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進的日本知識人，到底應為近代日本政府的侵略行為負怎樣的責任？

原標題：激進的日本知識人，到底應為近代日本政府的侵略行為負怎樣的責任？

積極的「滿鮮支配論」是相對於消極的「滿鮮經營論」而言的。在日俄戰爭前後，日本政府內部「滿洲經營」的具體步驟和進度存在分歧。此時陸軍主張「滿蒙支配論」，而元老主張「滿蒙經營論」。伊藤博文等元老注重與列強的協調，主張逐步穩妥地推進「大陸政策」，暫時推行「門戶開放」以避免與歐美撕破臉；而以兒玉源太郎等為代步的激進派軍人則不顧列強的反對，主張獨吞中國東北的利權，拒不實行「門戶開放」政策。

伊藤博文

在1920年前後，稻葉目睹列強瓜分中國的現狀，斷定中國必亡。他從中國內部社會生活的停滯、政治欲的缺乏、武力解決的艱難和南北方妥協的失敗等幾個角度論證，進而提出「有兩種亡國方式：一種是為大亞細亞主義而犧牲；另一種是被（除日本外的）列強所吞併，開放全部領土變成世界的一大貿易場。朝鮮選擇了前者，而比利時則選擇了後者」，讓中國政府在「臨終前留下遺言」以做好「亡國的準備」。

孫中山

當時中國人也意識到國家危亡的迫近，試圖用革命的方式來挽救國家。到1920年代，許多人以革命之名行傾軋之實，加之列強環伺，內憂外患，因此稻葉岩吉並不看好中國的革命。他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提出嚴厲批判，認為當時中國的民族分裂傾向嚴重，向心力不足；百姓愚昧無知，民權不張；而民生凋敝，發展經濟不免導致「共匪」泛濫，「三民」均不可行，中國應該仿效日本實行「復古的維新」。

「七·七」事變後，稻葉岩吉開始提出中國歷史上的進步時代都是在「外族」統治下的時代，外族的統治是中國的「防腐劑」。一方面，強盛的漢唐時期是由於有強盛的匈奴和突厥等外族的存在；另一方面，他通過對歷史的梳理認為，中國歷史的極盛時期是康熙時期，其強盛正是由外族統治造成的，而隨著清中期以後綠營的興起、漢族家族制度的普及和滿清貴族的漢化，清朝逐步開始衰亡。這種「清朝漢化衰亡論」與上述的「朝鮮社會停滯論」都將近代中國和朝鮮社會停滯的原因歸於「漢化」（尤其是對性理學的受容），是此後東亞社會普遍出現的「去中國化思潮」之濫觴。

七七事變

日本學界很早就傾向於論證「滿洲」獨立發展、強化中國東北與中原王朝的離心傾向，這一點在偽滿洲國政權建立後尤其明顯。當時日本學者通常認為「歷史上建國於滿洲者甚多，若渤海，若遼、金、清，均以獨立之國家與中國本部抗衡；以強勁之民族，與中國民族相折衝；以卓著之文化，與中國文化相交換。」稻葉岩吉在其早年的《滿洲發達史》中就持類似觀點，晚年撰寫的《滿洲國史通論》中更明確表明「今天滿洲國境內的諸古民族雖多多少少有些差別，但大體仍屬同一民族，與中原的漢族判然相別」，以強調中國東北在歷史上是「獨立發展」的。

（鄭毅、李少鵬：《近代日本知識人的滿蒙史觀研究——以稻葉岩吉的「東亞史觀」為中心》

本文刊載於《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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