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火：「變文」命名考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P.4524號《降魔變文》
《降魔變文》局部
何謂「變文」？
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石室從王道士處帶走的24箱唐人寫本（另有5箱繪畫本）里發現一種佛經講經的特殊形式：既是散文的又有韻文的佛經講經文本。這是既不同於佛經的散文，也不同於佛經的偈，更不同於中土的先秦至唐的散文。按鄭振鐸（1898-1958）的觀點，這一寫本的發現「是一種新發現的很重要的文體」（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1932年）。這種「新發現的很重要的文體」叫什麼名字呢？鄭振鐸說，它叫「變文」。
《插圖本中國文學史》插圖鄭氏收藏的變文
變文，1907年從敦煌流出海外、散落民間，到從海外（法、英、俄、日等）抄寫攝影和民間收集、到草創時期的研究和向民眾介紹等50年後，由王重民、王慶菽、向達、周一民、啟功、曾毅公等編的《敦煌變文集（上下）》，於1957年8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敦煌變文集（上下）》共8卷80篇近60萬字。變文，終於在一千多年之後復活。變文，終於有了一個較全面、較系統、較權威的彙集本出現。但是，「變文」一名的命名，似乎語焉不詳。
筆者在《「增進聽眾的歡喜」——紀念鄭振鐸逝世60周年》（載2018年6月20日《中華讀書報》第15版）里說：「『變文』作為詞條，在1915年初版、1964年修訂版、1988年再次修訂版的《辭源》里沒有錄入。『變文』一詞錄入在官方的詞典是1973年試印的《現代漢語詞典》。國內在線的『百度』錄有『變文』，但卻沒有鄭振鐸，只有認為是變文發現者的羅振玉和後來編輯變文的周紹良、王重民等。」筆者這一說法，除了「變文」一名的命名語焉不詳外，實際上在為鄭振鐸抱不平。誠然，鄭氏並非注意和研究變文的第一人。自1899年（一說1900年），敦煌石室打開之後，敦煌文書就成了後來洋洋大觀的世界性顯學「敦煌學」的源頭與根本。敦煌學裡的若干分支、若干學科的命名，本就成了篳路藍縷的學問。而這些篳路藍縷的學者也就成了後世學科的開創者或領路人。在注意敦煌佛經的過程中，最先發現某種類似佛經又有別於佛經的文體，是晚清民初注重和研究甲骨文的學者羅振玉、王國維等。王國維在1920年出版《東方雜誌》77卷8號發表的《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一文里，把這種散韻結合的佛經講經演唱的文體稱為「通俗詩」。隨後1924年出版《敦煌零拾》里，羅振玉將其稱為「佛曲」。1932年，鄭振鐸在其《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專列一章講解此文體，將其稱為「變文」。並在1936年的《中國俗文學史》里用差不多100頁專門講此種文體。從「通俗詩」到「佛曲」再到定型的「變文」，中間還有一位大家講過這種文體。這位大家就是精通梵語和知曉多種西域文字的史學大師陳寅恪。
在《敦煌本維摩詰經文殊師利問疾品演義跋》里，陳氏說：「佛典制裁長行與偈頌相間，演說經義自然仿效之，故為散文與詩歌互用之體。後世衍變既久，其散文體中偶雜以詩歌者，遂成今日章回體小說。其保存原式，仍用散文詩歌合體者，則為今日之彈詞。此種由佛教演變之文學，貞松先生（劉案：貞松，羅振玉一別號），特標以『佛曲』之目。」此文載1930年《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後集入《金明館叢稿二編》。在陳氏的這個注讀里，我們發現：一、佛經本有長行與偈（劉案，即佛經頌詞）共處，因此散文與詩歌相互共用在理在情；二，這種文體的演變也在情在情。因此，從通俗詩到佛曲到變文，「變文」，便因勢利導而得名。得命者並非這三位大家。
《敦煌變文集》的「出版說明」講：「在公元七世紀末期以前，我國寺院中盛行一種『俗講』。紀錄這種俗講的文字，名叫『變文』。」並進一步指出：「變文是用接近口語的文字寫成的，中間有說有唱。」這一觀點和界定，事實上完全源於鄭氏。《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第33章「變文的出現」里，鄭振鐸指出：「原來『變文』的意義，和『演義』差不多的。就是說，把古典的故事，重新再演說一番，變化一番，使人們容易明白。正和流行於同時的『變相』一樣；那也是以『相』或『圖畫』來表現經典的故事以感動群眾的」。這裡，鄭氏提及到的「變相」一名，很重要。所謂「變相」，就是指把佛經用圖畫畫出來，並以這種圖畫的形式和方式，傳達佛經的旨義和趣味。也就是說，佛經的變相（佛經的圖畫形式）就是一處通俗的佛經傳播與講解的途徑與方式。何謂「變文」？為什麼「變文」從鄭振鐸始？從這裡，我們大約可知，鄭氏稱這種又講又唱（劉案，佛經的唱頌音樂就叫梵唄）又散又韻的講唱佛經的文體叫「變文」，顯然源於佛教術語「變相」一詞。由「變相」（畫）到「變文」（文），既是鄭氏的借用，也是鄭氏的創造！
由於變文通過在海外抄寫、攝影以及民間購買等更多地傳入國內以及國內的注意與研究的深入。鄭振鐸不再滿足其《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對「變文」的一般性介紹，1936年《中國俗文學史》里，而是作深入地研究和大眾性普及。《中國俗文學史》里對「變文」的來龍去脈、變文的類型、變文對它之後的文學的影響等都作了前人從來沒有過的註解。特別是在「變文」一詞的來歷和命名上，鄭振鐸指出：
一、在沒有找到「變文」這個正確的名稱之前，我們對於這個「文體」是有種種的臆測的稱謂的。在這一題識下，鄭氏否定了「變文」是「佛曲」、「俗文」、「唱文」、「講唱文」、「押座文」等稱謂。尤其是否定了王國維所命名的「佛曲」。在鄭氏看，「佛曲」本是一成熟的佛經文藝形式。而這種文體與佛曲是不相干的。
二、「變文」是「講唱」的。講的部分用散文，唱的部分用韻文。鄭氏專門指出「這樣的文體，在中國是嶄新的，未之前有的」。鄭氏還進一步指出，這種文體外全是外來的，儘管有可能是從中土的某種文體如「贊」有些關聯。
可見，「變文」一詞的命名完全為鄭振鐸氏所有。
但是，我們今日為什麼看不到這些呢。在1957年《敦煌變文集》的「出版說明」里，絲毫看不到鄭氏的影子。向達在《敦煌變文集引言》一文里，雖然講到：「敦煌石室藏書發現以後，首先是王國維，後來的鄭振鐸先生的一些朋友們，才重視其中的俗講文學和其他的通俗文學作品」。但對鄭氏的研究成果隻字不提，而只提這部《敦煌變文集》的幾位編者。而「變文」一詞的來歷和意義，由何人最先解讀和規範，更隻字不提。幸好，這篇《引文》的最後一句，讓鄭氏的在天之靈有所安慰。這句話是：
「末了，我們還得感謝鄭振鐸先生，沒有他的鼓勵（劉案，鄭為當時的文化部副部長兼國家文物局局長）和幫助，我們這一部書是不會這樣順利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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