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詩歌而受難的哈姆雷特：帕斯捷爾納克，剎那的幸福與刺痛
作者=夏榆
來源=2018年6月《經濟觀察報·書評》
在語言中延續一切消逝之物的存在。這是詩人與藝術家的使命。
現在當我們的目光穿透時間的迷霧，回望20世紀風雲，凝視俄羅斯遼闊疆域和紛繁複雜的歷史深淵，聆聽響徹在這片古老土地的世紀悲歌。更能理解獨屬於俄羅斯作家的命運及生存境況。革命、叛亂、大清洗、恐怖、殺戮、迫害和摧殘。這是俄羅斯從未停止過的歷史情景劇。在此背景下，也更能理解俄羅斯作家們「創造性的工作」。是的，沒有索爾仁尼琴，世界就難以知曉古拉格的殘酷；沒有布羅茨基，人們就無法領略勞改營與理智的悲傷；沒有阿赫瑪托娃和曼德爾施塔姆，白銀時代罹難的作家和被摧殘的詩人就被遮蔽遺忘，發生在這個國度的浩劫和人道災難就難以被講述。沒有作家的講述，世界就難以知曉這個國度的暴行和荒謬。
而帕斯捷爾納克與《日瓦戈醫生》，這曾經激蕩的生命哀歌隨著它的世界性流傳，悲傷的雲翳瀰漫在20世紀的時空。「我很幸運，能夠道出全部。」這是帕斯捷爾納克在飽經磨難之後的臨終遺言。當我們再次緬想這個人和他的創造物時，襲擊心頭的是剎那的幸福與刺痛。
被刺穿的鐵幕
如果在天有靈，帕斯捷爾納克應該為環繞著《日瓦戈醫生》的出版故事感到幸福。
這暗中之幸在他生前已經出現。那是來自蘇聯境外的熱愛作家的出版家和翻譯者的蒞臨。
1956年5月20日，帕斯捷爾納克秘密授權義大利出版商賈科莫·菲爾特里奈利出版《日瓦戈醫生》的義大利語譯本。最初小說的列印稿是交給莫斯科廣播電台記者謝爾吉奧·德安吉羅，他同時為菲爾特里奈利工作，在俄國探尋有出版潛力的文學作品。1956年德安吉羅在帕斯捷爾納克莫斯科近郊的家中做過訪問，帕斯捷爾納克交給德安吉羅的小說版本，是最早以極快的速度被連續偷運出蘇聯的《日瓦戈醫生》列印稿之一。而這部列印稿如今收藏在胡佛研究所。
2017年深秋，我在美國西海岸旅行。出版人開車，我們沿著環太平洋岸的1號公路，由洛杉磯的小鎮爾灣出發到舊金山。中途在斯坦福大學停留，按照約定出版人在斯坦福大學東亞圖書館安排一場我的文學演講活動。那天午後我們提前趕到斯坦福大學校區，開始在一間肯德基店小憩。預約的時間到，我們開車進入斯坦福綠草如茵的校區。進入校門之時先看到胡佛研究所，出版人指給我看那幢漂亮的褐紅色樓房時我的心裡有些悸動。因為已知胡佛研究所深藏著世界珍貴的典籍和世紀之迷的秘笈。而一年之後的今天，當我打開《日瓦戈醫生出版記》時，再次看到斯坦福大學和胡佛研究所的名字，同樣感受到內心的悸動。原因是在胡佛研究所的圖書館竟然珍藏著近三十多個語種，不同時期和不同版本的《日瓦戈醫生》。
2014年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向公眾展出《日瓦戈醫生》不同語言的版本，由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哲學系教授保羅·曼科蘇撰寫的《日瓦戈醫生出版記》講述發現和收藏的故事。當時的情況是，菲爾特里奈利拿到書稿以後寫信給帕斯捷爾納克，詢問《日瓦戈醫生》的俄羅斯版本何時出版。當時的情況是，《日瓦戈醫生》屢遭退稿，飽受批評。儘管有「文藝社」這樣的出版機構的出版約定，帕斯捷爾納克知道，小說不會出版，在他有生之年都很難出版。菲爾特里奈利徵詢相「文藝社」的意見，得到的回答是，編輯工作正在進行，在蘇聯出版發行之前，請等待下去。就在這時，波蘭雜誌《Opinie》(「意見」)刊登日瓦戈的幾首詩，以及若干片段，蘇聯作協秘書處為此傳喚帕斯捷爾納克。他以生病為由沒有到場，由妻子伊文斯卡婭代替自己接受傳喚。
1965年，大衛·里恩導演的電影《日瓦戈醫生》
《日瓦戈醫生》在義大利的出版，讓職業出版家菲爾特里奈利成為反書報審查的英雄。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始，沒有一個蘇聯作家可以在沒有得到蘇聯當局的許可前，在國外出版自己的作品。與外國出版社簽訂合同，被視為一種對當局的反抗；接受外方的版稅則是更加嚴重的罪行。蘇聯作協要求伊文斯卡婭與德安傑羅聯繫，不惜一切代價索回小說手稿。有關方面開始向菲爾特里奈利施加壓力。菲爾特里奈利答覆說，他認為《日瓦戈醫生》是一部傑作，無論如何他都要出版此書。蘇聯「國際圖書」組織威脅將菲爾特里奈利送上法庭。直到最後一刻，蘇爾科夫仍然要求將手稿歸還蘇聯，說是「為完成統計工作」，作協的虛偽讓帕斯捷爾納克憤怒。
1956年11月，《日瓦戈醫生》的義大利語版問世。
義大利語版的譯者是佩得羅·茨維捷列米奇，「她意識到使命之偉大，作品譯得既動情又精細。」小說剛一發行（1957年11月23日開始在書店發售），蘇聯當局立刻要求帕斯捷爾納克與西方記者見面，要他在見面會上表示自己與據稱將手稿偷運出境的出版商脫離關係。這個主意出自蘇共中央文化部長波利卡爾波夫。12月17日，一群外國記者被送到帕斯捷爾納克的別墅，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帕斯捷爾納克說，惟一的遺憾是小說缺少俄語版。
「我的作品遭到批判，可是居然誰都沒讀過。為了批判，一共只用幾頁摘抄。」
義大利語之後是法語版。1957年2月，帕斯捷爾納克認識來自法國的年輕女士傑奎琳·德普呂艾雅爾。傑奎琳從帕斯捷爾納克那裡得到小說《日瓦戈醫生》的列印稿，送交伽利瑪出版社。帕斯基爾納與傑奎琳簽訂一份委託書，由她代理在國外的事務。
此後小說聲名遠播。包括英語、法語、德語、波蘭語、義大利語、俄語、拉脫維亞語、愛沙尼亞語。據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圖書館收藏有《日瓦戈醫生》近三十個版本。胡佛研究所副所長埃里克·瓦金（Eric Wakin）在《出版記》的序言中談到這本書歷經滄桑與磨難的出版史時說：「這部世界文學傑作漫長的流傳旅程，是冷戰時代思想戰場上最重要的篇章。」
用斧頭解決爭議
1958年10月23日，帕斯捷爾納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諾貝爾基金會秘書安德斯·埃斯特林給帕斯捷爾納克拍了一封電報，祝賀他獲獎，並邀請他出席定於12月10日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頒獎儀式。帕斯捷爾納克用法語回復了埃斯特林的電報：「無限感激，感動，自豪，吃驚，慚愧。」第二天早晨，時任蘇聯作家協會書記處第一書記的康斯坦丁·亞歷山大羅維奇·費定，來到帕斯捷爾納克的別墅，在二樓的書房費定與帕斯捷爾納克進行一場激烈的交談。費定勸說帕斯捷爾納克放棄諾貝爾獎，他是代表官方發言，而非表達個人觀點。帕斯捷爾納克態度強硬，表示不會放棄諾貝爾文學獎。費定壓低聲調，做出推心置腹的樣子，說自己也是迫不得已。還說如果帕斯捷爾納克不放棄，後果將難以逆料。帕斯捷爾納克不相信官方的抵制態度，他以為蘇聯作協會把授獎當作榮譽。
在諾貝爾獎的百年歷史中，似乎只有德國納粹和蘇聯政權敵視這個獎項，將獲獎者作為異己分子對待，並且發動體制性圍剿和迫害。諾貝爾文學獎當然不是衡量文學終極價值的唯一標準，2018年春夏之際爆出的瑞典學院的性醜聞以及它的信譽危機，也說明諾貝爾並非至高無上，然而百年來因為世界最傑出的作家因為這個獎項而聚集，傑出作家賦予它的光榮使這個獎項具有巔峰的意義，歷經百年之生命。在諾獎的歷史上，有作家缺席（比如海明威），也有作家拒絕（比如薩特），然而帕斯捷爾納克卻是因壓力而放棄的。這不是他的怯懦，而是他的祖國政權的殘酷。
《日瓦戈醫生出版記》
（美）保羅·曼科蘇 / 著
初金一 /譯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8年3月
由俄羅斯詩人德·貝科夫撰寫的《帕斯捷爾納克傳》記述了圍繞帕斯捷爾納克獲諾貝爾獎引發的風波以及圍剿和迫害狂潮。1958年10月27日，蘇聯作協理事會主席團召開緊急會議。一位作協聯絡員上門給帕斯捷爾納克送來參會通知。「他的臉色陰沉下來，捂住胸口費力地上樓，進到自己的書房。我一下意識到，他不會被赦免，舉國上下為他準備好一場懲處，他將遭受萬眾踐踏。直到迫害致死。」10月27日蘇聯作家楚科夫斯基寫下這篇日記，記錄當時的情勢。帕斯捷爾納克雖然精神高度緊張，但情緒並沒低落，反而保持著個人正義的強大力量：「我想，諾貝爾獎帶給我的喜悅不會是孤單的，它涉及我作為其中一部分的社會。我覺得這項榮譽並不僅授予我，也授予我所從屬的文學。捫心自問，我也算為它做過點什麼。無論我與時代之間的爭議多麼巨大，我都不認為此時此刻它們需要用斧頭來解決。我相信大地和生活中存在著崇高的力量，唯有天空能禁止我始終保持高傲和自信。」
不同版本的《日瓦戈醫生》
10月26日，《真理報》發表對《日瓦戈醫生》的批判文章，標題為《由一棵文學雜草引發的反動宣傳之喧囂》。就在同一天，《文學報》略經刪節，刊登《新世界》編委會關於《日瓦戈醫生》的退稿信。輿論界組織，要求以蘇聯文學青年的名義譴責帕斯捷爾納克。一些志願者帶著聯名書，挨個走訪高爾基文學院的宿舍，大約三分之一的學員簽了名。為逃避簽名，有人躲進茅廁，有人曠課，也有人跑到熟人處過夜。參加示威的志願者也寥寥無幾，只有三十多人。《猶大，滾出蘇聯去》的招貼畫也出來，帕斯捷爾納克被畫成猶大的模樣。面部的猶太特徵突出，旁邊亂畫一個歪斜的口袋，裡面裝有美元，猶大貪婪地撲過來。這幫人舉著招貼畫，來到沃洛夫斯克大街的作協所在地示威。對帕斯捷爾納克的圍剿和批判，發展成大規模的政治運動。
帕斯捷爾納克被開除出作家協會。
對作家圍剿和批判的風暴持續到1959年3月，最後批判演變為人身迫害。
這場風暴最終奪去帕斯捷爾納克的生命。
把自己變成鐵石
流亡美國的俄裔美籍作家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針對《日瓦戈醫生》在暢銷書榜單上壓倒《洛麗塔》的情勢，也作出過反應。納博科夫譏嘲帕斯捷爾納克。「他將日瓦戈稱為莫名衝動的醫生，將拉拉稱為來自恰爾斯克的女巫，整部作品被比作馬糞紙托盤上靜靜的頓河，納博科夫將帕斯捷爾納克與肖洛霍夫相提並論，後者被他視為一個沒有人性的作者，不斷地惡化，最終歸為一部低劣的長篇。納博科夫的這種回應的侵略性是由文學外圍狀況所引發，或者更簡單地說是緣於粗鄙的妒意。」此細節出現在《帕斯捷爾納克傳》中。
孤立而無援。苦痛之煎熬。這樣的體驗在帕斯捷爾納克生前從不陌生。
1929年夏天，帕斯捷爾納克身陷孤獨與痛苦。折磨他多年的牙疼，迫使他去看醫生，對頜骨做透視。醫生的判斷是神經痛，卻發現頜下囊腫，病變侵蝕到骨骼。必須手術。先要拔去七顆下牙，然後清除囊腫，二十分鐘應該完成的手術，花去半個小時。除此之外，由於局部麻醉未起作用，醫生又害怕施行全身麻醉會損傷面部神經，每一次被觸碰，都令他痛苦得喊叫。妻子守在門外，心驚膽戰地聽著。出院之後，傷口癒合得很快。只是兩星期內不能說話。重要的工作只好暫且擱置。帕斯捷爾納克可以在清心寡欲的情況下寫作，但身體起碼要相對健康。病痛使他情緒沮喪。「我孤獨而鬱悶地存在著」，這年的12月1日，他寫信給詩人茨維塔耶娃說：「我完全處於當地文壇之外，也就是說我本有情而別人無義」；「我活得再難不過了，寫作也步履維艱」。在12月24日的信中，他再對茨維塔耶娃說：「表面上，我把自己變成了鐵石。」
1928年他開始寫作《安全保護證》。這部作品探究的，是個人歷史的保存，是與偉大而敬愛的里爾克和馬雅可夫斯基的影子告別。也是與自己的影子告別。這是他的精神遺囑，他的自我見證。然而這次寫作彷彿是某種讖言。兩年後災難性事件接踵而至，作家徹底喪失安全感。大清洗的運動正在展開，逮捕知識分子的浪潮出現，所有人均被席捲，無一倖免，最無辜的人遭戕殘，僅僅因為單純，因為無人替他求情或者求情乏力。
帕斯捷爾納克感受到這一切，1952年秋天，帕斯捷爾納克終於決定為自己鑲一副新牙。妻子認識一位出色的牙醫，她說服丈夫去找他。假牙鑲得不成功，他無法咀嚼，動不動就要縫線和修補，非常難受。10月20日，一次例行的診治之後，他回到家，突然失去知覺。妻子給他敷上熱水袋，叫了救護車。只過了七分鐘，救護車就以驚人的速度趕來，醫生當場懷疑是心肌梗塞。注射了樟腦和嗎啡。帕斯捷爾納克很快蘇醒，稱自己胸部劇痛。醫生警告說，如果不儘快去醫院，病情可能成為一場災難。他被抬上車，去鮑特金醫院的路上，他開始吐血。心臟科病房沒有空位，只能把他安置在走廊，按照蘇聯醫院的習慣，妻子被禁止在身邊陪護，不得不返回莫斯科的家裡。
在俄羅斯的苦難大地，也許只有古羅馬的斯多葛主義和基督徒情懷才能抵禦頻繁襲擊的厄運，而這兩種哲學或世界觀被身處厄運中的帕斯捷爾納克所運用。後來發生的事情難以理喻。帕斯捷爾納克非但沒有死的恐懼，沒有肉體的疼痛，也沒有待在醫院走廊里的絕望，他反而感到一種歡欣和幸福的迸發：「那似乎是生命最後一瞬的時刻，讓人比此前任何時候都想跟神說話，讚美眼前所見的一切，將它們捕捉並深深刻印。『上帝』，我悄聲低語，『感謝你投下如此濃厚的色彩，造就這般生與死，感謝你的語言——絢麗壯觀，宛如天籟，感謝你使我成為藝術家，創作即是你的學派，感謝你始終為這個夜晚塑造著我。』我因這幸福而歡欣而悲泣。」
幸運道出全部
悲欣交集。這是帕斯捷爾納克宿命般的體驗。
在他身陷迫害狂潮的時候。環繞著他的除了圍剿和迫害，還有誠摯的熱愛。這是文明之光的照耀。20世紀是風雲激蕩的世紀，也是人的激情豐沛的世紀，是大師輩出，英才馳騁的世紀。
1956年帕斯捷爾納克也將《日瓦戈醫生》的列印稿交給過澤莫維特·費德斯基、以賽亞·柏林、喬治·卡特科夫、伊蓮·佩爾提耶、雅克林·德·普羅亞。這些列印稿今日尚存。一份存於波蘭，兩份存於法國，一份存於英國，還有一份在2015年從英國來到斯坦福大學。
以賽亞·伯林是《日瓦戈醫生》的列印稿擁有者。他是英國哲學家和政治思想史家，20世紀最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之一，1945年夏天，作為駐莫斯科的英國大使館官員，伯林訪問了當時身處困境的阿赫瑪托娃和帕斯捷爾納克。柏林對帕斯捷爾納克的評價是：「他從末成為一個流亡者。他一直留在自己的祖國，始終與他的民族共患難。他是俄羅斯文學史上所謂白銀時代的最後一位也是其中最偉大的一位代表。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很難再想出一位在天賦、活力、無可動搖的正直品性、道德勇氣和堅定不移方面可與之相比的人。」以賽亞·柏林在其著作《蘇聯的心靈：共產主義時代的俄國文化》中回憶這次會晤時說：「他從未停止寫作，當1940年代斯大林開始對文學界和藝術界進行大迫害的時候，他的作品實際上是被禁止的，允許他發表的東西微乎其微。但是作為一個偉大的、無可爭議的天才，他的作品只要存在就仍然有對有文化的俄國人以及其他許多人產生深刻的道德影響。許多人只是通過傳聞知道他的成就，但把他視為世俗的聖徒和殉道者。他始終不顧可怕的壓力而忠於自己的信念和藝術，而其他作家則在這些壓力面前屈服了。」由於圍繞其掀起的風暴，《日瓦戈醫生》被世界所知曉，它的種子被播撒到遠方。這部被稱為「天才的失敗之作」的作品，在西方兩次被搬上熒屏。帕斯捷爾納克為它而生，並付出一生的代價。關於這部作品，撰寫的大量論著，所有文獻的篇目加在一起，比小說本身更厚重。經歷時間的淘洗和時代的磨礪，《日瓦戈醫生》已成世紀經典，矗立在文明的殿堂。
偷運出《日瓦戈醫生》手稿的以賽亞·伯林
《出版記》只有118頁，版本為1/32開本，然而這是一部重要且具文獻意義的書。它收集《日瓦戈醫生》在西方，在東歐和南美的出版情態，並講述出版秘辛。美國中央情報局對小說出版的介入和秘密計劃。1958年1月2日的一份中情局文件顯示，中情局總部收到一份《日瓦戈醫生》的縮微膠片。中情局所得到的文本，是一直藏在英國的兩份完全一樣的本子之一。中情局的計劃是在美國製作一份俄文版，第二部分是在歐洲印刷一個版本，並在1958年夏天的布魯塞爾世界博覽大會上發行。後來的媒體報道說明，有船員通過「喬治亞號」將這個版本走私進入蘇聯境內，蘇聯駐比利時大使因此事件被免職。
作者保羅·曼克蘇言及寫作此書的初衷時說：「研究《日瓦戈醫生》編輯史的過程中，我還為一個問題所吸引，那就是鐵幕是怎樣被刺穿的。儘管《日瓦戈醫生》在蘇聯曾經是禁書，鐵幕後各國語言的譯本都在蘇聯和東歐各國得到流傳和閱讀。」
「閱讀《日瓦戈醫生》應該慢速，就像他被書寫時那樣。每天一兩頁，有時一段就夠了。讀者一整天都會感到自己是幸福的，會聽到彷彿是帕斯捷爾納克直接向你耳邊發出的悲欣交集的聲音。」首次將小說改編為影視劇的作者尤里·阿拉波伏說。2005年，根據《日瓦戈醫生》改編的十一集電視連續劇在俄羅斯拍攝完畢，並於次年公開播映。
「生命美好」。這是帕斯捷爾納克在臨終前說的話。其時他諸病纏身，病痛不止息地襲擾。他躺在別列捷爾金諾的居所，孤絕無助。救護車無法駛出莫斯科城外，而政府醫院和作家醫院也不再收治他。去世前三天，例行的輸血暫時給了他力量。「假如就這樣死去，也沒什麼可怕的。」他說道。在彌留之際，他懷著傷慟，承認自己被人世間的庸俗所戰勝，他仍然對妻子說：
「我快樂。」說完這句話帕斯捷爾納克神智清醒地撒手人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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