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產本質上都是非物質的：遺產批判研究和博物館研究
導讀：近年來，國內外學者認識到遺產事業長期圍繞遺產的物質形態談遺產，迴避了從人本、文化等本質的層次上探討遺產的文化價值。在國際遺產學界，更全面認識遺產的努力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出現，匯聚成了遺產批判研究（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Critical一詞的意義接近中文裡的「慎思明辨」，因此這一研究潮流是對傳統的科學保護觀的反思，是遺產研究的新發展。學者們發現，遺產不是預先存在的，而是建構的；其價值並非蘊藏在遺產的物質形態里，而是人賦予的；其價值是因人而異的，對同一遺產不同群體往往有多樣化的理解，遺產保護專家之外的其他利益攸關方十分重要，遺產保護、利用時應增加協商、努力形成共識；遺產本質上是文化實踐過程，與國家認同、地方感、記憶傳承、身份建構等主題相關。遺產研究不再局限於「如何保護」的技術化探討，為誰保護、為何保護、遺產的利用成為更受關注的課題。
勞拉簡·史密斯致力於對遺產再理論化，挖掘不同社會群體對遺產的理解與傳承、利用方式，其「權威化遺產話語」（Authorized Heritage Discourse）思想在國際遺產學界影響很大，其研究為人本、文化層次的遺產研究提供了理論工具。大運河作為跨度極大的活態遺產，過去對沿岸民眾的生活有影響，今天依然有許多民眾的生活與其密切相關，例如運河船民。運河學研究需要加強運河文化研究的力度，關注歷史上、當代的民眾與運河的多種聯繫，見物、見人、見生活。
運河上的船隊
摘要：本文回顧了遺產研究的歷史，梳理了遺產批判研究的發展脈絡與研究主題。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對遺產的新的理論思考，即遺產本質上是一種製造意義的文化生產過程，包括激發觀眾的記憶，建構其身份認同，地方感等。通過對英國、澳大利亞、美國博物館的觀眾進行訪談，本文展現了觀眾參觀過程中體現的記憶和身份認同。不同的社會群體對於遺產有多樣的利用與理解的方式，遺產和博物館專家不能一直主導遺產利用和觀眾社群重構遺產的方式。創造歷史感的不僅僅是與遺產相關的機構，在博物館和遺產點的觀眾同樣會建構歷史感。博物館觀眾是遺產的利用者，他們用多種方式去理解和利用遺產製造。
關鍵詞：遺產批判研究；身份認同；歷史感；遺產製造
一、引言
儘管遺產研究和博物館研究關注的對象相同，都關注遺產的方方面面，但是無論是有關遺產的學術研究還是遺產保護實踐，通常與博物館研究彼此隔絕。然而，隨著一股新的研究潮流的興起，文化遺產的跨學科研究與實踐正在增加，與此同時，博物館研究與其他遺產研究的隔絕狀態正在逐步消解。羅德尼·哈里森[1]（Rodney Harrison）將這股研究潮流稱為遺產批判研究（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
本研究首先回顧了遺產研究的發展脈絡，指出了新興的遺產批判研究為何出現、為何必要。通過這一回顧，我想強調，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遺產本質上是一種文化生產過程，遺產研究與遺產實踐涉及到的諸多學科都參與到遺產製造的過程中。其次，我要探究博物館實踐（包括收集、策展、展覽等等）如何參與了遺產製造的過程。本研究還指出，觀眾在博物館與遺產地參觀，是另外一種製造遺產的過程。
二、英語文獻中的遺產研究
1985年，大衛·羅溫索(David Lowenthal)出版了《過往即他鄉》（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2]，這是學術界開展遺產研究的開始（至少在英語世界是如此）。在英語世界中，除了羅溫索之外，還有懷特（Wright）[3]和休伊森（Hewison)[4][5]從歷史學的角度，沃什（Walsh)[6]，桑克斯和特利（Shanks and Tilley)[7]從考古學的角度，班尼特（Bennett)[8]從社會學的角度研究遺產。羅溫索等學者對遺產的研究，是對三種相互交織的社會事件作出的回應。這些事件包括：
一， 自二戰結束以來，部分人類的創造物被視為脆弱的、有限的資源，人們認為需要把它們保護起來，以利於子孫後代。公眾對此興趣高漲，各國以及國際上也制定了相關保護政策。
二， 在人們看來，對遺產經濟價值的利用沒有受到限制。這種利用形式在持續增多。這表現在以下兩種形式：（1）旅遊部門介入遺產，導致人們擔憂，遺產地和遺產地歷史可能會商業化或迪士尼化；（2）社區博物館、生態博物館、遺產中心日益發展，這對傳統的以國民意識、公民意識塑造為核心的大型博物館構成了挑戰；這一時期博物館日趨多樣化，也往往出現一個特點，即為尚未實現工業化的或邊緣化的社區提供了簡便的改善經濟的途徑。
三， 許多西方國家在政治、社會層面轉向保守。例如，利用遺產與守護遺產的觀念作為保守的社會與文化政策的基礎。這種現象引發了學術界的關注，也促使學者們開始關注遺產的經濟層面。這是與前面兩個社會事件密切相關的第三種事件。
從許多方面來說，這一時期的遺產研究出現了重大偏差。理解遺產的方式有以下兩種：
首先，遺產管理與遺產保護趨於技術化，被一種話語所主導，我稱之為「權威化遺產話語」（Authorized Heritage Discourse），或簡稱AHD(史密斯，2006) [9]。它指的是一種專家和技術話語，源於19世紀西歐建築學和考古學關於遺產保護的討論。這種話語聚焦於那些在審美上給人愉悅感或有很久歷史的物件、遺址、地方和景觀，認為當代人有責任保護它們，從而傳給子孫後代。這種傳承的觀念被突出強調，以致於當代人沒有積極利用遺產的權利，因為其中的道德要求是將這些文化財富原封不動地傳給子孫後代。根植於這種話語的是一種觀念，認為物質文化的價值蘊含在物質載體中，與人沒有關係。遺產被認為是脆弱的、有限的和不可再生的，必須要通過專家來保護，專家指的是考古學家、博物館策展人、建築師等等。他們被自然而然地看作是過去的保護者，能理解遺產的價值，並向國內和全世界的聽眾傳達遺產的價值。
對遺產內在價值的假設也強化了這樣一種觀念，即遺產代表的都是過去好的方面，它有助於現在和未來文化特質的持續發展。這種話語也強調身份建構。遺產與身份的建構有關，尤其是國家身份的建構。雖然從未有研究深入探討遺址或地方是如何有助於身份建構的，但是二者的關聯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
權威化遺產話語不僅建構了一種對遺產的定義，還建構了一種權威化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被用於理解和處理一些有關身份的社會問題。當然權威化遺產話語並不是單一不變的，而是動態變化的，也不乏爭議。儘管如此，一種權威化的對遺產的理解仍然存在，也導致了某些後果。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一話語是真實存在的。其中一種後果是，它排除了不同的或相反的對遺產的理解方式。另外一種後果是，它不斷地使構成這一話語的知識和價值更加合法化。
20世紀90年代，西方學術界開始設立研究生課程，為遺產和博物館從業人員提供職業培訓。這些課程很大程度上被權威化遺產話語框定，傾向於強調技術化的管理和策展的過程。這一時期的遺產研究文獻也反映了這一點。正如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指出的那樣[10]，大量文獻聚焦於實際的、實用的問題，如遺產保存、保護與管理、價值評估、法律、政策、最佳實踐案例、遺產倫理。博物館、考古學和建築學尤其關注這些方面。這些領域的許多研究是在考古學和建築學參與文化資源管理/文化遺產管理和建築保護/保存的過程中產生的。
第二種理解遺產的方式認為遺產是「虛假的歷史」，這種看法深受羅溫索觀點的影響[11][12][13]。當時在英國，遺產被公開用於捍衛社會上和政治上的保守信念，即過去的東西更好，西方社會應該回歸到被遺忘的、過去的社會文化價值。在遺產研究早期，學界討論的重點在於，人們如何用遺產支持保守的價值觀。因此，在其初期，遺產研究是沿著兩條相當狹窄的路徑進行的。一條是技術路線，它相信遺產專家的力量，認為遺產在政治方面的作用小到忽略不計，或完全可控。這些專家受過訓練，被認為是客觀的、職業的，他們對於國家和國際上的遺產法律、政策如何技術化地應用非常擅長。第二條是學術路線，以一種精英化的對遺產的認識為基礎。遺產被認為是歷史的對立面或通俗史學，人們必須要以懷疑的態度看待遺產，遺產需要由專業人士掌控，例如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和博物館策展人。
遺產研究一直沿著以上路徑開展，儘管拉斐爾·塞繆爾（Raphael Samuel）提出了有關遺產的深刻見解。塞繆爾在《記憶劇場》[14]（1994: 225）中指出，遺產已經成為了「我們時代主要的社會運動之一」。他認為，遺產被用於支持保守價值的現象的確存在，但這並非事物的全貌，遺產有多種社會化和政治化的利用方式，值得學術界關注。值得一提的是，以上學者每一位都影響了此後的遺產研究，但影響的程度有很大差別。例如，搜索谷歌學術（截止到2011年5月）的結果表明，1995年重印版的羅溫索的《過往即他鄉》被引用了2600次，他1998年的著作《遺產的十字軍東征與歷史的破壞》（The Heritage Crusade and the Spoils of History）[11]的被引用次數還要多出500次，羅伯特·休伊森的著作《遺產工業》（The Heritage Industry）[5]的被引用次數超過了900。塞繆爾的《記憶劇場》被引用次數只有380，儘管我認為這本書無論在當時還是現在，都是更好的分析遺產的指南。當然，谷歌學術並不準確，塞繆爾去世時相對年輕，而羅溫索八十多歲了依然很活躍，不過從這些數據仍然可以看出，在遺產本質和意義這一問題上，不同觀點的影響力有多大。
權威化遺產話語堅持對遺產的技術化理解，羅溫索等學者引領的遺產研究路徑看上去和它是對立的，實際上仍然再現了這一話語的一些要素。他們的遺產觀是把遺產地的遊客或遺產使用者看成是被動的消費者，只有在專家的介入下才能理解過去的真正意義。這種遺產觀是羅伯特·休伊森的觀點的翻版，休伊森稱之為遺產工業批判。它還關注有關遺產的真實性、遺產的所有權等問題，把遺產定義成是保守的、被動的，而非積極的、有創造性的。此外，這一時期的遺產研究和博物館研究是彼此隔絕的。如果檢索遺產研究文獻，直到21世紀最初幾年，遺產研究中很少提到博物館研究。
這就是20世紀末時，遺產研究陷入的僵局。然而現在出現了大量羅德尼·哈里森[1]稱為遺產批判研究的文獻。我認為，對遺產研究的興趣大量增加，並非是由於羅溫索等學者的學術引領，而是源於遺產和博物館研究中對遺產實踐的關注。實際上，對遺產實踐的關注引發了一些重要問題，這些問題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激發這次研究轉向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遺產和博物館的社區參與。當遺產和博物館研究都開始關注社區時，它們開始有了對話，因為當它們試圖讓社區參與或融入遺產保護時，遭遇了相似的來自社區的阻力。由於權威化遺產話語建構了有說服力的、精英化的遺產定義，影響很大，它成為了各個社區群體批判的焦點。社區群體往往以不同於權威化遺產話語的方式去利用遺產。遺產和博物館專家進入社區從事遺產工作時，往往不同程度地帶有傳教士般的「做好事」的熱忱，這也可能引發批評。然而，由於執行社區融入政策，社區參與遺產保護的效果不佳。這一政策在不經意間同化了邊緣化的社群，使得他們用權威化的方式去理解文化與遺產。這一過程維持了權威化遺產話語建構的排除他者的敘事，導致一大批社群被進一步邊緣化，加重了他們的反感。
從20世紀60年代晚期起，原住民群體對他們的遺產地管理中專家話語的優先地位提出了挑戰[15][16][17][18][19]。許多非西方的評論家也開始挑戰西方遺產管理模式的合法性。長期以來，西方遺產管理模式通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國際文物保護與修復研究中心（ICROM）、國際古迹遺址理事會（ICOMOS）等機構，強調西方遺產的觀念與實踐是普世適用的。此外，在西方國家內部，按照共同的地域或共同的文化、族群、社會或政治經歷形成的一些社群，也開始宣稱他們的遺產觀與傳統的專家知識不同。
我認為，社區和非西方地區對西方遺產管理模式提出挑戰，這並非偶然。因為遺產在一國內部乃至全世界都在扮演重要的角色，它不僅是社會資源，還是一種政治資源。20世紀後期，承認差異性成為政治角力的領域。政治哲學家認為，這種政治實踐的新方式提供了一個推進社會正義和公平的平台，在此基礎上，原住民等弱勢群體可以提出要求，讓他們可以更公平地分配到財政、福利、住房和教育等權力資源。南希·弗雷澤(Nancy Frazer)[20][21]認為，「承認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的基礎是必須承認不同的社群有不同的歷史、需求和訴求，他們可以提出要求，得到形式上和物質上的承認。為了實現平等和公正，要給予他們物質上的補償[22]。與此同時，社會大眾、學術界對遺產的興趣高漲。我不是說公眾對遺產的興趣與承認的政治有直接關聯。然而，遺產的確經常被人當作物質或權威的證據，用於身份認同。這有助於我們理解社區群體為何在這個時期，如此急切地渴望掌握自己的遺產，在對遺產的理解上發出自己的聲音[23]。
學術界需要對不斷增長的社區能動性作出回應，由此產生了大量對遺產的批判性思考。例如，丹尼斯·班敦士（Denis Byrne) [24][25]研究了遺產所發揮的新殖民主義的作用，一部分學者批判地梳理了歐洲的社會融入政策。還有一些文獻推進了對遺產實踐的理論思考，探討機構化的遺產實踐、政府政策、話語、法律工具與社區、社區等其他利益相關方在遺產管理、利用、闡釋上的不和諧。這方面文獻的數量雖然少一些，但是影響很大。
隨著公眾或社區對遺產的興趣越來越高，遺產旅遊方面的研究在顯著增加。除了對遺產工業的批判之外，最近很多學者深入分析了遺產旅遊的展演特點，以及文化意義、社會價值和品位的建構方式 [26][27][28][29][30][31][32][33][34][35][36][37]。在這些研究中，遺產地的觀眾和遊客的界限開始變得模糊，遺產研究讓人們有機會去質疑所謂的「眾所周知」的旅遊研究和營銷。長期主導遺產研究的「原真性」、懷舊等議題，也開始被重新思考。遺產闡釋策略受到許多質疑，學者們提出了新的研究問題，如人們通過哪些方式利用遺產，使某些歷史敘事合法化或去合法化。在此之前，遺產和博物館領域的人往往自滿地認為，遺產闡釋要做的就是闡釋最佳的遺產實踐，即以最有效的、最具參與性的方式教育被動的觀眾，或為他們提供學習機會。如今，這種認識開始被瓦解。
大量文獻涉及到的第二個主題是遺產衝突和遺產爭論，最為人所知的是文物返還、文物交易、基本的遺產保護問題與實踐。不少學者，尤其是美國學者，力圖批判地看待遺產問題。學者們還越來越關注「創傷遺產」（「heritage that hurts」），該術語源於喬伊·薩瑟·瓦格斯塔夫（Joy Sather-Wagstaff)[38]最近出版的專著的書名，最早是由澤爾和巴蘭坦(Uzzell and Ballantyne)[39]提出的。這類研究關注的是對遺產多樣性的認識，研究對象並不局限於有爭議的遺產和警世遺產(difficult heritage)，而是擴展到所有的遺產。既然人們對待所有遺產都可能持有不同認識，那麼遺產具有普世價值這一權威化遺產話語的假設也就難以成立了。
還有部分研究涉及到第三個主題，即遺產如何建構了民族主義敘事和其他形式的整齊劃一的歷史。學者們發現，社會中某些社會、文化群體和族群常常因為在社會中是從屬者，其身份被人忽視，導致他們政治上被邊緣化。一些研究探討了在教育與管理國家認同、公民價值、公民品味、公民行為的過程中，紀念碑和博物館如何發揮政治功能。艾瑪·沃特彤(Emma Waterton)和史蒂夫·沃森(Steve Watson)等支持「非再現理論」(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的發展，羅德尼·哈里森，托尼·班尼特（Tony Bennett）等學者探討了行動者網路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與遺產研究的關係。
遺產批判研究的第四個主題是，遺產作為一種文化、社會現象，在西方文化的社會、經濟、文化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遺產在人們的生活中發揮的作用。這一類研究特別關註記憶和身份問題。上文提到，對於遺產和記憶是如何相互關聯的這一問題，目前相關研究非常少。在社區遺產和記憶的相關研究中，二者的關聯開始有了迄今為止最清楚的論述。學者們還運用記憶和紀念的理論，探討社會身份和地方感的關係。有的學者研究了紀念、記憶與忘卻過程中遺產所發揮的文化工具功能。亞尼夫·波利亞（Yaniv Poria），丹尼斯·班敦士(2009)的研究提醒我們，遺產也與情感有關，遺產的情感維度對我們理解身份、記憶、地方感、博物館、遺址闡釋、遊客動機都有影響[35][48]。
最後一個正在興起的研究主題是非物質文化遺產。2003年通過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激發了更多對這個主題的探討。克什布拉特·吉布利特（Kirshenblatt-Gimblett）[28]的研究證明，這個公約的出現只是在文化遺產、自然遺產之外，隨意增加了第三種遺產類別，即非物質文化遺產。儘管如此，一些學者認識到三者之間的相互聯繫，進行了一些有趣的討論，促進了對遺產實踐的重新思考。
聯合國《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
我對遺產的理解來源於上述文獻[9]。長期以來，遺產被看作是物質對象、遺址或地方。下面我將挑戰這種觀念，提出我對遺產的理解。
三、遺產製造
遺產是重要的、有活力的。它是動態的，而非凝固在物質形態中的東西。它包括一系列發生在特定地方或空間的行為。雖然遺產是在地方上發生的行為，但是這些地方之所以成為遺產地，是因為在這些地方發生過的事情製造了意義，承載了人們的記憶。遺產地也給發生在這裡的事情提供了場景感與真實感。
遺產是已經發生的事情。它不是具體的某一次活動，而是一系列的活動，包括記憶，紀念，知識和記憶的交流與傳承，身份認定，社會文化價值、社會文化意義的認定和表達。這一過程可能推動社會進步，也可能維持保守價值。
遺產的本質是一種經歷，一種社會文化展演，人們通常積極地、自覺地、批判地參與其中。遺產產生了什麼影響？被認定為遺產將會產生哪些後果？遺產活動帶來的是人們創造的情感和經歷，以及人們對它們的記憶。這些會讓人們產生認同與歸屬感。此外，在這一過程中社會網路與聯繫被不斷地創造、再造，而不是維持現狀。遺產活動促進了這些網路與關係的再造。在遺產活動中，人們產生、審視、思考、拒絕、歡迎或改變有關過去和現在的社會文化價值、意義與理解。身份並非僅僅是產生於遺產地，被遺產地再現的靜態之物，當人們、社區和機構基於當今社會、文化、政治需求，重新闡釋或評價過去，記起或遺忘過去時，身份被不斷積極地重構、協商。
遺產的本質是一種文化過程或涉身的展演（embodied performance），有很多不同的層次和背景。在下文中，我將介紹其中三個層面。
四、三個層面
首先來看機構層面的遺產製造。當遺產部門和政府擬定、實施文化政策和資助政策時，它們在參與遺產製造；當博物館和遺產專業人士就收集文物，是否舉辦展覽，是否保護或保存某些遺產地或建築物，以何種方式闡釋遺產或不闡釋遺產做出選擇時，他們同樣是在參與遺產製造。國家或國際的遺產名錄是遺產製造的產物，因為它代表了什麼是過去、什麼是現在的特定信息和觀念。博物館展覽也以同樣的方式製造遺產。遺產地和博物館的展品並非是被發現的，而是被認定的，它們代表的是遺產和博物館專家們想要講述的遺產故事。
遺產製造的第二個層面發生在社群。然而前期的遺產研究中經常忽略的一點是，遺產專家這一群體本身也是一個社群[22]（史密斯，沃特彤，2009）。博物館員工和遺產官員可以被理解為遺產事務中的利益共同體。他們和其他遺產利益攸關方一樣，與遺產物和遺產地打交道、控制它們，在這一過程中建構了自己的職業身份[22]。
在個體層面也存在遺產製造。儘管機構（例如博物館和遺產機構）通過精心設計、組織展覽、運用闡釋材料來指導和影響觀眾的遺產製造，但他們不可能總能控制觀眾對遺產的理解。因此，遺產製造的第三個層面發生在個體層面，尤其是人們去遺產地和博物館展覽的時候。我的許多研究關注的正是第三個層面。
五、具體案例
我曾經在英國、澳大利亞、美國的許多博物館與遺產地對來參觀的觀眾進行訪談。迄今為止，我自己訪談或指導研究生訪談了24家機構，超過3500名觀眾。這些材料顯示，當觀眾在博物館和遺產地參觀（他們稱為休閒遊）時，他們參與了一系列的記憶與認同的塑造工作。
研究中最為顯著的發現之一是，人們去博物館和遺產地的時候，很少說自己是去學習或受教育的。人們更願意說自己去這些地方是為了加深已有的知識、感覺或觀念，下面是幾個典型的例子：
「每次我們來這樣的地方，都會加深已有的印象，讓我覺得做一個澳大利亞人很棒。……我覺得自己沒有收穫新的東西，但是我的知識和觀點得到了深化。我來這裡得到的就是這種深化。」
「沒有什麼新的東西，沒來這裡參觀之前，我已經有了類似的知識和經歷。我覺得來參觀只是加深了我原來的看法。」「不，不，我不覺得展覽改變了我原有的看法。我認為它起到的是鞏固強化的作用。顯然這裡有我原來不知道的信息，但也只是鞏固了我之前的看法而已。」
當被問到「你今天看到的東西有什麼改變了你對過去或現在的看法嗎？」83%的觀眾要麼說沒有，要麼說只是加深了已有的知識或感覺。即便對於部分試圖挑戰人們既有的想法或揭示隱藏歷史的博物館展覽，例如英國參與販奴貿易的展覽，觀眾的回答也是類似的。部分觀眾指出，他們參觀博物館或遺產地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強化已有的觀念：
「我猜人們看展品就是為了強化自己的認識。」 「我們來到這裡參觀，是因為它能鞏固我原來的見聞，讓我對自己身為澳大利亞人而自豪。」
正如大衛·羅溫索，羅伯特·休伊森和其他學者所擔心和預測的那樣，觀眾在博物館和遺產地構建的是對國家敘事保守的、愛國的理解。例如觀眾參觀英格蘭名人故居時，會基於階層區隔產生一種民族自豪感，並對其「脫帽致敬」：「這是我們英格蘭歷史的一部分。如果沒有這樣的人，我們的生活還會很差，名人故居讓我們有了脫帽致敬的對象，這讓我們變為歷史的一部分。」
參觀名人故居不僅與國家有關，還和白人中產階級在英國社會的地位有關。「與遺產接觸是非常重要的休閑時光，這個行為本身就很中產……尤其對中產階級十分重要，它給我們帶來愉悅的感受。當然了，不同的地方吸引不同的人。」 「這對大部分的人來說不算什麼，人們寧願去購物。參觀名人故居似乎是一種中產階級趣味，取決於一個人的教育程度和成長環境。它反映了你所接受的教育的培養目標。」
在這些例子中，英國的權威化遺產話語塑造了觀眾與名人故居的互動方式和他們對這類遺產的意義的理解方式，建構了他們對自我身份的認知，培養了他們對所屬社會階層的歸屬感。這種歸屬感建立的基礎在於他們對階層差異的理解，以及中產階級的能力展演，即他們擁有某種品味與技巧，能夠解讀名人故居精英式的審美意義 [9]。
在澳大利亞的國家建構中，鄉村地區被賦予神話般的重要地位。對於參觀史托克曼名人堂的部分觀眾來說，這種觀念在參觀結束後被強化了。這是一個位於昆士蘭鄉村的博物館，距離布里斯班1200公里，講述的是歐洲牧場工人的故事。這類人在美國被稱為牛仔，在阿根廷被稱為南美牛仔。這些工人在有關澳大利亞起源的敘事中佔有重要的位置，甚至頗有一些浪漫色彩。不過，這家博物館在講述這段歷史時也突出了原住民的重要性，這對澳大利亞國家建構的敘事提出了挑戰。澳大利亞歷史上就是一個大量人口集中在城市的國家，89%的人口居住在澳大利亞沿海城市。因此，這家博物館描繪的鄉土生活並非大多數澳大利亞現在或過去的實際經歷。然而儘管如此，一些觀眾在這裡找到了真正的澳大利亞：
「原野才是真正的澳大利亞，城市不能代表澳大利亞。」
「我覺得博物館激起了我很多情緒。身為澳大利亞人我覺得非常自豪。這裡體現了澳大利亞內陸的精神，在我看來，這才是澳大利亞的精神支柱。」
很多來自鄉村的觀眾認為，這家博物館能夠讓生活在城市或沿海一帶的人理解身為澳大利亞人的真正意義和價值，例如有的受訪者認為：
「我覺得城市居民需要知道澳大利亞的遺產是什麼……我覺得需要有人告訴他們這些。」「澳大利亞鄉村的歷史被掩蓋了……這也可以理解，但是……有一些城市居民一直住在城市，毫不了解……如果你沒有在鄉村呆過，…..你就不會理解那裡的事情。他們把一切都當成是理所當然的。」
有趣的是，很多來自城市的觀眾看了這個博物館之後，表達了謙卑的心情以及對鄉村地區的負疚感，甚至有些人說自己是以崇敬的心情進行朝聖之旅。這無疑鞏固了澳大利亞的權威化遺產話語，以及鄉村在澳大利亞的國家認同中享有的歷史地位。例如有人指出：
「展覽開闊了人們的眼界，讓人們知道先驅們開拓澳大利亞時遭遇了怎樣的困難，我覺得每個人都應該來這裡朝聖。」
這些受訪者所擁護的澳大利亞先驅者的神話低估了城市裡、多元文化社群在澳大利亞國家身份中的作用，也掩蓋了許多事情，例如對土著農場工人的鎮壓、經濟壓榨和性剝削。這些例子也許驗證了羅溫索和休伊森對遺產的看法，即遺產是虛假的歷史，本質上是保守的。當然，在這些例子中，人們是利用遺產起的作用去鞏固某些保守的價值與身份建構，使之合法化。不過，也有受訪者從批判的視角看待身份建構問題。
在澳大利亞和英國的勞工歷史博物館和勞工文化節中，遺產也可以用於個人和社區身份的建構。通過吸納更進步的理解遺產的方式，博物館和遺產地可以成為家族或社區記憶的追憶之所，幫助觀眾將這些記憶及其背後的價值傳遞給他們的親屬和孩子們。例如有的受訪者說：
「到這裡讓我的記憶復甦了，能與家人分享真是太好了。」
「這裡能讓人了解過去，不然人們就不記得了，記憶是很重要的，記憶蘊含在景觀和建築物中。」
「我一度感覺自己回到了歷史，……它把歷史講得非常清楚，加深了人們對過去的感受。」
這些回憶通常強化了進步的政治價值，如作為某個社區的一員的意義是什麼。其他人運用回憶和懷舊對當下進行了評判：
「這不斷提醒我不要忘記過去發生的事情，……統治階級不關心任何人，只關心他們自己……我在工會工作，我知道這樣的事情還在發生，我們仍然在與管理層鬥爭，阻止他們盤剝工人。」
「這片土地並不會讓所有人感到愉悅，雖然很難，但是他們（此處指1984-1985年英國煤礦工人罷工的領導者）有勇氣站出來。政治影響每一個人，並非只有在議會裡才有政治。」
「我來自一個煤礦村，我在思考的是產業關停後帶來的文化和社會影響。」
我在開展調查的其它遺產地，也聽到了人們對遺產帶來的記憶和身份建構的思考。例如，參觀墨爾本移民博物館的澳大利亞人和參觀勞工歷史博物館的英國人一樣，通過參觀遺產地重塑記憶與身份。觀眾通過參觀博物館不僅回憶、思考父輩或祖父輩講述的移民的故事，還會協商他們家庭的文化價值和當代澳大利亞的價值。在這一過程中，觀眾通常會產生非常敏銳的對社會和個人的領悟。
研究材料所揭示的另外一個重要的主題是人們對遺產機構遺產製造的反思。2007年是英國通過《廢奴貿易法案》兩百周年。在英國的非洲裔加勒比人去參觀博物館，目的是試探公眾對這一話題的討論熱度，看英國社會在多大程度上承認奴隸貿易的歷史，他們想了解博物館作為國家機構，在多大程度上能恰當處理種族主義和多元文化的議題，或是否迴避此類議題 [49]。非洲裔加勒比觀眾主要是通過參觀來觀察英國白人社群是如何表達這一主題的，而不是通過參觀重構或確認自己的身份。例如有的受訪者表示：
「我認為，此次展覽是一個開始，讓民眾了解英格蘭或英國參與到了奴隸貿易之中，也給我們傳達了一個信號，即社會對我們遭受的苦難有了部分的承認。至於這種承認是否會融入英國的生活、歷史和教育，還有待觀察。」
以上是我近年來對博物館和遺產地的觀眾所作的訪談的一部分。因篇幅所限，我不可能一一呈現。我要強調的要點有下面幾個：首先，遺產有多種利用和理解方式。第二，這種多樣性不僅僅存在於不同種類的博物館和遺產地，而且存在於每個博物館和遺產地。第三，遺產和博物館專家不能一直控制民眾和不同社群利用和重構遺產的方式。第四，遺產在社會中的作用不會一直讓我們喜歡，但是人們不能忽略遺產的作用，遺產不能成為虛假的歷史。第五，創造歷史感的不僅僅是遺產機構，還有去博物館和遺產點的觀眾。博物館觀眾作為遺產的利用者，並不是被動的，他們積極地用多種方式去理解和利用遺產製造。
六、結論
本文首先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遺產研究進行了學術史的回顧，指出了遺產批判研究興起的背景與幾大研究主題。在此基礎上，本文提出了對遺產本質的新的理論思考，並通過分析英國、美國、澳大利亞許多博物館和遺產地的觀眾的訪談，闡釋了對遺產的新的理解。
正如有些學者指出的那樣，博物館和遺產地並不是「安全」之地，不是被動的，而是動態的，對它們的理解也往往是有差異的。我們可能不會一直喜歡那裡產生的多樣的意義，也可能不喜歡這樣的一個事實，即我們不能一直掌控意義生產的結果。回想遺產研究最初形成時，遺產學者意識到我們不能控制遺產所產生的所有影響，可能感到恐慌，進而不信任遺產，將其指斥為虛假的歷史。這樣做的目的在於把遺產控制在專家手中，例如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和博物館策展人。我認為這是一種短視的想法，貶低了遺產現象的重要價值。正如拉菲爾·塞繆爾（Raphael Samuel）指出，遺產不僅僅是一項社會運動，也是關於身份、地方和記憶的帶有主觀性的政治協商。遺產是建構或重構文化社會價值和意義的時刻或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說，所有的遺產本質上都是非物質的。遺產是一種過程或展演，我們個體、社群或國家可以從遺產中找到價值和文化社會意義，從而幫助我們理解現在、我們的身份以及我們所處的位置和社會地位。這一過程並不局限於遺產地管理的技術化政策、遺產保護、博物館策展或世界遺產名錄。
遺產批判研究需要明確聚焦於遺產使用者和他們對遺產的使用方式，重視它們與權力、地方、階層、族群、種族、不同身份之間的關係。遺產批判研究需要保持批判性，它需要提出尖銳問題，探討權力和意識形態的使用，記憶和身份是通過什麼方式被塑造的，服務於什麼目的。它也對擁有專業知識的人們提出了挑戰。用偉大的政治理論家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話來說，儘管並非所有人都以知識分子為業，但所有人都是知識分子。同理，儘管並非所有人都以遺產為職業，所有人都在闡釋遺產，進行遺產展演。
這讓我意識到遺產批判研究的另一個重要因素：讓遺產更加民主。傳統的理解遺產的方式往往令許多社群的權益受到人為壓制，對遺產中社群權益的考慮可以推動我們朝新的方向去重新思考遺產。顯然這對遺產和博物館機構的很多人是一種挑戰，但是如果要讓遺產批判研究有意義，就必須啟發實踐、教育和培訓，為遺產和博物館機構提供一種新的思維方式和做事方式。新博物館學從某種程度上已經對博物館實踐產生了影響，但是我相信未來仍有很大空間。在更廣闊的遺產研究的範圍內拓展博物館研究，將會帶來正面的效果。遺產批判研究也必須成為一個廣闊的平台，吸納非英語國家學者和實踐者們的著述，尤其要重視來自亞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學者的研究。
參考文獻及注釋參見原文
文章來源：《文化遺產》2018年第3期。英文原文發表於Smith, L. 2011. All heritage is intangible: 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 and museums. Reinwardt Academy, Amsterdam School of the Arts.經授權，由張煜譯成中文。
圖片來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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