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鵬山：未來的大師，將出自從小讀經的民間私塾學堂

編者按

我們都知道，在19世紀末20世紀中期的幾十年里，我們出了一大批大師級的人物，幾乎各行各業都有，而他們有一個共同點：早年都受到了傳統文化教育。有了文化的底子，然後才專業，是他們的共同特徵。

作者簡介

鮑鵬山，上海電視大學教授，上海交通大學兼職教授，中國孔子基金會學術委員會委員等。央視《百家講壇》、上海電視台《東方大講壇》、上海教育電視台《世紀大講壇》、山東教育衛視《新杏壇》等欄目的主講嘉賓。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學、古代文化的教學與研究。

《南方日報》記者採訪我，問我現在中國有國學大師嗎？

我說，我們現在有很多很傑出的學者，但是，自從錢鍾書先生去世後，我們就沒有了大師。

又問：我們何時可以盼到大師出現？

我說：中國現行教育體制不可能再培養出大師了。

為什麼我這樣說？

很簡單，我們今天的教育，不再是「大學」。大師，是 「大學」培養出來的。

什麼是「大學」？

《大學》中這樣解釋「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我們今天的教育裡面，從基礎教育到大學教育，有沒有這樣的「明明德」、「親民」（一種通行的理解即是「新民」）的內容，以及「止於至善」的追求？有沒有「止、定、靜、安、慮、得」的訓練？如果沒有，我們如何「近道」？

大師之所以是大師，之所以超越同儕，就是他超越了「技」而近乎「道」。專家不是大師，專家中的頂尖專家仍然不是大師，大師與專家的區別不是量，而是質，這個質，就是「道」。

讀過《莊子》中庖丁解牛的故事嗎？那裡面提到的族庖，就是普通人，良庖就是專家，而庖丁，就是解牛界的大師。當文惠君驚嘆於他的「技」的時候，他正色告訴文惠君：「臣之所好者道也，道也，進乎技矣。」

既然已經到了「道」的層面，就不再只是某一方面的專家，他的境界一定具有超越性。所以，當庖丁和文惠君說了一番解牛之道後，文惠君的感嘆是：

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解牛之道竟然相通養生之道。什麼叫大師？大師就是通達之人：他有專業，但是，他已經超越了專業，他通識人間萬象。他不僅能在自己的專業里判斷事實，他更在廣闊的人生中判斷價值。

而我們今天的教育，說得可憐一點，從教育主管部門到校長、教師、到家長，都在奉行一種我稱之為「打工仔教育」的理念。我們大學裡的「專業」，已經不是根據人類的不同知識領域和世界的不同界面來劃分，而是根據社會的就業領域和相應的技能界面來劃分。我們的人文教育已經全面萎縮，大學中文系、哲學系嚴重減員，一流的考生都去了理工科。可是我們的科學教育，已經不是教育學生去解決問題，去探究真理，而是去適應這個技術化了的世界，以便將來能在這個大的技術體系里分一杯羹。

在這個技術至上、工具論甚囂塵上的教育理念里，你如何有希望看到大師的出現？

我們看看《學記》上對一個人的教育的具體規劃：

比年入學（每年新生入學），中年考校（每一年考核一次）。一年視（考查）離經辨志（斷句與文句理解），三年視敬業樂群（嚴肅對待學業及與同學友好相處），五年視博習親師（知識的廣博和敬愛師長），七年視論學取友（學問的見解和選擇朋友），謂之小成。

九年知類通達（分類與類推，掌握規律法則，舉一反三，融會貫通），強立而不反（樹立堅定的道德信仰，不再反覆），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

看到「知類通達」這樣的字眼，我們有沒有感慨？我們的專業越分越細，學生和學者的學術視野越來越狹窄，我們如何通達？沒有通達的視野，我們又如何確定自己專業的定位，做到真正的「知類」？

「大學」，本來就是讓我們「學大」——學大的東西；是「大之學」——有關「大」的學習或學問；也是「學者之大」——學習者真正值得自豪的，能讓自己拔萃於同類的那種素質。

所以，「大學」就是大人之學，非小人之學；「大學」就是大成之學，非小成之學。小成之學是什麼？就是「專業」，所以，孔子講「君子不器」，「專業」並局限於「專業」，即是「器」。君子當然有專業，也能從事於某些專業，正如庖丁之能解牛，但是，君子又一定能夠超越專業，有著超越專業的判斷力。

大師，只能從這樣的人群中出現。

而我們今天的教育，是「器」的教育。

所以，註定培養不出大師。

與此相關的，我們基礎教育階段的教材就註定了我們無法培養出大師。

我堅持認為，基礎教育的教材，應該符合以下幾個基本條件：

1、體現我們民族的核心價值觀；——以此培養民族精神、民族氣質、傳承民族文化，建立道德信仰。

2、必須是最經典的語文；——以此培養良好的語言感覺，培養語言藝術的鑒別力和創作力。

3、總量適中；——以此保證在較短的時間、用較少的成本就可以學到，並且可以讓接受基本教育的人就能得到相應的教育，從而獲得相應的素質。

以此反觀古代作為教育核心教材的「四書」，不得不承認，古人比我們明白：「四書」正好符合我這三個條件，核心價值觀有了；語言典範，數量有限。

大學：1751字

中庸：3568字（未確）

論語：15900字（據黃侃手批《白文十三經》）；

孟子：34685字；

合計55904字

一個小孩從頭到尾背5萬字幾年就背完了。同時還是最典範的語言，「四書」的語言漂亮、整齊、典雅，是一種高貴的體面的正派的語言。

一個現象：我們都知道，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幾十年里，我們出了一大批大師級的人物，幾乎各行各業都有，而他們有一個共同點：早年都受到了傳統文化教育。有了文化的底子，然後才專業，是他們的共同特徵。

我們可以這樣結論：沒有文化的人，我們可以把他們培養成技術員，培養成專家，培養成科技人才，但是，無法成為大師。

好的教材是教育成功的根本保證。我們今天這樣的教材和系統，已經註定不可能培養出大師。因為，我們的教材，嚴重缺乏文化的含量，在過分的無知的強調教材所謂「貼近孩子」的理念之下，嚴重低幼化、弱智化、無文化。

有一個現象真正令我們感慨：

古代的鄉村教育往往是大師的搖籃。魯迅、胡適都是鄉村老秀才教出來的。

魯迅，紹興人，少年時代在家塾學習詩書經傳，三味書屋的老秀才給了他文化的基礎。

胡適，安徽績溪人，5歲啟蒙，在安徽績溪老家受過9年私塾教育，打下古文基礎。

陳獨秀，安徽安慶人，從小跟隨祖父陳章旭讀四書五經。

郭沫若，四川人，幼年在家塾讀書。

巴金，四川人，自幼在家延師讀書。

錢鍾書，江蘇人，出生於詩書世家，自幼受到傳統經史方面的教育。

錢穆，江蘇人，九歲入私塾，1912（17歲）年輟學後自學，任教於家鄉的中小學。

江、浙、皖，蜀這樣的地方，多少大學者，幾人不是在鄉村受的基礎教育。

他們的幼年教育，根本沒有什麼教學法，三味書屋的壽鏡吾老先生，其教學方法，不過就是瞪著眼睛，大聲說：「讀書」！魯迅先生接著寫道：

於是大家放開喉嚨讀一陣書，真是人聲鼎沸。有念「仁遠乎哉我欲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齒缺曰狗竇大開」的，有念「上九潛龍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錯厥貢苞茅橘柚」的……。

就在這人聲鼎沸之中，一代大師，悄悄成長。

壽鏡吾先生的訣竅，就是：1，讀書；2，讀文化經典。

我們今天的中小學語文應試教育，其訣竅是：

1，讀白開水一樣的無聊課文；2，做反反覆復的無聊練習。

大師在哪裡？原來有，現在被「無聊」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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