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抗戰歌曲的創作、傳播與意義

楊建黨

上海抗戰歌曲興起於 「九一八」事變之後，1937年盧溝橋事變、特別是「八一三」淞滬會戰後，上海抗戰歌曲的創作與在上海地區的傳播呈現繁榮。同年11月上海淪陷後，上海抗戰歌曲的創作與在上海地區的傳播漸趨衰落。

上海抗戰歌曲的創作群體主要包括兩類，一是以蕭友梅、黃自、周淑安、青主、應尚能、吳伯超、朱英、陳田鶴、江定仙、劉雪庵等為代表的上海國立音專師生；一是深受「五四」以來左翼革命文化傳統影響的音樂家，如聶耳、田漢、冼星海、張曙、任光、呂驥、賀綠汀、光未然等。1930年代，無論是上海國立音專師生所代表的「學院派」群體，還是左翼革命文化傳統影響下的音樂家群體，上海音樂家在國家、民族大義面前，都能夠超越種種隔膜與分野，投身抗日文化救亡運動之中。

上海抗戰歌曲大多採用進行曲的形式，雄勁剛健的旋律和堅定有力的節奏等進行曲的基本特點，與歌詞中常常出現的「中華」「河山」「長城」「國土」「前線」「巨浪」「熱血」「號角」「炮火」「怒吼」等文字意符激發心靈震撼；上海抗戰歌曲亦不乏抒情類，以較濃郁的中國民族特色來表現民族危亡的情境下山河家國等圖景，如1933年安娥、聶耳創作的 《賣報歌》，1935年田漢、聶耳創作的《告別南洋》，1937年田漢、賀綠汀創作的 《四季歌》《天涯歌女》等。上海抗戰歌曲能正確把握西方先進音樂技術與中國傳統音樂文化之間的平衡。

上海抗戰歌曲充滿革命性與時代性。第一，控訴日本帝國主義罪行。1935年，許幸之、聶耳創作了《鐵蹄下的歌女》：「誰甘心做人的奴隸，誰願意讓鄉土淪喪？可憐是鐵蹄下的歌女，被鞭打的遍體鱗傷！」1937年，潘孑農、劉雪庵創作了 《長城謠》，講述日軍燒殺搶掠的滔天罪行與人民被迫流亡的苦難：「自從大難平地起，奸淫擄掠苦難當。苦難當，奔他方，骨肉離散父母喪。」第二，反對妥協投降。「八一三」淞滬會戰開始後，胡然、江定仙創作《打殺漢奸》，該歌曲旋律有力果斷，歌詞表意清晰：「漢奸是心腹的大患！不肅清自己的陣線，怎救得當前的國難！」用複句表達中華民族「打殺漢奸」的心聲。第三，動員大眾堅持抗戰。《抗敵歌》採用一問一答形式指出：「中華錦繡江山誰是主人翁？我們四萬萬同胞！強虜入寇逞凶暴，快一致持久抵抗將仇報！」《義勇軍進行曲》旋律雄渾激昂，「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前進！進！」第四，謳歌抗日戰場英雄。1937年，麥新以此為素材創作了 《大刀進行曲》，該歌曲原副標題即為 「獻給二十九軍大刀隊」。1937年，上海國立音專作曲系學生夏之秋與詩人桂濤聲合作創作了 「像是從心底自然地湧現出來」的《歌八百壯士》。

1930年代，以音樂家為主體的上海各界人民緊密結合上海近代都市文化的實際情況，採用多種形式傳播上海抗戰歌曲，讓其傳得開、唱得響。

書刊是上海抗戰歌曲傳播的重要載體。早在1931年，上海國立音專就編輯出版《樂藝》《音樂雜誌》《音樂周刊》等雜誌，這些雜誌幾乎每期都登載上海國立音專師生創作的抗戰歌曲。1935年，上海《電通畫報》第 1期刊登了《義勇軍進行曲》樂譜,該樂譜以萬里長城作為背景圖案，上書「還我河山」四個大字。自1934年以來，上海陸續出版了許多抗戰歌曲集。其中麥新、孟波編《大眾歌聲》，該書彙集包括《國際歌》在內的抗戰歌曲80多首，再版達4次；周巍峙、孫師毅合編了《中國呼聲集》，愛國主義者李公朴在序言中將該書稱作為「極端需要的一冊大眾歌唱的必備書」。

近代化的都市新媒介為上海抗戰歌曲的傳播擊鼓搖旗。《義勇軍進行曲》《開礦歌》《畢業歌》《長城謠》等電影主題曲或插曲隨著影片在劇院上演而為大眾所傳唱。滬上時有「街頭遍唱《春天裡》，巷尾和鳴《四季歌》」說法；百代公司除錄製了 《從軍歌》《漁光曲》《自由神》《大路歌》《救亡之歌》《告別南洋》《熱血》等抗戰歌曲唱片，還利用胡蝶、黎莉莉、白虹、龔秋霞等影劇明星演唱的社會效應來增加上海抗戰歌曲的推廣效果。上海「交通」「大陸」「中西」「友聯」等電台先後開設了抗戰歌曲專題節目。淞滬會戰期間，上海抗戰歌曲的唱片出版比重和電台播放頻率均大幅度增長。

歌詠合唱活動開闢了上海抗戰歌曲傳播的重要陣地。1935年 2月，被譽為「救國會的拉拉隊長」的劉良模主持成立「民眾歌詠會」，成為當時上海最具影響力的抗戰歌曲歌詠團體之一。1935年5月，呂驥、沙梅等主持成立「業餘合唱團」也影響較大,周巍峙、孫慎、麥新、孟波等成為該團體的骨幹成員。上海歌詠合唱活動開展非常廣泛。1936年 6月7日，上海民眾歌詠會在南市區公共體育場組織開展群眾抗戰歌曲歌詠活動。上海《生活時報》報道當時盛況：「群眾鐵的長城般的隊伍,隨著響徹雲霄的《救國進行曲》歌聲,退出了公共體育場……」10月 22日，上海各歌詠團體聯合為魯迅葬禮舉行聲勢浩大的「輓歌遊行」,演唱《義勇軍進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歌曲。1937年 8月 8日，國民救亡歌詠會在上海文廟舉行成立大會，自發而來的1000多名群眾在麥新指揮下高唱 《大刀進行曲》。上海抗戰歌曲歌詠合唱活動成功營造出大眾主動參與的集體氛圍，產出一種強烈的民族危亡情境下的共同體意識。劉良模形象地回憶：「凡是會唱歌的人，都應該把這些雄壯的歌曲傳播到他四周的群眾中間去。」

1930年代，上海抗戰歌曲的創作與傳播雖然在上海這一國統區空間內展開，但作為抗日戰爭中流砥柱的中國共產黨仍對其產生重大影響，扮演著有力號召者與堅強領導者角色。

其實，上海抗戰歌曲的創作與傳播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左翼文化運動具有極大淵源。早在 1935年，為響應《八一宣言》中建立「國防政府」的主張，呂驥、周巍峙等音樂家提出的「國防音樂」口號曾引起上海社會各界廣泛矚目。「八一三」淞滬會戰剛爆發，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領導的 「中國劇作者協會」倡議組織演劇隊奔赴抗戰前線進行救亡宣傳。上海音樂界的進步文藝工作者紛紛響應，迅速組成了救亡演劇隊、國民歌詠救亡協會等 「文化戰鬥的游擊隊」。其中，田漢、呂驥、張曙、冼星海、安娥、任光、賀綠汀、麥新、光未然等中共黨員或進步左翼音樂家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領導或骨幹作用。

上海抗戰歌曲的創作與傳播體現著將碎片化、分散化的大眾意識整合為一種與民族危亡情境相匹配的社會精神的不懈努力。豐子愷曾指出：「抗戰以來，藝術中最勇猛前進的要算音樂……，只有音樂，普遍於全體民眾，像血液周流於全身一樣。我從浙江通過江西、湖南，來到漢口，在沿途地逗留，抗戰歌曲不絕於耳。」上海抗戰歌曲飛越祖國長城內外、大江南北，發揮了使「親者快，仇者痛」的巨大作用。1937年，「八百壯士」在上海四行倉庫保衛戰中高唱《義勇軍進行曲》，無畏戰鬥；1938年，中國軍隊在台兒庄與日軍浴血奮戰，硝煙瀰漫的戰場上不時傳來《大刀進行曲》的雄壯歌聲；在延安，女作家陳學昭唱起上海抗戰歌曲，「特別是唱到『抗戰的一天來到了』的時候，感到揚眉吐氣」。在長沙，幼時的戴鵬海教授在老師手風琴伴奏下第一次高唱 《打殺漢奸》，「唱完還領著全班喊『打倒漢奸賣國賊』的口號」。

上海抗戰歌曲還超越了國家地域空間，具有鼓舞世界人民進行反法西斯戰爭的國際意義。劉良模在美國期間與黑人歌唱家羅伯遜用中、英文聯合錄製了《義勇軍進行曲》；周小燕在新加坡應百代唱片公司邀請為《長城謠》灌制了唱片。該歌曲發行到國外並在世界華人範圍內掀起了一股抗敵愛國熱潮。1938年，在法國巴黎的世界反法西斯侵略大會上，任光指揮華僑合唱團演唱了多首上海抗戰歌曲。李抱枕編譯英文版《中國抗戰歌曲集》，將包括《抗敵歌》《長城謠》《義勇軍進行曲》《大刀進行曲》等上海抗戰歌曲在內的12首歌曲推向世界。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進程中，上海抗戰歌曲將上海、中國與世界緊密地連在了一起。（作者為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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