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夷居中國：東亞大陸的人類史

撰文：張經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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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夷居中國：東亞大陸的人類史》（中華書局，2018年3月出版）不拘泥於「華夏中心」觀念，將中國歷史上各人群的活動，投射到東亞大陸的地理構造上，運用人類學方法重新解讀中國歷史上（上溯夏商周、下迄明清）眾多人群留下的傳說和謎團，對這些古代人群崛起的原因和最終的走向，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釋，呈現出不同於以往的歷史新知。本書嘗試描繪出一幅東亞人群遷移和文化變遷的動態圖景，打通東亞大陸史前史與文明史的巨大分隔，傳遞出一種完整的「人類史」的觀念。

以下文字受權摘自該書。

王寶釧和薛平貴的故事或許是《四夷居中國》一書中篇幅最長的一段引言，但這篇與眾不同的「戲考」將連同第六章正文中班氏祖孫的事迹一起，幫助我們深刻體會到生產—消費關係在農業定居社會中所起到的無與倫比的作用。

在本章提供的兩個個案中，我們主要看到了人群之間的互動，如何藉助物質交換的手段，經由農業社會生產—支出失衡所導致的向內坍塌，推動人類遷移的過程。其中，農業社會的物質產品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作為上一章的後篇（關於人群遷移的「推力」），以及下一章全書總結部分「東亞大陸人類遷移的模型」前的最後一章，本章重點呈現了東亞大陸人群遷移的「引力」。

當農業帝國將最後的軍事希翼寄託於幾度亦敵亦友的部族騎士時，「不勞師而幣加」的精神卻發揮了它最後的「反向」效用：它通過「救命稻草」的形式，讓久陷「入不敷出」收支泥淖的農業帝國打開了向內遷移的大門，為日漸強盛的「四夷」們鋪平了道路——前有古人（秦仲之子庄公），後有來者（李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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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寶釧與薛平貴」的兩個版本

「王寶釧與薛平貴」是一則膾炙人口、廣為流傳的故事。它以戲曲《五典坡》的名字流行於京劇、粵劇等多個劇種。其最早的秦腔版本講述了五代後唐庄宗時（885—926年）富家女與貧家子的故事。相國王允的三女王寶釧賞識乞兒薛平貴，以繡球招其成親。王允不允婚事，王寶釧「三擊掌」斷絕父女關係，與薛平貴在寒窯成親。時值西涼國代戰公主率眾侵唐，王允夥同二女婿魏虎遣薛平貴從軍。平貴斬落代戰公主前夫駙馬朱貴昌，得其再醮為新駙馬，後為西涼王。而王寶釧十八年不得見夫，苦守寒窯，後以鴻雁血書傳至西涼，終得夫妻重逢。

但這還不是全局的終點，最後皆大歡喜的結局是：趁皇帝駕崩，王允、魏虎擅權，令大將高士紀誅殺薛平貴。代戰公主領西涼兵馬攻入長安，助薛平貴登基，以王寶釧為皇后，代戰為東宮。貧兒平貴最終發跡，登殿為帝。

這個今天看來已經非常完整的戲曲故事因其情節複雜、高潮迭起而廣受歡迎。各地流傳的版本雖各有不同，但基本可以分為「王八出」和「薛八出」；這兩者之間的區別，不僅在於前者以王寶釧作為主人公，後者則重薛平貴，而且這兩個版本的差異，更透出這個民間故事被創作、改寫、再創作過程背後的文化隱喻。

這個關於五代後唐故事的主要人物和情節，要等到相對較晚的時期才登上舞台。今日所見最早出現「薛平貴」之名的文本來源於一部可以斷為明代初期的彈詞故事《繡像薛平貴龍鳳金釵傳》。這個彈詞故事在明末時被秦腔《烈女傳》吸收，突出了王寶釧的悲傷愛情經歷。故事的時代背景設定為唐代，情節與今天的「王寶釧」故事的前半部分基本相似，只是薛平貴從軍（繼而陣亡），王寶釧苦等寒窯十八年不見君歸來，在鴻雁傳書杳無音信後，望穿秋水，死於貧困、飢餓。

這個明代版本的悲劇故事，就是後來被俗稱為「王八出」的前本《五典坡》。該版本完全沒有我們熟悉的「發跡變泰」的情節，雖然故事發生在唐代，但其中犀利徹骨的現實主義風格與明末在西北蒙古、東北女真進逼下，徵人不歸的真實景象不謀而合。同時，又以王寶釧忠貞不二的人生選擇，為明末的觀者們留下了一段頗有指導意義的道德預言。

我們今天看到的版本大致出現於清代中葉，這個改編版本修改了王、薛二人的結局，在「十八年」後節外生枝，增添了薛平貴並未陣亡的情節。他不但重返故國，為王寶釧伸張了正義，最終還在西涼國外援的幫助下，順利登基稱帝。這個新增的以《大登殿》為核心的五個回目又被稱作《五典坡》後本。在這個版本中，改編者不光添改了故事結局，而且還細心地將時間從唐代挪到了五代的後唐，給出了後唐庄宗李存勖和武將高士紀這兩個具體的背景人物。

歷經明清兩代兩次較大程度的改編，我們今天看到的「王寶釧與薛平貴」故事就基本定型。這個故事成型時間相對晚近，且幾經修改，但其傳播之廣泛、成功卻超乎想像。這個故事裡的主要人物都於史無據，其中的種種片段，卻又似曾相識，再加上最後一次改編中隱隱綽綽加上的背景人物，似乎有意令觀者產生某種聯想。那麼，是什麼原因使得這個並無史實底本的故事，經過兩次改動，在中國成百上千的民間傳說中脫穎而出，久演不衰，其中的藝術魅力來自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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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藏的主角

明代的王寶釧故事是個女性視角的悲劇：丈夫從軍亡，妻子挨餓死。清代的版本中，則增添了男性中心主義的全新情節：丈夫衣錦還，登上金鑾殿。這個新版似乎只是在舊版的「十八年」後直接「拼接」了一段全新的情節——正義的「西涼」之師，蕩平了叛亂的翁婿權奸，幫助主角登上王位。

如果說明代王寶釧故事的來源並不清晰，那麼清代版本的成功除了平亂登基的主題外，更歸功於明確的源頭。首先，西涼國並非憑空捏造。薛平貴入贅西涼國駙馬時，斬殺了代戰公主的前夫「朱貴昌」，這位駙馬與情節發展並無關聯，卻和高士紀、李存勖一同為這個改編劇本的源頭，留下了重要的蛛絲馬跡。

朱貴昌在《五典坡》中不再露面，但在另一齣戲中又現行蹤。主要講述後唐李克用事迹的戲曲故事《珠簾寨》中，主角在全局的開頭獨白道：「孤，沙陀國王李克用。先父朱貴昌，唐王駕前為臣，只因累建奇功，聖上恩賜姓李，封為晉王……」且不論這則故事中「朱貴昌」與李克用的父子關係，這段信息量巨大的敘述還巧妙地突出了「沙陀」與唐朝的特殊聯繫。

《五典坡》中一晃而過的李存勖和高士紀也不是首次搭檔，他們還在另一部傳統戲劇中聯袂登場。秦腔《苟家灘》（亦作《五龍二虎鬥彥章》）中，將來成為後唐庄宗的李存勖，與另外四位大將（後唐明宗的李嗣源、後晉高宗石敬瑭、後漢高祖劉知遠，以及後周太祖郭威）合戰後梁名將王彥章。王彥章在戰敗臨終前唱到：「山東來了高士紀……死在了某的回馬槍。高保童九歲為上將，還有小小石敬瑭。」這段唱詞將高士紀、李存勖聯繫在了一起，加上其中帶出的石敬瑭，更是將我們領入了一段隱秘的傳奇。

由此可見《五典坡》中隱藏的這幾個背景人物不但確有其人，還存在密切聯繫。按照新、舊《五代史》的相關記述，李存勖為後唐太祖李克用之子，高士紀（高思繼）是後唐將領，也就是說，清代改編版本新增的「西涼」情節，完全嫁接自後唐故事。而後唐作為五代的開端，具有一項非常顯著的特徵，正如傳統戲劇所顯示的那樣：五代各朝的建立者從李存勖、石敬瑭到劉知遠，或者出自沙陀族人，或者與沙陀相關。

其次，沙陀在唐末、五代的歷史上的確留下來非常稱奇的事迹，在戲劇舞台上經演不衰，使這段拼接的故事，散發出更大的吸引力。《新唐書》敘述了沙陀部落首領「朱邪赤心」得名「李國昌」的原委：「懿宗咸通十年，神策大將軍康承訓統十八將討龐勛於徐州，以朱邪赤心為太原行營招討、沙陀三部落軍使。以從破勛功，拜單于大都護、振武軍節度使，賜姓名曰李國昌，以之屬籍。」該文繼續提到「國昌子克用，尤善騎射，能仰中雙鳧，為雲州守捉使。」這段記錄證實了李國昌和李克用的父子關係，進一步解釋了《沙陀國》一劇中，本為朱邪氏沙陀首領的李克用之所以有一個名為「朱貴昌」的父親之原由——以「朱邪」氏簡化為「朱」姓，以「國昌」轉化為「貴昌」。

變成李國昌和李克用的朱邪赤心父子也並非全然忠順，曾因禍患府、州，被唐軍逐散。然而，在黃巢攻入長安之際，無兵可「料」的唐朝，不得不再次藉助散居代北的部族武裝，重新啟用李克用為「代州刺史、忻代兵馬留後」，參與對黃巢的平亂行動。克複京師之後，李克用因「功第一，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隴西郡公；國昌為代北軍節度使」，很快又「領河東節度」，後與黃巢降將朱溫成為一生之敵。朱溫廢唐自立「大梁」後，李克用之子李存勖北阻契丹，東擊後梁，終於923年「即唐帝位於魏州」，進而滅梁（魏），定都汴京，追其父為武皇。

雖然李克用、李存勖以沙陀之裔而繼唐嗣，可依然得到《新唐書?沙陀傳》撰者的盛譽， 贊曰：「是時，提兵托勤王者五族，然卒亡朱氏為唐滌恥者，沙陀也。」誠然，朱貴昌在現實世界中的繼承人們饗國不久，但在後唐之後繼續「登殿」的後晉（石敬瑭）、後漢（劉知遠），以及綿祚四世的北漢（劉崇）都為沙陀族裔，甚至包括為趙宋先聲的後周。五代中這些短暫朝代的沙陀建立者，幾乎都在元雜劇中留下了情節類似的劇本。除李嗣源、劉知遠外，連被後世史家詬病的石敬瑭也有《石郎駙馬傳》行世。毫無疑問，正是這些以「外邦來者終登基」為主線的戲曲故事，為清代《五典坡》中新增的劇情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母本。

這些發跡變泰的故事新篇固然為清代以來的觀眾喜聞樂見，但其與明代那個「丈夫陣亡、妻子餓死」的版本卻能無縫對接，足以令人稱奇。那些新增故事的沙陀主角是與原本那個悲傷的唐代故事巧妙銜接的原因，竟然並不讓人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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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陀與盛唐的兩面

建立在北周、隋代基礎上的唐帝國，也繼承了它們的政治—經濟版圖，如圖6.1所見：面臨北方突厥（對陰山以南「地理漏斗」入口）以及西北吐蕃興起後（對黃河上游/渭河入口）的遷移壓力。換言之，衡量唐帝國（以及此前、此後農業帝國）強大的標準，是建立在它阻止其他群體遷入東亞主要生產區域的能力上。

對唐朝而言，從貞觀之治到開元盛世，幾乎等同於對高句麗、突厥和吐蕃的軍事勝利。然而正如李世民在《傷遼東戰亡》詩中哀詠的遼東死傷的兩千士兵「殉命有餘忠」一樣，勝利總是以普通兵卒的犧牲作為代價。即便是被後世推贊的「府兵」制度，也給作為府兵來源的民眾造成沉重負擔。當時名不見經傳的詩人王梵志在一首無題詩中，以近乎白描的現實主義筆調寫道：「……生即苦戰死，死即無人征。十六作夫役，二十充府兵。磧里向西走，衣甲困須擎。……長頭飢欲死，肚似破窮坑。……」對於男性而言，「十六作夫役，二十充府兵」的遭遇，不但是對他們生命本身的耗費與賭博，更是對他們所在家戶的重大挑戰。

即便能躲過夫役折磨和戰死威脅，剩下的命運也足以擊潰那些堅韌的倖存者。王梵志在另一首詩中寫道，「……兒大作兵夫，西征吐蕃賊。行後渾家死，回來覓不得……」那些僥倖脫生的兵夫回到家中，卻不得不接受「行後渾家死，回來覓不得」這一悲傷的現實。他們的妻子，很可能在丈夫「二十充府兵」出征之後，就因為無力承擔生產的重壓，餓死「寒窯」之內了。而這隱藏在所謂「盛唐」背後真實的另一面，就為明代版本《五典坡》中那個「夫亡妻死」的不幸結局提供了現實的依據。

唐與突厥、吐蕃關係，及沙陀在唐代中前期的位置變化。

為了維持「盛唐」的武功，唐朝試圖在維持這幾個戰場的基礎上，減少普通生產者的持續減員。因此，一項東亞歷史上由來已久（其源頭甚至可以追溯至史前）的策略，被發揚光大，並收穫卓效。比如，在唐太宗時從征高麗的戰場上，有鐵勒酋長契苾何力率領的部兵；高昌、龜茲之役中，有東突厥可汗阿史那社爾。由唐朝將領為統帥率領府兵，而由部族首領將本族武裝部隊策應或擔任側翼協助，從唐代初期開始，就成為唐朝軍事勝利的保障——儘管，這項策略對終結盛唐的「安史之亂」及之後的藩鎮割據負有重要責任。

從本書前幾章的內容可見，正因為部族武裝在持續徵發壓力面前的非持久性，以及遠離中緯度農產區的補給困境，越來越多的部落力量被引入了東亞的遷移路徑。公元650年，唐朝攻滅西突厥。戈壁阿爾泰山南坡、巴里坤湖以東的沙漠邊緣，有一支「西突厥別部」處月部落——因地「有大磧，名沙陀，故號沙陀突厥」——也隨西突厥阿史那賀魯葉護，降唐內屬。公元662年，唐高宗又以鄭仁泰為主帥，薛仁貴為副，指揮對回紇的平叛行動。《沙陀傳》提到此次行動中，「以處月酋沙陀金山從武衛將軍薛仁貴討鐵勒，授墨離軍討擊使」。於是，在後來唐末五代時留下自己赫赫名聲的沙陀，就這樣和有著「三箭定天山」傳說的薛仁貴聯繫在一起，首次出現在唐朝軍事序列中。這位沙陀金山就是朱邪赤心的六世祖。

在之後直至唐末的一百多年中，沙陀金山的重孫朱邪盡忠受吐蕃裹挾南下，最終向東南遷，來到了「陰山地理漏斗」的入口（參見圖6.1）。盡忠子朱邪執宜受唐朝封為「府兵馬使」，既參與了討伐契丹裔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的戰役，又阻回紇南下之勢。這位沙陀首領不但「拜金吾衛將軍」，而且擔任了「陰山府都督、代北行營招撫使」，為其子朱邪赤心日後受封「晉王」埋下了伏筆。

當時代賦予沙陀更多機遇之時，卻進一步折射出唐帝國愈陷愈深的收支困境局面。「安史之亂」後，中央政府與各節度使之間的權力之爭，使戰事更多發生在農業帝國的閫內。這些軍事行動在蹂躪東亞大陸主要生產區的同時，也削弱著承擔農業社會數種基本職責（生產、軍事、勞役）的普通生產者的能力。簡言之，生產下降，人口減少。從「龐勛之亂」到黃巢起義，都可以視作社會生產與消費之間失衡的結果。而這無疑為沙陀等邊緣人群提供了更大空間。

於是乎，戰死沙場的府兵「薛平貴」和他失去生產能力的妻子王寶釧，就這樣被遠方歸來的「西涼國」兵士替代，完成了明代和清代前後兩本《五典坡》的無縫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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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平貴們的「大登殿」

「來來來三馬連環殺進長安」，薛平貴在後本《五典坡》的倒數第二幕中最後唱道，拉開了該劇的終幕——「大登殿」。這個經歷了兩次重大改編的虛構故事中，經歷幾次人生起伏的薛平貴在西涼兵馬的支持下，最終從篡位的魏氏翁婿手中，攫取了後唐的皇位。至此，這位「朱貴昌」的繼承人在清代改編者筆下，從明代作者鋪設的現實主義悲劇中逃出生天，登上了「金鑾殿」。對於清代的改編者而言，這個貌似發跡變泰的故事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無數的「發跡」故事中脫穎而出，成為舞台上的寵兒，從這個角度上說：續貂並非狗尾。

起於無名，薛平貴與王寶釧居然登上了中國戲劇舞台長盛不衰的頂峰，這與該劇在明、清時代兩次重大改編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經過兩次戲劇化的改編，這部無本可源的再創作作品，冥冥之中巧妙濃縮了整部農業社會的「代謝」周期。

隋唐帝國憑藉發達的農業經濟，支撐起她對整個東亞大陸人群遷移的影響，致力於推動蒙古高原東側人群向西，而非向南的遷移——圍繞高原作順時針路線移動。然而，饒是人類歷史上生產效率最高的農業社會也無力承擔如此持久的支出，來自物質產品和生產人口的雙重剝奪，令農業社會本身的生產下滑，並成比例加重著剩餘生產者的負擔。明代時，以此背景改編的《烈女傳》（前本《五典坡》）故事便以「薛平貴行後戰死，王寶釧無法獨力承擔生產重壓而餓斃」的現實場景，真實再現了農業人群生產失控後普通生產者的命運，讓明末身處相同歷程的觀眾經歷感同身受的悲愴。

然而，農業社會生產機制並非一成不變或戛然而止，它會以變遷的方式應對某種改變。隨著農業社會本身社會再生產能力的節節下降，軍事支出方面的職責被越來越多地轉移到包括「處月酋沙陀金山」在內的部族群體肩上。農業社會的「薛平貴」們被永遠地留在了高海拔或高緯度的異域戰場，但另一些原本生活在不同緯度、海拔地區的「薛平貴」們卻跨上環境適應力更強的駿馬，返回了農業帝國的邊境。（第三章引言里的「楊家將」故事，也迴響著類似的節奏。）

隨著農業社會生產和消費的失衡，在通道入口徘徊已久的「西涼」薛平貴們，便因其在軍事援助方面的卓越貢獻，被這黑洞坍塌的巨大引力，牽入了東亞大陸人群遷移過程的「新陳代謝」。另一方面，作為後本《五典坡》故事中薛平貴原型的沙陀李克用們，並非被動地捲入了這一人類遷移過程；在徵發、重建的社會進程中，沙陀強化了軍事化的同時，也在文化認同方面與唐朝所代表的農業等級社會走得更近。

回到《五典坡》的起點之處，這部曾經有過兩次重大改編的民間戲曲故事，雖為虛構，但也留下了改編過程的點點痕迹；更重要的是，其改編版本走紅的原因，並非講述了一個離奇荒誕的「大登殿」故事，而是從藝術的角度完整再現了農業社會的內在「周期」。從本書試圖揭示的層面上講，這個故事在氣質上，濃縮了東亞大陸人類互動的具體形式——歸來的那個徵人已經不是去時的薛平貴了；但是，前赴後繼的人潮湧動，才是人類文化變遷「齒輪」的推動力。李克用父子的後唐沒能延續唐朝的餘輝，但李克用的盟兄弟耶律阿保機建立的遼國，將和源自党項的楊氏家族與折氏家族一道在代北的土地上繼續演繹東亞人群的進程，圍繞蒙古高原引出蒙元的事迹。而這一切似曾相識的路徑，將通過啟發隋唐的拓跋北魏，追溯到另一個農業帝國的黃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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