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故事晉卦：六經皆史
隋朝大儒王通說：「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製備矣，故索然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中說》）
自其之後，「六經皆史」之說，代不乏人。如明王陽明：「五經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惡，示訓戒。善可以為訓者，特存其跡以示法；惡可以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其奸。」（《傳習錄》）清章學誠：「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文史通義?易教上》）
《周易》與史事之關聯，上一篇「大壯」卦已經述及。排在「大壯」卦之後的「晉」卦，同樣也是「六經皆史」的佐證。
「晉」是《易經》第三十五卦，卦形下坤（地）上離（火），卦象有如一輪紅日躍出地平線，象徵「進長」，現代的常用語「晉陞」、「晉位」、「晉級」皆本於此意。「晉」卦卦辭曰：「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傳統的解釋是指臣受寵於君，「康者，美之名也；侯，謂升進之臣也。臣既柔進，天子美之，賜以車馬蕃多而眾庶，故曰『康侯用錫馬蕃庶』也。『晝日三接』者，言非惟蒙賜蕃多，又被親寵頻數，一晝之間三度接見也。」（《周易正義》）
對這種望文生義的解釋，近代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先生提出了質疑。他認為康侯就是衛康叔，西周衛國的始祖。「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史記?衛康叔世家》）前代學者之所以將「康」釋為「美」，「一來不知道周初有康侯其人，二來即使知道周初有康侯其人，但為要維持文王作卦爻辭的成說，也須藏起這個證據。猶如「箕子」的被解為『荄滋』、『亥子』和『其子』。」（《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
前文「蒙」卦已經大略介紹了《周易》的產生和發展的過程，所謂伏羲畫卦，文王重卦，孔子作傳的「人更三聖，事歷三古」之說曾長期居於正統地位，受到歷代經學家的尊崇和維護。儘管自北宋歐陽修《易童子問》對孔子作「十翼」提出質疑之後，疑古之風漸啟，但在經學史上，它仍始終穩居思想學術的核心地位。
二十世紀上半葉，一個以「疑古辨偽」為特徵的史學、經學研究學術流派----「古史辨」派活躍於中國史學界，顧頡剛便是「古史辨」派的創始人之一。1929年，顧頡剛在《燕京學報》發表《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一文，對《易經》的成書年代及《易傳》中涉及上古史的部分材料進行了考辨，引起廣泛的注意。
顧氏在文中直截了當地提出了「沒有堯舜禪讓的故事」、「沒有聖道的湯武革命的故事」、「沒有封禪的故事」、「沒有觀象制器的故事」等一系列顛覆性觀點，可謂驚世駭俗，但又言之鑿鑿，不由人不信服。顧氏坦言其目的就是要「打破漢人（漢代經學家）的經說」、「破壞其伏羲神農的聖經的地位而建設其卜筮的地位」、「辨明《易十翼》的不合於《易》上下經」，就是要「從聖道王功的空氣中奪出真正的古籍」。
這意味著歷代經學家從卦爻辭中發揮出來的微言大義都是空穴來風，二千多年來經學家所遵循的「以傳解經」的研究模式從一開始就是誤入歧途。對於傳統易學而言，這種「破壞」無疑是毀滅性的。它將《周易》從「群經之首」的神壇拉了下來，明確告訴我們《周易》中經是經，傳是傳，不管其結論是否有可商榷之處，這種求真精神和實證方法確是我們解讀包括《周易》在內的古籍所應該堅持的。
如何理解《易經》中卦爻辭隱含的史事呢？顧頡剛認為：「凡是占卜時引用的故事總是在這個時代中很流行的，一說出來大家都知道的。例如現在的簽決，紙條上端往往寫著『伍子胥吳市吹簫』、『姜太公八十遇文王』、『韓信登壇拜將』、『關雲長秉燭達旦』……的故事，就因為這些故事是習熟於現在人的口耳之間的，只要說了這件故事的名目便立刻可以想出它的涵義……《周易》的卦爻辭的性質等於現在的簽決，其中也難免有這些隱語。很不幸的，古史失傳得太多了，這書里引用的故事只有寫出人名地名的我們還可以尋求它的意義，至於隸事隱約的則直無從猜測了。」（《〈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
這樣的解說確實讓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易經》中眾多類似說故事的爻辭以此去解，則可免於費盡疑猜的周折。如「伏戎於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同人》九三）、「系用徵纆，寘於叢棘，三歲不得，凶」（《坎》上六）、「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訟》上九）、「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比》九五）等等。
「晉」卦主於「臣道」，強調「人臣」在「晉陞」過程中的自我修養，「君子以自昭明德」（《象傳》）。《彖傳》進一步指出「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點明「進長」應以「柔順」為要旨。所以卦中諸爻皆以陰者為有道之象：初六雖受挫折，寬裕待進；六二雖有愁緒，守正獲福；六三見信於眾「悔亡」，六五不憂得失有「吉」，均由於柔順而「晉」途暢通。而兩陽爻則相反：九四失正不中，「晉」必有危；上九「晉」極剛亢，難免致「吝」，皆因有失柔順使「晉」途阻礙。「晉」卦卦象下順上明，也說明「順」須以「明」為前提，「順」是求「晉」的手段，「明」是獲「晉」的方向，兩者結合，方是「晉」卦大義所在。
這個道理雖不難懂，但要學而致用卻也非易，古往今來，栽在剛亢求「晉」上者代不乏人，甚至包括那些通曉易理的大師，比如易學史上赫赫有名的「京氏易學」開創者，西漢學者京房。
京房字君明，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他師從焦延壽學《易》，焦延壽是易學一代宗師，著有《焦氏易林》傳世，「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以下同）漢代《易》學流變為術數，焦延壽是始作俑者。京房盡得焦氏所學，「用之尤精」。但焦延壽卻不以為喜反以為憂，預言：「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
焦延壽的擔心來源於京房強烈的干政野心。京房將焦氏學說發揚光大後聲名鵲起，引起了皇帝關注。漢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京房走上仕途，「以孝廉為郎」。「永光、建昭間，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子說之，數召見問。」京房趁機推行其「考功課吏法」，宣稱：「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漢元帝雖然心動，但因所言「煩碎」，朝廷群臣和地方官吏一致反對，難以推行。
面對已招眾忌的局面，京房不但沒有「失得勿恤」，反而「維用伐邑」，企圖利用皇帝的信任排除異已，不自量力地將矛頭指向專權的中書令石顯和尚書令五鹿充宗，結果反被排擠出京。「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為郡守。元帝於是以房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法治郡。」
離開京城這個政治中樞，意味著京房的政治主張實際上已經破產，但他執迷不悟，仍頻頻以災異之說向皇帝上書，說什麼「臣出之後，恐必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最終被石顯等以「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王」的罪名棄市，死時年僅四十一歲。
據南朝宋劉敬叔的《異苑》記載，「京房屍至義熙中尤完具，殭屍人肉堪為葯，軍士分割之。」（《異苑?卷七》）一代大儒死後連屍身都被分食，實在可憐可嘆。我們不忍再去嘲諷他連自身的吉凶禍福都算不明白，六經皆史，能以之為鑒，就是現代人讀易的最大收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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