾兒童出生,他們中很大一部分被藏在家中,甚至直接被拋棄,保守估計28%的殘疾兒童沒有得到基本的義務教育

對有殘疾的兒童,很多學校會直接拒收,理由是他們會給同學和老師造成不適和不便,這一舉措是對殘疾兒童的直接歧視。即便同意收取,學校也要求殘疾學生有家長或照顧人陪同,從而不會給老師,學校帶來額外的工作,這個要求通常讓需要工作的家人為難。

一般情況下殘疾兒童會被送去特殊學校,然而特殊學校通常離家遠,殘疾兒童會失去來自家人最直接的支持和幫助,而且特殊學校所能給予的教育程度有限,迫使很多殘疾學生初中後便輟學,極少有機會接受高中,大學等高等教育。

更重要的是,特殊學校把殘疾學生跟所有其他學生隔離,讓他們在所謂正常的學生群體中「消失」,這對殘疾學生不公平,尤其是心智健全,只有身體缺陷的殘疾學生,也對一般學生不利,因為他們失去了了解殘疾同齡人的機會。

受教育機會的限制,使殘疾人普遍教育程度偏低,為就業帶來了巨大障礙,然而目前,頑固的社會偏見使得即便是受教育程度不低的殘疾人也面臨巨大的就業困難。一位從醫學院畢業的侏儒症患者說很多醫院給他面試,但卻沒有一家醫院給他工作,因為醫院覺得他的外形會有損醫院形象,最後他選擇了到雲南昆明的「小人國」做管理工作,他說那裡所有人都有侏儒症,身材矮小,沒有人歧視他,他能感受到在外面感受不到的安全和尊重。

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的調查顯示,2006年,中國殘疾人就業率是31%; 北京師範大學則公布,2007年到2012年,就業率是45%左右,但是到了2014年,就業率只有26%。而對殘疾人可以從事的工作,社會也設定了諸多框架,比如盲人只適合做按摩師或者鋼琴調音師。政府規定公司企業需要在所有工作崗位的1.5%到2%中僱傭殘疾人,否則需繳納罰款,但是很多企業寧願交罰款,也不願僱傭殘疾人或者在工作場所給殘疾人提供無障礙設施,甚至有不少企業開設沒有實質性工作的「虛擬」崗位低薪招聘殘疾人,花錢買殘疾人證以規避罰款。

政府原本應該在反對就業歧視方面帶頭,根據1990年出台的《殘疾人保障法》,不能因為殘疾為理由歧視求職者。但是中國政法大學的調查顯示,一半的受訪者認為,他們在求職過程中遭到歧視,因為他們是殘疾人。

中國教育部從2014年開始允許盲人參加高考,並且要求一些省市提供盲卷,當時有兩名盲人報名。但是直到2017年,根據中國媒體的報道,那一年全國940萬考生中,也只有7名全盲考生,而來自安徽的唯一一名盲人考生王寵,考分比理科一本線高出88分。

但是不管是今年的王蘊還是去年的王寵,他們的求學過程註定會比其他學生困難,因為擺在他們眼前的選擇,從專業到學校,都十分有限。

英文四級考試因為一位盲人大學生的堅持,從去年開始提供盲人卷,正如普通高考權也是來自一些盲人為自己權益的爭取。而在爭取的過程中,總有一批人,從此失去了原本應有的機會。

要真正保障殘疾人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和權利,我們需效仿國外學校,為殘疾學生提供能夠讓他們獨立生活學習的合理配置(reasonable accommodation)或稱無障礙設施,比如安裝電梯,自動開門按鈕等等。政府也需要給學校提供相應資金支持,給老師提供與教育殘疾學生相關的培訓,把與殘疾人相處,對殘疾人給予尊重與包容納入到日常的學校教育中。

只有給殘疾人公平的機會融入我們的教育系統,給其他孩子機會走進與了解殘疾同齡人的生活,才能消除偏見,讓社會丟失的對生命的理解和尊重失而復得。

三、

網路圖片:這樣的善行,側面展示的是公共無障礙設施的缺乏

2012年,國務院頒布實施《無障礙環境建設條例》,這些年來,一些城市建設了盲道,殘疾人通道,無障礙廁所等設施。

不過,正如不少中國媒體報道的,在不同的城市,無障礙設施成為政績的表現,只有硬體,卻沒有相應的管理,特別是在設施損壞失修之後,沒有跟進,並沒有讓殘疾人真正受益。而有些硬體更是不符合國家標準,加上存在偷工減料,結果變成了純粹的面子工程。

2017年,中國消費者協會和中國殘疾人聯合會調查了中國一百多個城市,中國無障礙設施的整體普及率只有百分之四十。看到有北京的盲人告訴記者,寧願呆在家裡,這是因為盲道不但不安全,反而是更加「危險」,因為經常會被盲道上的障礙物絆倒

被網路群嘲的中國城市「盲道」

被網路群嘲的中國城市「盲道」

被網路群嘲的中國城市「盲道」

而佔用殘疾人設施,特別是盲道的情況嚴重,卻沒有任何嚴格處罰。

這讓我想到,美國停車場的那些有著殘疾人標誌的停車位,因為處罰嚴厲,即便停車場再滿,再趕時間,我也不敢停

一來,我不想違法違規,二來,對於規則的尊重已經成為社會普遍的認同,即便在社會資源緊缺的情況下,也必須為殘障人士的基本權益提供保障,而出行便利就是殘障人士應享有的基本權益之一。

四、

不可否認,在殘疾人保障的議題上中國確實取得了不小的進步。根據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統計,全中國有超過八千五百萬殘障人士,在過去的五年里, 他們中500萬人得以脫離貧困,300萬人學得一技傍身。高速發展的高科技,尤其是互聯網,軟體產業也給一部分殘障人士提供了生機。《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保障法》保障殘疾人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家庭生活等方面享有同其他公民同等的權利。然而,不管多大的法律保障,都還沒有轉換成對殘疾人實質的支持,也還無法抹滅社會大眾對殘疾人頑固的偏見。

每年五月的第三個星期日為「全國助殘日」。5月20日是今年的全國助殘日,這一天各省市地區都舉辦了不同規模的助殘活動,比如武漢的單身殘友聯誼,殘疾大學生專場招聘會,甘肅的為重度肢體殘疾人送輪椅等。但這一天更多的是被慶祝為網路情人節,對殘疾人的生活關注少之又少,而這一天之外的每一天殘疾人如何度過,如何解決生活里方方面面的需求,就更加少為人知了。

在國內,大家習慣性的把殘疾人看作被同情,被可憐,被恥笑,被嫌棄的對象。不少人認為殘疾人的出現讓他們感到不適,不安,不快,為消除這些負面情緒,他們選擇把殘疾人拒之門外,迫使他們消失匿跡,這是極為自私的做法。

甚至還有人濫用社會達爾文理論,認為殘疾人不能做到適者生存,應該自行淘汰,這是極為醜惡的想法。殘疾人是社會平等的一分子,他們每個人也有自己獨特的才能和價值,但他們背負的偏見太多,得到的保護和支持太少。有身體和心理缺陷的人常常因家庭經濟條件限制得不到醫護治療,甚至被家人視為負擔和恥辱,殘疾人被家人囚在房間,關進籠子,綁在樹上的新聞層出不窮。他們被強制性消失,隨著他們一起消失的,還有一個社會裡的人性。

雖然從小到大我們被講述過許許多多身殘志堅的故事:張海迪,海倫·凱勒,霍金等等,但這些故事的強調點基本都在 「殘疾人都能克服困難,有事業成就,你怎麼不可以?」而很少思考過 「我們怎樣讓更多殘疾人有受教育,就業,就醫,發揮自身才能,同樣為社會做貢獻的機會?」

曾被樹立為全民榜樣的張海迪

其實答案很簡單,我們需要做的只是在適當的地方給殘疾人提供合理配置和無障礙設施,把殘疾人看作和我們一樣的人。殘疾人有權利進入公眾的視野,我們也有義務對每一個生命給予最根本的尊重。

【注】本文原標題《消失的殘疾人和我們對生命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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