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逵文學觀的特殊面向及其實踐
楊逵左翼現實主義文藝觀的特點
在眾多台灣作家中，楊逵的外表、穿著也許最像普通的勞動者，但他其實是並不多見的留學日本文學科系的「科班」出身的作家，其文學觀念具有較高的專業理論水準，而非純粹的作家創作經驗談。作為崛起於30年代的左翼作家，楊逵秉持現實主義的文藝觀是並不奇怪的，這既是當時的時代潮流，也是因嚴峻環境而從實際政治運動轉移到文藝戰線的左翼人士的必然選擇。因此，只有探究其文藝觀與眾不同的特點，才能揭示楊逵為台灣文學提供的獨特貢獻。簡言之，楊逵對於現實主義文學的真實性、社會性、思想性和時代性要求都有獨特的表述和強調，並數十年如一日地堅持著，這成為楊逵文藝觀和文學理論的重要特色之一。
首先，楊逵將真實性作為小說和非小說（亦即文學和非文學）的試金石和分水嶺，但除了「挖掘事實、反映事實」等一般要求外，他還認為：「作為一個作家的前提，應該要有分辨真偽虛實的能力」，進一步則還要有「面對事實、解決問題的擔當和勇氣」1。從這一角度來談現實主義的真實性原則，就使文學並非只是照相式「反映事實」，而是具有了針對現實問題的介入和批判意義。其次，楊逵將社會性提升至文學藝術之本質的高度。由於人並非一個個孤立的個體，而是生存於人際關係的網路中，所謂社會性指的就是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在楊逵看來，文學並非用來孤芳自賞，自娛自樂，無論是「藝術的本質」或是「文學的最高目的」，都在於「把作者的感情組織化」2，「最充分、最精確地表現自己的思想感情」，並「最完整地傳達給他人」3。中國古代文論曾有「為情而造文」和「為文而造情」之辨4，楊逵也稱：「原來所謂小說(所有藝術創作也一樣)，應該是當自己的感觸或構思不吐出來就滿腹不快時，才書寫出來」，而絕不可「無病呻吟」5，這樣的思想感情無疑才是「真實」的；另一方面，從讀者接受角度而言，楊逵不同意「傑作只要三人讀懂即可」的觀點，指出日本的「私小說」「遠離了文學的本質」，只不過是「以特殊的感覺加上特殊的語言進行自我告白」，因「距離我們甚遠」而「終究打動不了我們的心」6。將與最廣大民眾相連接的「社會性」提升至文學藝術的本質的高度，就與將文學的本質視為表現自我，或潛心於純粹的形式技巧的精英式觀念，顯示出左、右翼的分野。大眾是社會的主體，「大眾」也成為30年代楊逵理論文章中最常見的辭彙之一。他不僅認為「普羅文學本來就應該以勞動者、農民、小市民作為讀者而寫」，還認為重點應在於「民眾也參加藝術」7。這說明，楊逵提倡文藝大眾化從一開始就有較高的起點，且與提倡「大眾化」而不滿足於「化大眾」的大陸左翼文壇有精神相通之處。
楊逵現實主義創作理念的第三個特點，是強調思想、世界觀和社會科學理論的必要性。在他看來，沒有思想的作品不能算是真正的文學，沒有科學的世界觀和理論，則無法透過現象看本質，無法解決現實的社會問題，也無法把握邁向進步的方向，因此，作品的思想內容（主題、題材等）比技巧形式更重要。他指出，有批評者將作品的震撼力和感動人心的力量拋在一邊，只分析什麼地方的描寫如何、哪裡的韻味如何，「好像把活生生的人肢解了之後，處理屍體一樣」，這樣寫出的只是死氣沉沉、沒有力量，「連機器人都不如的東西」8。
文學作品以思想內容為首要，不過「思想」還有個正確與否、深度如何的問題。要弄清諸多社會問題產生的根源和發展的趨向，就非得藉助理論（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不可。楊逵認為「優秀的勞動文學具備的首要資格……就是煽動讀者走向正確方向的激烈程度」。而這裡的關鍵就在於如何保證方向是正確而非錯誤的，以及作者本身如何才不會發生方向的動搖。因此「屹立不移的世界觀是不可或缺的」9，為此，楊逵致力於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本體論（唯物論）、方法論（辯證法）、認識論（實踐論）以及唯物史觀等，指出：「哲學最重要的是正確的出發點與正確的方法。馬克司主義是以哲學的唯物論做出發點，以辯證法做方法。」10不過，楊逵也認識到單純的理論對於整日為生存奔波、文化水平有限的大眾而言，未必能順暢地接受，因此，需要從現實生活中提煉出來的文學形象和典型幫助傳播。這也許是他沒有停留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而是更願當個作家，立足於通過自己的作品對民眾思想產生影響的原因。
楊逵現實主義理論的第四個特點，在於強調文學的時代性，亦即要求文學家勇敢面對當前迫切的現實問題，具備發現并力求解決大眾普遍關心、與大眾利益攸關的現實問題的「問題意識」。他寫道：「文學固然要帶點娛樂性，但也應該能夠有『反映時代，帶動時代』的嚴肅性，才不致被人當做草紙用。」11他又指出：「真實地表達人們對切身而普通問題的感受，真正能從內心深處感動大眾的，才是藝術的最高境界。」12由此可知，如何解決當時世界經濟危機引發的工人大量失業、生活窮困等大眾切身問題，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增強覺悟，參與解放本階級的鬥爭，正是楊逵寫作或翻譯理論著作的根本緣由。如果說追求真實性、社會性尚屬現實主義的題中應有之意，只是楊逵說得更到位、更有針對性，那麼強調思想性和時代性更代表著楊逵左翼現實主義理論與眾不同的特色和高度。很顯然，楊逵不僅是「現實主義」的，而且是「左翼」的。這些基本的文學理念，在楊逵身上歷經數十年而未曾動搖和改變。
勇於揭露和批判社會弊端和醜惡，具有強烈的傾向性和鮮明的階級立場，在批判封建官僚統治和資本主義的同時嚮往社會主義，深切關懷底層階級、弱勢群體，堪稱左翼文學的標誌性特點。作為一位從小目睹殖民者對台灣廣大民眾施行酷虐暴政並曾親身投入抗日民族運動的作家，楊逵的「左傾」應是必然的。直至晚年，他還將「以文學糾正被殖民統治者歪曲了的歷史，並指出殖民統治者自定法律，陷害愛國志士的卑鄙行為」列為「台灣新文學的精神」的第一條。131984年2月，鄭學稼在「慶賀賴和先生平反演講會」上致詞，其中關於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只有一個人——大漢奸辜顯榮——才不「左傾」的說法14，深得楊逵贊同，稱「這句話一針見血地道出了我的心聲」，而且不僅如此，它「也是文化界的心聲，更是所有台灣人民的心聲」。15可見楊逵對他年輕時的「左傾」無怨無悔，認同終生，只是到了晚年，因時代的變遷而減少了反抗的音調，更多了寬厚包容的呼聲。
對於文藝功能的定位，歷來有「為人生」和「為藝術」兩種基本分野。當資本主義社會發生危機，或國家處於暴劣統治下，左翼思潮往往上升，而左翼作家普遍秉持著為人生的文藝觀。在30年代特定背景下，剛從左翼社會運動轉入文壇的楊逵認為文學的主要功能在於吶喊和批判，可說是很自然的。值得注意的是，數十年後楊逵對文學與政治關係的認知仍堅定不移，他說：「我生長在日本的異族統治下，我成人以後從事的無論是實際行動的文化運動、農民運動或工人運動，以至後來的文學創作，無不是跟我整個反侵略、反帝國殖民政策、反階級壓迫的根深蒂固的思想有關，直到今天，我的文學觀依然如此。因此對有些人認為文學不該談政治，不必有政治改革、社會改革使命感的逃避主義，一直不能苟同。我認為文學若只寫出風花雪月、消遣解悶的幻想作品或娛樂作品，不管對己對人對社會對民族都是毫無意義的事。」16新時期以來，大陸文壇的主流看法是：文學有其獨立的價值，應避免與政治發生直接、緊密的關係。楊逵從其一生得出的經驗之談，也許可提醒我們應防止從一極端走向另一極端。
楊逵在日據時代和光復初期的作品充滿了對日本殖民統治和本國封建官僚統治的戰鬥、批判精神，其特點之一在於具有鮮明的階級視角，批判矛頭始終指向統治者、壓迫者和剝削者，而不把民族、地域的分殊作為主要的考量——具有民族的和階級的壓迫者雙重身份的日本殖民統治者另當別論。此特點的形成固然有左翼理論的投影，但更是楊逵的親身經歷所致。在《送報夫》等作品中，好人壞人是以「階級」而不是以「民族」來劃分的，這種明確的階級觀點，正是楊逵小說左翼特質的表現之一。
楊逵不僅淡化民族界分，也跨越了地域界限。在七七事變過後不久的1937年7月31日夜，他撰寫了《〈第三代〉及其他》一文，表達他閱讀中國東北淪陷區作家蕭軍小說後那種「難以言喻的愉快」17。如果聯繫楊逵後來反覆談到日人撰寫的《台灣匪志》稱抗日義士為「匪徒」，而自己試圖用筆來糾正這被歪曲的歷史，可知《第三代》中東北抗日誌士同樣被誣為「強盜」、「馬賊」的情形引起了楊逵的共鳴，這才是他喜歡這部作品的最主要原因。顯然，楊逵已認識到整個東亞形成了以殖民者、日本帝國文學為一方，以被殖民者以及連成一體的東亞廣大被殖民被侵略地區文學為另一方的對抗格局。在他的認知版圖中，畛域的距離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界分。
楊逵這種以階級觀點取代地域觀點的特徵，在光復初期得到延續。此時台灣隨著日本勢力的退出，民族矛盾已退居次要地位，台灣迅速與大陸同構化，廣大民眾與官僚統治集團的階級矛盾乃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隨著大量「外省人」來到台灣，也確實出現了一些後來被誇大了的省籍（族群）矛盾，但其嚴重程度有限，絕非社會的主要矛盾。當時楊逵顯然能夠認識和把握社會主要矛盾，繼續將其批判鋒芒指向統治階級，而對於廣大普通外省來台作家、文化人，他總能引為同道，共同揭示官僚腐敗和社會的不公不義。如1946年來自浙江的王思翔、周夢江、樓憲等人編輯台中《和平日報》時，楊逵與他們有密切的交往和合作。18又如，他在《「台灣文學」問答》中曾稱讚發表於上海《文藝春秋》上福州青年歐坦生的小說《沉醉》是台灣文學的「一篇好樣本」19。歐坦生作為外省籍作者，並不為外省人護短，而楊逵也不拘泥於作者省籍而將其作品定位為「台灣文學」作品，說明兩人都沒有省籍的區分，有的只是共同對抗官僚統治階級的批判姿態。
楊逵
到了50年代，陷獄的楊逵顯然喪失了繼續批判官僚統治的客觀條件，即便如此，楊逵也沒有完全收藏起那支戰鬥的筆。在獄中創作的小說《春光關不住》（後改名《壓不扁的玫瑰花》）、劇本《勝利進行曲》《牛犁分家》等，繼續將批判鋒芒指向日本殖民者，並彰揚被壓迫者那如玫瑰花在巨石下頑強生長的韌性戰鬥精神。60年代初出獄後種花為生的楊逵，在70年代鄉土文學思潮中被重新發掘出來。1976年8月他接受《夏潮》訪問，在回答「我們應該用什麼角度來看以前的文學藝術」的問題時說道：「台灣過去在日本統治下的五十年里，雖說有悲觀的哭調仔，有投附日人的漢奸，但多數人不願接受日人的統治，要爭取自決。我們必須去研究這種好壞傳統相抗衡的歷史事實」；又指出：「目前不少人學西方一些沉迷沒落的玩意，描寫奇奇怪怪的東西，是無根的、迷失的，讀者看不懂的。這些也等於是哭仔調，沒出路的麻醉品。我們應當爭取主流，使頹廢的東西不再泛濫。」20他宣稱自己的作品是「理想的寫實主義」——這令人聯想到早年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大陸的「兩結合」創作方法——並稱：「我不是唯心主義，我也不要過分理想化。作品中主角的意識清楚，意志堅定，但並不是不會失敗，只是在失敗中不喪志。」「作家的任務就是要塑造這種不斷打拚、不斷追求光明的動力形象。」211983年4月，楊逵在復出的《文季》創刊號刊文談自己的經驗和看法：「每一個人不可避免地都受到政治的影響，不管是生活、工作、精神、物質，在在都與政治發生關係，因此既然成為作家，或想要成為作家的人，都應該不僅要關心政治，更要在作品中反映政治，反映社會實況，但是談政治切記不要成為統治階級的傳聲筒，或只會歌功頌德而已，因為馬屁文學不是文學，而傳聲筒更失去了作為一個作家所應具備的人格獨立與思考獨立的條件，更失去作為一個人所應擁有的立場與尊嚴。」22這可說是其一生始終追求光明，堅持文學批判、戰鬥精神的最好註解和論定。
文學「將敵人化為朋友」的功能與兩岸民眾團結
楊逵強調文藝的批判功能，其批判的對象是壓迫人民的官僚統治者和社會黑暗醜惡。對於廣大民眾，他們之間也許有著省籍、地域、民族等不同的界分，但楊逵強調應相互包容，和諧共處，作家之間更可交流切磋，以使文壇更為豐富和多元。這在左翼作家中是很特別的，成為楊逵左翼文藝觀的又一重要特點。
早在日據時期，這一想法即已露端倪。如當時文壇上有提倡「鄉土文學」或「國際性文學」的不同意見，楊逵認為：問題不在兩種意見的是與非，而是「應該根據各個人的興趣所在，發表出真正能打動讀者的佳作來。只要是佳作，就不用去計較它是鄉土的還是國際的」23。台灣文藝聯盟成立時內部意見分歧，他對可能造成分裂的一切行動，努力擔任「滅火隊」的角色24，撰文「提倡進步作家同心團結」，並和賴明弘等多人一同發出「使文聯成為大眾的文聯」的呼籲。25鑒於「對開始起飛的台灣文學運動而言，很需要涵蓋所有具備進步思想的一般民眾的大團結」，「在它的進步方向上集中各種流派的力量」，他籌辦了《台灣新文學》雜誌26，並表示：不拘泥於一黨一派的主義、主張，要在承認各黨各派的立場上，以台灣新文學的開拓與建設為共同追求的目標，使之成為大家的共同舞台，依靠全島作家，使其發揮各自的活力，同時積極採納所有讀者的意見，等等。這是一種既堅持基本原則，又不唯我獨尊的多元、開放的觀念，而且楊逵的態度十分真誠、充滿自我反省和包容。如蘇新曾攻擊他「爭奪編輯位子」，楊逵稱這「對我而言雖然有點過分，但是他針對文聯提出的改革意見，以及林泗文所說的『楊逵的論調是錯的』，都給了我相當多的指教。只要是正確的意見，不管我遭受什麼打擊都不會感到痛苦」，並聲明自己贊成他們的「文聯必須團結全島的進步作家大眾」等多條意見。張星建、劉捷等「將楊逵除名的陰謀」以及散布的一些謠言或不實之詞，曾令楊逵「義憤填膺」，因此向兩個報刊各投了一篇回擊文章。後來覺得如此表露個人恩怨未免無聊，馬上寫信索回。過後還反省道：「即便是以往只會給台灣文藝運動帶來負面影響的劉捷，看他很努力的樣子，說不定哪一天會做出一些正面的事來」27，表現出高度的寬容和善意。
楊逵這種多元、包容、追求作家團結的態度，在光復初期兩岸文化匯流、兩岸作家同聚台灣的背景下，得到最充分的彰顯。如上述，二二八事件之前，楊逵就在台中與王思翔等浙江籍青年有過密切合作，事件發生後楊逵入獄數月28，出獄後並沒有因此而對外省人產生仇恨，當他發現本省作家普遍消沉，省內和省外作家產生一些摩擦時，反而「由衷地」呼籲：「消滅省內外的隔閡，共同來再建為中國新文學運動之一環的台灣新文學。」他認識到：「即使我們具有高度的熱情和善良的意志，如果各走各的路，就像一團火花向四面分散，終於消滅，是生不出力量來的，所以我提議全省在住的文藝工作者(不問本省人或外省人)，必須先打成一片」；並建議以《台灣新生報》「橋」副刊的作者座談會為基礎，籌劃召開全省文藝工作者大會。29當時有青年軍退役年輕人請楊逵替他們編《力行報》的新文藝副刊，「橋」副刊座談會亦邀楊逵當主席，他認為透過與外省籍文化界人士的合作，或可減少省內外人士之間的隔閡，因此加以接受，並為了克服語言障礙，找上小學的女兒給他「惡補國語」。30
省內外作家的真正、實質的團結必須建立於雙方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上，因此當局所謂的「奴化」「殖民遺毒」問題就凸顯出來了。楊逵以「澎湖溝」來比喻兩岸作家之間實際存在的某種隔閡，明確指出：「輕重就說台灣人民受日本奴化教育的毒素作祟，這樣的說法沒有根據。」針對「外省人說台灣人民奴化，本省人說台灣文化高」的問題，楊逵回答說：「未必外省人通通這樣說，本省人更不是個個都夜郎自大……這裡認識不足是因為澎湖溝隔著，而憲政未得切實保障人民的權利，使台灣人民未能接到國內的很高的文化所致的。所以，切實的文化交流是今天在台灣本省外省文化工作者當前的任務，為此大家須要通力合作，到民間去，去了解他們的生活、習慣、心情，而給他們一點幫忙，這正是做哥哥的人可以得到弟弟了解、敬愛的工作，進而可以成為通力合作的基礎。」31
隨著局勢發展，各種社會矛盾日益加深、擴大，文化界人士都非常擔心，建議組織文化界聯誼會，並讓楊逵寫一篇《和平宣言》。楊逵認為作家、文人與官僚政客、軍人畢竟不同，「文化界人士對國家的前途都很關心，也會守信、誠懇。以本省籍和外省籍文化界人士的合作，很可能可以打消人們的怨憤」32，或者說，認識到「文學」畢竟與「政治」還是有所不同——政治常淪為權力、私利的追逐，文學則通過美感對人的思想發生作用——於是欣然應命，其中寫道：「我們相信，以台灣文化界的理性結合，人民的愛國熱情，就可以泯滅省內省外無謂的隔閡。我們更相信：省內省外文化界的開誠合作，才得保持這片乾淨土，使台灣建設上軌，成個樂園。」宣言中楊逵提出的口號包括：「清白的文化工作者一致團結起來」、「呼籲社會各方為人民的利益而奮鬥」等33，都以兩岸人民的團結為出發點。
《和平宣言》經《台灣新生報》「橋」副刊主編歌雷傳到上海《大公報》記者手中，刊出後楊逵以「左傾」罪判刑12年。然而楊逵並不因此改變消除省籍隔閡、促進兩岸民眾團結的信念。這從《牛犁分家》的創作中可以看出。作品背景為光復前後的台灣農村。林耕南一家為了「不要看日本的頭臉」，隱居偏僻鄉村，日警卻以給台灣人「大日本帝國」國民身份為由，強征林家兩個兒子入伍，只留下孤老婦幼艱難耕作度日；殖民當局繼續強收稅賦，欲牽走耕牛抵稅，正值日本投降方免。光復後，殖民後遺症仍存在。二媳婦金枝為生活所迫當了兩年舞女，染上不良習氣，導致兄弟分家。然而耕牛和鐵犁分屬兩家使得雙方都無法耕作，終於領悟必須同心協力的道理。楊逵後來曾說：「在光復後不久，我認為大家要溝通，才能重建一個新的時代，因而有感而發，寫了這篇以童話為體的寓言。」後來經過改編，曾經在獄中新生營第一次演出，由作者本人執導並參加演出，「當時演出的情形，讓我記憶猶新。」34既然該作本是「寓言」，說明作者是有明確寓意的，這寓意即：兄弟合則兩立，分則雙敗。這「兄弟」可指台灣內部本省和外省籍的人們，擴大了還可指海峽兩岸的關係。楊逵後來曾將該作與《送報夫》《模範村》《鵝媽媽出嫁》等同列為自己較成功或較滿意的四篇作品之一35，多年後對其演出還「記憶猶新」，他所在意的也許就在這「寓意」上。
楊逵再一次強力呼籲兩岸人民之間的相互理解和合作，已是1980年前後了。其中特別集中地體現在他與徐復觀的關係上。此時已發生了鄉土文學論戰和美麗島事件。1980年10月1日應主編之約為《民眾日報》創刊30周年「說幾句話」時，談了最近他往台北做的兩件事：到醫院探視十幾年不曾見面的老友徐復觀和參加《中國時報》副刊組織的文藝座談。1963年楊逵與家人在東海花園墾荒種花，時任教於東海大學的徐復觀與其夫人常在晚飯前後來到花圃附近散步，未計較一為教授、一為園丁的身份懸殊，和楊逵一家不拘小節地愉快閑話家常，後來甚至和楊逵孫女楊翠也做了朋友。此次台北相見，楊逵「心裡有如見了一輩子未見的至親。他也是，一見面就掉眼淚」。聯繫到有老、中、壯、青幾代人參加的文藝座談，楊逵寫道：「我和徐復觀先生，早先並不認識，但因基於一關愛社會的共識，引為知己。我與時報副刊參加座談的諸君，很多是初識，但因基於對文學的熱忱，彼此共聚一室，暢談甚歡。」為此楊逵得出結論：「在人與人之間，如果有了默契，彼此能夠溝通意見，這該是促使這世界進步的原動力之一吧？」36而文學正是在人與人的溝通中可以發揮特殊作用的橋樑。
在此一個月後，楊逵為《牛犁分家》的演出寫感想，寫道：「我一直認為不管在社會、在家庭都是一樣，必定彼此要有溝通的雅量，這樣社會才能進步。更不可以私利或意氣鬧分家，我們要本著理性、真理而爭取，而不是一鬧起來就是破壞性的、全無道理的爭執；這樣不但雙方都沒有好處，更可能令外人乘虛而入。」「在家庭中我們說『家和萬事興』，在國家中我們說『同舟共濟』，這才是生存之道。」37再一次顯示了文學填平人際鴻溝，促進團結融合的特殊功用。
1982年4月2日，楊逵在《中國時報》發表《滄海悲桑田》一文，悼念病逝的徐復觀。他回憶了徐復觀的「對朋友的仁慈、厚愛」以及「他對世間的不平、人類的苦難，永遠是懷抱著那麼大的同情和鼓勵」的情形，並寫道：「我是用小說表達對人類、對時代、對人生看法的人，復觀先生則以他的學術研究和論述，對政治、文化、人類處境不斷提出質疑和抗辯。我們採用的表達形式不同，但追求真理與理想的心意是相同的。人天永隔了，我相信他在天上會同意我這番話的。」38其實除了一是作家，一為學者的不同外，兩人還有諸多區別，如教授與花農、本省籍和外省籍……但這一切都沒有影響兩人的交往，關鍵就在於兩人都用手中的筆表達對時代、社會、政治、文化、人生、人類處境等的看法，乃至對其中的缺陷弊端提出懷疑和抗議，其「追求真理與理想的心意是相同的」。這也說明，楊逵一生所追求的不同人群之間的包容和團結，仍以某種共同的原則和理想為前提。
需指出，楊逵在此時講述與徐復觀的友誼並談起《牛犁分家》等，是很有深意的。由於徐復觀曾在鄉土文學論戰中撰文反對統治當局對鄉土文學作家的圍攻，另一方面，80年代後台灣鄉土文學陣營的分裂已日趨明顯，與大陸的關係、「統」「獨」問題逐漸成為一個爭執的焦點，這時楊逵回憶與一位來自大陸學者的友誼，自然是要表達自己期待兩岸人民在民族旗幟下團結起來的立場，對於國民黨當局和「台獨」派，都有一定的勸誡意義。不久後楊逵訪美，發現「海外同鄉」彼此由於政治主張不同而分派分系，「不但不能在愛鄉愛國的大原則上團結一致，反而各搞各的小圈圈互相攻擊、挑撥離間，弄得中國人在一起無法和諧相處」，便提出「一統」和「統一」的想法，「對這種派系林立、畫地自限、排除異己的專制霸道作風提出了批評」。楊逵寫道：「『一統』是以個人的主觀來強迫別人接納、服從的行為；帝王思想、封建思想、官僚思想、霸道思想都是屬於這一類。而『統一』卻正好相反，是尊重別人的意見，講究溝通、討論、商量、協調以避免曲解和誤會或衝突，使人們不是為了威逼或利誘而贊成，而是主動地參與合作，這才是真正民主自由。」39這裡其實提出了建立於民眾心悅誠服、主動參與合作基礎上的兩岸真正統一的願景。
楊逵相信「文學可以把敵人化為朋友」，他寫道：「文學也不應是打擂台，一定要推出一個冠軍而把其他的人統統消滅不可。從古以來，許多有分量的文學作品，它的力量不僅可以團結朋友，同時也可以把敵人化為朋友。在文學界里發生『秀才遇著兵，有理說不清』的情形只是短暫的，只要是好的文學作品，它最後總會獲得大多數人的喜愛。一個民族如果想要成為文化大國的話，它的文學作品就應該把個別的人民連結團結成一個整體。」40他還說：「有人說『筆比武器還要強』是很有道理的。好武器只可以殺人，殺得快，好文章卻可以在敵人腦中發生良好的影響，化敵為友，連人帶馬攜武器，把敵人帶到這邊來。它不要流血可以消滅敵人，而把人類帶到正常發展的坦途上面去。」黷武主義在中國不能站得住腳，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偉大力量。41這裡對「文學」的特殊期待，與《和平宣言》里對作家、文化人的超乎其他人士的特殊信任，是一脈相承的。像這樣明確賦予文學以化敵為友、促進民族團結偉大功能的，似乎並不多見，卻是楊逵積一生經驗而來的肺腑之言，也是楊逵文藝觀念的又一獨特之處。42
楊逵《送報夫》及其所譯日文版《阿 Q 正傳》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指出：自由派作家一般也特彆強調寬容、博愛的觀念，楊逵這裡的化敵為友、促進團結的文學功用說，與自由派有何區別？其實，自由派是以人性論反對階級論，標榜不分階級、黨派、民族的共同人性，歸根結底卻是維護特定階級的利益。殊不知，抽象的共同人性只佔所有人性現象的一小部分而已，即使人皆有之的生老病死、喜怒哀樂，不同地位、處境的人也會有不同的引發原因和處理方式。楊逵與自由派相反，其論說正是建立在反抗官僚統治的階級觀點上的。最明顯的莫如光復初期，楊逵正是清楚地看到當時中國（含台灣）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廣大民眾與官僚統治階級的「階級矛盾」而非所謂「省籍矛盾」，所以才呼籲省內外作家應該團結起來，因為在對抗官僚統治這一點上，他們是「階級兄弟」，而非「省籍敵人」。後來儘管時代不斷變化，他仍反覆發出以文學促進人民團結的期許，且始終沒有抹去階級論的底蘊——他強調「人民」「民眾」等概念以及以某種共同的原則和理想（如關愛社會、追求公平正義的共識，反對「一統」追求「統一」的願景，等等）為前提。由此可見，楊逵的「化敵為友」的文學功用說，仍體現出左翼作家的思想本色，而與自由派有根本區別。
如何實現文學「化敵為友」的功能
文學理論家常指出文學具有反映、表現、教育、熏陶、審美、娛樂等功能，卻尚未有人明確提出文學具有消除隔閡、化敵為友、促進團結的功能。這一特殊的文學功能觀能否成立？楊逵為何會產生這種比較特別的文學功能觀？文學為何能夠「化敵為友」以及如何將其付諸實現？都是我們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楊逵長期堅持對統治階級和社會不公不義的反抗和批判，但在這「金剛怒目」的另一面，卻是對於被侮辱被損害的底層階級、弱勢族群的同情和關愛，既願為其奉獻，也願將其組織起來為階級的權利而鬥爭。這在日據時代就是如此，晚年的楊逵也沒有改變。例如，他將作品集取名《羊頭集》，與看到羊群寧靜平和地吃草，但當危險來時壯羊總是挺身而出護衛小羊的情景有關。43由此可知，批判醜惡和關愛弱勢這二者是相反相成的，同樣體現了楊逵那「批判思想背後巨大無比的人間性和人間愛」44。這也許是他產生這種「化敵為友」文學功能觀的主觀原因。或者說，楊逵這種文學功能觀是其左翼現實主義文藝觀的延續，而非其轉向或對立。
重要的問題是文學為何能夠以及如何產生促進團結乃至「化敵為友」功能？近年來出現的「敘事認同」理論或可提供參考。這種理論認為：人們通過敘事活動，即講故事，理解個人生命的性質與意義，借著訴說故事和實踐故事中的暗示與期望，人們逐漸變成他們後來所呈現的樣子；而關於個人自我生命的故事，通常鑲嵌於更大的、關於某種集體的公共敘事，並從後者取得主要的參考架構。45例如，我們認定自己是一個「中國人」，首先即來自從小父母或是中小學教科書上的講述，而且大多是通過講故事的方式傳達給我們的。或者說，文學作為一種特殊的敘事，對於人的認同——從國族認同到各種文化、族群、性別、地域、觀念等的認同——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而相互認同正是「化敵為友」、團結合作的基礎。當不同背景的作家、文化人在某一特定時空相聚，由於政治經濟的種種原因而產生矛盾乃至利益矛盾，但在「文學」「文化」上，卻不一定有強烈的衝突，反而可能有共同的語言，如在台灣光復初期發生二二八事件而使省內、省外人士產生了某些隔閡、對立的特定情況下，兩岸作家、文化人如果能講些「故事」而勾起共同記憶和文化情懷，如講講兩岸人民都遭受了日本殖民者的奴役以及兩岸共同的抗日歷史，甚至講講大家共同的文化之根孔孟、公認的文學經典水滸紅樓——日據時期楊逵就曾將《水滸傳》譯為日文，以讓一些只會日語的台灣年輕人了解祖國文化——或通過交談或筆墨方式交換對時局的看法，以及對一些政治經濟措施的意見，相信是能起到填平鴻溝乃至「化敵為友」的功能的。
當然，上述只是理論上講的。現實中，文學的這一功能往往不能真正、長久的實現。如楊逵寫了《和平宣言》不僅沒有實現其兩岸文化人和解的願望，反而因此系獄12年。陳芳明口頭上宣稱「政治使人分裂，文學讓人和解」「要以漂亮的文學反擊污穢的政治」46，但他的《台灣新文學史》處處可見「去中國化」的政治意識形態的演繹和宣揚，不僅沒有起到溝通兩岸的作用，反而因其對「中華民族主義」的消解和攻擊，造成了兩岸更深的隔閡。
為何會如此地事與願違？原因就在「敘事」和「論述」固然能促進人們的相互認同，但如果是扭曲了事實的「敘事」和論述，卻反而有可能造成人們之間的隔閡、對抗。2016年8月，楊逵的孫女楊翠出版了《永不放棄——楊逵的抵抗、勞動與寫作》一書，宋澤萊為該書寫序，稱楊逵是一個不喜歡理論的人47，這顯然與事實有違；在論述楊逵是「一個具有很深的台灣意識的作家」時，他又頻頻出錯，跡近胡言亂語：如宣稱《和平宣言》的內容「根本沒有人知道」，其實該文已收入14卷本《楊逵全集》中；宣稱1948年楊逵撰寫《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一文由於提到「台灣新文學」五個字而引起外省作家以「分離主義」罪名對他進行圍剿，使得楊逵只好再為「台灣文學」而辯云云，更是離事實十萬八千里。事情的確切經過是：當時固然有大陸來的錢歌川提出所謂「建設台灣新文學」的論題「略有語病」之說，但立刻遭到包括外省來的陳大禹等在內的眾多作家批評，楊逵更以《「台灣文學」問答》加以回應——其中既批評了國民黨所謂台灣同胞被「奴化」的說法並無根據，同時更明確指出「台灣是中國的一省」，「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批評了試圖破壞台灣回歸祖國進程的託管派、日本派、美國派，斥其文學為「奴才文學」，在台灣不會有其立腳點，並呼籲兩岸作家「通力合作」，努力填平之間的「澎湖溝」——因某種原因而實際存在的隔閡。48這些白紙黑字記錄下來的史實，竟被宋澤萊描述得如此南轅北轍——楊逵促成兩岸作家團結和合作的用心和作為，被寫成面對「圍剿」的對抗——實在令人嘆為觀止，也再次讓人見識了「台獨」派為了某種政治目的而不惜歪曲事實的慣用伎倆。
面對這種情況，只有努力還原事實、揭示真相、講清道理才能真正發揮文學「化敵為友」的特殊功能。顯然正確方式的「思想鬥爭」是必要的，因為只有將事實真相、正確的思想和觀念擺放在人們面前，才能讓他們自己分辨什麼是正確的，什麼是錯誤的，也才能有正確的「認同」。回想十多年前，以陳映真為代表的台灣統派作家曾與大陸學者聯手，對台灣的「去中國化」、「文化台獨」思潮展開擺事實、講道理的思想鬥爭49，在台灣產生了實實在在的作用，遏制了文壇「台獨」思潮的泛濫和高漲。當時在政治上也許「獨」強「統」弱，但在思想鬥爭上卻大致呈勢均力敵甚至「統」強「獨」弱之勢。可惜後來由於種種原因，這一勢頭沒有延續下來，特別是第二次政黨輪替後，「文化台獨」的活動不僅一天也沒有停止，反而因民進黨的下台而成為「台獨」的寄望所在和主要著力點，得到大力推動和持續進行，並最終造成大多數台灣青少年的認同偏差，成為所謂「天然獨」的一代，令人扼腕。
由此可知，即使理論上明確了文學具有消除隔閡、增進團結、「化敵為友」的功能，這一功能的實現卻還有待於實踐。在祖國統一這一總體目標下，如何真正發揮文學「化敵為友」、促進兩岸和平發展的功能？很顯然，批判「台獨」思想，指出其違背、扭曲歷史事實的荒謬之處，是必要的；而講出好聽的「統一故事」以取代虛假的「獨立故事」，也是必不可少的工作。所有這些，顯然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和實踐。在當前，大陸方面大力彰揚「兩岸一家親」、兩岸同屬「命運共同體」的真諦，但台灣許多政治人物卻為了追逐自己的權力而故意撕裂族群，造成台灣內部以及海峽兩岸民眾的對立，因此重溫楊逵有關文學具有促進民眾團結乃至「化敵為友」功能的論述，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台灣左翼文學史論研究」[編號：15BZW173]、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六十年來台灣社會思潮的演進和人文學術的發展（1950-2010）」[編號：16ZDA138]成果）
1 楊逵口述，許惠碧筆記：《台灣新文學的精神所在——談我的一些經驗和看法》，台北《文季》雙月刊第1卷第1期，1983年4月。
2 楊逵：《新文學管見》，原載《台灣新聞》1935年7月29日至8月14日，收入《楊逵文集·詩文卷》（上），台海出版社，2005年，第170頁。本版《楊逵文集》中的日文中譯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下同。
3 楊逵：《評江博士的演講——談白話文與文言文》，《楊逵文集·詩文卷》（上），第83頁。
4 劉勰：《文心雕龍·情采》。
5楊逵：《小說·非小說》，《楊逵文集·詩文集》（下），台海出版社，2005年，第255頁。
6 楊逵：《新文學管見》，《楊逵文集·詩文卷》（上），第171-172頁。
7 楊逵：《藝術是大眾的》，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9卷，台南：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1年，第138、139頁。
8 楊逵：《文藝批評的標準》，原載《台灣文藝》第2卷第4號，1935年4月，收入《楊逵文集·詩文卷（上）》，第112頁。
9 楊逵：《新文學管見》，《楊逵文集·詩文卷》（上），第188、185頁。
10楊逵：《序說——思惟的運動和社會變革的過程》，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13卷，台南：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1年，第512-513頁。
11 楊逵：《「日據時代的台灣文學與抗日運動」 座談會書面意見》，寫於1974年10月30日，原載《文季》第2卷第5期，1985年6月，收入《楊逵文集·詩文集》（下），第208頁。
12 楊逵：《新文學管見》，《楊逵文集·詩文卷》，（上）第172頁。
13 同上，第30-31頁。
14 鄭學稼：《台灣抗日的光榮史跡》，台北《中華雜誌》第248期，1984年3月，第30頁。
15 楊逵：《我的心聲》，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14卷，台南：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1年版，第66頁。
16 楊逵口述，許惠碧筆記：《台灣新文學的精神所在》。
17 楊逵：《〈第三代〉及其他》，曾健民譯，《學習楊逵精神》（《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2007年夏季號），第23頁。
18 參見雙文（朱雙一）：《略論光復初期台中〈和平日報〉副刊——兼及〈新知識〉月刊和〈文化交流〉輯刊》，《新文學史料》，2001年第1期。
19 楊逵：《「台灣文學」問答》，《台灣新生報》，1948年6月25日。
20 夏潮編輯部：《我要再出發——楊逵訪問記》，《夏潮》第1卷第7期，1976年10月。
21 同上，第51頁。
22 楊逵口述，許惠碧筆記：《台灣新文學的精神所在》。
23 楊逵：《文學雜感》，《楊逵文集·詩文卷》（下），第270-271頁。
24 楊逵：《台灣文壇近況》，《楊逵文集·詩文卷》（上），第225-226頁。
25楊逵：《迎接文聯總會的到來——提倡進步作家同心團結》，《楊逵文集·詩文卷》（上），第190頁。
26 楊逵：《台灣文壇近況》，《楊逵文集·詩文卷》（上），第226頁。
27 楊逵：《個人想法的修正與兩三個願望》，《楊逵文集·詩文卷》（下），第260-261頁。
28 根據楊逵《我的30年》《我的心聲》等文，他和妻子葉陶在1947年4月被捕，同年8月才被釋放，坐牢105天。見《楊逵文集·詩文卷》（下），第250頁；《楊逵全集》第14卷，第67頁。
29 楊逵：《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台灣新生報》，1948年3月29日。
30 楊逵：《我的30年》，《楊逵文集·詩文卷》（下），第250-251頁；
31 楊逵：《「台灣文學」問答》。
32 楊逵：《我的30年》，《楊逵文集·詩文卷》（下），第250頁。
33 楊逵：《和平宣言》，上海《大公報》，1949年1月21日。
34 《「牛與犁」演出有感》，原載《時報雜誌》第51期，1980年11月，收入《楊逵文集·詩文卷》（下），第229頁。
35 夏潮編輯部：《我要再出發——楊逵訪問記》。
36 楊逵：《當民眾與政府的橋樑——賀民眾日報創刊30周年》，台灣《民眾日報》，1980年10月1日。
37 楊逵：《「牛與犁」演出有感》，《楊逵文集·詩文卷》（下），第230頁
38 楊逵：《滄海悲桑田》，台灣《中國時報》，1982年4月2日。
39 楊逵口述，許惠碧筆記：《台灣新文學的精神所在》。
40 楊逵：《文學可以把敵人化為朋友》，台灣《聯合報》，1980年1月1日。
41 楊逵：《文化戰士》，寫於1956年10月，收入《楊逵文集·詩文卷》（下），第313頁。
42 黎湘萍曾在90年代末就提出文學交流在突破冷戰格局方面的特殊功用，與此有相同的脈絡可尋。見黎湘萍《從邊緣返回中心》，《河北學刊》，1999年第5期。
43 楊逵：《羊頭集》，收入《羊頭集》（夏潮文庫③），台北：輝煌出版社，1976年，第146頁。
44 李瀛：《寫作是一個思想批判和自我檢討的過程——訪陳映真》，《夏潮論壇》1卷6期，1983年7月。
45 參見蕭阿勤：《回歸現實——台灣一九七○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8年，第29-30頁。
46 見該書出版者台灣「聯經出版公司」所屬「上海書店」網頁。
47 宋澤萊：《一本絕好的台灣青少年啟蒙書——讀〈永不放棄〉的一些心得》，楊翠：《永不放棄：楊逵的抵抗、勞動與寫作》，蔚藍文化出版公司，2016年，第10頁。
48 楊逵：《「台灣文學」問答》。
49 如《文藝理論與批評》曾在20世紀末發表陳映真《精神的荒廢——張良澤皇民文學論的批評》，呂正惠《殖民地的傷痕：「脫亞入歐」論、皇民化教育與台灣文學中的認同危機》，曾健民《台灣「皇民文學」的總清算——從台灣文學的尊嚴出發》，劉孝春《試論「皇民文學」》等一系列批判「皇民文學合理論」的文章；21世紀初，《文藝報》也發表了童伊（趙遐秋、曾慶瑞）的《看近期〈聯合文學〉上「二陳統『獨』論戰」——台獨謬論可以休矣》等一系列批判「文學台獨」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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