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進村，為何沒人在井水和食物里下毒？

原標題：鬼子進村，為何沒人在井水和食物里下毒？

抗戰期間，日軍經常下鄉掃蕩，進了村子肆意燒殺搶掠，看電視劇總是有人憤憤不平的說：要是我，就在井水和食物里下毒，毒死這幫狗強盜！這種給敵人投毒的方法，難道抗戰軍民想不到嗎？為何我們幾乎見不到相關的記錄？

人類戰爭中的下毒史很悠久。毒菌、毒草和毒蟲，銻、銅、砷、鉛等有毒礦物質，天花霍亂鼠疫等病菌，都曾活躍在人類古代戰爭中，給敵人造成極大殺傷。

蒙古人西征時，曾經在攻城戰中用拋石機投入死於鼠疫的士兵屍體，直接導致了歐洲的黑死病，美洲的西方殖民者，也曾用沾染天花的衣服送給印第安人，造成當地人大量死亡。

二戰的蘇德戰場，德軍一開始攻勢凌厲，後撤的紅軍就焚燒糧食，在井水中下毒，盡一切可能給德軍造成麻煩。那麼，中國戰場上為何很少出現給日軍下毒事件？是中國人不擅長毒殺敵寇嗎？

其實，早在北宋，中國就有一本著名的兵書《武經總要》，裡面提到了「守城之法」：「凡寇賊將至，於城外五百步內悉伐木斷橋，焚棄宿草，撤屋煙井，有水泉，皆投毒藥。」

抗戰中，無論是東北還是東南，中國軍民堅壁清野，伐木斷橋、藏匿糧食、自毀物資一直在做，毒殺日寇肯定很多人嘗試過，但效果甚微，其中原因何在？

首先，下毒說起來簡單，在當時吃飯都吃不飽的生活水平下，毒物本身就是很奢侈的東西。民國時的人服毒自殺，一般是吞鴉片和砒霜，致死率都不怎麼靠譜，而且大批量購買都價格不菲，至於頂級毒物鶴頂紅、斷腸草，更是民間罕有之物。

自古以來，對於敵人軍隊大規模的投毒，除非是國家和軍隊行為，光依靠老百姓自己，只是杯水車薪，很難見效。

第二，大家千萬別把日本鬼子當成只會說「八格牙路」和「花姑娘」的蠢貨，真實的二戰日軍，是武裝到牙齒的近現代化軍隊，絕不會輕易中招。當時，日軍對中國戰場的熟悉和了解程度，遠超今人的想像。

通過大量的間諜實地考察，日軍一線部隊的情報工作非常精準。比如中國軍隊曾繳獲過一本日軍的《野戰騎兵排長必攜》手冊，手冊上居然連中國當地的泥土粘著力、村裡有幾口井和水井的出水量都一清二楚。

日軍每個軍和師團配備專門的防疫給水部，其基本職責就是防止疫病和確保凈水。日軍中的軍醫和技術人員承擔偵察水源、收集疫情、病源檢驗、驗水消毒的任務，如果到了陌生的環境，日軍士兵絕對不會不經檢驗就飲用當地井水。

他們會將檢測過的水源配以軍用野戰過濾器飲用，更不會貿然吃中國老百姓的熟食。這一點，我們其實從老照片能看到：日本兵進村，除了搶糧食，最喜歡抓活禽活畜，摘新鮮瓜果，而這些東西是難以下毒的。

說日本鬼子最喜歡吃雞不一定準確，但鬼子抓雞吃是最沒有風險的。此外，侵華日軍對抵抗軍民的報復，一向兇殘嚴酷，一旦發現有人下毒，隨之而來的必然是血腥屠村，這也是很多人忍氣吞聲不敢行動的原因。

中國軍民極少投毒，反過來，日軍卻是投毒大戶。由於資源貧乏，軍力有限，日本是二戰期間研究毒氣和細菌武器最積極的國家。臭名昭著的731部隊，還有100部隊、1855部隊、1644部隊、8604部隊等。

他們在中國東北、華北、華中、華南建立了5大細菌戰基地，瘋狂地進行細菌戰屠殺中國人民。前文說的「防疫給水部」，另一個角色就是日軍的細菌戰部隊。

日本《井本日誌》上記載，日軍1940年在浙江的細菌戰，使用飛機投撒傷寒、霍亂、鼠疫等細菌至少8次以上。釋放毒氣、給水源下毒，更是日軍的保留項目。

蒙滿邊界的諾門罕戰役後，日軍就曾對蘇蒙軍隊實施細菌攻擊，用各種傳染病菌污染水源。中國戰場上，日軍大面積釋放毒氣，在井水中播撒帶病菌的衣物、屍體，更是家常便飯。

最後，說一個抗戰中成功的投毒事件：南京毒酒案。

1939年6月10日，由國民黨軍統局策劃，在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館工作的服務員詹長麟，在日偽高級頭目的一次宴會中，往酒內投毒，觥籌交錯間毒倒一片，日軍中將山田乙三、大漢奸梁鴻志、溫宗堯等多人中毒，兩個日軍書記官斃命。

毒藥是軍用氰化鉀，行動是軍統的絕密策劃，這才一舉成功，只可惜就算這樣，日偽大頭目都沒毒死。說到底，戰爭還是要靠劍與火的死磕，毒死日本鬼子的傳奇，留給抗日神劇的編劇吧。

2004年10月在南京，我從抗戰史專家口中知道了這件事。這起發生在1939年夏天南京的日偽要員中毒事件，曾在大後方造成轟動，陪都重慶的報紙對這一事件進行了連續報道。

要知道1939年正是全面抗戰的第三年，之前中國軍事上節節受挫（全國幾乎無可戰之軍），政治上投降俱樂部（以汪精衛為首）鼓噪活躍，國際上孤立無援（英美奉行綏靖政策，蘇聯軍援實為坐視中日苦鬥，以免除日本人對其遠東威脅），抗戰似乎走入死角。

人在走背字的時候，往往需要一劑強心劑來抖擻精神，人如此，國家亦如此。投毒事件一如一石投入死水，在當時社會心理上的作用要遠遠大於實際殺敵的功效。江蘇省委宣傳部曾在上個世紀90年代出版了一本名為《群英譜》的文史資料集。

2004年12月，我在其中看到了一篇千字小文，重又提到了六十年前的那起毒酒事件。這篇小文的作者是南京一個普通街道幹部。他說他是多年前聽小區里的一位老人說起這件事情的。

走進這位93歲老人的家，他連連擺手，說：「不行不行，不能報道，日本領事館知道了不得了，他們要鬼出電入我的。」他的兒子說，老爺子現在有些老年病，有時神智不清。這就是一位刺殺行主人公——1939年毒酒事件的投毒者。雖然事情過去了這麼長時間，記憶仍然刻骨銘心。

平靜下來後，這位辛亥革命後兩年出生的老人開始回憶：「我叫詹長麟，那毒是我下的。」詹長麟1934年加入藍衣社，在日本領事館潛伏5年後，得到了上級投毒批示，從此一生坎坷。

有兩個細節記憶猶新：1，老人談了兩個小時，幾乎沒有喝水，當我讓他喝口水時，文斌阻攔住了，他說：「我父親 投毒以後，從來不在外面喝水。」2，詹長麟曾談到他毒死的日本書記官平時和他私交還可以，我問他後悔不後悔，他用拐仗使勁剁著地說：「我是誠心誠意殺他們的，我是中國人啊，我要報仇呀！我要我的祖國呀！」

當時在場的人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血直往上涌。「誠心誠意殺人」，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話。詹長麟投毒後，全家亡命天涯，備嘗離散之苦，付出巨大代價。我想，在投毒的一刻，他是做好了這個心理準備的，而在抗戰後所付出的代價，他肯定沒有準備。

世事沉浮，他只能沉默應對。詹長麟內向沉穩，信念堅定，有一種以不變應萬變的豁達，這也許是他雖經歷磨難卻得以長壽的原因吧！ 「問春何苦匆匆，帶風伴雨如馳驟」。他身上早已練就了適度、協調、溫和的本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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